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关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深刻地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态。“城—乡”关系是基于城乡二元社会基本结构的一种相互关系，包括市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多种元素所形成的对立冲突、接触和解、交往融合等复杂关系，还包括由上述关系所引发的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物资交换、价值碰撞、心理接受等多元立体的要素互动。如何处理、协调好上述诸种关系，关涉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道路选择问题。[4]那么，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现代中国的“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点何在，其矛盾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作为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想象与建构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书写、回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发展历程的？诸多问题的追索都需要我们从梳理和描述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入手。

古代中国的城市具有农业社会的市镇化特点，又具有乡土社会的诸种特征，尤其是近代以前，乡土社会特征鲜明，城市化进程缓慢。首先，乡土中国的典型特征是基于“地缘”和“血缘”基础的“熟人社会”，所以，中国是“家族结构式的国家”[5]。倘若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传统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从无数次的小摩擦里淘炼出来的结果”[6]。其次，“乡土中国”这一提法在现代启蒙观念进入中国后逐渐形成，后被赋予一种“超稳定结构”的乡土化特征。换言之，乡土中国的“被发现”则是在近百年来，在东西方文明不断的接触、碰撞之后才被确认的，所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熟人社会——引者注）成为‘国家’的过程”[7]。在没有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烛照的背景下，在没有中国现代化历史征程的视域下，我们无从“发现”乡土，即没有乡土社会作为与现代文明相对的一种传统，也就没有将乡村解释为城市视域中的“他者”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正是19世纪末至今的现代化进程，让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在整个近、现代化历程中才如此凸显。

从世界范围看，由于经济基础的差异和空间感知的不同，在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尽管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由来已久，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曾在《城市与乡村》中说：“将乡村与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对立起来的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8]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乡村和城市生活方式也有诸多表现形态，不只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乡村田园的生活方式，所以，威廉斯进一步认为“乡村生活方式”，包括“猎人、牧人、农夫和工厂化农场主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其组织包括了从部落、领地到封建庄园等不同的形式，既有小农和佃农阶层，也有乡村公社，既有大庄园和种植园，也有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和国有农场”[9]。所以，与城市对立的乡村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种文化观念。进一步看，即使是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英国，在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发展，甚至历经流血和动乱后，才将一个农业基础牢固的国家改造为一个工业实力雄厚的城市国家。一些新兴的城市（如伯明翰、利兹、利物浦等），就其转变历程来看，是“乡村工业发展即所谓‘原工业化’的结果”[10]。事实上，至20世纪末，英国才称得上一个现代城市国家，其标志则是用金融操纵经济行为，银行业和保险业渐趋成熟。这不仅可以用资本比较，还可以从这一原始形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选择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漫长过程。[11]不仅如此，城市的形式和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首都、行政基地、宗教中心、集镇、港口、商品集散地、军营、工业集中区，必然会形成以工作地域、劳动方式、契约观念相异而形成的城市观。[12]总体而言，与城市相对的社会空间概念则是乡村和村庄。同样，村庄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具有不同时期特征变迁的历史维度，它“在大小和特征方面各有不同，村庄内部又有聚居和散居之分”。[13]很显然，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区别特征非常明显，但是，即使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转变，乡村经验仍然是工业化过程中一种未曾失效的集体记忆，比如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14]，而在整个国家基本完成城市化后，甚至在整个一代人的审美经验中，英国文学优秀的文学题材，仍然是乡土文学。[15]总之，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两种定居空间，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活经验。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及意义，则在社会学、人类学、知识史以及文学书写方面的交互特征仍然是两种经验在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期的价值化显现。

相比较而言，中国现代工业化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是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一意义上的城市明显有别于“乡土中国”社会形态里孕育的“城市”。从词源意义上看，中国古代的城市，侧重“城”的功能及意义，即城的军事防御和权力保护。早在先秦时期，诸子学说和经学典籍中都有关于城的记载，比如《孟子·公孙丑下》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墨子·七患》强调“国有七患”，而居于七患之首者乃城郭不坚，沟池不固：“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吴越春秋》亦有类似的观点：“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16]在上述文献中，常见有“城郭”的记载，一方面说明当时城郭之制的流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城”与“郭”相对应，而非“城”与“市”相关联。按照今人在《辞海》里的梳理和解释，“城”有三种内涵，一为“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二为“唐边戍名”，三为“修筑城墙”，用作动词。[17]费孝通先生也说：“‘城’本意是指包围在一个社区的防御工事，也即是城墙”，而“‘城’墙是统治者的保卫工具，‘城’是权力的象征，是权力的必需品。”[18]可见，城的地点也因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从上述词义梳理来看，在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意义上，城与市并不合用。在这一阶段，与“城”相关联的词语主要是城墙、城池、城门、城垣、城隍等。这里的城，显然是在军事和政治意义而言的，而与交往意义上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没有直接联系，诚如城市伦理研究学者所言，“乡土中国”的城市，“由于城市政治功能的强化，作为城市应有的经济功能——组织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功能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几乎是中国古代城市必须接受的宿命”[19]。此后，在唐代的文学、文化典籍里逐渐出现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城郭之内与之外的审美描述，其意义逐渐超出了单纯的军事防卫和政治保护意义上的空间范畴，只是城市的经济基础仍然根植于农村。在文学作品中，城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物质相对的富足程度已让从事男耕女织的乡下人惊奇和羡慕，比如晚唐诗人杜荀鹤写的《蚕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20]该诗通过面有饥色、身着苎麻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养蚕人的贫困状况与人世繁华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诗人杜荀鹤诗歌同名的、宋代诗人张俞的五言诗《蚕妇》，其立意与杜荀鹤相同，道出了城与乡的巨大差异，诗歌写道：“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如果说杜荀鹤写出了贫富差异，那么张俞则写出了鲜明的城乡差别。尽管诗中的“城市”，并非今天社会空间意义的城市，而是行为意义上的“进城入市”，但对于贫富与城乡因果关系的表现仍是真切的。再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系列诗，始终表达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悲悯与同情。及至清代，《红楼梦》中进入大观园的乡下人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使得城乡差别的文学表征更具形象性、象征性。刘姥姥一出场，就被放置于大观园（城）与乡下的鲜明对比中，她被描写得粗手大脚，面如菜色，行为粗陋，生活困窘。[21]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城乡差距和“进城”主题主要表明的立意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相当明显。可见，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道出了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即城之于乡的优越感，具体表现乡下人对城市的羡慕，以及城乡差距引起的审美反应。不过，这种审美意识尚未上升到城与乡的冲突与对立关系。具体而言，古代诗歌中的城乡关系，并非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等的本质关系。换言之，虽然城乡差别的存在由来已久，但在文学作品中，文人士大夫对城中人的批判，其主要的原因是传统军事防御意义上的城市并不能提供生产资料，即它不是生产性的城市，而是消费性的城市，这样，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产品必须以“以乡补城”的方式流入城市，以供给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城中人”。他们是城池的守护者，是方略的制定者，是有谋的“肉食者”。尽管城乡社会各尽职守，各具社会结构功能，但城与乡在差异中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其主要的功能、特征是“市”，而不是“城”，是集生产、交换、消费于一体的空间场域，而不是军事防御、人身保护意义上的自然空间。随着城市手工作坊的出现，城市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特征逐渐加强，其现代性内质也逐渐显现，城乡可供交换的物资增加。尽管在唐代文学中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文学表述，但作为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仍然具有自然空间意义上的平等性和正义性，即在“自在的自然”（马克思语）的意义上，城与乡并不存在资本、经济意义上的根本性冲突，也就是说，在“自在空间”这个意义上，工业和农业的交换可实现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城与乡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开启以来，由于大量工业资本的入侵，城乡的对立、冲突被强化，与此相关，文学也表现出城乡对比、城乡冲突的鲜明主题。单就前者而言，分工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2]这是马克思有关城乡关系较为明确的表述，也是此后城乡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城乡关系理论科学地阐述了城市与乡村关系建设的重要性、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并预见了城乡一体的理想发展态势，对中国城乡一体化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事实上，中国的城乡关系演变经历了一个从“相成相克”到城乡对立的演变过程。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相成相克”“一体两面”的平衡状态被外来工业产品的大量倾销而打破。[23]自此，城市（都市）不再消费大量的国内农副产品以反哺农村，更严重的是都市（特别是沿海大都市）大量输入“洋货”，那些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倾销国内，同时城市开始借机器生产，生产出大量的轻工业产品，比如丝织品、棉麻产品。农副产品和农村手工业产品因工业产品的挤压而滞销，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城市（都市）则成为农村的异己，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冲突空前强化。这种状况得到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就文学表现领域而言，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就是对这一现状最为形象，也是最为广阔的展现，甚至是新文学以来文学城乡叙事中最为集中的反映。[24]当然，这仅仅是城乡发展出现矛盾、走向异路的一种文学审美走向判断。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则从社会学和经济史的角度作出判断：“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向了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这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演下去。这是一切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前提。”[25]但是费孝通先生期望的城乡“相成”的城乡关系至今并未实现。后来，因为城乡相隔的制度原因，城乡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出现了恶化。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城—乡”关系的矛盾与对立，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话语背景下城市被赋予一种资产阶级化的阶级属性，而乡村则获得了主流话语讲述的历史合法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