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梵志之疑
问：能写出“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的王梵志，正史不载，只零星笔记提到。即便零星记载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和影响，但又从未把他说清过。
答：确实是谜一样的存在，身世不清不楚，可能是生活在中亚的汉人，约为南疆外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为佛教人士。他从未履迹中土，各种史籍才没记载他。后来他的诗传入中土，最早注意他的是王维，称来自葱岭以西的诗“梵志体”，实际就是白话形式的诗。《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原序》称“不守经典，皆陈俗语”，显然未受中土文人诗影响，包括儒家思想文化。他的诗宣讲佛教道理，及西域佛文化氛围下汉人的生活常识与处世观念。看不见与中土诗歌的关联，说是古体，实为白话诗，世传江南十八首王梵志近体，但我估计是江南士人据诗意的修改版，适应内地阅读习惯。江南地区对王梵志的接受，原因有二，佛风盛行与魏晋风度传统。后来出现的寒山、拾得，身世也不清楚，甚至说拾得是捡来的。他们的佛教世俗诗，别出时流，这种现象说明，内地与西域长期存在文化互通，或许葱岭以西本就存在一个等同中土的汉文化区。
问：笔记材料，既有西域人又有中原人之说，你选择西域汉人，有何理由？
答：是的，我们常常遇到如唐人卢藏用说的“年代悠邈，故老或遗；真诠缅微，后生何述”（《衡岳十八高僧序》）。王梵志材料只有几则，见仁见智，在有限材料上重新认识，确乎不易。还原王梵志，其身世尤为重要，我想还得回到历史中求是。要让唐诗回到唐朝，诗人回到唐朝，对历史的认知与掌握是前提，只有不同于他人的历史判断，方能获知属于王梵志的身世。
说一下我的史地观，我以为华夏文明实际就是“青藏高原文明”，中华文化就是山岳文化，这是由地理形态决定的，与西方地中海文明不同，两条南北丝绸之路围绕青藏高原形成环形闭合的文化圈，即是证据。远古以来华夏文化几围绕青藏高原循环，它不是开放的，而是内向的，紧紧吸附于青藏高原。在这一文化大区内部，又分东西两大区域，即儒文化区与佛文化区。王梵志诗属于唐诗西文化区域，故更多佛教元素。只是初唐大食文明东渐，西域及中亚原生汉人迁离后，后人不知当时的情况，误把王梵志作为内地诗人看待，而又解释不清这一现象，不能说明他的诗歌为何与唐诗不同，造成千古疑案。无论解释诗歌还是文化现象，都需要学术想象，清楚这个道理，王梵志不是不可解释。
问：“王梵志系卫州黎阳人”，今人已确证并达成共识。哪有你说的疑问？
答：我知道，是1958年公布的《王道祭杨筠文》，这便是你说的确证。陈允吉2006年在《复旦学报》发表《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已证其非，明确《王道祭杨筠文》为戏作。“它绝不是一条史实材料，若拿来考订王梵志的生平、时代，就难免会进入与探涉目标暌违的误区。”宋初那一区域失陷后，隔绝状况，使得中土再无一条材料涉及王梵志，更说明他是生活在中原之外的汉族诗人。
问：那请谈谈你的见解。
答：先从现有材料辨析。
第一，最早记载王梵志身世的是乾符中范摅《云溪友议》。
梵志者，西域人，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
范摅吴县（苏州，1995年撤销）人，布衣处士，终身未仕。他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说明王梵志的诗在晚唐江南民间颇有市场。从隋末到晚唐时间跨度如此之长，而史又不载，说明他的诗是外来的，是长时间断断续续流入中土的。可能随佛教文献流入。每一批流入都有新鲜度，故才持续时间如此长久。另一原因是中晚唐社会板荡，佛风盛行，他的诗讲佛教为人处世之道，估计也是流行之因。尤其越近晚唐越流行，有点像变文流传的情况。
范摅录王梵志十八首，皆为近体，这有些矛盾，他生活在葱岭以西，且敦煌保留下来的抄本均是古体，推测这十八首绝句应为江南士人改动，以应江南吟诵习惯，非梵志原诗。这相互矛盾的材料，说明敦煌抄本才是原璞，更印证诗是自西域流入。范摅材料已明确他来自西域，这是准确的，经隋末至晚唐长时间传入，唐人是知晓他来自中亚的。可五代又出现“卫州黎阳（河南浚县）人”之说。
第二，五代严子休《桂苑丛谈》载梵志身世。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至撤其皮。遂见一孩，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梵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严子休号冯翊子，可知是冯翊（陕西韩城）人。今人对王梵志身世说法均从其转出。这看似正史笔法的小传，完全不真实，排除神异情节，也不足信。五代写隋朝事，为何隋人的诗到五代才引起关注？只能说明梵志诗是零星被人带入中土的，有个积少成多的过程。这反倒更加证明他的诗来自中亚。到了五代又不知他为何方神圣，于是有了这段传奇身世。
有一点信息很珍贵，《桂苑丛谈》告诉我们王梵志是隋人，也就是说，迟至隋末唐初已有他的诗了。时间跨度如此长，梵志诗时隐时现，只能是一点一点从外流入的。且初盛唐并无编集，诗集出现于唐末，只能证明他非中土人士。王维知道这种西域诗，称“梵志体”。在王维那里就是“和尚体”，借俗讲佛，劝惩令善，类似唐代俗讲，那么王梵志可能就是俗讲中称的“俗讲僧”。这就使他在中原士林影响很小，局限于沙门。中晚唐随“俗讲”流行，借俗传经，文体形式除变文，还有韵文，梵志诗应该就是俗讲韵文。所以唐末五代才受到中土真正欢迎，并传至日本，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载《王梵志诗》二卷，成书便在唐末。何以唐末五代王梵志大热？除上诸因素外，还因大食文明东来，迫使西域汉人及佛徒迁向中土，王梵志全貌才为时人知晓。且《桂苑丛谈》“树瘿生孩”故事也指向西域，中原没有这类故事。据陈允吉《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树瘿生人”母题源自佛经。考虑到佛教退回中土的轨迹和梵志诗的佛教元素，亦可推出他是由西域流入中土的。所以这则材料也指向葱岭地区。王梵志果为卫州人，其诗当在中原流传，何以藏于敦煌边鄙之地，江南却只现十多首？
也有说“卫州黎阳人”,“黎阳”为“颇黎山阳”缩语。据《新唐书·西域志》“吐火罗……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号‘叶护’”所记地域，与王梵志生活区域相符，约在葱岭以西颇黎山南麓某地。当然，《桂苑丛谈》材料或虚或略，黎阳为颇黎山之阳只是推测，非确证。
第三，提到“梵志体”的是盛唐王维。他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题下自注“梵志体”，却是五言排律，并非梵志体。梵志体是以诗偈在佛徒中传播的，讲佛理可效梵志体。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在盛唐就十分流行，实际情况是几无影响。很简单，诗体不合唐人对诗歌形式的苛严要求，只是雅言之外的口头诗偈而已，这又足证它不是中土产生的。当时的王梵志并不像今人吹捧的那么高，今人揄扬并非历史真实，毕竟初盛唐是贵族社会，积极上进是主流，兼以刚从三百年分裂中统一，王梵志思想并不为社会所接受。故初盛唐几无诗人提及。
我想王梵志或是一种现象，在西域存在已很长久，那里是华夏文明西文化区，在其他文明未到来之前，主要为汉藏语系佛徒生息之地。如此则梵志诗应早于隋末。7世纪后其他文明东渐，佛教才退回中土，其中在葱岭以西的莲花生大师一支逃向青藏高原，此后西藏便有了藏传佛教。更多佛徒逃回中土，这种迁离在10世纪初达到高潮，梵志诗亦随僧人进入中原。晚唐五代社会崩陷，士人苦闷，他的诗便有了接受基础。
实际上唐人观念中，7世纪前西域属华夏文明范畴，玄奘西游壮举本质上就是中华东西文化圈的一次汇通。那里主要生息着汉藏血统的华夏民族，也有蒙古高原迁徙来的游牧民族以及波斯胡人，但那里的文明以华夏文明为主是没有异议的，巴米扬大佛可为其证。佛教由汉藏血统的释迦族王子创立，也经近年基因测序确认。难怪初唐印度要大规模灭佛，在印度人意识中佛教乃属异族创造，这次灭佛使佛教在印度转入地下，出现了密宗。大批汉藏人种的佛教徒逃离恒河平原，进入印度河流域（此为华夏文明圈，印度女学者卡丹尼近年考证发表，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文明无关，属于古华夏文明，印度河主要在巴基斯坦，其上游即我国狮泉河，考古发现其文明与巴基斯坦与印度均无关，最初以为是灭绝的无主文明，后来随大量文物出土，发现其象形文字印章文化及器物，与华夏商代甲骨文十分接近，可见其地属于华夏文明圈，即古华夏文明是印度河、黄河的跨流域文明），到了葱岭以西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高原生息。梵志诗在西域长久流传的事实，正好反映了那一地区华夏文明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打上了深深的中华烙印。
所以王梵志属西域中亚汉族诗人是没问题的，其诗歌价值使我们观察到葱岭地区的主要文化就是华夏文化，那里的汉藏民族与中土的生活常识、观念完全一样。若说王梵志的当代意义，这就是他的巨大意义，确证了我们长期以来猜测的一些东西的存在，包括巴米扬大佛也是汉藏佛徒杰作。张大千20世纪30年代末远涉敦煌摹写壁画，后来又在印度观摩到风格迥异的壁画，更坚定了他对中亚及敦煌佛教壁画的认知，看出端倪，得出结论“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而敦煌壁画又与中土画风不同，也就是说他悟出了中亚文化与中华文明乃是一体，属于华夏文明的西半区，而与印度毫无关联。从葱岭以西到东皆是中华文化的部分，即佛文化区。这样敦煌壁画及密室遗存、王梵志诗均属中华西区的灿烂文化。这一观点还可得到证实，2020年8月18日《中国国家地理》发文如下。
近年，在位于克什米尔的印度河上游地区，中国学者在寻访佛教岩刻的过程中发现，当地佛教岩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里岩刻中的佛本生故事图像，跟我国敦煌254窟中的两幅知名壁画高度相似，虽两地远隔数千里，却近似姊妹篇。
历史上，早期的原始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也不给佛陀造像。后来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古代的犍陀罗（白沙瓦）地区，该地区一度是佛教文化的中心。而印度河上游的佛教岩刻分布密集区——克什米尔的齐拉斯至吉尔吉特一带，也恰恰属于犍陀罗辐射的“大犍陀罗文化圈”。犍陀罗作为一个古代地理概念，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创造出了风格独特的犍陀罗佛教艺术，这是一种融合了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北方的草原文明，乃至东方的汉文明等混合文化因素的佛教艺术潮流——中国的石窟造像就深受它的影响。
从地缘文明来看，唐人对那一区域的认识恐怕是高于今人的，统治层面，唐太宗以儒道释统一中华；民间层面，玄奘西行，或许在他心里华夏文明就是由两个区域构成，东半区的儒文化区与西半区的佛文化区，佛教也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故才千难万险求法取经，并在弘福寺翻译弘扬。唐人以儒家为主干，佛道二家做补充，构筑了辉煌的唐文化。佛教在中土兴盛，虽时有排佛灭佛事件，但不影响许多人既是诗人又是僧人，如贾岛、皎然。这不能不说是太宗弘扬佛法政策的作用。
第四，盛唐后再次提到他是诗僧皎然。《诗式·骇俗》引梵志诗。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琼森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皎然一直生活在江南，可见江南僧徒中有梵志诗传播。此诗文意虽浅，但行文起伏跌宕，措辞惊世骇俗，“天公琼森（强生）我”已非常人所能道，而“还你天公我”则更匪夷所思，明显未受儒家温厚敦厚诗教文化影响。“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极言生存之艰。“还你天公我”，句式怪异，是否有中亚以西地区影响？这种句法中土少见，中唐孟郊、韩愈有尝试。皎然作“骇俗”诗例，说它“外似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把它题作《道情诗》，即蕴含道家思想，感化世人的诗。可见西域中亚汉藏居住区域，还流行来自蜀地山区具有古羌文化特征的道教。这也可证明南丝绸之路是文化传输的又一通道，它绕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由藏南进入葱岭高原。
第五，梵志诗最早抄本为中唐法忍写本，大历六年（771）五月抄成。推测抄本可能是随佛经夹带传入，亦不排除僧人去西域录回。但其并未流布，到宋初二百年间仅一二文人记录梵志诗十八首便可知。
第六，降至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引介梵志诗，系改窜《云溪友议》而来，无新材料。到两宋，又有零星引用，如黄庭坚引录两首；费衮《梁溪漫志》引九首，八首重复《云溪友议》，他称赞王梵志“词朴而理到”；陈岩肖《庚溪诗话》载一首。说明宋人便已极少见到梵志诗。
可以总结了，以上便是唐宋时王梵志及其诗的大体面貌。盛唐以前除王维提及“梵志体”外，再无人提到，估计与王维开元二十四年（736）调监察御史，奉命出塞，任凉州河西节度判官有关。其他出塞官员未提梵志可能与他们不信佛，无接触有关。而王维是佛教居士，估计出塞后接触到西域僧人吟诵梵志诗偈，故最早由他说出“梵志体”。到了中晚唐，凡提梵志诗，皆出江南，如皎然《诗式》、范摅《云溪友议》，这与江南佛风昌盛有关，也说明梵志诗传入后，长安儒士不感兴趣，诗体也不合中土诗歌传统，倒是江南处江湖之远，在民间流传，但数量不多，只搜罗到十多首，无法编集，故两《唐书》未刊介其诗集。
《宋史·艺文志》记《王梵志诗集》一卷，到底多少首无法得知，从上面记载数量看，不过二十多首。但《王梵志诗集》肯定不止这些，其余来自哪里？这是千古之谜，因为诗集很快灭失了，所以即便宋人也未看见。我倒有分说，《宋史》记录的诗集其实就是后来的敦煌集子。它深锁密窟，故漫长的一千年中无人得见。据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它是开宝三年（970）正月阎海真写本。可作结论，梵志诗在西域成集，宋初传回敦煌十多个写本，其中一部被人带入中土，即《宋史·艺文志》记录的集子，再灭失。
问：诗集在西域编就，如何传入敦煌的？
答：7世纪以前葱岭生活着大量汉藏佛徒，现代基因测序也称葱岭以西地区为华夏民族基因库之一。一个民族必然背负与它相应的文明，佛教在印度绝迹已说明一切，佛教就是汉藏语系族群创立的，既然在印度无法立足，苦海无边，那就变通，回头是岸，从早期佛教中心摩揭陀国，大批汉藏血统的佛徒迁徙至葱岭高原生息。但其他文明在7世纪后也东渐至大量佛徒生活的葱岭地区。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曾率三万唐军阻击，怛罗斯唐军惨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从此力量倒悬，唐人失去葱岭地区。8世纪末吐蕃占据北庭、安西，在两大文明间形成阻隔，数十年后吐蕃失去北庭、安西。此后大批西域佛徒迁回内地，除了带不走的摩崖石刻造像，能带走的佛经都带走了。梵志诗写本亦随之流入，故敦煌有十多个本子。在佛徒走出南疆荒漠时，他们把大量佛经文献留在敦煌这一西域与中土交界的佛教中转站，封存莫高窟，梵志诗集亦得以幸存，还有部分西域流传的唐人诗抄也回流保存了下来，如李白《惜罇空》、韦庄《秦妇吟》等。其中一部梵志诗集在敦煌稍做停留，继续东行，终于回归中原，但此时已是五代，宋初它很快进入秘府内库，才有后来记入《宋史·艺文志》的《王梵志诗集》一卷（已失传）。今只余敦煌写本。
关于这条迁逃通道的存在，学者刘平说“古时从于阗国（新疆和田），有条捷径通到克什米尔。克什米尔最好的地方就是高原上那块盆地，斯利那加，当时的罽宾国，西汉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有很多黄种人或者是藏人”。我认为直到初盛唐那里仍生息着大量华夏族，那些失传的唐诗在那里的存在可证。葱岭的汉藏佛徒，是产生王梵志现象的广泛基础。也因为这条捷径而造就了敦煌密窟。
问：如此推论，符合逻辑。敦煌石窟原来这么来的，且是逃向中土的佛徒封存的。你这说法有些让我无法接受。
答：正因为无封存具体时间，才可推知可能是其中某批走出南疆的佛徒恐慌埋藏的，时间应在宋初。五代时回鹘在葛逻禄（碎叶河一带）建立喀喇汗国，接受东渐中亚的大食文明。宋初几十年，喀喇汗国越葱岭据疏勒（喀什）灭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与北道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对峙。自此大食文明在西域佛文化区传布生根。敦煌石窟便是这数十年中迁往中土的佛徒封存的。这样推考有争议，但不这样无法还原王梵志。他真是卫州人吗？仅凭这句话，就认可？但按“卫州黎阳人”的逻辑更无法推演。
最后补说一下，敦煌封存的原因就是文明的冲突。葱岭过来的僧徒一出险境便将大量文献存于敦煌这一重要中转站。10世纪是其他文明进入西域的高峰，河西走廊也不安全了，西域发生了什么令敦煌僧人必须封存的事件，今已不可考知。敦煌秘藏有大量吐蕃文书，由吐蕃占据西域的时间，可推知大批僧徒恐慌迁向内地是在吐蕃失去西域控制后的9世纪末和10世纪，转移的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年。由此我们可推想在逃回中原的路途中还有许多埋藏点，不止敦煌一处。也不只是经书等软文，可能还有不便携带的物件。如1905年库车东南渭干河一条支流，德国人格伦威德尔便发现了坍塌的泥封洞窟。看来这种封藏形式是当时迁离的佛徒共识。这条渭干河上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我相信或许还有更多尘封秘密尚未发现。
何以在敦煌发现王梵志，我想你已清楚。原因便是7—10世纪，其他文明东进，佛教徒把佛经与梵志抄本及其他西域带来的文物封于敦煌，才有莫高窟千年洞藏。尤其以佛经为多，可能当时西域存在类似“焚书坑儒”的毁佛现象。基于讨论的问题，这或是敦煌秘密。
敦煌石窟艺术与葱岭以西佛教岩刻图像的关系，是回归关系，映照了那里曾生活大量汉藏语系的华夏族群，确证那里曾是华夏民族故地之一。
问：你对敦煌石窟封禁的见解，我没听人说过，很启人思考。
答：回到王梵志，所以他的诗是西域诗，以佛教为主，也有道家思想，诗的形式符合生息于葱岭的汉人的表达习惯，不同于中土雅言的表达方式。他感化世人的诗，其中的道教思想，为何去了葱岭？那时的葱岭广布着汉藏人种，他们背负华夏文化在那里生活，自然也包含道教思想在那一地区的存在。故皎然以为梵志诗是道情诗。实际那一区域盛行的是佛教，所以他以宣扬佛理为主。
饮酒是痴报，如人落粪坑。
情知有不争，岂合岸头行。
饮酒不好，就如人掉入粪坑，这是佛家说的愚痴，道理谁都懂，岂可岸边行，不接受教训呢？世俗的生活道理与佛理结合点化众生。可知西域佛教是要戒酒的，中土佛教则不然，如杜甫《饮中八仙歌》，苏晋“醉中往往爱逃禅”。
问：元明清王梵志诗的情况如何？
答：元明清无新发现（诗集还藏于敦煌密窟）。康熙时冯班《钝吟杂录》录了一首，但施蛰存《唐诗百话》已证是改写自《云溪友议》,“怀疑冯班是取《云溪友议》所载妄自改窜，并不是他见过《王梵志诗集》”。冯班《钝吟杂录》梵志诗如下。
辛苦因他受，肥甘为我须。
莫教阎老判，自取道何如？
范摅《云溪友议》收录如下。
苦痛教他死，将来自己须。
莫教阎老判，自想意何如。
诗中“阎老”再次提醒我王梵志不是中土诗人，“阎王”“阎罗”唐诗人几无使用这一概念之例。我只查到拾得多次使用“阎王”“阎罗”，而拾得身世也不清楚，他是西域诗僧吗？在中土与王梵志一样是子虚乌有的存在吗？寒山有两首诗使用“阎老”，其中一首“梵志死去来，魂识见阎老”，诗中何以写进梵志，寒山也来自西域吗？都是身世不明，那就一切皆有可能。寒山诗全为古体，只有一首绝句“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而且还是拾遗，来自老僧相传；其余全是王梵志白话诗的特征。拾得诗也全是古体，全无中原近体影子，这很反常，不排除他们的诗均传自西域。
一个奇怪现象，笔记里，寒山、拾得这两个生平籍里模糊的人，都在浙东天台山出现，说明江南佛风很盛，不排除西域来的僧人选择浙东南而留下生活痕迹。综合三诗僧，都是谜一般的存在，只有诗歌是真实的，身世来无踪去无迹。王梵志未履中土，只是诗部分流入，但并非今人以为的广泛流传，即便在佛风昌炽的江南也只有十多首，难以编集，他的诗集出现于中土应该是在吐蕃退出西域，大食文明东渐的五代，由僧徒带入；拾得到了中土，故他的诗歌流传比王梵志多，风格完全是梵志体；寒山也到了中土，他的诗歌内容与梵志几无区别。
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密室发现，《梵志诗集》大白于天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宋初传入的《王梵志诗集》，唐人是看不见全本的。我推测五代时诗被西域僧避祸带到内地，留在敦煌，供人抄写，再入中原，就是《宋史》记载很快又失传的那部诗集。留于敦煌的则随佛经在特殊情况下封存于石窟了。
问：你的推考求索很有启发。施蛰存《唐诗百话》也犯难，“唐宋人笔记、诗话中所录存的数十首王梵志诗，均不见于敦煌诸写本中，这一情况亦极可研索。难道王梵志诗有许多不同的传抄本，各人所见都不同吗”？
答：施先生未找到答案，提出疑问，但我已帮他解决了。很简单，就是前面所揭秘的，王梵志有诗传入中土，但在抄写中改窜是极可能的，说不定还伪托假造，此其一。其二，“梵志体”不合中土阅读接受心理，被人改为近体，怎会与敦煌本原璞一致呢？其三，敦煌本是在五代其他文明东渐中传入的完本，唐人怎可见到？所以敦煌本才堪信任。
梵志诗不是中土风格的诗，是西域白话诗，俗称口语顺口溜，近于古体。所以施蛰存说“第一卷诗共九十二首，都是五言四句的古诗，有几首也近似绝句”，再可证明王梵志是西域汉诗的创作者。他的西域诗，施蛰存说“文辞朴素到没有诗味，既无兴感，亦无形象思维”。但施蛰存把它看成中土“民间通俗文学”是我所不同意的。晚唐变文宣讲佛理韵散结合，结尾总是五言四句的佛家“诗偈”，即是梵志体形式。由此推测，他曾为葱岭佛寺写过诗偈，才在五代被僧人带回敦煌，这或是一种可能。在其他文明东渐过程中，迁徙中土的佛徒最应该带走的便是佛教文物。
问：最后一问，《唐诗百话》说“用诗的形式来宣传道德观念或宗教思想，在东西方各国古典文学中都有。在古希腊的一部诗选《花束集》中，特别有一个门类，称为‘说教诗铭’又称‘格言诗铭’，所收录的也是这样的诗”，难道西域曾受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答：很好的问题，唐诗中没有这类说教诗。王梵志正好生活在葱岭中亚，他比内地更先接触这类西方文学思维样式，再由他的诗输入大唐中土也就合于逻辑了。
关于这个文化影响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巴米扬大佛，即是来自古希腊雕塑样式。这里是佛国梵衍那国，地处丝绸之路，为往来希腊、波斯、印度的咽喉，有许多寺庙，在2—9世纪是佛教兴隆的重要地区，《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先王所建伽蓝”便在此。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约在四年（630）经巴米扬，见到“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建于5—6世纪的巴米扬实际为石窟群，内部壁画精美，其中“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便是西大佛，其东为东大佛“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佛像长相至今未可知，9世纪佛徒迁离后，鼻子便被人凿掉了，这就给我们以想象，这里曾生活大量汉藏语系的佛徒，佛的鼻子是否长得像汉人，有华夏文化基因？佛像毁面，是否故意抹去族群特征？鄙以为完全可能。佛像最具族群特征的便是鼻子。回到王梵志，从巴米扬大佛接受古希腊过来的雕塑形式看，完全是地缘因素；同理，梵志诗也会受西方这种说教格言类的文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