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关系史
妈祖文献史料中明清使节出使琉球的记载及其解读[1]
林震[2]
内容提要：文章从妈祖文献史料整理出明清时期“海神妈祖神迹”的史料，并对这些相关记载进行解读，分析国家对妈祖信仰不同重视程度所揭示的外交意义。文章指出，借助妈祖的“灵力”来完成外交使命，是古代中国册封琉球外交活动特有的内容。明清册封琉球外交活动中的妈祖信仰传播，以康熙为分界线呈现出两个不同阶段：康熙之前的明朝和清初，基本上是册封使节个人在推动妈祖信仰的传播，国家相对比较被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外交“重接待而轻派出”的特点；从康熙开始，国家比较重视发挥精神因素在出使琉球中的重要作用，对册封使节诸种“还愿”请求基本都会满足，表明国家对册封琉球的外交活动越来越重视。
关键词：册封使；出使琉球；“妈祖神迹”；外交意义
妈祖信仰是发源于宋代福建莆田的海神和航海保护神信仰。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对妈祖有36次褒封，妈祖神格也从宋代的夫人、妃，元明时代的天妃，升到清代的天后。妈祖信仰在明清时期对琉球的册封活动中有着很高的重视度：册封使出发之前，要祭祀妈祖（“祈祭”）；封舟上要设妈祖神龛，有专人负责祭祀，全船的人每天都要虔诚敬拜；来回海路，若遇险情，要向妈祖求救；安抵目的地后，要上奏朝廷，请求褒奖妈祖（“报祭”、加封等）。在古代航海条件下，人们无法完全抵御航海风险，册封使每次出使都是一次生命的赌博，精神上的寄托因此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从妈祖文献史料整理出明清时期记载了“海神妈祖神迹”的史料记载，并对这些相关记载进行解读，分析国家对妈祖信仰不同重视程度所揭示的意义，期能有助于学界对琉球册封史的认识。
明永乐元年（1403），世子武宁遣使讣告中国；永乐二年明成祖遣使赴琉球吊祭中山王察度，并册封武宁袭爵为中山王，这是中国册封琉球的开始。宣德年间，尚巴志又向明政府提出册封的请求。自此，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并一直持续到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被日本吞并为止。明清两朝册封琉球国王共23次，派出正副册封使43名。其中明朝15次，27人；清朝8次，16人。乾隆年间册封副使周煌著有《琉球国志略》，辑录了明清时期历次航程中遇到天妃（妈祖）灵应事件的册封琉球使，他们分别是：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高澄；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李继春；万历七年（1579）萧崇业、谢杰；万历三十年（1602）夏子阳、王士祯；崇祯元年（1628）杜三策、杨抡；康熙二年（1663）张学礼、王垓；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林麟焻；康熙五十八年海宝、徐葆光；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
记载“海神妈祖神迹”的出使琉球使节一览表
续表
一 出使准备
明代册封使在接受出使任务后，要筹资甚至自己出资修建或重修妈祖庙，还要反复劝说朝廷要在使节出发前官祭妈祖（“祈祭”）。但是，册封使建立祈祭的请求不断被驳回，只有到明朝末年，夏子阳使团出行之前（1606年），朝廷才同意建立祈祭制度；清初，在康熙的支持和册封使的不断请求下，朝廷建立了正式的祈祭制度，从此相沿成习，不再争论。嘉庆皇帝更是突破成例，在使节出行之前加封妈祖，体现了他对册封琉球外交活动的重视。
（一）陈侃册封使团（1534年）
“神怪之事，圣贤不语；非忽之也，惧民之惑于神而遗人道也。侃自早岁承父师之传，佩‘敬而远之’之戒。凡祷祠斋醮、飞符噀水、诵经念佛之类，闾党有从事者，禁之不可，则出辟之；或过其宫，则致恭效程子焉……飞航万里，风涛叵测；玺书郑重，一行数百人之生，厥系匪轻。爰顺舆情，用闽人故事，祷于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为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礼必虔，真若悬命于神者……揆之祭法，庙而事之允宜。在宋、元时，已有庙额封号；国朝洪武、永乐中，屡加崇焉。予二人缩廪，附造舟余直，新广石，望崎行祠，则从行者敛钱以修。”[3]
陈侃在出使前，是一位对鬼神之说持“敬而远之”立场的儒家知识分子。但是，他来到福建后，发现福建人普遍崇奉海神天妃，而且册封舟上专门为妈祖建造了神龛，舟人每天早晚都要焚香敬拜，祈求海路平安。于是，陈侃意识到妈祖信仰对顺利完成册封使命的重要作用，开始筹划重修妈祖庙。这个时候，朝廷并无专款用于妈祖庙的整修，陈侃只好自筹整修长乐县广石妈祖庙的资金：一方面，动员副使高澄和自己一起捐出部分俸禄（白银二十四两）；另一方面，将剩余的册封舟建造费用转用于修庙。至于另外一座与册封有关的妈祖庙（“望崎行祠”），则在随行使团成员中按人头征收整修经费（白银三十两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陈侃重修广石妈祖庙之后，此庙成为明代派遣的历任琉球册封使出发之前祭祀妈祖（“祈祭”）的地方。
（二）郭汝霖册封使团（1562年）
“余承命南下，长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弭节闽台，造册百凡按陈、高使录行。惟广石庙遭倭寇焚，乃耆老刘仲坚等闻余至，亦来言庙事。余檄孙通判大庆，考其遗迹，并材料工价值百金。余与李君循例捐俸二十四金，并敛之从行者，得三十金，以助。余五十金无从得。余因言于代巡樊公斗山，樊遂标罚赎佐成其事。不两越月，庙貌鼎新，巍然焕然，瞻趋有所，人心起敬。他日飞航顺便，重荷神贶者，樊之功哉！或因是以鬼神事质于余。余曰：‘是说也，荐绅先生难之矣！考孔子曰‘敬而远’，大谓之敬，必有以也；谓之远，特不专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乡人傩，朝服立阼阶’，孔子岂无见耶？而初学小生稍谈鬼神，则冒然称茫昧，避谄渎讥；及遇毫发事，辄俯首叩祷不暇。果能知事人、事鬼者乎？今大航海之行，尊皇命也，一舟而五百人在焉，彼溟洋浩荡中，无神司之，人力曷能张主？学者知是说，则知予非惑，樊非徇；而是庙之祀，可以勒诸将来。樊名献科，字文叔。浙缙云人。其巡闽也，酌时机，务省约，而事之关体要者，独无所惜云。
原附记：
……滨海渔民犹不忘建，恳于县令戴时望曰：某等方鸠工，不敢靡公帑，惟得人司成。戴遂捐俸若干助……余与李君再缩廪得八金协济。于是庙貌重新。”[4]
郭汝霖使团因倭寇在福建作乱，从受命到成行，用了四年时间。广石妈祖庙被倭寇烧得一干二净，郭汝霖与副使李际春费力找到了遗址，却无钱无人，无法重建。他们循着陈侃的做法捐出了自己的俸禄二十四两白银，却还有七十多两的资金缺口，最后找到了当时的福建代巡抚才填补了缺口。不料，庙刚建好，倭寇接踵而至，又毁了妈祖庙。后来，在长乐沿海渔民和长乐县令的大力协助下，终于重修了妈祖庙。
郭汝霖一而再地坚持修庙，当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为了反驳这些人，郭汝霖从儒家学说的角度进行了反驳。首先，孔子对鬼神“敬而远”，说明这个世界是有鬼神的，因为，“大谓之敬，必有以也”；其次，茫茫大洋，若不向海神祈求保佑，如何确保册封使命的完成以及全船五百人性命无忧？应该说，郭汝霖的这番反驳，在当时的社会是有说服力的，能够有效化解社会人士对修建妈祖庙和祭祀妈祖的质疑。
（三）萧崇业册封使团（1579年）
萧崇业接受出使任务后，向朝廷上奏：“今使臣奉将王命，远涉海涛，虽仰伏皇上威灵，百神自为之效职，然而赐之以祭，是亦所谓‘御灾捍患则祀之’之意也。先年已有回还报祭事例，惟启行之祈尚属缺典，相应俯从所请，除报祭文先已撰去外，合候命下，移文翰林院再撰述祈祭文一道，行令该布政司备丰腆祭二坛；俟本官启行及回还之日，即于海神庙亲自同本司堂上官举行。仍永著为例，后来一体遵行。”[5]
萧崇业提到的“先年已有回还报祭事例”，是指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安全回国后奏请朝廷命令福建地方官员官祭海神妈祖，当时礼部的回复是可以官祭，但只此一次，“不为常例”。他建议朝廷要建立官方的祈祭（出发之日举行）和报祭（回还之日举行）妈祖的制度。礼部如何回复萧崇业的建议，因找不到相关记载无从知道。但是，从后来（1602年）礼部尚书还在建议增加官方祈祭来看，官方主持祈报两祭的制度在明朝并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只在妈祖保佑使团安全回国后才举行祭祀活动的做法，应该是明廷对民间神明半信半疑态度的反映，但也体现了明朝外交“重接待轻派出”的特点。[6]
（四）夏子阳册封使团（1606年）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六日，礼部尚书冯琦题奏：“按昔年航海，有报无祈；今科臣议增祭一坛。盖身涉险途，礼可义起。合无于临行之日，听其请敕二通：一祈于起行之初，一报于回还之后。凭借天子宠灵，百神效职；量增一祭，于礼非过也……本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冯琦等具题。”十八日，奉圣旨：“依议行。钦此。”[7]
礼部尚书冯琦为何会建议增加官方祈祭，有待相关史料的发现。不过，冯尚书提出，考虑到册封使团要经历凶险莫测的海路历险，可以突破礼制陈规，增加一次出发之日的“祈祭”。这个理由后来被清朝初年的礼部所援引，作为建立清代祈祭妈祖制度的主要根据。
（五）汪楫册封使团（1683年）
康熙二年（1663），清朝派张学礼率领使团首次册封琉球国王，但没有举行祈报二祭。汪楫受命后具奏：“臣见万历四年使臣萧崇业所刻《使琉球录》一书……即载有谕祭祈海神文、报海神文二道……似当照例祈报，以迓神庥。”[8]礼部回复：“查得《会典》，凡往封外国，无谕祭海神之例。又查琉球国尚质封王时，张学礼等册封前去，亦无谕祭海神。其所请谕祭海神之处，应毋庸议。”康熙批复：“……尔部会同户、兵、工三部一并再议具奏。”礼部遵旨与户兵工三部合议后具奏：“查得《会典》，凡往封外国并无谕神之例，但航海往琉球不比寻常差使，其所请谕祭海神之处，应行致祭，俟命下之日，祭文内阁撰拟，祭品交与地方官员备办。汪等至闽致祭起身。”[9]
这次出使，是否进行祈祭成为汪楫行前准备的重点。他援引明朝成例，要求建立祈报两祭制度，确保册封使命能顺利完成。礼部官员显然比较保守，他们从已有制度（《会典》没有记载）和清代第一次册封的做法（张学礼使团）出发，反对增加祈祭。这时候康熙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要求四部合议的命令其实表明了他支持祈祭的态度。四部合议的结果，就是决定增加祈祭，并明确由内阁起草祈祭文、由地方政府准备祭品。这为以后历次册封使团在官祭妈祖方面提供了明确的规定，不需要像明朝使臣那样每次都要和中央外交机构费尽口舌地争辩，从而大大节省了出使准备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增加祈祭会被使团人员解释为“增加了妈祖的灵力”，大大有助于缓解他们对航海的恐惧并增强安全抵达目的地的信心。
（六）赵文楷册封使团（1800年）
1.出发前加封妈祖
嘉庆皇帝下旨：“现拟加封天后神号（注：“垂慈笃祜”），即命赵文楷赉文前往致祭矣。册使远涉重洋，其乘坐船只自应妥为预备……着传谕玉德转饬地方官将赵文楷等所需船只预备稳妥，并酌拨弁兵小心护送，俾得遄行无阻。”[10]这次加封神号的特点在于“事前主动加封”。按照此前加封惯例，一般是待册使回朝复命时奏请，经皇帝批给礼部讨论，再由内阁草拟封号呈交皇帝圈定。提前加封之举，显示了皇帝对册封琉球的外交使命的高度重视。
2.地方大员积极配合
闽浙总督玉德向朝廷报告：“当经臣等挑闽县船户陈长益、吴恒裕商船二只，船身坚固，一切篷桅椇俱各完整。面询该国接封陪臣梁焕及夷梢人等，佥称该二船均堪涉历重洋。当即恭折奏闻，并附片奏明将存闽班禅所进右旋白螺，交与赵文楷等供奉船舱，以资灵护在案。……所有护送弁兵，臣玉德先已照例选派闽安协左营都司陈瑞芳、南粤镇标左营守备王得禄挑选水师兵丁二百名，随带军械，分配两船。一切应用匠役物件均已预备齐全，并檄饬沿海各镇将带领舟师，小心护送。”[11]
往年册封舟大都是现造，费时费财，此次由地方大员亲自主持，征用民船，省时省力，而且因为选的是已有远洋航行经历的船只和船员，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这次出使准备，封疆大吏还建议让使团带上右旋白螺（被视为“定风珠”，能使江海风平浪静，护佑渡江海者平安），以此增加册封舟抵御风浪的能力。从此也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对册封琉球的外交使命更加重视了。
二 去程海路和历险
去程海路，有一帆风顺的，也有惊涛骇浪和生死险情。从册封使节事后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船员在去程中遇到险情时，通常会采取祷告、剪发、大声呼救等办法来寻求妈祖“显灵”帮助；关于“神迹”，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没有行前的“祈祭”，那么使节就不会记录妈祖的“神迹”（如陈侃使团和郭汝霖使团）。郭汝霖甚至记录了求救于妈祖却得不到庇护的事情，这应该警醒了后来的使团，提醒他们要在船上多敬奉一些能护佑航行的神明，以在妈祖灵力不足时提供额外的帮助。
（一）陈侃册封使团（1534年）
“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时，五月初八日开洋，至十二日将抵其国；忽逆风大作，舟摇撼不可当，遂尔发漏，数十人以辘轳引水不能止。舟荡甚，足不能立，众欲塞漏而不可得。于是群呼求救于神，剪发以设誓。俄而风遂息，舟少宁；执烛寻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得保无虞。”[12]
险情：遇逆风船漏水。
解决办法：众人向神大喊求救+剪发设誓
（二）郭汝霖册封使团（1562年）
“是年闰五月初四日，至赤屿，无风。舟不能行。当昼有大鱼出跃，从者谓如一舟然，旁有数小鱼夹之。至暮，舟震撼冲击，莫知其故。自舱上观之，则风浪静。而舟之颠危次日愈甚。余与李君目眩心悸，召长年问之，皆谓无风而船如此，事诚可怪。所嘉者，船力劳壮坚固，决保无虞。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侦之，则皆稽首天妃之前祷矣。中夜颠危益甚……六日辰刻，夥长舵工请余二人拜风，且谓有所爱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时曾有人惠《金光明佛经》，又舵工陈性能作彩舟以禳。余曰：‘事无害于义，从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拜，口为文以告。道人等用经与彩舟升之舱口祈之，而风忽南来……遂满蓬而行。至初九日，登岸。”[13]
险情：海上无风，船却激烈颠簸，长达两日。
解决办法：向天妃祷告，没有效果，颠簸更厉害；以《金光明佛经》和彩舟祈禳，颠簸停，南风起，船行神速。
（三）夏子阳册封使团（1606年）
“臣随于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内，陛辞；入福建省城，督造封舟。乃缘地方人情乖谬，百端龃龉；幸再藉天语叮咛申饬，于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始克成舟。遂以本年五月初四日由福建南台解缆，至长乐县；十九日，至广石，谕祭海神。次日，登舟；二十四日黎明，从梅花所开洋。时值顺风，凡七昼夜兼行，即抵其境。次日，彼国闻知，遣官来迎及率夷舟导引入港；遂以六月初二日登岸。”[14]
神迹：妈祖保佑，顺风顺水，平安抵达。
（四）汪楫册封使团（1683年）
“于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谕祭海神天妃于怡山院。是时东风正猛，群言夏汛已过，未易开洋，乃行礼甫毕，风声忽转，舵楼旌旗，尽皆北向。臣等知属天妃示异，决计放舟。二十三日辰刻，遂出五虎门……以海道考之，二十四日当过小琉球、花瓶屿、鸡笼、淡水诸山，而是日辰刻已过彭佳山，酉刻已过钓鱼屿，不知诸山何时飞越。二十五日应见黄尾屿，不知何以遂逾赤屿。二十六日应见姑米山，又不知何以遂至马齿山。此时琉球接封之陪臣唯恐突如入境，国中无所措手，再拜恳求暂泊澳中，容其驰报。乃落篷而篷不得下，抛碇而碇不可留，瞬息已入琉球之那霸港，直达迎恩亭前矣。时方辰刻，距开洋三昼夜耳……而彼国臣民，莫不相看咋舌，群言自古迄今，未有神速如此者！”[15]
神迹：东风正猛，忽转南风，利于放舟出洋；三昼夜抵达那霸港，如御神风，实属罕见（一般顺风需要七日）。
（五）全魁册封使团（1756年）
“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奏请圣训。本月初九日出京，四月二十四日抵福建省。时海舟事宜俱已办理完备，遂以六月初二日登舟，初十日由福建之五虎门乘风放洋。十四日抵琉球之姑米山，讵意风势旋转东北，不得已下椗，候至二十四日夜，飓风大作，椗索十余，一时顿断，舟身触礁致损。仰赖皇上洪福，天妃效灵……臣等得从惊涛之中赉奉节诏倚山登岸，随封二百余人，皆庆生全。中山王随遣舟来接，臣等于七月初八日进抵彼国。”[16]
“（六月）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风之次，适当暴期，波浪兼天，舟身震撼，呕逆颠仆者无数。臣等屡祷于神，神出筊示谓：‘宁泊此，毋舍去也’。于是肃将简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灵，当为神乞加封号；并请于册封之年，明颁谕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颱飓大作，椗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时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约六七百步许，自分此时百不一生。呼吁之顷，忽神火见于桅顶；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举舟之人，皆所共见。乃胥呼曰：‘天妃救至矣！’须臾，舟稍向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沉溺，复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17]
险情：船在琉球姑米山遭遇飓风，触礁后船底进水。
解决办法：向天妃祷告+大声呼救。
神迹：桅杆顶上有神火出现+海面有灯光浮来。
（六）齐鲲册封使团（1808年）
“……于闰五月初三日，自福建省南台开舟，驶至五虎门等候西南风，于十一日放洋，十七日行抵该国……向来之所以必待冬至者，原为风信有准起见，本年立冬后东北风大盛，臣等议定于十月初起身。该国王以历来从无十月初回棹之事，坚请留待冬至。臣等宣布皇上恩德，并告以吉祥白螺供奉舟中，断无他虑，决于十月初二日开船，驶至马齿山等候东北风。初九日放洋，十五日进五虎门，十七日早至福建省城。通省官民无不讶为神速。此皆仰赖圣主洪福，天后默佑，是以来去大洋前后均系七日。”[18]
神迹：妈祖保佑，来回均为七日，且都安全抵达。
三 返程海路和历险
从史料来看，返程所记录的险情和“神迹”比去程要多，这说明返程比去程更惊险，这主要是因为冬季风比夏季风更为猛烈莫测、对船只的冲击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夏子阳使团还记录了一起地方官员渎职造成册封舟沉没的严重事件，说明明朝末年地方政府对册封之事已经是等闲视之了。夏子阳还说，“余辈于此始信神明之呵护非虚，而要皆仰藉朝廷之宠灵耳”。[19]这种说辞是明朝皇权高度集中的生动反映，说明在当时儒家官员的观念中，民间神明同样也要臣服和效力于皇帝。
（一）陈侃册封使团（1534年）
“回时，九月二十日在彼开洋；二十一日夜，即遇飓风将大桅吹折，须臾舵叶又坏。舟之所恃以命者，桅与舵也。当此时，舟人哭声震天，大呼神明求救；臣等亦知决无生理，为军民请命，叩首无已。……二十三日，黑云蔽天，风又将作，众皆知舵当易而不敢任。盖风涛中易舵，一动即覆矣。于是请命于神，得吉兆；众遂跃然起易。……二十六日……是夜果疾风迅发，白浪拍天；巨舰如山，飘荡仅如一苇。风声如雷而水声助之，真不忍闻！舟一斜侧，流汗如雨。臣等惧甚，衣冠服而坐，相与叹曰：“圣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为之效职，海神独不救我辈乎？当此风涛中而能保我数百民命，真为奇功矣！当为之立碑，当为之奏闻于上。”[20]
险情1：桅杆被吹折+船舵损坏
解决办法：全体船员哭求海神救命+册封官员不断向海神叩头求救；
险情2：船舵已折，大风将至，无法决定是否换舵（换和不换皆有风险）
解决办法：占卜于妈祖，得吉兆，可以换；
险情3：风浪大作，随时有倾覆危险
解决办法：册封官员向神许愿，若能得救，回国后要将妈祖的功劳上奏皇帝，还要为神立碑。
（二）郭汝霖册封使团（1562年）
“又按十月十九日开洋回国，东北风旺。至二十日午刻，忽有麻雀一只，宛宛来泊舱蓬。陈大韶等见之，即心动曰：‘此神雀报信。又往年陈、高二爷回时之兆。倏忽间，黑云接日，冥雾四塞，冷雨飓风，号呼大发。余令吴宗达等谨备之。行至夜一鼓，舵忽折去，举舟哭天，而叩天妃……至天明，风连旺不止，舵不能换。二十二日辰时，余眩瞑甚矣。盖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已决度外，惟是五百人尚不能忘念。乃召书吏陈珮，具笔札床前，余口为文授之，令书以檄天妃……既祭后，风稍息。诸人亦求筊于天妃，许之。遂易新舵。诸人大发愿心，祈修醮典。余亦许归朝奏请，如例遣祭。舵工陈兴珙又善降箕，乃用李君一家僮并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书，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钦差心好，娘妈保船都平安也。’”[21]
神迹1：麻雀飞来停在船帆之上，预示着有大风浪要来；
神迹2：妈祖降箕，“娘妈保船都平安也”（“娘妈”是福建沿海民众对妈祖的昵称）。
险情：大风不止+船舵折坏
解决办法：全体船员跪拜哭求妈祖救命+册封正使口授檄文求救于妈祖+掷筊决定是否换船舵。
（三）夏子阳册封使团（1606年）
“臣等登舟之后，至二十日始得出港。次日，开洋返棹，方尔安行。忽二十三日午后，飓风大作；连日涛涌如山。系舵大索为一船纲维者，连断其四。运舟巨舵为一船主宰者，连折其二，舟中所存仅一舵矣；亟整理易之，又复为巨浪击去舵叶。即合木巨桅，亦缘振撼损裂，摇拽欲仆。如此者又经三昼夜，以一无舵之舟簸荡于烈风狂涛中，颠危倾仄，几覆溺矣。幸赖我皇上威福，以致神明默佑；二十九日，三易舵后，风伯助顺，始得安澜以归。三十日，抵福建定海所。十一月初一日，入五虎门港口。臣等与阖舟四百余人方私相庆幸，喜遂生还；乃沿海地方官秦、越相视，竟违臣等所行之牌，无一舟来引港，遂至封舟迷礁阁破，一番惊恐，又几没溺。所幸此属内地，臣等亟觅小舟避去；从行各员役皆扶救登岸，仅以身免。夫濒危数四，殆而复安；此非仰藉皇上宠灵，其焉能有今日哉！”[22]
如上所引，在给皇帝的奏本中，夏子阳说，使团能渡过航行难关，“幸赖我皇上威福，以致神明默佑”，突出了皇帝的作用。但是，在《使事纪》中，夏子阳提到了回程中发生的数次“神迹”：
神迹1：“乞请筊于天妃……而神许以午时”；
神迹2：“余等乃为檄告龙王，词用严切。顷乃波涛稍定，舟亦御风荡行”；
神迹3：“乃复向神虔祷，许之立庙并为奏闻加封。顷之，风忽转东，浪亦随平；船行如飞，人心始定”；
神迹4：“神示以宜南向。乃折而南，一转舵而火光遂灭矣；人人惊异，始知为神护也”。[23]
（四）汪楫册封使团（1683年）
“冬汛归舟，还思利涉。而其时御笔诏敕，尽留海邦，百神呵护，不可复冀。风涛震撼，浪与天高，掀篏无已，人皆颠覆……于是肃将简命，共吁天妃，谓神既受封圣朝，自应佑臣返节。如其获济，当为神乞春秋祀典，永戴皇恩。虔祷方终，神应如响。于时束桅之铁箍已断十三，而桅不散；系篷之顶绳一断不可复续，而篷不堕；桅前之金栓摇裂逾尺，而船不坏。有此三异，可叹神功。伏乞敕下礼臣，议举春秋二祭，着令地方官敬肃奉行。”[24]
险情：大风大浪，船上众人东倒西歪，无法立足。
解决办法：向妈祖祈祷并许愿，若能得救，要奏请朝廷赐予春秋两祭的殊荣；
神迹：1.桅箍断而桅不散；2.顶绳断而篷不落；3.桅栓开裂而船不坏。
（五）全魁册封使团（1756年）
“臣等以今年正月三十日同（护送之二号船）由琉球国放洋，于二月十三日入福建五虎门，一路风恬浪静，险阻无虞。”[25]
神迹：妈祖保佑，风平浪静，安全回国。
（六）齐鲲册封使团（1808年）
“十月初一日回舟，泊马齿山侯风。初九日放洋时，二号船已循山而西，头号船离山仅数尺，尚未折回，群呼：‘船已近山，定成粉齑！’臣等危机之际，默祈神佑，倏忽间船至山旁若有引之而西者。咸谓海船重逾二十万斤，非神力不能然也……十二日过黑水洋，是夜飓风大作，一昼夜不止，白浪如山飞压船，而锅竃皆没，船动摇不定，针盘亦屡移。臣等在风涛箕簸中虔心求祷，合船诵佛不绝。十三日黎明，风稍息，考之针路已斜走数百里矣。幸蒙神佑，捩舵仍用原针，十四日即望见温州山。”[26]
神迹1：妈祖以“神力”护船，避免了撞山粉碎；
神迹2：在偏离航路几百里的情况下，妈祖保佑，册封船最终安全抵达。
四 回国后的还愿
从册封使节回国后是否能够顺利还愿，可以看出，明清时代，朝廷对妈祖在完成册封使命中的作用的判断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祈祭”是判断朝廷妈祖观的关键指标：没有祈祭，说明中央外交主管机构对妈祖是持“观其行”的将信将疑态度；有祈祭，说明中央外交主管机构对妈祖是很信任的。直到明朝末期，行前“祈祭”才成为制度。清代初期是没有祈祭的，到了康熙初期才重建了祈祭制度。而且，从康熙开始，朝廷对妈祖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从将春秋两祭写入祀典到明确官祭对象是妈祖，再到增加妈祖的封号以及加封妈祖父母。这说明康熙以后的朝廷对册封琉球的外交活动越来越重视了。当然，朝廷的重视也极大地推动了妈祖信仰的传播。
（一）陈侃册封使团（1534年）
陈侃对冥冥之中保佑航行的海神天妃感激不尽，上岸后，惊魂甫定，立即向朝廷上奏，说：“臣等感其功，不敢不厚其报。在福建时已尝致斋设醮，修庙立碑矣。但‘奏闻’之言既出于口，不敢有负于心”，请求皇帝“令福建布政司与祭一坛”。对此，礼部的答复是，“今左给事中陈侃等奏使海外，屡遭风涛之险，卒获保全，实乃皇上圣德默佑所致；海神效职，不可谓无：是亦捍灾御患之意也。赐之以祭，礼亦有据……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备办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一次，以答神庥；不为常例。”[27]皇帝对此表示同意。
可见，当时明廷对妈祖还不是很重视，认为起作用的主要是皇恩（“实乃皇上圣德默佑所致”），只是为了抚慰出使官员，才同意官祭妈祖一次。
（二）汪楫册封使团（1683年）
回国后汪楫奏请朝廷褒奖海神天妃。礼部收到奏折后回复：“臣部（指礼部）题复：……查祀典，岳渎诸神载有春秋二祭……此外如敕封黄河、运河、洞庭湖等神，俱无春秋二祭之例。今检讨汪等奏请海神天妃春秋祀典之处，应无庸议可也。”对此，康熙帝批复：“依议。”[28]
与此同时，施琅因为妈祖“显灵”助力收复台湾也奏请加封妈祖：“臣拟于班师叙功之日，一起题请加封，近接邸报，册封琉球正使汪楫以圣德与神庥等事具题请封，因先以其灵异详陈，伏乞皇上睿鉴敕封，并议加封。”礼部回复：“遣官献香帛，读文致祭。”康熙指示：“依议。钦差礼部郎中雅虎等赍香帛到湄诣庙致祭。”[29]
显然，即使主事官员报告了妈祖在护佑册封舟和收复台湾方面的“神迹”，还是没有为妈祖争取到“春秋两祭”和“加封”的殊荣，只是同意派高级官员到湄洲岛妈祖庙官祭妈祖一次。从这些回复和指示可以看出，礼部和康熙皇帝在妈祖涉外事务方面，基本上拘泥于祀典的规定，没有对妈祖破例加恩。但是，在出使官员看来，朝廷驳回“春秋两祭”的提议，使他们对妈祖的许愿落了空，这会减弱未来妈祖护佑出使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任册封使还会在这个议题上继续跟进，企图说服朝廷给予妈祖更多的荣誉。
（三）海宝册封使团（1718年）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四日于热河面请圣训，出都至闽。于五十八年五月二十日登舟，次日至怡山院谕祭天妃。二十二日从五虎门放洋，西南顺风；行八日，六月初一日登岸……十二月二十六日，登舟候汛；本年二月十六日乘东北顺风，行半月，三十日，始抵福州五虎门……臣等奉命经行绝远之处，神灵效顺……其中往返之时，风少不顺；臣等祈祷天妃，即获安吉……仰祈特恩许着该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报神庥。”[30]
“……则岁时之祭，自元已有之矣。前明嘉靖中，册使陈侃使还，乞赐祭以答神贶；礼部议：令布政司设祭一坛，报可。此又特祭一举行者也。万历三年，册使萧崇业始请秩祀海神，合举祈、报二祭。至今封舟出海，因之。康熙二十二年，册使臣汪楫还，具疏请照岳、渎诸神，着地方官行春秋二祭；礼部议：未准行。今臣等在海中祈神佑庇，窃计封号尊崇已极，惟祀典有缺；故专举为词，神应昭格。”[31]
礼部题复：“往返大海绝险之区，官兵从役数百人皆获安吉，固由天妃显灵，实皆我皇上怀柔百神，海若效顺所致也……今天妃默佑封舟种种灵异，应令该地方官春秋致祭，编入《祀典》。”康熙批复：“依议。”[32]
看来，海宝吸取了汪楫和施琅被朝廷拒绝的教训，他放弃了“加封”的请求（因为妈祖的封号已经够长的了），列举从前明以来朝廷嘉奖妈祖的各种做法，说明现在只有赐予妈祖“春秋两祭”并写入《祀典》的殊荣，才足以配得上妈祖护佑册封船的“种种灵异”。这样的策略和理由说服了礼部，终于同意了海宝的提议，突破成规，将妈祖作为特例来处理，也算是帮汪楫使团还了愿。给予妈祖“春秋两祭”的待遇并写入《祀典》，这在妈祖信仰传播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标志着妈祖的“国家公务之神”地位的确立。[33]
（四）全魁册封使团（1756年）
回国后奏请褒奖妈祖：“臣等兹役遵例于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宫，仅一拈香；而谕祭之典，则又设位于江岸，实望祭也。伏读祭文内所引事实，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于海神，未明著天妃之号。……仰恳皇上天恩，敕部议加封号。更请于册封之年，别颁谕祭文二道，与海神并举；抑或于谕祭海神文内，明著天妃之号：庶崇报益隆，名实允称。”[34]
经过海宝的劝说，朝廷已经将对妈祖的褒奖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如何继续褒奖妈祖护佑出使的“神迹”呢？全魁仔细研读了官祭文，请求朝廷下旨明确海神是否指妈祖；接着，他还提出要给妈祖加封号，以示褒奖。礼部这次比较爽快地同意采用了全魁的建议。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全魁和礼部对“海神是否指妈祖”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魁作为使臣，当然希望庇护航行的海神多一些，他所希望的其实只是要求朝廷明确妈祖也是庇护航行的海神之一；但是，礼部的态度要干脆得多，直接主张历次出使琉球使臣祭拜的海神就是妈祖，但考虑到使臣对航行安全的需求非常大，也同意祭拜南海龙神。
（五）赵文楷册封使团（1800年）
1.封舟安抵琉球后皇帝虔谢妈祖
“据另片奏，册封使臣于五月十三日已抵该国……今放洋七日即平安驶至该国，此皆赖海神垂佑，今发去大小藏香各五枝，交玉德等派员前往厦门天后宫虔谢，并默祷该正副使于冬月回渡时亦得安稳遄归。”[35]
2.回国后报告皇帝及嘉奖妈祖
“于五月初一日登舟候风……嗣于初七日得有顺风，即自闽省之竿塘放洋。仰蒙皇上洪福，一路风帆顺利，于五月十三日驶抵该国。……嗣缘事竣，臣等即于十月十五日仍登原舟在那霸港候风，二十五日开行，风恬浪静，比去时更为迅速。于十一月初一日计期六日，即抵闽省之竿塘洋面。……臣等叨荷圣主天恩，屡蒙垂询并特颁藏香令督臣委员于天后宫虔祷，俾臣等冬月回渡时亦得安稳遄归……今往返重洋，计期半月，皆仰托皇上鸿福，天后海神显佑……”[36]皇帝回复：“特发去大小藏香各十枝，着玉德于接奉后即代朕祀谢，用答神庥。”[37]
3.副使李鼎元请求加封妈祖父母
“臣自京陛辞后敬凛圣训，沿途每遇天后行宫即洁斋进香。遍阅后殿俱未追祀后之父母。窃念天后以孝女成神，志或未尽，似应追封崇祀，以迓神庥。谨按：后父名愿，宋初官都巡检。宝祐五年因教授王里之请，后父封积庆侯，后母封显庆夫人，后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此后未经加封。合无仰恳皇上天恩特赐褒封，在于天后行宫后殿设位崇祀，以答天后孝思……”[38]
这次出使，增加了一个祭祀：在得知使节安全抵达琉球后，皇帝从北京发往福建十支藏香，命闽浙总督玉德派人持香到厦门天后宫感谢妈祖，同时祈祷回程顺利平安。同时，副使李鼎元还请求加封妈祖父母，也被批准了。
（六）齐鲲册封使团（1808年）
回国后请赐御书匾额：
“国朝册封琉球，向例请天后、拿公神像供奉头号船，请尚书神像供二号船。此次猝遇风暴化险为平，二号船来往俱早到半日。臣等恭折奏闻，与天后、拿公并请御书匾额，得旨允行。”[39]按照这个记载，清代使节出使琉球，会请三位海神上船护佑航行。拿公的信众主要分布在闽江中下游，以福州为盛；尚书指福州城隍爷“水部尚书”陈文龙，信众主要在福州和莆田两地。但是从史料看，妈祖无疑是使臣、礼部和皇帝关注的焦点，其他海神并不是每次都会被提及，也没有像妈祖那样受到那么多的礼遇。
结论
根据对妈祖文献中记载了“海神妈祖神迹”的明清史料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1）康熙之前，基本上是册封使节个人在推动妈祖信仰的传播，国家相对比较被动（如，册封使极其看重的行前“祈祭”妈祖的制度，到明朝末年才建立起来）。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明朝儒生出身的中央外交官员对民间神明持质疑态度的客观原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外交“重接待而轻派出”的特点。
（2）从康熙开始，国家比较重视发挥精神因素在出使琉球中的重要作用，对册封使节诸种“还愿”请求基本都会满足（如，对妈祖“春秋两祭”并写入祀典，加封妈祖，以及加封褒奖妈祖父母，等等）。这表明，从康熙开始，国家对册封琉球的外交活动是越来越重视的。
（3）册封使记录了来回航程的种种艰难险阻和借助妈祖“灵力”转危为安的种种“神迹”。“神迹”固然不足信，但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当在茫茫大海命悬一线之时，通过占卜、跪拜、“设誓发愿”等办法，册封使们确实相信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妈祖，挽救了全船人的生命。这种借助妈祖的“灵力”来完成外交使命，是古代中国册封琉球外交活动特有的内容，值得后世史家认真研究。
（责任编辑：陈奉林）
Record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Envoys' Mission to Ryukyu in Mazu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Lin Zhen
Abstract：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iracle of the Sea Goddess Maz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Mazu literature，interprets these related records，and analyzes the diplomatic significance revealed by the different emphasis on Mazu belief by the imperial court.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using Mazu's “spiritual power” to complete diplomatic missions was a unique content of ancient China's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 enthroning Ryukyu.The spread of Mazu belief in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canonizing Ryuky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ok the reign of Kangxi as the dividing line and showed two different stages：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fore Kangxi，it was basically the individual canonized envoys who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zu belief；in the meantime，the country is relatively passive，which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e Ming Dynasty's diplo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emphasis on reception but disdain on dispatch”；starting from Kangxi，the countr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spiritual factors in the mission to Ryukyu，and “fulfilled wishes” to canonized envoys.“The request will basically be fulfilled，which shows that the country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entrusting Ryukyu.
Key words：Canonized Envoy；Mission to Ryukyu；“Miracle of Mazu”；Diplomatic Significance
[1] 项目来源：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妈祖文化与中国——东亚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FJ2022JDZ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2] 作者简介：林震，历史学博士，莆田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3] 陈侃：《天妃灵应记》，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07.htm（2024年2月2日）。
[4] 郭汝霖：《重建广石庙碑》，载蒋维锬、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4页。
[5] 萧崇业：《祈报海神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6] 袁南生：《中国古代外交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0页。
[7] 夏子阳：《使琉球录》，“使琉球录卷上”，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19.htm。
[8] 汪楫等：《为册封事关大典奉使理宜详慎谨陈管见》，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9] 礼部：《为汪楫所奏奉旨题本》，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0] 嘉庆皇帝：《着闽浙总督玉德备船拨兵护送册封琉球使臣事上谕》，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11] 玉德、汪志伊：《为册封使到闽登舟放洋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12] 陈侃等：《为祈祀典以报神功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1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东夷东南·琉球国”。
[14] 夏子阳：《使琉球录》，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19.htm。
[15] 汪楫等：《为圣德与神庥交映谨陈海道往返情形仰祈慈鉴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6] 全魁、周煌：《为册封事竣敬陈渡海情形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7] 全魁、周煌：《请加封谕祭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18] 齐鲲、费锡章：《为回闽日期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82—83页。
[19] 夏子阳：《使琉球录》“使琉球录卷上”，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19.htm。
[20] 陈侃等：《为祈祀典以报神功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2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东夷东南·琉球国”。
[22] 夏子阳：《使琉球录》“使琉球录卷上”，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19.htm。
[23] 夏子阳：《使琉球录》“使琉球录卷上”，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19.htm。
[24] 汪楫等：《为圣德与神庥交映谨陈海道往返情形仰祈慈鉴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
[25] 全魁、周煌：《为册封事竣敬陈渡海情形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6] 齐鲲：《续琉球国志略》，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27] 陈侃：《使琉球录》“题奏”。载陈侃、夏子阳、萧崇业《使琉球录三种》，http://www.guoxue123.com/biji/ming/slql/010.htm。
[28] 礼部：《为汪楫奏请敕下礼臣议举春秋二祭议复题本》，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29] 施琅：《为神灵显助破逆请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30] 海宝、徐葆光：《请春秋祀典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31]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春秋祀典疏”，https://www.zhonghuadiancang.com/tianwendili/zhongshanchuanxinlu/100379.html。
[32] 礼部：《为海宝徐葆光奏请春秋祀典疏题本》，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33] 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4] 全魁、周煌：《请加封谕祭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0页。
[35] 嘉庆皇帝：《着玉德派员往厦门虔谢天后助册使平安使琉等事上疏》，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36] （清）赵文楷、李鼎元：《为册封琉球事竣内渡回闽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37] 嘉庆皇帝：《着为册封使平安回国发去藏香交玉德代祀天后上谕》，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38] 李鼎元：《为吁请加封天后父母事奏折》，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7页。
[39] 齐鲲：《续琉球国志略》，载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档案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