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战国政治思想概观
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的两个半世纪，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经过春秋三个半世纪的征战，西周以来数以百计的诸侯国只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几个苟延残喘的小国，相互间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兼并战争。与此同时，各诸侯国都在程度不同地从事封建化的改革，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在一起，混乱程度远远超过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中国向何处去？社会如何发展？个人何以自处？种种问题都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了回应社会和人们的关切，政治家和思想家纷纷抛出不同的治国理政方案，由此形成思想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局面。战国后期，参与争鸣的思想家开始尝试总结这场思想学术论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篇》就是从各自学派立场进行的总结和评论。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将当时的思想学术流派分为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并对他们各自的优长和不足进行评判。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又将其分为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农、杂、小说十家，详细梳理了各学派及其分支的代表人物与著作，是中国文献学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类和总结。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而言，名、阴阳、小说等学派提供的资源很少，儒、墨、道、法的政治思想资源是最为丰富的。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君王和执政大臣在变法中展示了他们的政治思想。魏文侯重用李悝率先变法，突出展现了他们的法制思维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理念。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展示了“明法审令”、富国强兵的意识。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在秦国推行了较其他诸侯国更全面、系统和彻底的变法，展示了更丰富深刻的政治思想，如“异势而治”“异道而王”的进化观念，奖励耕战的富国强兵思想，建立制度、制定法令、统一政务、“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的法制意识，对君、臣、民权利和义务设定的责任担当观念和赏、刑、教的御臣治民原则等，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其他如齐威王、齐宣王君臣和赵武灵王君臣等，都在变法改革中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念。
战国政治思想的重镇是由诸子百家构筑的，需要对主要流派的政治观点作概要性的说明。
墨家创始人墨翟，以“尊天”“事鬼”“尚同”“尚贤”“兼爱”“非攻”“非命”“非乐”“节用”“节葬”等信条，全面展示了自己代表的“农与工肆之人”的思想意识，既反映了他们反对剥削、“赖力而生”、追求平等的进步思想，也显露了他们作为小生产者安于最低消费的保守观念。“别墨”一派的宋钘、尹文，基本上继承了墨子“救民之斗，禁攻寝兵”的思想，但也吸收了老子的“情欲寡浅”和“见侮不辱”的理念。尽管不乏家国情怀，但因其与富国强兵的时代要求相疏离，很难获得主政者的青睐。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派，将传说中的神农氏推尊为自己学派的教主，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劳动、共同消费、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农耕社会。但由于他们忽视社会分工促进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致使其对未来社会的设计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继孔子之后创造了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先是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修养论，“仁以为己任”[25]，刻苦自励，以“自省”和“慎独”的功夫达到“正心诚意”的境界。归于他名下的《大学》一书，以“三纲八目”集中阐发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凸显“亲民”“爱民”的民本意识。孔子的孙子子思继之，以《中庸》一书阐发至诚通天、“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而要求做好政治制度建设，完善“三重”，即“义礼”“制度”“考文”三个方面的建构，达到“王天下”的目标。再后是孟子和荀子横空出世，将儒学推至巅峰。
孟子是最早自觉论述君主统治权合法性的思想家，他认为君主统治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授”和“民受”，即天授予，民接受，由此完成了君主统治权合法性的最经典表述，成为后世主政者最钟情的理论。孟子对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是推出由性善论导引的仁政说，这一理论由民贵君轻、德主刑辅、施仁百姓、制民恒产、取民有制、君王自律、选贤用贤、人民有权诛杀桀纣之类独夫民贼等内容组成。孟子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走向统一的趋势，认定天下达到太平的唯一条件是“定于一”。他渴望统一，但反对以战争的手段统一，坚信“不嗜杀人者”能够统一。他理想的仁政社会是没有战争的世界，所以他痛斥“春秋无义战”，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的仁政理想既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带有浓烈的理想化色彩。这样的仁政，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也没有真正实行过。尽管如此，孟子的仁政理想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这个仁政理想设计了中国古代最理想的美好政治的模式，成为日后衡量政治优劣的标准和一切仁人志士努力追求的目标。所有儒家学者都钟情于君子人格的塑造，因为这是他们“修齐治平”理论的第一要义。继孔子之后，孟子是对君子人格进行最充分论证的思想家。他的君子人格论是由养浩然之气、专心致志、艰苦磨炼、独立思想等内容组成，最终目标是达到大丈夫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据守仁义，永远不为外力所屈服，不为外物所引诱，以坚定的信念，不变的操守，傲视天地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6]这种君子人格，一直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矢志追求的修身目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较孟子稍后而与之齐名的另一位儒学大师是荀子，他是战国儒家八派中孙氏之儒的创始人。荀子不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天人关系上，他坚持“天人相分”的基本原则，将天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原其自然的物质的本质。他认定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从而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他坚持历史进化论观念，认为在整个动物世界中人之所以最宝贵，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动物，原因就是人能“群”，即组成了人类社会。而这个社会由于能“分”，所以能够合乎规则地有序运行。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定“人性恶，善者伪也”，即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的，善是后天教育修为的结果。他由此倡导“隆礼重法”“援法入儒”，更多地使礼向法倾斜，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以王权为中心将礼、法和人治结合在一起的行政理论。不过，荀子基本上继承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舟水比喻君民关系，要求君主爱民、惠民、富民，“节用裕民”，轻徭薄赋，杜绝聚敛害民。同时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赏和罚的作用，使民按照君主的意志和封建礼法自觉行动，做遵纪守法的“顺民”。荀子也注重君子人格的修养，认为养成君子的最根本途径是遵礼崇师，以礼法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以从师那里获得礼法的全部知识和学问为荣。与孔子、孟子不同，荀子有比较丰富的军事思想，在这方面，他坚守的是儒家学派的基本立场，认定政治重于军事，君王立于不败之地的不拔之基是仁义为本、修政亲民。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具备“六术”“五权”“三至”和“五圹”的识见、品格和才能。荀子的政治思想为未来的统一王朝提供了较完备的统治方略，所以后来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学是“荀学”。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庄周。他上承老子，进一步对“道”作为造物主的特质作了创造性的阐发，以凸显自我与造物主的“道”合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而完成了“道”由客观存在的精神本体向道、我合二而一的转化，即由客观唯心论向主观唯心论的转化。在认识论上，庄子是彻底的绝对的相对论者。在他眼里，世界的一切，贵贱、大小、有无、然否，即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到人的主观认识能力，都是相对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质的规定性。所有的差别、对立等，都只不过是因为观察角度的差异而产生的主观感觉的不同。庄子沿着是非的相对性前进，最后达到消解是非的不可知论，显示了其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一是认为世界不可知，人也没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否认检验真理有标准，压根就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老子一样，庄子看到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付出代价，看到当时社会的污秽与不公，进而断定历史的发展带来的是文明的退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他认定人类社会应该回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即人与动植物不分的史前岁月。由于此一理想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庄子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无为而治”，尊重所有人自愿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不要干预。他自己的人生哲学是无用就是有用，放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而要求国家和社会养活自己。与庄子同时代的杨朱是他的同道，杨朱的人生信条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种生活态度显然是消极的。由道家变异而来的黄老思想在齐国的稷下学派中占有相当优势，该学派以慎到和田骈为代表，推出法道结合的“无为而治”理论，强调法，尤其是“势”即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国君在牢牢控驭权力的前提下，减少对百姓生产和生活的干预，达到与民休息、安定社会的目的。黄老思想曾在西汉初年成为朝廷行政的指导原则，对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在思想上，商鞅对法的制定和阐发，慎到对势的申论和阐述，申不害对术的应用和诠释，都作出了独特贡献。韩非作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冶法、术、势于一炉，建立了法家学派的完整体系，是贡献最大的法家学派的思想家。
韩非对老子的“道”“理”进行唯物论的阐释，建立起自己的“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继承和发展荀子的历史进化观，批判了儒、墨、道等学派将人类历史黄金时代定在远古的法先王历史观，批判君权神授的宗教迷信，从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鼓吹“世异备变”的不断变革理念，由此适应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在战国晚期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弃旧迎新、变法求强的新学问，其进步作用是主要的。韩非继承荀子的“性恶论”，阐明以法规范人类言行的重要性。他认为法是人类的行为准则，特点一是“明”，要求人人知法守法；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7]他把“术”看成“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的工具。君王高居尊位，“无为而治”，“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28]，知人善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以用人之智，用人之能。君王还必须坚持和维护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一方面“独断专行”：“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9]另一方面，执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以便提纲挈领、执简御繁，牢牢地掌控政治中枢，号令一切。这就是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君王还必须以阴谋诡计和各种酷烈的手段制御臣子，对他们严加防范，因为“人主者不操术，则威势轻而臣擅名”[31]。韩非特别强调权力，即“人为之势”的重要性，要求君王“抱法处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2]牢牢地控制住政权，并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行法用术。韩非进而认定，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没有道德和亲情的联系，所以君王只能用富贵利禄去换取臣子和民众的忠诚与服务。韩非作为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法学大师，完成了先秦法家理论的完整化和系统化，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要求，为建立封建的统一王朝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思想，既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虎虎生气，也显示了为剥削阶级辩护的那种特有的坦率和真诚。但是完全按照韩非理论建立的秦王朝二世而亡的事实，暴露了韩非学说严重的局限性，证明仅靠严刑峻法还不足以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依照韩非的理论建构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一方面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严重的弊端，如本质上的人治传统、官本位、决策失误、腐败盛行等，特别到封建社会后期，它还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些弊端，当然不能完全由韩非负责，但作为始作俑者，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历史地看待韩非的思想及其学说，在先秦时期，他是同封建社会初期的历史进步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
战国时期，战争是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残酷的战争锻造出一批著名的将帅和军事家，其中留下兵学著作的是孙膑、吴起和尉缭子。
孙膑撰写的《孙膑兵法》，西汉以后亡佚，1972年发掘临沂银雀山汉墓得以重见天日。《孙膑兵法》认为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工具，只有“战胜而强力”，才能收到“天下服”的效果。而在战场上拼杀的是将帅和士卒，所以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他因此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33]的重要论断。他要求君王爱护民众和士卒，赏罚必信，建立国家与民众、将帅与士卒的互信关系；同时要千方百计地鼓励士气，使之在昂扬的激气、利气、厉气、延气的状态下奋勇杀敌。
尉缭留下的兵书是《尉缭子》，其政治思想主要是从兵学的角度阐发的。例如，在《原官》中，他就论述了许多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理论，如国家设官分职、文武分途对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涉及爵禄、奖惩、人口、税收、农民种田、工匠制器、申明法令、官吏分工、统一政策标准、上下情畅通、国家财政收入与分配以及知己知彼等的必要性等一系列问题，涵盖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周官》（也称《周礼》），更多反映的是荀子一派的政治理想。因为荀子是儒家学派中最先“援法入儒”的人物，所以该书也显示了一些法家色彩。不过该书总的倾向是儒法互补，德刑并用，突出了荀子一派儒家思想的特色。其中讲德治、礼教、富民、教民的内容在官制的各个层面都有显现，这正是儒学的基本理念。该书以宏伟的王室和政府架构，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系统的细密而层次分明的分工，构筑了儒家关于王室和政府架构的理想蓝图，被后世的官制改革者屡屡借鉴，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修撰的《吕氏春秋》是战国杂家的代表作，它汇集了儒、墨、道、法、农、兵、阴阳等诸家的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如倡导“公天下”的观念，赞誉“禅让”，强调“德治”，钟情“民本”，“宗庙之本在于民”[34]，认为得民的根本是得“民心”，为此必须“爱民”“忧民”“利民”，祛除为政中的“暴虐奸诈”，加强君主个人修养，这一切都可归结到儒家“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的核心理论。《吕氏春秋》明显受道家影响的是它的“君道无为论”。它认为“示能”“自奋”“有为”、事必躬亲的君主是失掉自我、失掉本分的“亡国之主”。一个好的君主必然遵循“清静无为”的理念，因为无为，故能“使众”；因为无为，故能使“千官尽能”；因为无为，故能“无不为”。《吕氏春秋》在鼓吹“德治”，主张对百姓施以忠、孝、仁、义教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赏罚的作用，但认为惩罚必须适度，决不能流于烦苛：“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35]而适度的赏罚则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保证“民无不用”的条件。《吕氏春秋》也主张奖励耕战，特别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显示了法家思想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留给秦王嬴政的建国纲领，是指导国家和社会顺畅运行的正确法则，与荀子的理论相当接近，比较适宜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可惜由于吕不韦的败亡，嬴政以人废言，没有按照此一设计规划统一后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过度遵从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与秦朝二世而亡是有密切关联的。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创造发展的辉煌岁月。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十三经中的大部分篇章、诸子论著和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史书；诞生了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思想文化巨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影响深远的学派；在政治思想领域推出了忠、孝、节、义、仁、礼、智、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主刑辅、赏罚并用、民贵君轻、法前平等、尚同尚贤、修齐治平、明德亲民、君子人格、无为而治、君明臣贤等一系列概念、范畴，对当时和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投射了耀眼的光芒。作为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资源，作为不断再出发的基地，它将历久弥新地提供启迪，孕育新知，培育新的思想文化的生长点，不断催生劲勃的新苗和绽放灿烂的新花。
[1] 周武王伐纣即商、周易代的年代，学术界有几十种说法，此处取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代。
[2] 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曾是中国历史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观点多达近十种，本书采用“春秋封建说”。
[3] 战国开始的年代还有公元前403年、前468年、前481年三说。
[4]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8页。
[6] 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42页。
[7]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页。
[8]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275页。
[9] 皇甫谧：《帝王世纪》，四库全书本。
[10] 司马迁：《史记》卷2《夏本纪》，第88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3《殷本纪》，第95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第122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3《殷本纪》，第107页。
[14] 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0页。
[15]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常训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16] 《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第207页。
[17]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大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页。
[18]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本典解》，第755页。
[19]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大聚解》，第395—396页。
[20]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21] 《国语》，第462页。
[22] 《国语》，第529页。
[23]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5页。
[24]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第345页。
[25] 《论语·泰伯》，《十三经注疏》，第2487页。
[26] 《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第2710页。
[27]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页。
[28]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71页。
[29]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48页。
[30]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7页。
[3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372页。
[3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28页。
[33] （战国）孙膑著，张震泽撰：《孙膑兵法校理·月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34]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7页。
[3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