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秦汉是古代中国自三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中国统一王朝国家与汉民族形成的新起点，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汉民族转化的枢纽期。它使统一的王朝国家和汉民族在产生、发展的进程中，进入一种新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一种各区域社会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整合状态，因此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秦汉时代所建立的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体制，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帝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从历史演进看，西周建立的广域王朝国家，其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度，构成王权与治权层层分割的特征。它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仅流连于一种天下、国家的政治理想。而秦代自商鞅变法后，在西秦逐步确立的君主专制集权的官僚主义政体，开始形成王权与治权的统一，过去各级领主治下的民众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由此真正实现了一统国家的政治体制。其后，随着秦的一统六合，驰骋天下，将这种君主集权体制推向全国，开辟了全国范围内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由此使古代中国进入两千余年的帝制国家时代。但是，古代中国帝制的完善，却是在汉家制度中实现的。在秦二世而亡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汉代制度，通过“汉承秦制”，并将“秦制”与“周道”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帝制国家制度的构建。故熊十力先生认为：“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不着重汉代也。”[1]何怀宏先生则在否定谭嗣同等人关于两千年之政皆秦政的认识，认为秦朝建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郡县制和官员制，由于没有确立一种比较合符人性和人道的统治思想，故很快分崩离析。“所以，我以为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是，传统中国的两千年间，非‘秦制’也，而是皆为‘汉制’，而且是经过了‘周文’洗礼和落实的‘汉制’。”[2]这些认知，应该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正是在继承、改造秦旧制基础上，汉代国家进行了大范围的制度创新，重构了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机制、意识形态，以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融合与认同，由此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帝制时代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并在春秋战国的“诸夏”基础上实现了华夏民族与国家的认同，走上了大一统帝制国家中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的演进道路。

但是，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的历程并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秦汉亘古未有之变局，实质是以新的国家大一统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的力量对过去分散的区域社会进行全面渗透、整合的国家体制的建设。它对长期处于宗法贵族统治与血缘等级制下的关东六国的贵族、民众，有一个身份变化、族群认同的转换问题；也存在战国以来华夷交错的各区域社会不同的族群和民族，有一个对统一的汉民族认识转化的问题。它使秦汉时代的国家，在对各个区域（如秦统一后的关东六国）的社会整合中，出现了国家、族群、地方社会在整合、调控中的矛盾、冲突、博弈，以及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正是在这种冲突、博弈中，经过新旧王朝的替代，而不断达到了相对平衡的局面，从而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社会整合不断走向一致。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秦汉之际的国家构建与社会整合中，族群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秦汉时代的华夷演变浪潮，是与秦汉国家的开疆拓土以及各个区域社会间的整合分不开的。族群认同是各区域社会整合的基础条件。从早期秦国的发展，一直延续到西汉及东汉时代，都是通过属地族群认知的转化，来形成政治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族群、民族的融合，并且使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散族群、民族在融合中形成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秦人”“汉人”，并通过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建立起内在的与国家、社会的相互联系。所以，以华夏境内的民族、族群对政治国家的认同为基础，反过来加快了区域社会在国家力量下的调控、整合进程。在秦汉国家、社会、民族的关系中，国家的政治力量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它通过国家能够运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资源，大力推行其政治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来巩固国家“化内”之地及民族边界线周边的区域性的统治，并由此确立起政治国家领域内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构建一种共同的民族理念与精神。所以，先秦诸夏民族向统一的汉民族的转型与汉民族认同，是被时人作为大一统国家建构及社会整合的基石来看待的。它包括诸夏向汉民族的转型，使原有分散的关东六国不同族群在汉民族旗帜下融合，并且对汉民族认同渐趋一致；同时在秦汉国家边疆内外相互错居的“戎蛮夷狄”开始对“汉民族”的认同，四方“蛮夷”的“华夏化”，使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以及秦汉国家周边的各区域性国家或民族，与秦汉国家逐渐形成从属关系，从而构成以汉国家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这几个因素使国家、民族、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导致新的“天下”观及华夏政治国家理念和民族精神的初步形成，由此确立了汉民族精神的主流，并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分分合合的时间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精神信念。

还应该看到，由于秦汉时代是以一种新的国家体制的构建，通过国家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力量对关西、关东各区域社会进行全面渗透、整合，因此它既涉及秦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官僚等制度层面的全面改革，也包括对各个区域基层社会的思想、文化、风俗的影响和变迁。实际上，秦汉大一统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建立，使长期处于宗法贵族统治与血缘等级制下的关东六国基层社会，产生了民众的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社会生活、身份转换和认同意识转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齐、楚、韩、魏、赵、燕、巴蜀等不同区域社会中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宗法结构下的旧贵及广大民众。因此，政治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其影响波及民风各异的齐、楚、韩、魏、赵、燕、巴蜀等区域社会，并且涉及这些区域社会从上至下各阶层，包括这些地域的广大民众对于政治国家的认同。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在国家与社会、族群之间，在思想意识、法律文化、赋税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对立、统一中的冲突与调适的曲折反复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秦汉国家政体的构建与政治格局变迁复杂化。而在这种国家政治体制及治国理念的逐步确立中，秦汉时期的社会整合，包括社会结构、阶层、族群、个人身份、地域及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新的从国家到基层社会的政治等级秩序的重塑与民族关系的调整。这种重塑与调整导致秦汉国家、民族、社会三位一体的互动，并形成古代中国帝制社会两千余年来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特殊演进道路。

本论集系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众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的阶段性成果。论集以秦汉时期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整合、认同、调控的互塑、互动关系为切入点，纵向、横向地阐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融合、调控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且以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主线，说明秦汉国家的政体构建、运作机制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同一性。但由于本书毕竟是该项目各个子课题作者的阶段性成果，故其主要体现了他们对该重大问题的某些研究点、面的思考。但是，我们从这些研究点、面仍然可以看出这些作者在该问题上的创新性及思考的深度、广度。同时，由于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众认同与社会整合问题涉及面较广，故其难免百密而一疏，或在某些观点上有偏颇之处，故特请学界方家、同人给予指正为感。

李禹阶

2021年10月20日

[1]熊十力：《读经示要》，载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6页。

[2]何怀宏：《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并非秦制》,《环球人物》2014年第5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