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40年回顾与展望
砥砺前行：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40年（1981—2021）
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2021年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40年，我们筹备在学会成立之地厦门大学召开“中外关系史学会40年回顾与展望暨纪念韩振华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遗憾的是，因厦门疫情突发而受阻。因此，我们决定将现场会议改为以纪念论文结集出版的形式以示纪念，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的继续开展，得到学会专家学者的理解与支持。在这里，我将简略回顾学会成立40年来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即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三大体系”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具体综述见《当代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1978—2019）》]，简略概述难免挂一漏万，尚祈前辈与同仁教正。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是国家民政部所属全国性一级学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古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社会学术团体。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于厦门。学会会员由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科研、教学和出版人员组成，学会设有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委员会、中日关系专业委员会3个分委员会。将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的学者团结在一起，组织中外关系史研究、教学和出版方面的学术交流。其会务由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秘书处承担，没有常设办事机构和专职办事人员。学会研究领域和范围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是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咨询服务。包括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接受专业咨询并提供服务，编辑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译丛》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通讯》等。学会主要通过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引领时代的学术潮流，不断团结和带领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人开拓进取，大力发展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成立之初，会员仅有50人，经过40年的努力，学会已发展成拥有800多名专业会员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国内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核心组织，形成中外关系史研究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平台，学会会员遍布全国省、市和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学会团结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人，共同促进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成立与开新：学会成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门学科的创立。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外关系史新兴学科的创立。
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对外关系研究的禁区被打开，催生了中外关系史新兴学科的诞生。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以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中国史学科下的一个专门史分支，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老一辈历史学家觉察到传统史学局限了史学进步，于是相继提出新见，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形成做出奠基性工作。
1978年，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编的《情况与建议》第25期，发表《关于大力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建议》，1979年在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提出：“我们认为研究中外关系史目的之一，就是要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我国研究中国史和研究外国史的人共同关心的”，并指出“由于该科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和群众的日益重视，形势迫人。这门科学将由冷门变为热门，亦意中事”[1]。他的建议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组建，他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理事，也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早期组织者之一。
1981年5月在厦门召开了“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选举宦乡（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名誉理事长，孙毓棠（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理事长，韩振华（厦门大学）、姚楠（上海译文出版社）为副理事长。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中国史的一个专门学科分支，其建立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学术研究时段逐步确立了以远古至1840年前的古代中外关系史为主。成立40年来，学会成为全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平台，引领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就是明确了新兴学科的基本定位：突破旧的中西关系研究的局限，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展开对于中外关系史——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方位研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了解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可或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应运而生，与时俱进，发生了研究的重大转向。第一届理事长孙毓棠在学会编辑《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即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前言中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周围各国人民发生接触和交往，历史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这种接触和交往也就越扩大、越频繁。它不仅促进了本国和本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按照先因后创的学科发展规律，追寻新的学科体系产生的渊源，改革开放前，只有中西交通史，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中外关系史，不仅仅是专有名词的改变，而且是一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思维上的根本转换，也是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这表明，拓展相对片面的中西交通视野，关注中外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的开放性认识促成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在学会成立初期，学会聚集了全国有关中外关系史研究、教学、出版方面的专家学者，老一辈的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建立和中外关系史学科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与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经费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研究通讯》（在计算机普及后通讯出版至第24期停刊，其后陈佳荣先生独立创办学会网站，为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学会坚持组织全国性学术活动，为开创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为学会的发展壮大而付出的心血，是永远值得敬仰和纪念的。
自1981年成立，学会已产生了九届理事会。40年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凝聚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无私奉献，集聚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学会引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的学术潮流，引领了传统史学向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面过渡，创立了新兴学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由此开创了新时代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的新局面。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以及资料整理如井喷之势涌现，平均每年出版十几部专著和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学术成果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盛况。
下面是学会历届理事会组成名录：
第一届理事会
1981年5月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
名誉理事长：宦乡
名誉理事：陈翰笙 季羡林 翁独健 周一良 韩儒林 朱杰勤 吴廷璆 陈碧笙 侯方岳 章巽
理事长：孙毓棠（1911—1985）
副理事长：韩振华 姚楠
常务理事：马雍 陈庆华 余绳武 张广达
理事：胡锡年 陈本善 夏应元 谢方 陈炎 戴可来 林金枝 亦邻真 耿引曾 王治来 龚方震 丁名楠 张振鹍 刘民声
秘书长：马雍（兼）
副秘书长：陈庆华（兼） 王治来（兼） 林金枝（兼）
学会秘书处设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均为兼任。
第二届理事会
1986年9月在浙江宁波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
理事长：韩振华（1921—1993）
副理事长：姚楠 陈高华
名誉理事：陈翰笙 季羡林 周一良 吴廷璆 陈碧笙 侯方岳 章巽 项英杰
常务理事：韩振华 姚楠 陈高华 谢方 林金枝 龚方震 陈炎 耿引曾 王治来 夏应元 郝镇华
理事：韩振华 姚楠 谢方 林金枝 龚方震 陈炎 张广达 耿引曾 刘民声 王治来 戴可来 夏应元 亦邻真 汪瑞祥 郝镇华 纪大椿 卢苇 蔡鸿生 李玉昆 林士民 陈增辉 周中坚 黄时鉴 陈吕范 张铠 王金林 陈高华 黄颂康 吴凤斌 黄重言 沈福伟
秘书长：夏应元
副秘书长：郝镇华 吴凤斌 张铠 袁传伟
第三届理事会
1992年5月在江苏扬州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
会长：韩振华
副会长：夏应元 谢方 卢苇
常务理事：卢苇 叶奕良 汪瑞祥 陈炎 陈达生 郁龙余 林金枝 林金水 夏应元 耿引曾 耿昇 晁中辰 黄时鉴 龚方震 韩振华 谢方
秘书长：夏应元（兼）
副秘书长：耿昇 吴凤斌 张铠
第四届理事会
1997年11月广西东兴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
会长：夏应元
副会长：黄时鉴 郁龙余 耿昇 庄国土 高伟浓
秘书长：耿昇（兼）
副秘书长：万明 张西平 廖大珂
顾问：陈翰笙 季羡林 陈碧笙 周一良 吴廷璆 吴景宏
名誉理事：陈高华 陈吕范 陈得芝 陈炎 黄盛璋 卢苇 谢方 林金枝 张铠 蔡鸿生 戴可来
学术委员会主任：谢方
1999年11月在厦门召开“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经民政部通知，夏应元已满70岁，由耿昇接任会长。
第五届理事会
2001年10月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
名誉会长：陈佳荣 曲德林
会长：耿昇（1944—2018）
副会长：郁龙余 周伟洲 庄国土 吴志良 厉声 张国刚 纪宗安 贺圣达 张西平 邓开颂 石源华
秘书长：万明
副秘书长：廖大珂 龚缨晏 任大援 侯且岸 王继光 方铁 胡礼忠 马一虹
学术委员会主任：谢方 黄时鉴
委员：马大正 蔡鸿生 邱树森 陈得芝 夏应元
第六届理事会
2005年8月在吉林延吉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
名誉会长：陈佳荣
会长：耿昇
副会长：郁龙余 苗普生 庄国土 吴志良 厉声 纪宗安 贺圣达 张西平 石源华 武斌 姜龙范 晁中辰 方铁 万明（常务） 王晓秋 龚缨晏 丘进（后补） 谢玉杰（后补）
秘书长：万明（兼）
副秘书长：廖大珂 马一虹 贾建飞 王欣 王川 常绍民 孙泓 田卫疆（后补）
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大正 黄时鉴
学术委员：蔡鸿生 周伟洲 孙进己 耿引曾 李金明 邓开颂 张国刚 杨建新 纪大椿 阎纯德 谢 方 谭广濂 刘明翰
第七届理事会
2009年9月在云南蒙自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
名誉会长：陈佳荣
会长：耿昇
副会长：郁龙余 丘进 苗普生 庄国土 吴志良 厉声 纪宗安 贺圣达 石源华 武斌 姜龙范 晁中辰 龚缨晏 万明（常务） 朱政惠 王欣 王川 戴建兵 齐木德·道尔吉 谭广濂 方铁
秘书长：万明（兼）
副秘书长：廖大珂 马一虹 孙泓 常绍民 王元林 马少甫 杨富学 郑晓云 刘国防 江滢河 邹振环 曲金良
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大正 黄时鉴
学术委员：蔡鸿生 周伟洲 孙进己 李金明 阎纯德 耿引曾 刘明翰 林士民 林悟殊 黄启臣 吴建雍 王连茂 李向玉 王晓秋 李金明 张西平 谢方
第八届理事会
2013年10月在河北石家庄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名誉会长：耿昇
会长：丘进
执行会长：万明
副会长：庄国土 纪宗安 吴志良 石源华 武斌 李国强 张一平 田卫疆 朱亚非 朱政惠 王欣 王川 王勇 戴建兵 孙光圻 张倩红
秘书长：孙泓
副秘书长：王元林 马少甫 乌云高娃 赵现海 柳若梅 杨富学 江莹河 张德瑞 庞乃明 曲玉维 张天政
学术委员会主任：蔡鸿生 周伟洲
委员：李金明 阎纯德 林士民 黄启臣 王连茂 李向玉 张西平 谢方 郁龙余
第九届理事会
2017年在青岛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
名誉会长：耿昇
会长：万明
副会长：廖大珂 张一平 田卫疆 郑炳林 韩东育 朱亚非 段渝 王欣 王禹浪 王勇 朴灿奎 张倩红 曲金良 马建春 李雪涛 邹振环 林文勋 杨富学（后补） 乌云高娃（后补）
秘书长：孙泓
副秘书长：乌云高娃 赵现海 柳若梅 张绍铎 修斌 杨富学 刘永连 庞乃明 曲玉维 丛喜权 宋燕鹏（后补）
学术委员会主任：蔡鸿生 周伟洲
委员：李金明 阎纯德 林士民 黄启臣 王连茂 李向玉 郁龙余 纪宗安 王晓秋 贺圣达 庄国土 石源华 丘进 武斌 苗圃生
2019年由赵现海代理秘书长，经理事会通过赵现海任秘书长。2022年3月由乌云高娃代理秘书长。
构建与特色：学会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的初建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外关系史开始确立了它在中国史中的地位。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从此，中国中外关系史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学会成立40年来，中外关系史学科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与走向，基本上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到现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宏大学科体系的建构，是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学会的成立，形成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群体。在各高校大多都没有设置中外关系史专业的情况下，学会成为中外关系史学者们自己搭建起来的学术交流平台，时至今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已经走过了40多年，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外关系史三大体系建设迅速发展的历史。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到今天，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的学术团体——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作为一个学科界内群贤毕至的学术团体，40年来发挥了组织、团结广大中外关系史研究、教学、出版方面的学者，提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平台，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进步和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中外关系史工作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西方的史学研究引进中国，在中外关系诸多重要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学会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以及推动研究、教育与出版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史的梳理，是创新的基础，由学会组织撰写的《当代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1978—2019）》一书已完成，凝聚了50多位老中青学者的心血，全面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呈现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整体面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历程著作的开山之作，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史上的一页空白。
（一）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建构特色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开放性是特点之一。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外关系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间跨度大，自远古至1840年近代史开端的5000年；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中外文明的互联互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炼古代中外关系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外关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是学科承担的时代使命。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交叉性是特点之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一门交叉学科，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产生于社会科学现代化的背景之中，也是多学科“交叉点”“接合部”孕育生发出来的学科。40年来，中外关系史学会汇聚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外国语等诸多学科的专家人才，老一辈学贯中西，新一代纵横古今，建立了跨学科多元学术生长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综合性是特点之三。由于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宽广性，研究领域的广阔交叉性，研究手段与工具的不断多样化，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使得传统的学科分支不断相互融合，相互连接，新兴的分支学科迅速相互交错，相互汇合，形成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综合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诸多重要学科分支，如丝路学、敦煌学、海外汉学、郑和学等等，从引进西方研究成果，到超越西方学术，40年来发展迅猛，成就斐然。以丝路学为例，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下，已形成了中国学派，为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初步建构与发展
中外关系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走过了漫长的萌芽与发展阶段。新兴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实现了三步递进的历程：西域南海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外关系史新兴学科的兴起。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是国内最早成立、最有影响力和最具规模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平台。学会的建立，最重要的意义是创新学术体系。建立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需要我们做好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传承与创新的工作。因此，下面以学会为主线综述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创立发展过程。
有学者对中外关系史学会与学科的发展不够了解，认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近40年的探索当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的问题几乎都是中国史、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奠基性的著作，为中国学术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学会没有进一步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自己体系的构建问题，更没有进一步进行整体性规划和顶层设计”。我认为，学会是群众性学术团体，不是政府专设教育机构，不可能对学术进行整体性规划，更不可能对学术发展做出什么顶层设计。40年来，学会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有着明显的学术发展主线，也有理论的建构，更主要的是与时俱进，引领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学术的多元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和推动作用。
1.回顾：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建构的前世
从传统史学中，可以寻觅到中外关系史的原生形态和历史源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史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形成了诸多的优良传统，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清学科的历史渊源，对于探讨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从孕育到创立，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走过了漫长的萌发阶段。
传统的中外关系认识与分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起始于地理上的西域南海。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开创了正史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历史的记述，记载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经历，打通了汉朝与西方交往的西域道路，即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就此而言，司马迁开创了中西交通史。其后班固在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基础上，在《汉书》中创立了《西域传》，由此开启了中国官方正史中西域史的书写。同时，《汉书·地理志》中出现了早期中国南海对外交通路线的记载，说明从汉代以后，西域南海正式为古代官方正史载入了史册。伴随时间推移，唐代更关注西域的经略，西域历史以不断增加的官私交往记载而令人瞩目。历代有关中外关系的正史《外国传》以外，还有很多私家著述，如晋代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和辩机《大唐西域记》，都具有专门史的开创意义，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产物。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接触和交往史不辍书。汉唐以降，广义的西域南海历史囊括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陆上与海上的通道，远及中亚、西亚、南亚乃至非洲、欧洲之一部等，而以官方正史开端的西域南海史，主要是一种传统王朝经略史的模式。
在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扩张的年代里，中国处于被动招架的态势，鸦片战争不仅使清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也给中国带来了空前深重的大灾难——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此时以西北史地研究为先导的中西交通史，正是在这一大变局下产生的。
中外关系史学科主要诞生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基础之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西方工业革命后建立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殖民态势，中国近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中西关系的重要性由此凸显，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投入中西交通史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西交通史迅速兴起发展的时期，中国学界涌现出一批中西交通史专家学者，有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等。冯承钧曾留学法国、比利时，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汉学专著到中国，短篇汇辑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集；自撰论著有《南洋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张星烺也曾留学欧洲，他于1930年出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后继续收集翻译中西交通史料，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版6大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为中西交通史的奠基之作。1933年向达《中西交通小史》一书出版，首次对中西文化交流历程及其相互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方豪《中西交通史》则是中西交通史研究集大成之作，涉及了广博领域的中西交往历史发展进程。研究重心是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至此，研究存在的局限在于研究中西关系，以中国与欧洲关系为主体，集中在交通与文化方面，不能完整涵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
2.开创：中外关系史研究学科学术体系建构
在进入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新兴学科与此前的研究有了本质的区别，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流。主要围绕中外关系史的重大历史主题组织全国性的研究探讨，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来的重要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古代中国对外开放走过怎样的路程，进一步追问中国古代是否实行过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开放或闭关政策问题，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界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因此，学会先后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会议专门探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1986年9月学会在宁波召开第二次年会，以“中国历史上的闭关与开放”作为探讨主题；1988年在河北北戴河又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继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问题，这两次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对此问题，学界争议纷纭，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对开放与闭关的概念理解不一，不仅在认识上存在差异，而且缺乏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与会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对外开放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梳理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从而回答了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会议结束以后，学会出版了论文集，[2]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观点创新的论文，从古代历史层面全面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内涵的界定，首先明确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的区别；其次通过历史过程的梳理，为中国对外开放找到历史渊源；第三则通过对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研究范式的转变找到理论根据。在“改革开放”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开展的讨论与研究，明确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与融通，乃至构建适合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向，无疑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同时，也说明中外关系史研究能够为改革开放现实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借鉴。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此后与时俱进的重要专题学术研讨会，成为学会组织引领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
关于学科学术体系建构的主要结构，我们可以从1992年朱杰勤、黄邦和主编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辞典》[3]来看，收词范围，包括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间历代相互交往的史事与词汇，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与外国相互发生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经济、贸易等重要交往，与产生了相互影响的史事和词汇；具体将包容广泛的中外关系史划分为十三个部分：一，古代交往国家与民族、部族；二，中国对外政策、涉外活动与机构；三，对外条约协定；四，中外战争与军事活动；五，外交事件与边界边务、侨务问题；六，出访出使与来访来使；七，中外交通；八，中外经济关系；九，中外文化关系；十，中国与国际的关系；十一，地理、文物、物产；十二，人物；十三，现代中国与各国关系综述。这部中等规模的《中外关系史辞典》说明，中外关系史学科已初步建立起内涵广博、框架宏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初步形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术体系。
韩振华教授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第三届会长（1986—1993年），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在海外交通史、南海主权史、华侨史方面的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和培育中外关系史人才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40多年，撰写专著5部，发表论文150多篇，1992年所著《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一书出版[4]，以此为例，我们可知其研究范围之广泛：（一）有关中国与东南亚航海交通路线的考释；（二）有关华侨史的专题研究；（三）有关中国航海技术的探索；（四）有关郑和下西洋研究；（五）有关海外贸易的研究。此外，1981年他的《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出版，[5]是关于南海诸岛历史主权问题的研究。由此可知，他的学术研究引领了中外关系史学界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新路径。
1993年，张维华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一书出版[6]。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认为，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必然有它自身的规律。从古代对外交往的范围来看，陆、海两路是主要的孔道。”这部教材是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第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以历朝历代对外关系为主干叙述中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以中国断代史研究为主形成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流形式，而以陆、海两路构成古代对外交往的主要孔道，则奠定了以陆海丝绸之路为古代中外关系史主体的研究框架。
拓宽与发展：学会历届年会与历次会议及其主题
自1981年在厦门大学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至2020年，40年来，学会主办和联合主办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统计如下：1981—1999年举办8次，2000—2020年组织学术活动频繁，一年有举办4次之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有45次，总计53次。
历次会议主题多样，会议名称直接冠以“丝绸之路”的有十多个，而没有直接冠名的大多数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是丝绸之路。举凡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东方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成为学会组织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或专题，还有西北、西南和海上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更有陶瓷之路、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白银之路研究等等。其他不以丝绸之路著名的包罗万象的中外关系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地理、交通、民族、宗教、哲学、语言、文学、文化、艺术、科技、环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中外关系，学术研讨会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探讨为主线，推动学术繁荣发展，百花齐放，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引领了学术体系不断拓宽和研究持续深入。
下面是学会历次会议及其主题细目：
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
1986年9月，在宁波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
1988年8月，在河北北戴河举办学术讨论会，继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问题。
1992年8月，在扬州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扬州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1994年3月，在深圳举办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中国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
1998年10月，在浙江杭州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
1999年11月，在厦门召开第八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0年8月，在兰州举办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
2001年10月，在昆明召开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次学术讨论会，也是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会议主题是“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
2001年12月，在宁波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2002年11月，在深圳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
2003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
2003年11月，在澳门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为“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
2004年2月，在上海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史”。
2004年11月，在珠海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
2005年5月，在杭州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明清以来的中外关系史”。
2005年8月，在延吉召开第六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多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5年12月，在宁波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2006年8月，在新疆喀什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2006年12月，在深圳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中国对外开放史”。
2007年5月，在沈阳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史”。
2008年3月，在海南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2008年8月，在新疆阿拉尔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环塔里木中外文化交流”。
2008年10月，在山东蓬莱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2009年5月，在陕西榆林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草原丝绸之路”。
2009年9月，在云南蒙自召开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0年8月，在新疆新和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2010年11月，在福建泉州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
2010年11月，在上海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东亚共同体与中日韩关系”。
2011年4月，在海口市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2011年南海文化学术论坛：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2011年7月，在四川广汉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
2011年8月，在辽宁沈阳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3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
2011年11月，在广州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2012年10月，在杭州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
2012年10月，由陕西西安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城市与中外民族化交流”。
2013年8月，在广东南澳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路”。
2013年10月，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
2014年3月，在法国巴黎参与“太湖文化论坛”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
2014年10月，在河南郑州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2015年10月，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华侨与中外关系史”。
2016年10月，在辽宁大连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
2017年8月，在山东青岛召开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学术研讨会。
2017年8月，在青海西宁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
2017年9月，在黑龙江黑河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北方丝绸之路与东北亚古代民族”。
2018年4月，在海南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
2018年8月，在甘肃敦煌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2018敦煌论坛：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2018年9月，在俄罗斯海参崴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永宁寺碑专题研讨”。
2018年10月，在浙江杭州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2018年年会暨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
2019年4月，在北京召开“耿昇先生学术纪念会暨中外关系史研讨会”。
2019年7月，在云南昆明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2019年年会暨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
2019年10月，在山东淄博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中国·周村‘丝路之源’高峰论坛”。
2020年10月，在甘肃敦煌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第二届敦煌与丝路文明专题论坛暨敦煌学视域下的东北西北对话”。
历次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论丛》情况：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从1981年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开始，40年来，坚持编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外关系史论丛》出版，由于长期经费困难，一些会议没有编辑出版论文集，也有的会议论文集未列入《论丛》出版，至今《论丛》出版30辑（24辑出版两部）。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专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7辑《中西初识二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9辑《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0辑《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1辑《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2辑《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3辑《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4辑《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会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5辑《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6辑《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8辑《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9辑《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0辑《城市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1辑《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2辑《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3辑《华侨与中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4辑《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4辑《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5辑《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6辑《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7辑《“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8辑《北方丝绸之路与东北亚古代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9辑《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0辑《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程》，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说明：《耿昇先生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纪念文集》137.6万字未列入《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引进与超越：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在这里，我们对40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梳理，回溯学科体系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了解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研究走过的40年历程，也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40年来工作的一次总结。
40年来学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81—1999年，是充分体现了开放性的引进与吸收海外汉学为先导的学术体系初步形成阶段。
第二阶段：2000—2019年，是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内核展开与全球学术对话的学术体系发展与完善阶段。
下面分阶段加以叙述。
（一）第一阶段：1981—1999年，引进海外汉学与学术体系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中国中外关系史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因为在此前，这个学科的许多领域属于禁区。中外关系史从一开始就是探讨国际性学术课题的中国史领域，新兴学科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大量引进与吸收借鉴西方汉学研究成果方面，对海外汉学的翻译与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为令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通过翻译，西方汉学数十年发展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考古方法，被介绍到中国，展现了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另一种视野，深刻影响了对古代中国的研究，由此奠定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发展的基本方向。
20世纪80—90年代，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启了开放式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传统史学主要是叙述史学，而现代史学则主要是分析史学。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经历了两大转变：一是从传统中西交通到中外关系的研究范式转变，确立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二是从译介海外汉学经典到中国，中外学术交叉融合，向本土中外关系研究范式转变，确立了本土学术体系的基本面貌。《当代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1978—2019）》一书揭示了这两大变化过程。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译介西方的西域南海学术研究到中国，掀起了中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浪潮，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译介西方汉学相关中外关系研究，特别是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到中国，掀起的是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热潮。学会名誉理事朱杰勤先生出版《中外关系史译丛》，副会长姚楠先生全面致力于海外汉学的译介，组织学会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1—5辑；副会长谢方先生在著名中外关系史家向达先生的规划下，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系列丛书，这套书对中外关系史研究和教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学术影响，打开了西方学术引进的大门，毋庸置疑的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史学界的眼界，深化了中国史学者的思想，提升了中国史学者的认识，“他山之石”与中国传统史料的全面整理，构成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初建的坚实基础，促进了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的形成发展。
以敦煌学发展为例，敦煌研究与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众所周知，敦煌藏经洞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汉学、藏学、东方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投入研究，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在许多领域落后于日本、法国，而且在正规教育中断十年以后，整整少培养了一代人，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与其他学科一样，存在着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以致当时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之说，深深刺痛了中华学人之心，治中国学术，需要引进吸收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本土之学术地位。
西方的研究是跨地域的，又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是西方总结的中国历史经验。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反思西方学术研究，思考和促进新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向的产生。这就是引进与超越的关系。1997年，学会年会在广西东兴召开，会议产生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由夏应元先生担任学会会长，耿昇先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自这届开始，学会设立学术委员会，主任由谢方先生担任。1998年，谢方先生专文介绍“译坛骁将”耿昇，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70年代末，由于冯承钧先生的去世，对法国汉学的翻译介绍几成空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汉学重新兴起，研究领域也比过去更加广泛而深入，涌现了韩伯诗、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荣振华等著名汉学家，名著迭出。而当时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史料整理阶段，在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才普遍开展，引进和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才又提到日程上来。他认为耿昇作为史学界中“一位翻译介绍西方汉学研究的新人”“不但填补了冯承钧去世以后的空白，而且在翻译的数量上和内容的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7]。18、19世纪以后法国巴黎成为“西方汉学之都”，耿昇先生除了翻译法国汉学家敦煌学、丝路学、突厥学、藏学等专业论著以外，还有计划地致力于从法国汉学扩展到法国当代中国学的整体学术体系的译介。他赴法国联系法国学界组织撰写，并翻译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1998年首版，2010年扩展为《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至2018年去世，他的译著达75部，译著文章达300多篇，对于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时期投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诸多新老学者，共同致力于引进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出版的一大批译著和论著，充实了中国学者的国际眼光，也繁荣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园地。
1999年开始，耿昇先生担任学会会长（自第四届后半—第七届理事会会长1999—2012年，第八、第九届理事会2013—2018年为名誉会长），这一年学会组织在厦门召开“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标志正式将海外汉学纳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海外汉学作为中外关系史学科重要分支，大力开展西方传教士的研究，直接关乎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而这方面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是禁区；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传教士的研究成果大量译介到中国，在老一辈任继愈、李学勤先生的倡导下，海外汉学研究蓬勃兴起，阎纯德先生组织出版《汉学研究》和国别汉学史系列，张西平先生接续任继愈先生主办《国际汉学》刊物，大力开展西方传教士研究，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相关研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变化，为客观评价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研究方法上，海外汉学、丝绸之路、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的引入，在“区域史”框架下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视角的检视，是学界有关中外关系研究开始借助于西方政治经济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历程。可以说，在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初创阶段，引进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长足进展，对于从中西交通史扩展到中外关系史的宽广领域，对于某些领域还处于拓荒阶段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借鉴西方研究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中国学术水准与海外学术逐渐接近，一些领域如敦煌学、丝路学等取得超越西方学术的骄人成就，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海外汉学重要学科分支的建立，不仅拓宽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而且夯实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解放和与海外汉学家对话进行学术创新，分享和交流海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成果，着力打造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国际化，提升中国历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新的格局，极大地推动了构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耿昇先生引领海外汉学进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其本人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形成了学科发展新的学术增长点，促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的蓬勃发展，是对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的一大贡献。重要的是，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引进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体系建构，初步形成了新的宏大的学术体系。
（二）第二阶段：2000—2020年，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内核的学术体系全面发展与完善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大力开拓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在19世纪后期提出的概念，指古代中国经中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由于大量中国丝与丝织品经此输往西方，故名“丝绸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普遍接受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开展丝绸之路研究。随着丝路研究的深入展开，丝路的含义不断扩大，改变了原有狭义的丝绸之路，形成了广义的多条丝绸之路，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等，均在改革开放以后诞生；或以多种物质命名的流通之路，如瓷器之路、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白银之路等，进而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中外交往关系的代名词，丝绸之路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核。耿昇先生认为关于丝绸之路的所有翻译都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国人的发明，后来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自从李希霍芬首次将中国经中亚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后，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而且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他不仅译介西方大量有关丝绸之路论著到中国，而且致力于学会组织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展开。21世纪开始，2000年兰州会议，丝绸之路研究已成为学会年会的主题。2001年学会成立20周年，在云南组织召开“纪念学会20周年暨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国际会议，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多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的国际会议，也是首次将全国研究西北、西南和海上三条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进行多学科和多视角的丝绸之路比较研究，被学者们戏称为“炒三丝”。在2001年这一年，学会组织或参与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达4次之多，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引领掀起了新世纪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就此，耿昇正式提出“丝路学”的概念：“丝路研究可成为东方学中的一门新显学——丝路学。”他总结“2001年是我国学术界对于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研究大丰收的一年，许多学者又称之为‘丝绸之路年’。这一年，我国学术界分别于昆明、泉州、湛江、宁波和广州召开了丝路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云南的这次大型专题学术讨论会，使诸多学科的专家济济一堂。突破了过去对三条丝路单独研究的壁垒与旧例，带来一股新风，最早吹响了全国丝绸之路研究高潮的号角”。他评价说：“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外关系史，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对于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有了深入研究；对于过去从未涉及过的问题，已经逐渐有所触及。当然，这与2001年我国在外交上的几个突破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趋势、需要与后果。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研究高潮在新世纪的出现。”[8]学会以学术号召力和影响力为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知识体系，拓展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提升中国中外关系史话语体系，切实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式提出“丝路学”，将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推向了高峰，也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21世纪“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凸显了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内核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极大地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高潮的迭起，丝绸之路研究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4年耿昇先生带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专家团队，参加学会参与组织的以“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为主题的“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这次学术活动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队伍走向世界，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活动，进一步拓宽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领域，扩展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视野，丰富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培养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团队，也体现了中国学术团队的国际影响力。
新阶段中外关系史实现了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新的学术体系定位，形成中外关系史的主流学术体系。丝绸之路的主题是中外交往，因此，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核心部分，作为全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平台，中外关系史学会大力倡导丝绸之路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以丝绸之路为内核实现了新的飞跃。我在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20多年的基础上，提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新视角，明代海上丝绸之路新样态——白银之路概念，并提出明代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的起源，引领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开端的观点。近年来，学会组织和召开的会议冠名的有“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学术研讨会”（2016辽宁大连）、“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2017山东青岛），“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青海西宁），“北方丝绸之路与东北亚民族学术研讨会”，（2017黑龙江黑河），“‘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8年年会”（2018浙江杭州），“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9年年会”（2019云南昆明），由此可见，自学会2017年第九届理事会在山东青岛成立，2017、2018、2019年的学会年会均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召开。此外，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即使没有以丝绸之路冠名，也都是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内核的中外关系史的探讨，如“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2018海南）、“2018敦煌论坛：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甘肃敦煌）、“永宁寺碑专题讨论”（2018俄罗斯海参崴），也无不是学会联合主办的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研讨会，在研讨会论文基础上编辑的《中外关系史论丛》的系列出版，也充分体现了丝绸之路的主题。
可惜的是，2020年因疫情来袭，使得我们无法在学会成立之地福建厦门召开学会年会回顾40年来的学科成就，以进一步推动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了“中国中外关系史三大体系笔谈”陆续发表，至2021年年底，已在报刊发表22篇；2021年“中外关系史学会40年回顾与展望暨纪念韩振华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更因厦门的直接疫情而不能如期召开，我们将以编辑出版《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程》（《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0辑）来弥补遗憾。
总之，21世纪在学会引领下，更凭借“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大力推动，形成了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内核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体学术体系，迎来了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纪元。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提出整体丝绸之路的概念，主旨是力图改变各条丝绸之路分割研究的现状，体现开放、交叉、综合的学科特点，在全球史视野下以丝绸之路为内核对中外关系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整合或者说综合研究。关于学会这一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所带来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构与学术话语体系的繁荣发展，在《当代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1978—2019）》一书中有具体展现。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叙述学科40年来在断代史、专题史和区域国别史领域的发展轨迹与历程，揭示5000年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深远关系，无论是从断代史还是区域国别史，更不用说专题史，无不显示出与中外关系的典型符号——丝绸之路研究的关联，为读者展现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对于历史悠久、复杂丰富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的不懈努力及其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马丽蓉教授全面梳理了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的振兴之路，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形成了丝路学发展的学术新机遇，使得全球丝路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中国丝路学发展进入振兴期；让中国丝路学在融入百年显学的世界发展主流中实现与全球丝路学的‘学术对接’，以彰显‘学术中国’的力量。”[9]她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历史学以丝路学形成了中国学派的事实，彰显了学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思考与展望：倡议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
自改革开放始，中国史学此前以中西交通和以西方侵华为主流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研究范式转换。学会成立，标志了中外关系史新兴学科的创立，搭建了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平台，开启的是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中外关系史的全面系统研究，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宗教、艺术、科技、生活等多重面相的中外关系，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在中外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中外关系史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学会旨在构建完善中外关系史学术交流的学术共同体，为中外关系史学者提供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提高研究水平，服务社会需求，进而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下面是从话语体系出发的思考和展望。
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霸权话语的分析工具，是对西方国家主导权的深刻而直接的反映，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表现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话语体系在国际上所拥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得以展现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一种话语权的复兴。正是基于此，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历史悠久，文明传承不绝，历史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与智慧。
在学科方面，文化自信来自历史深处，中国有着深厚的对外交往历史传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充分挖掘古代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继承丝绸之路文化传统与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我认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有必要凸显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的意义。对于已形成的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内核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话语体系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需要从这里再出发，展现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深邃的历史智慧，积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历史学话语体系，发出中国的声音，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这不仅具有创新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上与之不相称，这不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新时代亟须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话语体系，而我们首先要正视当前客观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国中外关系史在学科划分上，现在归属于中国古代史学科中的“专门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两大一级学科，各自有学科规划。因此，一半中国史、一半世界史的中外关系史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领域都存在边缘化问题，使得当前中外关系史的许多研究领域，已形成了“冷门”“绝学”。长期以来全国各高等院校历史学院（系）都没有设置中外关系史专业，没有本科生，更谈不上专业硕士、博士的培养，乃至迄今没有一部中国中外关系史新的教科书，更遑论中国中外关系史通史。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建立与完善中国历史学自己的话语体系，造成中国史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失语”。
其次，当代主流的国际关系学，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形成的西方话语权力理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的霸权话语，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力。现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普遍建立国际关系学院，讲述的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经验中提炼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完全脱节，也就不能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更往往将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拿来套用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对外交往历史上，难免削足适履。面对新时代全球范围各种交流交锋的新形势，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影响下亦步亦趋，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中外关系学不能“缺位”。
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大势所趋。因此，我建议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主要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跨语种、跨国别话语的中外关系学。中外关系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决定了学科知识的广博性以及基础理论的广阔性，以上六个跨越及其交叉，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跨学科综合和跨域研究形成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特征。这门学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天文学、法学、生态学、传播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在时间上自远古到近现代，有着绵延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在空间上扩展到广袤的地域，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成学科知识与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对外交往反映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多学科、多元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鉴于今天我们形成的传统，实际上许多都是从古代开始的中外历史长河中文明交流和融合的产物，中国史学要在国际学坛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可取途径是充分发掘利用古代历史上的“中国话语”，采用当时的用语，还原历史语境，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并整合自身多学科的研究力量，积极开展国内外学界对话，实现跨学科的国际合作，将中国中外关系学研究推向国际前沿，这是一个多学科联动的系统工程。
2.建立本土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努力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历史学的话语权，基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扎实深入的中国史研究。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总结、概括本土的史学理论，开展与西方史学的学术对话，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话语体系。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学话语体系是由西方建构起来的，中国的“话语缺失”严重。“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德国学者，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的1981年，一句话惊醒了中国学术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此后中国历史学者的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敦煌学研究中心从国外转到国内，敦煌学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回归中国，表明中国历史学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反思西方中心论，增强话语权意识，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史学需要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思考如何建立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使一些史学概念从西方国家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创新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提出的新的丝绸之路概念，由此出发，贯通古今，融汇中外，加强与深化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研究，迈出了建设史学话语权的坚实步伐。在排除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工作中，中外关系史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讲好中国的故事，以本土视角解释的中外关系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将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特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全面地展示出来。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我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际提出整体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应该从“一带一路”再出发，开展各条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也即提出了传统丝绸之路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整合多学科的学术力量，开展整体丝绸之路体系的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同时迎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纪元。
3.建立国际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从远古开始，中国与外部世界就发生了联系、产生了关系。中外关系包罗万象，包括中国古代各个领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化、艺术等关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从创立伊始，就是国际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际主流学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强调国际关系的互动，互为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特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也需要破除中国中心论。国际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国际化包括国家间合作的交流互鉴过程与跨国界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种世界秩序。在继续吸收、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化研究，以传统的中外交往宝贵遗产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提供的资源和弘扬我们的学术传统，加强中外关系史地调查与研究，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增强对国际热点问题关注与回应力的重要一环，关于中国提出并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外国存在“中国威胁论”，其中“朝贡体系复活论”“国际秩序另造论”，都是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学界应该关注和回应的课题。中国史学应该在国际主流学术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对国际主流学术做出更大贡献。
4.建立现代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从传统到近现代，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演进过程。世界史观念多来自西方有关现代化、现代性的观念，不少中国学者也“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大航海。当西方发展道路形成标准尺度，中国与世界的大合流与大分流的论争迄今争议纷纭，莫衷一是。中国中外关系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聚焦近现代化道路，中西历史进程是相互关联的，中国与世界也是相互连通的。中国历史上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与西方关于近现代化的研究与比较，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中国有没有早期启蒙思潮，有没有自己内发原生的现代性因素，古代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步履，中国是积极还是被动参与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构，又是在何时出现了与全球的大合流与大分流，等等，这些中国史上若干重大热点问题，都绕不过去中国中外关系史进程的探讨；这些课题既有对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思考，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怀。打破学科分割为基础的学术体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应该与多学科学者合力攻关国际学术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增强话语的国际意识，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术话语体系。
5.建立全球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伴随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催生新的历史潮流，史学的全球转向早已是现实。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身处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国际史学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从以往的西方中心论转向全球史观，开始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撰写历史，全球史是一种全世界联通、互动的历史观，是一种关系史。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全球化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全球史视角进行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推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创新价值，是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日益加强，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经济竞争、军事对抗，还有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全球展开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尤其是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必须应对严峻的挑战。顺应时代要求，需要加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我认为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转换丝绸之路研究的传统范式，构建全球整体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学，“通古今之变，融中外之学”，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新的丝绸之路体系化研究，探索全球治理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的历史经验，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 朱杰勤：《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载氏著《史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356页。
[2]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专辑》，即《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 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 谢方：《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译坛骁将耿昇》，《世界汉学》1998年创刊号。
[8] 耿昇：《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昆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9] 马丽蓉：《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振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10]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