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初兴与费孝通议题
社会学自其产生伊始，就与历史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早期的社会学家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拥有应对现代性形成、社会转型和秩序重建的总体理论视野与抱负。此后，学科专业分化日趋显著，由于学科之间的傲慢与偏见，社会学与历史学开始分道扬镳。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操持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对话，往往沦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聋子之间的对话”[3]。不过，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是彻底不相往来的”[4]。社会学与历史学是“智识上的邻居”，只不过“并非总是和谐相处的邻居”[5]。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因时代思潮、学科发展、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变迁交互激荡，形成复杂的学术与思想关联。
社会学虽根植于经典奠基者的理论传统和总体性视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在美国逐渐成为一门完全制度化的专业学科，而其历史取向及敏感力却部分地销蚀了”[6]。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正是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去历史化”的最深刻阐发。他指出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家由于缺乏历史“心智”而形成构造“概念王国”[7]的“概念游戏”[8]，导致“概念拜物教”[9]的产生。而抽象经验主义也抽离了“比较的、历史的社会结构”[10]，导致“方法论抑制”[11]。米尔斯坚信，“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与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12]。社会科学探讨的正是这一基于历史维度的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13]
20世纪60年代，作为社会学分支的历史社会学最早在美国出现。美国历史社会学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产物，当时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都受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14]20世纪70年代，随着帕森斯影响的衰弱及现代化理论的衰微，出现了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更具批判性的学者，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们主要着眼于现代性起源及其转变，对其进行分析形成一种宏观历史社会学的传统，强调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解释。[15]
而自历史学角度观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时局与世变之深刻影响，史学界受到重创，对此前之乐观信念与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反省，研究领域由此拓展，史学家都在努力寻求新的治史观念与史学方法，其中尤以“年鉴学派”为代表[16]，而社会史的研究大力促进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融通[17]。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者对二者的关系达成基本共识。正如黄俊杰指出的，社会学与史学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二者在方法论上互补，在问题意识的形成上可以互作辩证性刺激，因此，二者贵在相济，不在独申，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18]
建立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中的历史社会学进入中国本土，具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19]自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以来，社会学学科获得了持续的进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社会学完成了学科基础化建设，创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对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效探索。[20]但因学科创建之初“自我正名”的困扰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紧迫性，所以中国社会学走上与历史疏离的道路，进而走向经验主义或抽象主义。[21]一直到近年，尤其是2010年以来[22]，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才成为一个日益显著的学术趋势[23]，中国社会学界的历史社会学热持续升温，形成中国历史社会学初兴[24]的态势。2016年，在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中，“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入选，该学术热点的点评人为《社会》杂志的执行主编肖瑛。肖瑛指出，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5]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这一学术热点的入选理由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缺失这个维度，我们不仅无法解释很多今天发生的社会现象，也无法构建起一门独立的、切合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学科体系。近年来，我国社会学领域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认识到了我国社会学的这一缺憾和需要，从不同方向转入对历史因素的重视和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大致如下。第一，对中国历史上的知识构成与社会秩序逻辑的关系进行阐释。如对历史上的双轨治理体制、官僚人事制度、丧服制度、乡村建设、‘伦’的思想渊源及运行传统等的研究，确立我国历史上知识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及此种关联所产生的影响，并形成了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基本特质及相应运行方式的新途径。第二，梳理中国社会学史，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大命题，如对‘社会’‘近世’‘差序格局’等概念进行发生学的分析，考察其学术渊源与发展脉络，并与西方的相应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以期建构更富有解释力和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第三，对中外重要社会学家的思想历程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再研究，探讨其在学术思路上的变动机制和遭遇的诸种困境，以及这些机制和困境在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上的具体映照，以期激发当下社会学学者的想象力。”[26]
对此，肖瑛的点评是：“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似乎应该是一个小众学术现象，但其对我国社会学的影响却广泛而深远。这是因为：第一，历史转向不是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意义上的，而是把历史感、经验感引入到社会学思维之中，丰富和深化社会学的自我理解和社会现实理解；第二，这一转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或依附西方，而是重构一种完整的中西古今的坐标系来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第三，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本身的历史或者说知识社会学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把握前人洞察社会的问题意识、视角和方法及结论，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们的研究中来重建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并开展比较，拓展我们的想象力；第四，这一转向有助于重建总体性社会科学，突破现有的学科局限，突破现有的要么制度主义要么文化主义的研究路向，把制度与文化、结构和民情等因素结合起来；第五，这一转向和回归的努力客观上必然产生构建基于中国历史和经验的社会学学科的效果。”[27]
在此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入选理由和专家点评，是因为这一学术事件在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近年来中国历史社会学领域各种合力的凝聚和结晶，标志着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进入更具学术影响力和学术方向感的新阶段。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拓展，而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视野、学科方法论与学科抱负的深刻反思，这也是建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
2010年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这一主题，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的工作坊和学术会议，国内重要的社会学期刊《社会》杂志成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地[28]，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会先后成立，这些学术活动和行动产生了积极的学术效应，催生了一系列中国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凝聚了一批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认同感的中青年学者，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正是这种合力造就了一种学术潮流和具有方向感的学术追求。
2012年11月3—4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杂志社共同主办“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20多位学者就社会学作为一门“总体”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及中国的学术传统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29]这次会议较早地聚集起一批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一起聚焦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议题、理论传统和基本方法论等问题，会上提出的“总体”社会科学的学科抱负与视野、古今中西的理论坐标与学术传统等成为中国历史社会学持续推进的“共同基础”[30]和起点。
此后，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2015年11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下属的研究机构——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成立，该研究中心“旨在组织相关研究力量，挖掘、整理、研究和出版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思想、社会史及其理论，为中国社会学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提供历史资源”[31]。同一时期，2015年11月25日，中国政法大学批准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依托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致力于推进历史社会学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并力争成为运用新视野和新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前沿研究平台。[32]
此外，一系列历史社会学的深度工作坊密集召开，如201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办首届历史社会学工作坊；2017年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第二届历史社会学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也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第四届社会学前沿论坛，主题为“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与此同时，2016年11月5—6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协办第一届新革命史工作坊；2017年8月11—12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第二届新革命史工作坊。其他还包括2016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举办的社会生活研究工作坊；2017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历史社会学视野与方法工作坊等。[33]
中国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设立并持续举办历史学分论坛。201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牵头筹建了中国社会学会历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7年7月14—16日中国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上首次设立历史社会学分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主办；2018年、2019年中国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设立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历史社会学分论坛，均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在这样的学术发展态势下，中国历史社会学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不断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在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理论整合与交融中，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探索中国历史社会学与西方历史社会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论中的相通与相异之处。中青年一代研究者中，有不少同时具有中国本土和海外的跨学科学术训练经验，他们对于处理历史学、社会学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交汇点上的中国历史社会学问题更具敏锐性和反思性。[34]
对于现阶段中国历史社会学领域已有的研究，肖瑛和应星都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总结。应星以时段为轴将研究议题总结为：第一，传统社会研究，聚焦礼制、官治和世变问题；第二，中华民国社会研究，包括思想史的钩沉和社会史的发掘；第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研究，包括研究图景的勾勒、阶级实践的社会史分析和组织形态的社会史考察；第四，社会主义集体化研究，包括城市单位制研究、乡村土改和集体化研究。[35]肖瑛将其总结为：对经典概念的历史性思考，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民情”及其转变机制、把历史维度引入当代社会现象、重新发现民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36]这些研究主要呈现了以下特点：中国历史上知识构成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社会变迁与个人或地方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在中西古今的坐标系中，拓展社会学的视野，对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想象力的重要近代人物思想再研究。[37]
从这些研究来看，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进行“双向寻根”，即一方面将视野从当下的社会现象拓展至传统中国，另一方面则将传统中国拉回当下社会。就前者而言，这种视野的拓展早在中国社会学诞生之初便拥有，但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被忽视甚至遗忘，因此，这种推向传统中国的视野是对中国社会学早期优秀传统的回归与接续，这也是“寻根”拥有的第一层内涵。就后者而言，则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绵延的时间之流，在这样无法斩断的时间之流中，理解思想传统具有的内在历史关联与不断生成的历史性结构，从而找到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隐匿的深层文化、历史与精神根源，这便是“寻根”的第二层内涵。这种“双向寻根”是对社会学想象力的极大拓展，并将想象力植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沃土上，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双向寻根”的坐标轴上，中西古今构成一幅完整的知识考古地图和连贯的思想图谱。
具体来看，中国历史社会学“总体性视野”的倡导者为渠敬东[38]，他的一系列文章为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锚定了方位，如《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39]（2012年）、《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40]（2013年）、《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41]（2015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规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42]（2016年）。这一“总体性”的研究取向是对社会学领域长期以来各种割裂的二元化思维模式的融合与超越，并且将民情、经史传统等引入，将“宏观与微观、制度与民情、传统与现代、经与史、体制与机制”[43]纳入一种具有思想史关联性的有机框架，为中国历史社会学建立了超越单一的方法论路径、超越狭隘的学科意识、超越单向度的学科传统的宏阔视野，这是一种穿梭于中西古今之间极富洞察力的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在众多的具体研究中，以应星为主的“新革命史”研究[44]和以吴飞、周飞舟为主的丧服制度研究[45]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学的这两个议题分别进行了一定规模的集中研究和鲜明的方法论探索。应星对“新革命史”的具体个案研究和对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开创了国内“新革命史”研究的新视野，力图推进中国革命史、中国史、社会学的融合，在历史渊源与流变之中，探索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走向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道路。[46]吴飞、周飞舟则敏锐地捕捉到“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与儒家礼制传统的关联，并生发了极富创造力的研究，以丧服制度为切入口，揭示出“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之间的密切关系，拓展了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制度与人情的维度。[47]2015年，周飞舟在《社会》上发表《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一文，将费孝通描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与具有“亲亲”和“尊尊”特征的丧服制度结合起来，指出应以此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关系”和“人情”。[48]在《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一文中，则对丧服制度内父子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慈孝一体”构成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核心层的一个重要特征。[49]进而，从这一议题出发，展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方法论思考，将行动伦理作为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的关键，并以此拓展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50]
至此，回到本节开头提到的2016年学术热点入选，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社会学在当下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一种具有反思性、历史感和人文性的维度正渐渐回归中国社会学领域。应星指出，当代的社会学研究呈现定量研究与个案研究“双峰并峙”的格局，这是一种较狭隘的经验研究取向和对专业分工的偏执的体现，费孝通晚年对中国社会学几十年重建进行过深刻的反思，文章虽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最近，学界才开始慢慢有反响。[51]这一呼应与反响虽然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因此肖瑛在点评时提到，这一学术潮流的意义不在于又拓展或建立了一个中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在于其更具学科主体性价值、学科方法论意义和学科本土化前景。
当然，中国历史社会学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处于探索的初步阶段，目前虽已形成一些具有学术共识的总体定位、议题和趋向，但如何进一步深化拓展，还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和探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资源，我们发现，费孝通始终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学术灵感和思想启发，如上述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议题之一即对费孝通提出的经典概念如“差序格局”的研究；又如肖瑛曾提到的，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具有总体社会科学的效果，中国社会学的基本品格在当时已形成。[52]然而，费孝通留给中国历史社会学的遗产远远不止于此，费孝通毕生思想中留下的诸多具有历史社会学意义的议题是有待继续挖掘的宝藏。在此，我们可将其称为“费孝通议题”[53]，并将在下一节中对这些议题进行充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