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与方法
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
吴秀明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追求立体多样的同时出现了如当年王国维所说的“扫除空想，求诸平实”[1]的某种态势。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光是简单横移西方的理论不仅不接地气，而且也不利于自身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于是，当代文学应该与如何“及物”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它昭示我们现阶段当代文学研究在走出“理论之后”所面临的新的状态，新的抉择。
“及物”原本借用自英语语法概念（如“及物动词”），故而以语言学、语用学研究为主。但“及物”（或“不及物”）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最早源于罗兰·巴特在1966年的一篇演讲词《写作：一个不及物的动词？》，该文认为，现代语言学背景下的动词“写作”在语态上是中性的，即不全是“及物”的，其“不及物”的表现在于写作不只是写故事，写人和物，写作也是作者参与其中的一个行为，因为他放置和安排词语，达到一定的效果，而且故事中的人和物离开了写作并不能够单独存在。请注意，罗兰·巴特在这里用了一个“问号”，意谓在此文中他的立场是比较中庸的，说写作不全是“及物”，也可以说不全是“不及物”的。而依据结构主义的一般观点，强调的是写作的“不及物”性：词语并不是现实世界，它与世界没有一对一的关系；强调写作的“不及物”性就是强调文学不是反映世界的，这里的“物”指客观世界。[2]罗兰·巴特在其他著述中也都贯穿这一思想，不同的只是更突出，这一篇反而有所克制。这也是文学研究“及物”的本义吧。不过，就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来讲，我们更多使用的是它的引申义而不是其本义。前者，在诗歌研究领域居多，主要偏向于指称那些属意于现实的抒情风格，本意是说诗学研究要冲破语言的幽闭，关注“词”与“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对此在、现时世界的关注，如罗振亚有关当下诗歌的研究[3]；后者，如有学者曾提出“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的命题，认为真正的文化批评在方法上要“包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域，并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生发问题意识、生成理论实践性”[4]，在“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及“文化批评”有关讨论时，都有较多的涉及，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或关键词提出。[5]
本文使用的“及物”，属于引申义的，带有一定的喻指性，具体包含“文献的及物”与“文本的及物”两层含义。所谓的“及物”，其意是指文学研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某个理论或概念，对它进行按图索骥的观念性评判，而是应该建立在“文献史料”和“文学文本”基础之上作合乎文学本义的解析。这与罗兰·巴特有关“及物”的解读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角度，当然，毋庸置疑，罗兰·巴特强调“写作”在语态上是中性乃至倾向排贬的观点，也从现代语言学角度为我们评价和审思“词”与“物”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昭示我们在讲“及物”时不能重返旧现实主义反映论和本质论的老路。当代文学迄今已近七十年，已有不少积淀，现在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历史化了，甚至不妨将其当作一门“学问”去做，就像从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一样。而恰恰在这方面，我认为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受时代虚夸虚浮学风和西方理论存在的强制阐释观点的影响，不愿花功夫去接触文献和贴近文本，从事“实事求是”的研究与研究的“实事求是”，而是按照功利实惠的需要，多快好省地拼贴各种主义和复制大量空洞无物而又大同小异的文章。可以这样说吧，文学研究的主观随意与凌空蹈虚已经成为制约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种种，就构成本文写作的潜在背景。接下来，我想从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的角度展开探讨，希望通过有关实例和实证的分析，对目前学界盛行的泛化虚化现象有所警示和批评，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提供的一些思考。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属性与特点，也有自己的“问题与方法”。对于由启蒙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型的当代文学来说，如何借助文献回到现场，通过文本去触摸历史，达到文献与文本互证对话，或者说，如何打破文献与文本二元对立，借助于“文本间性”，有效地揭示它们彼此之间的深刻关联，这对于推进和提升其研究层次、规格与水平不无重要。
一 “文献的及物”：文学周边与实证性研究的三个方面
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基础的基础。傅斯年曾经讲过“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6]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导言中，则从整体结构的角度将文学史分为理论、主体、基础三个层次，所谓的基础层次就是文献史料研究。[7]他们的话道出了文献史料的精髓。
可能是与学科的比较“年轻”有关，也与学界流行的“以论代史”的思维理念影响有关，尽管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编年、年谱、日记、书信、口述史编纂与研究方面颇成蔚然之态势，但就整体而言，应当坦率地承认对文献史料“及物”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迄今尚处于自发或自然状态，即缺乏像古代文学那样被大家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自觉遵奉的工作路径。在这里盛行并得到认同的是古代文学文献史料，“当代”方面的文献史料，正如胡适所批评的，因“不能脱离古董家之习气”，则以“不足研究”[8]而在实际上是被排斥于研究视域之外，至少是与文献史料脱节分离的；做文献史料是不受人欢迎的，似乎也没有这个习惯，更没有形成一种赓续的传统。在有些人看来，当代文学只有六七十年历史，离今天太近，有的还与我们处于完全同构的状态，未经历史化，因此对其文献史料以及固有价值往往持怀疑态度，以致直到今天，认为“当代文学无文献史料”“文献史料无用论”仍有相当的市场。其实，当代文学文献史料虽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而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作为当代生命轨迹的印记，对穿越历史、还原当代文学丰富复杂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对文献史料的尊重、基于文献史料的研究，这是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也是当代文学进行学科自强、自我提升的必由之道。
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到底如何进行“文献的及物”，在这方面，我们当下最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呢？这当然比较复杂，也不可一概而论。下面，我想根据自己的有限接触，主要从类型、主体、对象三个方面试作概括与分析，以便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首先，是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类型。这个乍一看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在进入研究实践时却并不如我们想象得这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文献史料的定位，也是我们探讨文献史料“及物”的前提。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类型，马良春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中曾有这样的“七类分法”：
第一类：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
第二类：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年表）、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
第三类：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
第四类：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全集、文集、选集）、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
第五类：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第六类：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
第七类：考辨性史料。考辨工作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在各种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考辨性史料著述。[9]
相比于现有为数不少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分类（他们大多将其分为文字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等几个部分），应该说，马良春上述分类是相当准确到位的，也很契合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存在的实际，他已将其在20世纪出现的类型作了相当全面系统的概括。如叙事性史料中的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作品史料中的书刊影印和复制；传记性史料中的传记、日记、书信；文献史料中的录音、录像等，这些为传统文献学所没有或忽略的形态，在这里均被纳入文献学视域中给予重视。不过，赞肯马良春的类型划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区辨地照搬。事实上，如同宏观整体的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一样，由于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等原因，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在赓续“现代文学”的同时，它的内涵到外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为“现代文学”所没有的新的形态。有些已不适合或不大适合于当代文学研究，有些则可以转换性地挪用（如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与之相应，其文献史料形态及其存在方式自然也有不尽相同的呈现，有的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惊人嬗变。有关这方面，笔者十年前在与人合撰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作了“七方面内容、六个特点与六点困难”[10]的概括，主旨内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近五六年来，在主持国家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的同时，与团队同人一起，主编完成一套11卷、总计600余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11]，又进而作了一些探索，其意就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和还原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存在，在类型上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作更合乎“当代”实际的还原与呈现。因为按照马良春上述“七类分法”（也包括现今比较流行的“作家或文体分法”），像公共性、重要会议、民间与地下、戏改与样板戏、评论与评奖等很“当代”的内容，显然是无法安置的。适合“现代”的并不一定适合“当代”，毕竟它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如果将其纳入“七类分法”（或“作家或文体分法”），它也必然与之形成“胀脱”之态。这也表明当代文学作为一个自律自洽的研究领域，应该要从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的知识框架和谱系下解脱出来，可以“自立门户”了。
当然，这是很初步也是很粗糙的，仅仅是开始。作为一种尝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与不足：包括在内容方面不能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那样，有许多政治禁忌，也包括数量超多而存在如鲁迅、胡适等有过的无奈慨叹，只好有待来日；而最大的遗憾，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域外文学、电子化三种类型的文献史料，由于种种原因，尚未纳入视野进行编纂。较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特殊性在于既有空间性的民族或国别的文献之隔，也有制度性的潜在与显在之分，却无“纸上”与“地下”之别。以空间理论观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要想取得体系上的圆满，不能仅局限在大陆现代汉语文学文献史料这一空间范畴，还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和处理好它与大陆少数民族文学文献史料，以及与台港澳文学及海外新移民文学等文献史料的关系。原因是：第一，大陆少数民族文学文献史料原本就属于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不涉及少数民族文学文献史料就不是完整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第二，台港澳文学及海外新移民文学等文献史料原本就属于“文化中国”（杜维明语）的有机构成，更遑论港澳回归之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第三，自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进入“世界”体系迄今，文学生产（包括文学史料生产）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活动产生密切联系，因此，研究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当须如陈寅恪所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只有这样，才能在跨区域、跨文化、跨语际的互动对话中共同建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廊宇。至于电子化文献史料，在现代传播途径与方式方法发生巨大变化以及网络数据资源凸显的情势下，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其在网站、博客、视频、电子论坛、电子书等发布的丰富驳杂而又飘忽不定的文献史料（如十年前引起文坛和学界轰动的“韩白事件”，即韩寒与白烨围绕“80后”创作评价在网上展开的激烈争论），一方面提供了为传统纸质文献史料所没有的包容性、开放性、自由化，另一方面“也对史料研究者的学养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不仅要很好地继承传统研究方法，而且还要将现代科技的开放性与优越性集合其间，达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有机化、最大化”。[13]
与类型有关而又不同的是研究主体，这是当代文学“文献的及物”需要正视的另一个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其提升发展的枢机所在和核心的关键。尤其是“十七年”，由于众所周知原因，它几乎将当时所有的作家都吸附进去，使其在“一体化”机制中沉浮的同时也对自己及他人带来了伤害，其中有的还身不由己地扮演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双重角色。这就使原本复杂的文献史料显得更加复杂，甚至平添了不少扑朔迷离的成分。此种情形在当代文学中相当普遍，可以说已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吊诡特点和悖论性质的时代症候。它涉及一大批作家和学者，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被平反、受到人们广泛同情的冯雪峰、胡风事件，也都可纳入此范围（如冯雪峰、胡风在罹难之前或同时，曾对萧也牧和《文艺报》进行“致命一击”）。其所以如此，除了彼此的文学观念、存在的圈子与个人恩怨外，主要还是为大环境所决定，而非简单的个体伦理道德使然（当然这并非说个人没有伦理道德的责任）。所以，仅从伦理道德角度说事，将其指认为坏人或小人予以谴责，我以为就有失简单。钱理群在谈及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学术、科学、理性的”时提出这样“三有”条件：一有努力收集，以至穷尽有关史料的功夫，二有敢于正视事实的勇气和科学态度，三有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学术能力。[14]所谓的“穷尽”，就是要求研究者不仅尽可能全面占有文献史料（包括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史料，也包括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史料），同时还要用高于、大于文献史料对象的思维视野对此进行审思，尤其是将其还原到当时宏观大环境中进行审思，而不能满足或停留在当事人提供的文献史料及其思维视野范围。如果过分黏滞于这些文献史料，仅据此判断，偏听一面，很有可能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全部，得出不准确乃至错误的结论。前些年，主要是80年代“政治平反”时，我们曾从尘封的档案里“解密”了一些文献史料，但由于是“选择”性而非“常态”性，这就有意无意对“平反”对象作了夸饰和拔高，所以“政治平反”的结果，也给今天“及物”研究留下后遗症。就拿胡风来说，在他身上诚突出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宝贵品格，他遭受残酷政治打击的历史悲剧也令后人顿足扼腕痛惜无比，但作为个性执拗且长期受左翼思想影响浸泡的文人，他并不如我们想象那样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体制，相反对其忠心不改，与其政治对手周扬之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有时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诚如贾植芳所说：“胡风耿直，但太偏颇，爱憎太分明……范泉办刊物，约他写稿，他不理睬。他说：‘他是什么东西！’‘三十万言书’中，他说范泉是南京特务，害范泉为此挨整。”[15]当年胡风集团案成员之一王元化晚年甚至说：“胡风这个人我是不喜欢的，如果他当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可能比周扬还更坏。”[16]近些年来，胡风研究之所以出现一些“反弹”，均与之不无关系。
面对这种状况，有的学者运用“对抗”，实则“去政治”“非政治”的方式进行解读，我认为不仅失之偏颇、没有搔到痒处，而且不符合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存在的客观实际。李洁非指出：“作家作品仅为当代文学史组成部分之一，且相对次要的部分，文坛政治大过文学创作。……政治是非文学因素，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政治却非外在，而已内嵌其中，使它以政治方式运行。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化不是提法问题，不会因一个提法改变而改变。将当代文学说透，没法绕过政治这个字眼。不解政治而治当代文学，方枘圆凿；弃政治、另务玄说而以为高妙，则自欺欺人。”[17]对此我深表赞同。回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文献史料“及物”上来，这里关键不是“去政治”或“非政治”，而是研究主体与之对话，并将其纳入历史进程中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阐释，这才是最重要的。由之，它也自然对研究主体理性认知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要求。台湾著名经济学家刘进庆说过：政治不自由并不是学术与思想发展的唯一障碍，另一个也许更为根本的障碍是后进国的学者自己也接受了某种掩盖现实的理论与知识方法，即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从先进国所传来的，并不适合解释后进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所谓“现代化理论”。[18]这也提醒我们在文献史料研究时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观念与尺度，知识与素养，不仅要破“人蔽”，而且也要破“己蔽”（戴东原语），在研究主体方面进行反思。在当下，尤其是要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面对海量而又不确定，且高度政治化乃至档案化的文献史料存在，要有作为人文学者的一种定力。当代文学“文献的及物”，没有独立健全的研究主体是不可思议的。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它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其他学科，即不少的研究对象还健在，他们作为当事人和经历者的叙述，包括这些叙述中所流露的思想情绪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无疑是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产生导向性与权威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十七年”，主要是一批从“现代”过来执掌权柄的当时文坛领导如周扬、夏衍、冯雪峰、丁玲等，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历史旧账嵌入现实的“斗争”之中，从而给文献“及物”平添了不少迷障和难度。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这一二十年，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它更多表现在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利用高度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频频发声，通过访谈、讲演以及召开新作发布会、作品研讨会（往往以高校和科研院所，或彼此联合召开的名义和形式）等自述形式，不时地介入研究，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塑造和经典化，在对文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为之构设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情感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19]的陷阱。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近些年报纸杂志上量大面广而又颇为时人所诟的访谈、创作谈等，就不难体味。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一些作家或学者的家属、亲友与学生，出于为贤者讳的心理，在文献史料编纂尤其是在作家或学者“文集”“全集”编纂时，往往回避其有过的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除郭小川等极少数作家外，已出的大多数的作家或学者“文集”“全集”或“传记”，都拒绝将他们“十七年”时迫于政治压力所写的一些趋时违心之作如所谓的“检讨”“交代”等材料收入。尤其是作家或学者有关的书信和日记，因牵涉到尚在世的名人及其有关隐私，加之家属的介入，一般都很忌讳，是不收录的；已出的，也作了颇多的删改处理。如王蒙在自传中，详细叙述了他在新疆伊犁生产队的“戴罪”生活，但对那个时期究竟写了什么文学作品则一笔带过，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0]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要数杨沫，她的《自白——我的日记》，诚如她的儿子老鬼所批评的：“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的原貌有异，欠真实”，掩盖了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经历和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如与男秘书二十多年的密切关系，“文革”中与丈夫马建民相互写大字报揭发，对孩子缺乏应有的母爱等），而且，“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从总体上看，存在着明显的“文过饰非”“补写太多”“自白太少”（被删除）等问题。[21]不难想象，如果我们不加辨析地将这些“文集”“全集”“日记”中的追忆性叙述当作历史真实，那么从中得出的结论及其可信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文献的及物”是一种实证性研究而不是阐释性研究，它强调任何立论和观点都建立在丰富的、可征信的文献史料即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专靠对研究对象作逻辑推理运行和先验主义的分析判断。就当代文学研究来讲，强调文献“及物”，并不是要我们只去简单借鉴实证的具体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它首先推崇的是其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因为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作为动词的“写作”，即使实证，它已不是也不可能真正变成“物”意义上的还原和实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谓的“文献的及物”，最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引进文献史料以及文献史料的多少，而是在于确立一种基于事实说话的思维理念和话语方式。中国学术向来有义理、考据、辞章分合的说法。一直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缺乏的正是这种基于事实的科学精神和思维理念，而主要为义理（“十七年”主要是革命与阶级的义理，近二三十年主要是启蒙与现代性的义理）所掌控，所以，“我们的研究也许达到了某种理论深度，但却是空洞化的深度；我们引入许多‘吓人而迷人’（钱理群语）的知识谱系，但却可能由越界而导致过度诠释；我们沉湎于思考和思辨的快乐，但却缺少发现和考证的愉悦。我们的研究成果缺乏的是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绵密的实证、肌质感和细节”。[22]现在该是到了全面反思和调整的时候了。这在后现代主义时代自然很难，颇有点逆流而上的味道，会遇到包括自身思维惯性和学术训练不足带来的诸多阻力，但只要“我们仍然信仰历史叙述的非虚构性，对真实、真相、本质仍存在不轻易放弃的信仰”[23]，那么就会竭尽全力予以克服。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门槛。
二 “文本的及物”：文本细读与传统潜结构的发掘
如果说“文献的及物”的功能是文史互证，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提供具体切实的根源性支撑，那么“文本的及物”的要义就是返回文学场或文学本体，对其存在和出现的非文学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在一个不是把文学当作纯审美对象，并且日益明显地将其向影视、图像、广告、游戏转移的年代，提出研究“文本的及物”，这是否有点不切实际，与上文所说的“文献的及物”产生龃龉呢？
行文及此，有人可能要提出这样的质疑。我的回答是：只要不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世界等同于经验世界（即将“词”等同于“物”），而是看成是与包括文献在内的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我以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有必要坚守。须知，这是当代“文学的及物”而不是当代“历史的及物”，它是“以讲究艺术性为前提”，“文本的成功还得依赖诗艺自主性的建构”。[24]因此，无论如何，它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学那里去，从文学那里再出发，而不能疏忘或忽略了它作为文学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素质的那些东西，如形象、情感、语言、叙述、文体、结构以及创造性、想象力等。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从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这些要素。罗兰·巴特在谈文本写作时，曾将其分为“及物写作”与“不及物写作”两种，他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完全否定文本与周边语境关联的观点自不可取，但他强调文本本身的独立性、超越性，却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与罗兰·巴特主要从语言学立场讲文本及其独立性、超越性，因而有意无意地用“语言本体论”代替“文学本体论”不同，中国学者则更多从文学审美角度讲文本，因而更多看到其为一般语言和历史所没有的灵性与诗性、个性与形象。如樊骏在谈唐弢先生极好的艺术感觉时就这样说过：文学史家与一般的史家不同，除了掌握尽可能多的史实资料，还需要以最大的力量透析作品的艺术形态、作家的创作个性以及各自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在这方面，唐弢先生比较喜欢“用事实或者形象说明问题，理论包含在形象中”：“喜欢用事实说明问题”，形成了唐弢先生材料丰富、论证充实的长处；“喜欢用形象说明问题”，则决定了他总是从作品的艺术形象入手，研究文学及其历史。樊骏接着强调指出：“从方法论上说，用‘事实’还是从‘形象’说明问题，基本上是一回事，‘形象’是‘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文学及其历史的研究中，更需要多从‘形象’这类‘事实’来说明问题。”[25]樊骏斯话，不仅对唐弢先生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出长处和特点作了准确的概括，同时也在治学的方法论上给人以启迪。它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固然可以不纯粹以文学性作为唯一的标尺，而从史学和其他学科那里寻找和借鉴有关的资源，但因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或者是文学的历史（主要是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演变的历史），所以有必要强化和突出“形象性”或“文学性”的元素，并将其作为有别于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独特个性在研究中加以体现；至少将“形象性”或“文学性”的坚守看作自己研究的天职，是整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文学周边及其与之形成“关系”的文化体制固然很重要，然而正如李怡所追问的：“这里有一个至关紧要却可能被人忽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学研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基础为起点的研究才是有效的和可靠的，应该承认，无论我们可以获得多少的社会历史材料，可以浏览多少的正史野史，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只能是一个，这就是文学作品。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因为，只有语言文字所构成的作品才成为我们研究的最可靠的‘实在’。连作家本人也不具有这样可靠性，因为人本身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存在，没有他外在的社会性活动的标识，我们是无从获得描述和评价的理由的。对作家的研究，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对作品的研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当指出的就是：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最终还是体现在它与作品认知、作品解读的关系中。也就是说，文献史料只有在它有助于文学作品意义把握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只能成为一堆垃圾。”[26]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诚如上文李洁非所言，毫无疑问，“文坛政治大过文学创作”现象的确存在并且直至今天还没完全消退，因而我们不能将目光拘囿于文学本身，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文献的及物”即外证，最后还是要归结和落实在“文本的及物”即内证，也就是内在的文学作品分析上来。这是一个矛盾，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及物”的难度所在。谁叫我们研究的是文学呢？——当代文学无论如何“不文学”或“不那么文学”，但它毕竟还是“文学功能圈”范围的事，它的全部指向应是文学的。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研究可以不受任何边界的约束，展开对文学周边诸多要素和力量的分析，包括政策、体制、文件、档案、批评、社群以及前代作家的文本等，但在如此这般时，却不能也不应该用外围代替本体，用文献代替文本，用考证代替欣赏。这也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基点，当然它是充满矛盾、不那么好把握的一个基点。否则，就极易导致文学本体研究的空心化和泡沫化，就像近些年来人们经常批评的那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很认同陈晓明提出的在今天“观念性论述”占据主导的背景下，“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的主张。陈晓明所说的“文本细读”，主要是指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等，它在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曾经历了由作者到文本、由文本到读者、再由读者向文本转移这样三次循环回复的过程。而中国当代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主导意识所致，也是西方现代理论最新成果传播不力，迄今为止，文学研究还没有经历过“文本细读”的全面洗礼，新批评、叙事学等西方最为深广的基本方面在这里也没有真正扎下根；20世纪90年代转向文化研究以后，因为没有具体文本的支撑，文学研究还是流于空疏，观念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还是沿着原有的论述性、阐释性的轨道滑行。所以他认为不管面对多大的阻力，不管如何地不合时宜，文学研究都“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27]。饶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强调文本和审美，与偏好和倚重西学的陈晓明不同，孙绍振在论及当代文学研究审美本体失落时，则更多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西方理论。他针对国内学界对西方理论狂热追随现象，尖锐地指出：西方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了“最高层次”的智慧，但“他们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却）表现得极其软弱”，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号称“文学理论却宣称文学实体并不存在”。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他认为与西方文论家们的理论视野、价值诉求以及研究方法等直接相关：“第一，西方文论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一筹莫展’是宿命的，因为，文学理论只在乎概念的严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审美趣味的评判。第二，一些西方理论家执着于从定义出发的学术方法，当文学不断变动的内涵一时难以全面概括出定义，便宣称作为外延的文学不存在。事实上，由于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的局限性，一切事物和概念的内涵都有定义所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决外延的存在。第三，一般来说，西方理论家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知之甚少，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他们的理论雄心并不相称。”[28]孙绍振如上概括当然可以讨论，并且主要是从外源性（而不是从内源性即中国文学自身）那里寻找问题之因，这与陈晓明所说似乎有矛盾，但他强调研究和理论不能离开文本，在这点上又与陈晓明的结论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击中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因此，自然引发了人们对文学“超理论性”的诸多思考。于是，如何以文本细读为基点来展开论述和阐释，防止研究在西方强制阐释绑架之下与本文脱节，就成为这几年学人的普遍“声音”，也成为他们反思和转型的一个节点。程光炜在谈及前几年文学研究时作过这样的自我批评：“如果说，这几年的研究还有什么不足，我们可能会对问题阐释过度，或者在充分释放和扩大作品‘社会周边’容量的过程中，作品文本内涵因为受到明显挤压而趋向减缩。所以，这学期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作品细读，试图想对之做一些调整。”[29]程光炜在这里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文献“及物”的有限性问题，告知我们文献“及物”固然重要，但不能无限放大，只有将其与文本“及物”结合起来，切入文本内部，触摸和把握其中的文学内质，才有可能对之作出切实到位的评价和解释。而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对西方文本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文学文本解读学”。
说到这里，我想提及一下张清华刊登在《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一篇题为《“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的文章。他通过对“传统潜结构”的分析，为发掘当代革命文学或“十七年”红色叙事“有限度的文学性价值”，证明“革命文学并非是简单的文学”以及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建构”，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研究思路。张清华所谓的“传统潜结构”，即指隐藏于红色叙事中的老模式与旧套路，作为民族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它们经过改头换面，又在时代与意识形态的装饰下再度复活，大量潜伏于这些叙事作品之中，成为支撑其“文学性”的关键性因素。如《林海雪原》中的英雄美人与奇遇历险，《红旗谱》中的家族仇杀与恩怨轮回，《青春之歌》中的才子佳人与三角关系等，它在整个“十七年”文学中都有相当广泛的存在，而成为我们今天文本重读需要关注的重要的叙事模型与母题要素。大家知道，由于“十七年”文学本身复杂，也由于研究者观念差异，迄今为止，关于“十七年”文学或红色叙事的“文学性”，仍是一个相当棘手而又充满歧义的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而在事实上更关注于外在的政治设计或红色釉彩的，是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张清华的研究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不是站在“反现代的现代性”或“去政治的现代性”立场，对之作社会政治学的判断，或基于今天的某种义理和道德，对之进行居高临下、充满历史优越感的审判，而是抱持“了解之同情”的姿态，与之进行客观平等的对话。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就是突破观念性的阐释思路，不是先设定了一个自己偏好的理论框架，然后强行在文本里面中摘取自己需要的内容，而是深入文本，借助内在潜结构的细读分析，来重新打开和还原“十七年”文学被遮蔽了的多维话语空间，使我们从这些看起来“简单和粗糙的文本”获得“可解析的深度”[30]。当然，他根据“传统潜结构”含量的多少，将红色叙事分为三类，并由此对《创业史》《红日》等较多贬抑而对《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等颇多褒扬，似乎又失之简单。究其原因，是否与他所持的传统和民间原型“文学性”优越之观念有关，这也说明文本细读的复杂，还有一个层次和自律的问题，不是所有的文本细读都能回到文学现场，处理不当，它仍有可能沦为理论或观念的一种注脚。“文学批评大可不必采取高高凌驾于作家、作品文本之上的姿态，一旦从上而下‘悲悯’、‘俯视’地对待文本，难免不先就为理论先行、观念性批评，提供了水分、土壤和空气。很难想象，一个对文学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心怀有爱的评论家，能够在文本细读时正进入文本，能够作出好的文本细读的文章。”[31]不必讳言，在近些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包括“十七年”红色叙事，也包括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作品评论和研究，尤其是批评性、颠覆性的评论和研究，这样的文本细读并非仅见。
值得指出的是，近十年来，像张清华这样用文本细读方式历史地、具体地看待“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日渐增多，以至演化为一种普遍的思潮。如董之林的《追忆燃烧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和《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孙先科的《叙述的意味》《说话人及其话语》等，他们摒弃了学界所普遍操持的理论模式，抱着对“十七年”文学的尊重和理解之心，锲而不舍地深入文本，其实也就是以别人不相雷同的阅读感受和角度，来诠释或钩沉其“文本潜结构”中被遮蔽了的文学性元素，对之作了辩护性解读。董之林说过，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贴着作家作品以及批评家当时的批评，贴着那些被丢失或已经被‘遗忘’得七零八落的历史碎片，去看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它们与艺术史的源流关系，与由于现代激变而产生的一种张力关系”。[32]然而，恰恰是这种深入“文本潜结构”的“张力”的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历史空白”，而这正构成了我们重评“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逻辑起点。它告诉我们：在当代文学尤其“十七年”文学研究问题上，仅仅作观念性的判断——不管是作“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式的判断，是不够的，往往容易滑向简单、片面和极端，无法还原和呈现它原本固有的丰富复杂。
在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问题上，恕我冒昧和直言，我总感到难以掩饰地存在着一种从“观念”而不是从“文本”出发的倾向，它已对现有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编纂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这种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重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中就明显存在，当时不少学者标举“艺术性”的标准，但由于时代环境和思维惯性所致，实际上还是“观念性”在起主导作用，文本、文本细读并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即便作了文本分析，还是服从服务于观念，（文学）文本本身并没有获得独立性。因此，才会出现如不少学者所批评的“评价标准”不一，抑或文献价值与文本价值错位的问题：对于《红旗谱》《创业史》等“红色经典”只字不提或基本不提，诸多贬抑；相反，对于文学价值不高，甚至不如“红色经典”的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等却大谈特谈，给予过高的评价。显然，论者之所以对上述两种文学作如此贬褒臧否，主要不是基于文本的审美或艺术标准，而是看它是否符合自己内心早已预设好了的“革命压倒启蒙”观念。它说到底，还是观念优于文本、观念高于文本。有人在几年前曾指出当代存在着一个“不能公约”的精神生活“并置性”特点，提醒研究者注意：当我们把“地下小说”设置为一种历史界限和文学标准，又应该在哪种范围和层次上同时把其他公开发表的小说吸纳进来，并在同一个思想和学理层面上去评价和理解？[33]也就是说，现实中虽然存在着“不能公约”的精神生活，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确实又需要去辨析、包容和磨合它们不同的思想艺术观念，应该秉持统一的历史界限和文学标准。当代文学倏忽之间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随着公认的基础知识体系的确立，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启动，随着档案开放和传媒发达不再成为主要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这是今天认识“十七年”文学的“最困难的地方”。
文学文本是文学研究最富有的矿藏，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按传统文献学观点来看，文本属于文献史料的第一层位，甚至比作家自传更真实、更可靠地传递历史信息，是可以而且应该需要纳入“文学本体论”范畴进行定位的。只有重视文本细读，才有可能穿越历史，重返文学现场，使当代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种文学的研究，而不是成为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或其他什么学的替代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褶皱中的本真面目，彰显文学的个性特色和魅力所在。当然，强调文本细读并不意味可以切断它与外部的联系，将其封闭狭隘为“自足的文本”，彻底否定客观世界的一般存在方式。对此，我们的研究也有必要保持警惕。
三 简短的结论
以上我们分别从“文献的及物”与“文本的及物”两个维度，梳理和分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可以归纳起来说，本文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及物”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本文提出的“及物”，主要针对“观念性论述”盛行而带来的虚浮虚夸学风，不同于罗兰·巴特及西方其他结构主义的“及物”理论，它是中国化的一种学术表达，旨在强调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思维与理念。大标题中所谓的“应该”二字，是指它不仅合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实际，而且也合乎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当代文学相比于古代文学等传统学科虽然尚显“年轻”，但它毕竟具有二倍于现代文学时长的经历和积累，现在是可以而且的确需要作触及肌理的深度反思了。胡适当年在“五四”后不久就反思，王国维在研究一段后也反思，他们对研究的反思都是从“及物”开始的，从这一“原点”出发成就大业。我们应该从中寻找借鉴，确立这样的“原点”意识，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学术自觉和学术自律。（2）在如何“及物”的问题上，本文主要采用外证与内证两种方法进行分析。其中，“文献的及物”用的是外证，它通过归纳法、演绎法等对之作出评价和解释；“文本的及物”用的是内证，也就是深入文本，用有别于逻辑论证的直觉直观的方法从中寻找破解生命密码。两种方法各有自己的功能价值、运行机制，但又相辅相成、相互释证，它们在内外两个证据链互证互融中形成相对周圆的证据环，追求对当代文学立体多维也更加具体切实的把握。这与目前流行的“观念性”和“批评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3）在讲“文献的及物”与“文本的及物”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彼此关系处理。在这方面，本文自然推崇多样化、个性化而反对同质化、概念化，但从总体原则上讲，则强调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也即书外与书里或外证与内证的结合。借用“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讲，就是超越一般语言学的逻辑框架，使文献与文本处于一种语义关系之中，彼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关联。其实，文献与文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貌似水火不容的背后，往往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和一致之处。就拿开头提到的王国维由“空想”转向“平实”的后期研究来说，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萌古史考》《宋元戏曲考》等著述，就是将文献考证与审美鉴赏融会一体的很好例证。“王国维后期主要从事考据方面的研究，但王氏所考订的器物，在今天看来，又几乎都应该列入审美鉴赏的范围。……王氏的考订工作，同时又是审美工作。也就是重新确认文本的工作。”[34]可见，对于文献与文本的关系处理，这里关键不在扬此抑彼或抑此扬彼，而是在于研究者在进行“及物”时是否秉持富有弹性的处理诗、史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建立具有“互文”关系的语义关联和对话原则。
最后，我想再重申一点，学术研究的“及物”也许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讲，它又是一个极具当下性而又别具难度的一个话题。某种意义上，它成为影响和规约当代文学研究的枢机所在以及支撑其学科生存发展的阿基米德点。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体学术的转型，新的语境对文献与文本“及物”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新的要求。中国原本有重视文献史料的传统，有汉学、朴学、乾嘉学派等丰厚的学术遗产；中国唐宋元明清也有基于文本评点批评，形成了不同于西方逻辑判断的经验直觉的话语体系。在当代，因诸多因素的促成，还平添了以审美鉴赏见长的文学批评。凡此这些，不仅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丰沛的上游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迟到”的学术和学科发展提供了内源性资源。诚然，研究的“及物”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弱项，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有的是属于补课性和抢救性的工作，尤其是文献史料工作，相对问题较多，任务也更重。但只要我们有效地发掘并做好与外源性资源的对接，实现古今交融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现有的状况必有大的改观。至于能否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这就要看具体实践，看我们对学术自律和学术自觉的把握了。
（原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1] 这是王国维对自己学术方向变化的一个概括，他在给沈曾植的信中说：“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见王国维《致沈曾植》，《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2] 《写作：一个不及物的动词？》是一篇演讲词，1966年巴特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讨会的发言，迄今尚未见到中文翻译。在此，笔者要感谢徐亮教授，他根据英文原文《写作：一个不及物的动词？》（收录于《语言的喃呢》文集），作了一个中文摘要，使笔者借此对罗兰·巴特有关“及物”的理论有一个约略的了解。
[3] 参见罗振亚的文章《“及物”及其限度》，《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 孙士聪：《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兼评张光芒的“人心文化”命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
[5] 参见曾军、苗田《探索接地气和及物的文学理论——2012年文艺学研究热点扫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6]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7]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9] 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10] 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11]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分“公共性”“私人性”“民间与地下”“台港澳文学”“通俗文学”“影像与口述文学”“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文代会等重要会议”“戏改与样板戏”“文学评奖”“文学史与学科”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6、2017年出版了其中5卷；还有6卷，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
[12]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13] 吴秀明、李一帅：《电子化文学史料的内在形态与知识谱系》，《福建论坛》2016年第1期。
[14] 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
[15] 参见李辉《和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16] 王元化、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7日。
[17] 李洁非：《文学史微观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6页。
[18] 转引自赵刚《党国、知识分子与性：〈唐倩的喜剧〉》，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6期。
[1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20] 参见《王蒙自传》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21] 参见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277—278页。
[22] 金宏宇：《朴学方法与现代文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页。
[24] 罗振亚：《“及物”与其限度》，《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25] 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26] 李怡：《何谓史料？何谓作为学术“行规”的史料？——中国新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反思》，载《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理工大学主办，2016年4月，第189页。
[27] 陈晓明：《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3期。
[28] 孙绍振：《反思西方文论审美缺失，重建文本解释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
[29] 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30] 张清华：《“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31] 刘艳：《文本细读：回到文学本体》，《文艺报》2016年7月27日。
[32] 转引自董之林、叶立文《视角改变视界——董之林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33] 程光炜：《“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
[34] 刘顺利：《文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