第二节 瑞安学派与方成珪

瑞安学派是清中叶后一个重要的地域学派，考据学是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的终身事业。方成珪是瑞安学派的中坚力量，也是瑞安考据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方成珪于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历任海宁州学正、宁波府学教授等。生平博览群书，精于音韵训诂、勤于校雠，著有《集韵考正》《韩集笺正》《字鉴校注》《唐摭言校正》《敬业堂诗校记》《干常侍易注疏证》《宝研斋吟草》和《守孔约斋杂记》等著作13种，约计150卷。清代学者黄式三非常赏识其才华，称赞“瑞安治考据之学自成珪始”[7]，朴学大师孙诒让对他更是推崇备至。

有清以来，讲议学派之风大盛。先有浙东、浙西之分，后有吴、皖之别。瑞安出现了孙希旦、方成珪、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孙诒让、陈虬、陈黻宸、黄绍箕、黄绍第和宋恕等一批在浙江，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学术群体。学界已有如俞天舒《黄绍箕集》（1998）、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2003）、李海英《朴学大师孙诒让传》（2007）、陈镇波《宋恕评传》（2010）、尹燕《陈黻宸学术思想研究》（2011）、洪振宁《孙希旦：清代品学兼优大学者》（2015）等成果。前贤时修之研究多为介绍瑞安学者时连带而及，未有专门从地域学派视野下考察方成珪生平学术之研究。爬梳剔抉，综述如次。

一 关于地域学派的研究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区域内涵。正是这种地域差异性，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涌现了许多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当前关于地域学派之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一是湖湘学派研究。湖湘学派起于北宋周敦颐，中经胡安国、胡宏、张栻宣讲，后历朱熹、王夫之推动传播，至清末邓显鹤、曾国藩光大，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跨越了千余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学界对湖湘学派的研究，随时间的发展而呈现一定阶段性。20世纪以前，学界主要从代表人物、学术渊源、学术特色和成就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代表性著述如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介绍了张栻生平、本体论逻辑结构体系、认识论思想体系特色和人性哲学、圣德王功之学、道德学说及道德规范系统与教育思想，指出湖湘学派是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重要学派。[8]还有陈谷嘉等《湖湘学派源流》则对湖湘学派思想渊源、学术成就、学派特色、代表人物、师承关系、传统走向和历史影响诸方面作了多方位、多视角对比考察，阐述了湖湘学派与同代朱熹闽学、陆王心学、南宋浙东学派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之关系[9]。

21世纪后，学界逐渐转向湖湘学派文学成果及其与其他学者或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如宁淑华《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突破理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以湖湘学派大家所存文集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了湖湘学派文学思想及其作品，提出湖湘学派文学的总体特色为：重道轻文的文学观念、论学论道的本色追求、慷慨论证的经世趋向和诗歌明道以节情。[10]又如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结合理学思潮史背景，重点解析了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等与湖湘文化及其他地域学派之间的关系。[11]再如杜钢建等《李栗谷的法思想与湖湘学派》[12]和刘俊《“观过知仁”说释义——兼论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13]将李栗谷的法思想、朱子的“观过知仁”与湖湘学派思想进行对比，探究其中的异同与价值。这些成果中不仅有宏观的纵向梳理，也有微观的横向对比，研究视野总体较为开阔，但交叉研究类成果稍显欠缺。

二是永嘉学派研究。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浙东永嘉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一个儒学流派，它是南宋浙东学派中一个先导学派，它曾与理学派、心学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20世纪末以来，相关的研究论文，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出现许多佳作。21世纪以前，学者主要从总体上讨论永嘉学派学术渊源、成就与地位。代表作如章柳泉《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系统论述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成因、影响，对事功学派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方法和风格进行探讨，梳理出南宋事功学派学术思想及成就。[14]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考证叶适与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及流传，认为叶适早期的思想与朱熹没有严重分歧，当其罢官回乡重新思考哲学，并建立理论体系后才明确反对道学思想。[15]还有陈国灿《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历史地位》指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当时事功思潮的主流，其一度与理学相鼎峙，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对后世的影响很深远，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6]

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视野逐渐扩大，学者们开始对永嘉学派史学、经济、法律等思想进行探究。如方如金等《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从学派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所坚持的历史进步论、呼吁史学体裁的变革及主张六经皆史、注重发挥义理的观史方法等角度入手，分析了永嘉学派的史学思想，指出其史学思想始终围绕“事功之学”“经世致用”的大方向展开，贯穿着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17]又如方如金、赵瑶丹《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主要从经济角度总结了永嘉学派主张“农商并重”，提倡保护富人，倡导轻徭薄赋，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发展的各种措施，以实现藏富于民，最终达到民富国强、国家中兴之目标。[18]还有王宇《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19]和刘冬梅《叶适事功法律思想研究》[20]等集中分析了永嘉学派游学与法律思想活动。这些研究跳出了纯学术研究，注意从文献中发掘对社会发展有启发意义的内容，视角更为多元，论证更为深刻。

三是泰州学派研究。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思想启蒙学派，学派创始人王艮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涌现了一些佳作。如林子秋等《王艮与泰州学派》重点介绍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家世、生平、著作和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阐述了泰州学派巨擘王栋、王襞，学派代表颜钧、何心隐、李贽、焦竑、汤显祖和袁宏道等学术思想及其成就。[21]蔡文锦等《泰州学派通论》从胡瑗与泰州学派渊源关系、王艮与泰州学派创立、泰州学派其他代表人物三方面探讨了泰州学派学术渊源、代表人物、学术成就及历史影响，指出泰州学派的产生是宋明理学演变的必然，其总体发展趋势是从理本论走向心本论。[22]还如吴震《泰州学派研究》从厘定“泰州学案”入手，集中探讨了泰州学派王艮、王襞、王栋、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主要代表的思想及行为，认为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有浓厚的社会取向、政治取向和宗教取向，其思想立场大多取于阳明心学的“现成良知”说，同时又有“回归孔孟”的思想。[23]这些佳作多从整体上纵向考察泰州学派学术渊源与历时发展，尚未将其与其他地域学派或学者进行共时的横向对比研究。

四是浙东学派研究。浙东学派源起于宋代，中兴于明代，盛行于清代。学派继承并发扬了浙东学术传统，倡导“经世致用”，对中国近代学术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清末以来，相关的研究文章较多，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中期以前，代表学者有张其昀、陈训慈、何炳松和大经。前两人均为近代历史学家柳诒徵的学生，他们相继发表《宋代四明之学风》《浙东史学管窥》和《清代浙东之史学》三文，对推动浙东学派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之后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较系统地梳理了浙东学派史学渊源，全书围绕浙东学派产生的背景、程朱二人思想区别、理学实质特点和方法论及浙东学派兴起发展等内容，回溯了宋以前我国儒道释三家源流，指出南宋后我国学术思想有“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继承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24]三个系统，南宋后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成了早期的浙东史学。

浙东学派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此期围绕浙东学派和代表人物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出版了如王凤贤等《浙东学派研究》、管敏义《浙东学术史》、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陈祖武《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等系列著作，将浙东学派研究推向高潮。论文方面较有代表者如潘富恩等《论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该文从事功之学理论依据、政治教育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四个方面对南宋浙东学派事功之学进行论述，认为南宋浙东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利心和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研究之法对时下仍有借鉴意义。[25]第三个阶段是近二十年，学者侧重讨论浙东学派思想特点，代表作如赵连稳《清代浙东史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其提出浙东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既是对我国古代史学传统的继承，又是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反映，它随清代社会发展变化呈现出形成、鼎盛、式微和终结，是一个从批判现实到为现实服务，从不和清廷合作到逐步与其合作的过程。[26]他如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从黄宗羲生平与著作成就入手，重点分析黄宗羲在政治、史学、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创新，肯定了其作为浙东史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27]

五是扬州学派研究。扬州学派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其学术渊源远及顾炎武，近承乾嘉吴皖两派，形成于乾嘉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所以，研究扬州学派学者成果，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研究的热点。概论性成果如扬州师院学报编辑部、古籍整理研究室编的《扬州学派研究》，书中收录有如赵航《“扬州学派”散论》、王世华《刘师培与章太炎的〈新方言〉》、许卫平《浅论扬州学者在方志学方面的成就》、华强等《戴震与扬州学派》等17篇研究扬州学派的论文，梳理了扬州学派形成发展情况，总结出学派重视传统、喜研学术史、富有开拓精神等特点以及在地理学、方志学等多个领域的成就，倡导在继承和发扬清代扬州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科学新成果，发掘并创建新的“扬州学派”。[28]还有如赵航《扬州学派新论》（1991）[29]《扬州学派概论》（2003）[30]和赵昌智编《扬州学派人物评传》（2007）[31]等介绍了学派代表人物学术专长、渊源、价值、地位和影响等，梳理并总结了扬州学派的发展历程与主要贡献。

关涉扬州学派的专论性成果如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其对扬州学派前、中、后三个时期的23位代表学者经学思想、方法、特点与成就作了专门梳理与归纳，认为扬州学派经学对清末民初曾国藩、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32]又如李贵生《传统的终结 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研究》从扬州学派文论的两大方向、经学与文学之交汇、骈文正宗论的经学根据和传统文论的夕照余晖四个方面阐述了学派文学成就，指出扬州学派文论是西学东渐前中国最后一套原生态的文学评论，标志着传统文论的终结，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33]还如张晓芬《天理与人欲之争 清儒扬州学派情理论探微》认为扬州学派慢慢转换了中国传统哲学，从形上精神的探索走向具体经验的实践。[34]他如孙显军《扬州学派教育叙事 以汪中汪喜孙父子为例》对二孙家世、庭训、母教、学历和举业等探讨，侧面展示了扬州学派的教育思想与特点。[35]这些研究总体上向着更细化的方向发展。

六是关学学派、荆州学派、八桂学派研究。关学学派、荆州学派和八桂学派等地域学派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关学学派典型作品有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该书分总论、本论和附论三部分探讨了宋明理学思潮中关学思想的源流、形成、发展及终结的历史过程，剖析学派领袖张载确立的关学主题、结构原则和思辨逻辑。[36]研究荆州学派代表作如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其详细梳理了荆州学派产生的学术背景及渊源，认为学派形成于汉魏之际，以宋忠、司马徽为核心，精髓是标新立异、薄古厚今，富有新思想，专于革新政治，鄙视名教之治，主张名法政治，讲求经世致用。[37]研究八桂学派的佳作有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一）》，该文系统论述了八桂学派的成因与发展历程，指出其是一个兴起于桂林的以研究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地域学派，它在历史文化、学术环境和改革开放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对广西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38]这些研究因关注度不及湖湘学派、永嘉学派、扬州学派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进一步拓展。

总的来说，清末以来，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地域学派，研究视角与范围不断开阔，取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为地域学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研究目标过于集中。学者主要关注湖湘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和扬州学派等知名度较高的地域学派，忽视了对荆州学派、八桂学派等影响力较低的学派进行多维考察。第二，横向研究略显不足。学派产生发生离不开时代背景及其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现有成果偏向纵向梳理学派历时发展情况，对学派内部、学派之间以及学派与其他领域共时比较分析的成果偏少。第三，多数研究专注于经学、史学、文学和哲学等传统领域，学科交叉研究成果比较少，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与拓展。

二 关于方成珪的研究

如前所述，学界对方成珪的关注不多，且多数成果仅是连带而及。相关成果可分为生平及著述研究、专题研究和其他研究三大类。

一是生平及著述研究。生平研究，如徐世昌《清儒学案》（1938）、潘猛补《温州历史文选》（1998）和刘思文《清代瑞安学派考据学研究》（2017）等概述了方成珪名号、生卒、籍贯、经历和著述等，认为方氏精于校雠、训诂和音韵，是瑞安考据学的奠基人。著述研究，综合性成果如林大同《鉴止水斋谭屑》（1837）、孙诒让《温州经籍志》（1877）和孙衣言《瓯海轶闻》（1886）等集中介绍了方成珪著述名称、卷目、种类、成书过程与散佚情况。专书研究有孙诒让（1879）、陈准（1937）、邱棨鐊（1974）、张渭毅（1999）、陈新雄（2005）、赵振铎（2006、2012）等对《集韵考正》出版、流传、内容等作了考证，认为《集韵考正》的贡献已超出《集韵》，是小学类韵书影响至今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另有陈准《方成珪〈韩文笺正〉跋》（1928）、余麟《新书介绍与批评：〈韩集笺正〉》（1928）对方成珪《韩集笺正》成因、刊印和流传及价值作了简要介绍。

二是专题研究。年谱研究，如孙诒让《方成珪先生雪斋传略》（1891）、瓯风杂志社《方雪斋年谱》（1934，因经费不继未出）综合各类材料，梳理了方成珪生平、著述、治学、交游、政绩与学人对其评价，认为长期出仕官场的方成珪，身上不乏清一代瑞安淳厚的士风和学风，其诗作亦显古雅持重，不失为才气横溢的诗人。诗文研究，如孙元培《待雪楼记》（1838）介绍了方成珪与好友蔡载樾诗文交流情况，肯定了其诗文的进步意义与作用。

三是其他研究。如阮元《两浙轩录》（1798）、孙衣言《瓯海轶闻》（1886）中主要介绍了方成珪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藏书爱好，指出方成珪藏书不局限于单纯的古籍收藏和管理，而是搜集整理古籍，并对其进行细致考校，其在校雠、考据上的贡献和成就最大。

总的来说，学界已取得一定成果，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存在的问题有：第一，重视对《韩集笺正》和《集韵考正》等代表著述之研究，忽略对《敬业堂诗校记》《唐摭言校正》《干常侍易注疏证》和《字鉴校注》等考据成果的研究；第二，缺乏历时与共时的比较研究；第三，虽有成果涉及方成珪生平与著述，但多是研究瑞安学者或著述时连带而及，琐碎零散，未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