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心为本：秩序生成的正始之道

吕祖谦以理学倡导的天理公道作为政治秩序所依赖的最高宪则时，不是空泛地论述政治家应该得天理而治天下，而是将良心与初心作为政治家为治的根本出发点和政治的最终归宿。这种以良心与初心为本的政治正始之道，体现了心理合一的本体论在经制秩序维度上的超越性和根本统摄地位。天理良心具有公共成法、经制规模、根本治体的意义，这超越了理学家倡导的以修身为本位的治体论模式。吕祖谦的哲学思想建构非常重视“心”的价值，[31]因而他对历史的看法被认为是一种“心学史观”。[32]具体而言，在他的宇宙观中天理寄寓于人心，宇宙万物及背后一切天理其实都是人心的发现。“天下之理皆具于吾心之中”，“理本无穷，而人自穷之；心本无外，而人自外之”，[33]“心苟待道，既已离于道矣”[34]。人心在天道、历史之间起着沟通的作用，“从而使历史呈现其作为天道之运动性展开的至善情状”[35]。因此，政治家应该时刻保持此心对天理的感通能力，主动地禀受天理而把握政治的根本宪则。此禀受天理之良知则是政治家施政的根本出发点，是一切政治权力运作的端本正始之处。所以，为政者应该以正始的精神端正自己内心，不断地发现与扩充自我心中的良知。吕祖谦认为：“天理之未凿者，尚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妇胸中之全经也。”[36]匹夫匹妇胸中未受遮蔽隔限的人心本体即天理之所在，也是“六经”的根本义旨。基于此，他对经传中历史故事的阐释，注重发明良心油然而生的状态，倡导政治家最终要实现“当天下之公理，合天下之心”[37]。吕祖谦批评三代之后不讲正心诚意之学，政治家多不能恢宏其心，因此立国规模狭隘。所以，他发明治心养气、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功夫，此种心性功夫是政治家洞彻治道、恢宏规模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治理的正始之道。功夫与气象不仅体现为政治家个人的德性修养，还表现为不同角色的为治主体通过秩序运作机制对根本治道、宪章规模、经制成法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吕祖谦讨论为治主体的人心对政治的影响时，注重运用“良心”“初心”“民心”这三个表述。他从良心上评判历史人物，倡导政治家要以学问栽培良心。吕祖谦认为，“与生俱生者谓之良心”[38]，良心的生发和扩充有着不可抵御的力量，但是人要做到保有良心则需要很强的修养功夫和心性定力。因此，他指出“学者不忧良心之不生，而忧良心之不继”[39]。通过讨论历史中政治人物良心萌动的现象，他指出：“人之良心，亦须是学问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封植，则枝叶自然枯槁矣。”[40]吕祖谦又认为“初心之发，即良心所在”[41]，倡导为政者要保持其初心。他批评历史人物忘其初心的情形，例如，指出了里克不免弑逆之恶是因为守初心不坚。“大抵人初心之发，未尝不是。惟其临事移夺，多不能保此心。”[42]政治家要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葆其初心而维系国本。不仅如此，吕祖谦还论述了民心的重要性，强调为政者要能够洞察民之本心。他根据《左传》中的历史典故，指出能够得民心便是得军心，孔子能堕三家都邑是因为得民心。他总结诸侯列国的政治得失，认为在治国过程中，“命令虽自君出，须是当天下之公理，合天下之心，使人不违方可”[43]。吕祖谦讨论良心、初心、民心，体现了治体论中治人主体在秩序架构中的重要地位。

吕祖谦论《左传》故事时将人心当作事物发展的起源和所造成后果的根本原因，反映了他对治人主体在秩序生成机制中先导作用的清醒认识。例如，他论晋室之乱的原委“通是一个私意”[44]，批评郑忽心中无所主而以外物为轻重，揭示郑庄公自欺其心既险又拙。无论是篡弑、求免、图伯之心，还是尊周、亲鲁、爱民之心，他都一一发掘其情伪。吕祖谦如此重视论心，是为了指出心体对于国家兴亡治乱的重要性。他分析楚子入享于郑之事，认为从一笾一豆到君臣、父子、夫妇之分，都体现了人心所持的态度，而人心的或敬或慢，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既是为世大法也是为世大戒。[45]人心如此重要，可以经纬天地、开物成务，而一念之间，或是禹、汤，或是桀、纣。吕祖谦重视心的作用，继承了理学家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论述，以及将君主的心法当作最根本治法的思想。心术的邪正和宏阔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立国规模是否深厚、国祚天命是否久远。吕祖谦认为理想政治秩序的生成，首先在于政治家心术要得圣人治天下的大中至正之道，心术是王霸之辨的根本出发点。以心为本的政治正始之道，强调政治家作为为治主体，其德性修养、政治素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从这一点上而言，他并没有否定理学家的治人论，以及人君正心诚意、人臣格君心之非的基本治道精神。

吕祖谦不仅在理论上讨论人心，还建立了自己的治人论，就春秋历史中具体事例论政治家的治心养气功夫，指出不同为治主体成就自我德性、养成政治素养、恢宏治道规模的具体途径。“治人主体对于宪制规模的精神重铸，比单纯在制度本身形式上用力要更有效。”[46]例如，他警示学者，人心有被引诱以致“外心日炽，内心日消”而良心泯灭的可能，因此提出“内心，学者不可不关防”的观点。[47]他吸取理学家的人心、道心之辨，将人的恶念之心比作种子，倡导去恶者务去其根；又以卫州吁之事，认为政治家治心应该使秋毫之不正无所容而后可。他根据楚武王心荡之事，指出学者和政治家要养浩然之气，“苟失其养，则气为心之贼；苟得其养，则气为心之辅”[48]。他批评历史人物无治心养气的功夫，以致造成治理失败而国家危亡。吕祖谦强调政治家要有治心养气的功夫，以身作则地守护政治宪则的根本精神。他特别批评“管仲之事桓公，专去事上做工夫，却不去君心上做工夫”[49]，自己无正心诚意工夫，而不能以道格君心之非，此所谓“不导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内也”[50]。他揭示出，晋灵公至于身弑国危，是因为郄缺、赵盾、士会都不能正君心、养君德而自里面做功夫，只是谋人城、攻人国而都去外面做功夫。他举韩宣子能听从郄缺之言的例子，认为郄缺是从心里面做功夫出来，并批评三代以后正心诚意之学不讲，所以政治家的言语不能打动人。又例如，庆郑“狠戾”是因为他气不胜志，不知治心养气功夫，以致晋侯不能用庆郑之才。总之，吕祖谦倡导“学者治心养气，须当下十分工夫”[51]。不仅如此，政治家于治心养气上做功夫，要自知病源和先后次第。

由以上讨论可见，吕祖谦的治体论有理学家所注重的精神德性维度，根本治道原理通过不同治人主体渗透于经制法度而生成秩序机制。以天理良心为根本的治道精神，强调为治主体的本心在秩序生成与维系机制中的正始意义和先决作用。在心理合一的宇宙论、本体论视域中，人类社会中任何政治体及其秩序运作机制要具有根本的正当性，就必须对天理良心有深刻的体证和把握。天理良心作为理想秩序生成与维系机制中的根本权威和公共大法，超越于具体的权力运作和政治制度，也能够为在社会维度涵养风俗与教化提供根本导向。政治家的良心、初心是治体结构中治道精神落实的初始之处，也是治人主体的德性修养与政治素养的根基所在，体现了政治共同体所依赖的天理公道和文明宪度。以心为本的秩序生成正始之道，能够对治道、治人、治法产生根本的价值规范和精神熏陶，直接影响到秩序构造中的君主、宰相、台谏、经筵等为治主体，最终作为政治权威与风俗教化相互维系的政教机制的精神内核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吕祖谦的治体论中治道和治法有着深度结合，道和法之间并非割裂而有内在一致性。道揆法守的统合使得其政治思想具有道法合一的理论结构。基于此，政治秩序中的伦理规范与体制法度都具有原理上的正当性和超越性。[52]进而言之，在吕祖谦理势相维、以心为本的治体论中，精神德性之维有作为王道大经和万世通法的超越意义，而非仅仅是为有宋一代之立国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