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之所以以“党的组织力建设”为中心阐释阳泉治理实践，是因为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中国地方（基层）治理中最为核心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具备中国历史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而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到现代化，一直是国家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它不但把国家组织了起来，也把整个社会组织了起来。因此，这一治理模式更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对这一中国特色治理模式，近些年来虽有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但基本上还处在概念范畴的建构和理论体系的探索阶段，至今并没有一个基于实证经验研究的，完整、系统、全面的个案阐述、概括和分析。
之所以选择阳泉治理实践作为样本，是因为创新发展中的阳泉治理实践不仅具备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这一模式的所有特征，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共成建制创建的第一城”[1]，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也就是说，阳泉从建制伊始就植根于“党的组织力”之上，党的组织力乃是阳泉“元治理”的源头活水。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至今，作为一种政党中心主义（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而言）的治理模式，[2]阳泉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大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阳泉以党的组织力建设为中心，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全方位推进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丰富多样的治理创新经验对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所以，把阳泉治理实践作为“党的组织力建设”之典范，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是治理理论的发展诉求。亦即为中国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来自实践检验的案例，它能够证实（至少部分地证实）和解释（至少部分地解释）中国的治理实践，从而为中国治理理论的发展诉求即中国治理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实证样本。二是治理实践的政策需求。亦即为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一个基于党的组织力建设的、地方性的、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模式，它能够揭示中国地方（基层）现代化治理与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实践含义。
（二）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被赋予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并做出完整论述的。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3]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团结奋斗。”[4]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组织和组织力的论述，有三个要点：一是党的组织对党的发展非常重要，组织可以使党的力量倍增；二是党的组织力主要指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力；三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力建设，应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作用。
概括地讲，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层党组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具有的宣传力和执行力。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宣传和执行上级党组织或本党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使命，正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基层党组织时突出强调了其政治功能。具体来说，党的基层组织要履行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的职责，要正确处理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落实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第二，基层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重点包括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能力，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及学习科学、文化、法律、业务知识，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三，基层党组织对人民群众和基层社会所具有的动员力和发展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群众组织起来，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地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等，实际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并把它落到实处，取得群众拥护，扩大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增强社会动员能力。
（三）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看，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取得建设成就和改革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还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四大上，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被确定下来，那时就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5]的口号，并制定了有利于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规章制度，从而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1927年，在“三湾改编”中，党又创造性地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诸如将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广泛的基层党组织。这一时期，为解决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问题，党对基层组织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土地改革的顺利实施，党中央又通过整党、批判错误思想等方式，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从而为保障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注重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质量，出台相关规章制度，使基层党组织工作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如在1951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等文件，进一步深化了党在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上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对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时期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一是拓展了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即“两新”组织）的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新变化，党中央明确要求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并对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后，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得到扩宽，各地先后在企业、社区、街道等领域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二是对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做出了新表述。为了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落实，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而展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开始逐渐由行政功能、专政功能转向领导功能、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6]三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从而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反“四风”问题，还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全党的理想信念、增强了全党的“四个意识”，并使基层党组织建设宽松软状况得到极大改变。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提出，更是将重点领域指向了基层党组织。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论断，则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规律的认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加强新时代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加强党组织建设，要推进党员干部能上能下。健全能上能下的工作机制，可以将能力强、肯奋斗的干部提拔上来，将能力差、态度差的干部调整下去。加强党组织建设，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体系。只有不断地自我革命和革新，才能使党迸发出更蓬勃的活力。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就要求党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锤炼自己，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对于党内顽疾问题要勇于亮剑，从根本上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后盾，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加强党组织建设，要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心骨。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大改善民生的力度，努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要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以民生工程暖民心，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群众，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实现共享，使人民群众生活更加便利。
（四）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是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第一，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功能上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政党的意义，事实上它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7]第二，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力量，也是领导力量，作为执政的力量，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作为领导的力量，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即国家制度，而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第三，党组织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政府系统之外存在着广大的党员以及嵌入整个社会的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作为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与一般国家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不能直接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8]（见图0-1）。
图0-1 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框架及关系范畴
也就是说，以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就要确认政党的性质或类型，即政党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在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 system）中，政党与国家融为一体，[9]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的政党”，可以被看作国家的复本（a duplication of the state），它既在国家中，也同时在社会中。换言之，国家体制的政党政治影响因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关系发挥着实质性的影响，它是国家权力、基层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从世界范围看，政党主导型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往往以政党为中心，其关键是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政党的领导和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它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核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以政党为组织领导核心，区别于多党竞争的代议制治理模式（以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它是一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说，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当下中国地方（基层）治理中最为核心的一种模式，它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形式。
（五）
本书的研究客体是“阳泉市”，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而是一个“大阳泉”的概念，总体特质是乡土社会，资源丰富但产业单一，具备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典型意义。
阳泉隶属山西省，国土面积4559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31.85万人。现辖平定县、盂县、郊区、城区、矿区5个县区，以及1个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有31个乡镇、620个行政村、11个街道、157个社区。[10]
本报告以阳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为样本，对阳泉市在党的组织力（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探索，展开系统调查，进行全面分析，并指出阳泉治理实践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政策意义。
阐释中国地方（基层）治理创新实践，需要明确这样一个支配性的、结构性的影响变量，就是党、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中的位置，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换言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渗透着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把握了这一基本关系，就能够把握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建构的整个过程。换言之，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政党的目标追求和实践活动涉及对国家权力的掌控与运用，以及对整个国家体系和社会体系的领导与治理。这对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对自身组织体系的科学构建和高效协作也有着更高的要求。政党不仅要领导和管理自己的组织成员，还要带领组织成员去管理国家和社会等，所以，党的组织力这一概念涵括政党所应具备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的综合内涵。政党这一主导性的关键特征对本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在阐释以党的组织力为中心的阳泉治理创新实践时，对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通盘的考虑，而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联结是考察这一问题的具体进路。因此，在本研究中，党、政府（国家）、社会三分框架或三组关系将成为阐释阳泉党的组织力建设及其治理创新实践的认识范式和分析维度（见图0-2）。
图0-2 党—政府（国家）—社会的关系维度
本书从三个结构部分对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进行阐述：一是政治领导力，亦即以政治功能为中心，履行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的职责，正确处理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落实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强化政治引领作用。二是思想引领力，重点包括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能力，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及学习科学、文化、法律、业务知识，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这种能力集中体现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及服务群众”等方面。组织群众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的社会号召力，将群众组织起来，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宣传群众就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地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凝聚群众就是要将群众团结起来；服务群众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牢牢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
本书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1）个案研究法。对阳泉市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实践进行实地调研，并对个案进行比较研究。（2）深度访谈法。就典型性或普遍性问题，对不同的城乡（镇）社区，进行深度访谈，深化对专项问题的认识。（3）文本分析法。对阳泉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文本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定性研究方法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本质关联方面的把握，能够获得研究现象背后的逻辑因果关系。但定性研究方法在代表性和一般性方面具有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一点，本书采用调查问卷方法的定量研究方法，并对更大范围内的阳泉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情况做了一般性的归纳、概括和分析，这个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
本书的资料来源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实地获取的调研资料，包括访谈、座谈会、专题调研、现场参与观察方面获得的资料。二是文本资料，包括所调研城乡（镇）提供的文本资料以及其他有关基层治理工作方面的文本资料；有关政策文件，包括党政系统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要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等方面的重要讲话和政策要求等文件。三是问卷调查数据资料，以及阳泉市党政相关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
[1] 中共阳泉市城区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阳泉市城区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6页。
[2]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理论，例如，“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论’”（参见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219页）、“将政党带进来”（参见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参见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4]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2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6] 张书林：《党的基层组织建设30年：探索与启示》，《探索》2008年第4期。
[7] 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 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载陈明明主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3页。
[9]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1页。
[10] 本书中阳泉市的相关数据或情况，均来自作者2022年在阳泉市调研中获取的资料。余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