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长城一撇，运河一捺”，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农耕文化发展进程中，长城作为建筑工程，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运河作为水利工程，对中原王朝沟通南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长城与运河，一北一南，一攘外一安内，一撇一捺，一阳刚、强健，一阴柔、深沉，有力地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发展历史，都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而相比于长城较为单纯的军事重大意义，作为传统王朝与帝国的生命线，运河所承载的，则不仅有军事的，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意义。在运河畅通，可以枢纽天下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则南北贯通，舳舻与会，公私兼赡。尽管19世纪以后，随着运河的淤塞，火车运输的兴起，运河的种种功能与意义都逐渐消失，但它对传统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意义、对江南文化气质、对古典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却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反令人们越是探寻越是为之着迷兴叹。
一 运河的开凿历史概述
运河作为帝国的生命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它极为关注。关于运河的开凿历史，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必须说到。首先，最早被确凿记载开凿的运河是公元前5 世纪（前486）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邗沟在今天的江苏高邮境内。《左传》曾记载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事件：“秋，吴城邗，沟通江淮。”[1] 晋人杜预注释写道：“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2] 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中并非以“运河”之名来指称我们今天所谓的运河。在传统文献中人们往往以“沟”“渠”“河”“水”等字眼来表示运河的意思，如“邗沟”“鸿沟”“灵渠”“汴渠”“漕河”“上河”“御河”等。而从杜预的注释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最早吴王夫差开凿运河的意思是为了通粮道，之所以通粮道又主要是为大军北上与中原诸国争霸，其实质还是带有极强的军事目的的。
“运河”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宋欧阳修撰写的《新唐书》中，“开成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3]。文中记载的“开成二年”，是唐文宗统治时期的公元837年，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大业元年（605）三月辛亥，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4]。通济渠的前身是战国时期魏惠王（魏罃）于公元前360 年开凿的鸿沟。隋炀帝的工程是“自西苑（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5]，从东都洛阳西苑开始，引谷水和洛水与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引出的黄河汇流，再经鸿沟、蒗荡渠、睢水沟通了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通济渠的通航，沟通了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全程水道西极京师，南达江淮，途经河南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的睢溪、宿州、灵璧、泗县；江苏的泗洪、盱眙，全长650公里。
隋朝大业四年（608）正月乙巳，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6]。永济渠的前身是三国时期曹操开凿的白沟。永济渠分南、北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以上属河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以上属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属山东）、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以上属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河北涿州），全程1900 多里。也就是说，隋朝大运河充分利用天然河道和前代开挖的人工河道，形成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唐、宋两朝利用隋朝大运河，获得巨大发展。在唐代，通济渠又被称作汴渠、汴河；永济渠在北宋时又被称作御河。
如果说，隋运河的修凿使得运河南北贯通的格局初具规模的话，那么元朝运河的修凿才使得“京杭大运河”之名得以真正落实，运河带给人们与外界交流的意义才确实堪称“大”。在1997年，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陈得芝先生主编的“中古时代·元时期”的第六章“运河与海运”中，其第一节的标题即命名为“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7]。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由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完工，其时世祖忽必烈“过积水潭，见其舳舻蔽水，天颜为之开怿”[8]，因此将此河命名为“通惠河”。元代运河打破隋唐时期东西走向的格局，形成近乎九十度的大转弯，将大都与汴河、淮河、长江沿线的城市；河北的沧州、景州；山东临清、东平；江苏的彭城（徐州）、淮安、宝应、高邮、扬州、苏州；以及浙江的嘉兴、皂林、杭州穿连起来。它南起浙江杭州，北至北京通县北关，全长1794 公里，贯通六省市，流经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形成海、江、河相互交织的庞大水运网络。
明、清两朝沿承元朝运河的规模，运河也继续发挥着它的运载和交流功能，人们对它的依赖程度甚至较之前的朝代更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明在16世纪以来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与觊觎之心也日益增强，运河因此也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尤其是探查传统经济模式的重要渠道。令西方人深感迷惑的是，一方面北方对南方经济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须臾不能离开运河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明明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9]，中国人却宁愿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挖掘和修浚运河，缓慢、迂回地南北东西行走。这看似不合理现象的背后，也正隐隐地传递着传统中国即将面临巨大变革、运河辉煌时代结束的消息。同治十一年（1872），清穆宗下旨舍弃河运，改为海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奏请南北漕粮全数改折，海运、河运全部停止。至此，属于大运河的时代全部结束，运河以及它所蕴蓄的古典生活时代也就意味着结束。
二 运河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隋朝一统南北，隋炀帝修凿大运河之前，南北大大小小的运河，主要发挥的是军事政治意义以及必要的农业灌溉作用，虽然也附带性地推动了中心区域的发展，但其经济意义与城市活力远不能与一统之后，运河南北贯通的情形相比。隋运河开凿之后，所谓“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李商隐《隋宫》[10]），运河对于南北地域沟通、城市繁荣、人口迁徙、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凸显，不仅如此，运河文化也深深地滋养了古典文学，它的创作主题、表达内容以及审美意象等，每每与运河生活息息相关，令人读之、诵之，意味无尽。
回溯历史会看到，运河的开凿对其沿岸区域的发展具有本质性的推动和提升意义。比如在古典文学创作中极为著名、常常被人们题咏的地方——京口，就非常典型。在隋朝大运河开凿之前，京口是一个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猛兽出没的地方。建安二十三年（218），吴主孙权甚至还能在京口一带打虎，史书这样记载道：“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11] 通过这条记载，京口地方荒榛野莽、罕有人迹的景象可以想见。隋炀帝大业六年（610），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之前通江南的数条河道至此全部连接起来，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12]，由此成为唯一渡江港口，与隋唐运河的终点扬州隔江对峙，江淮地区的漕粮都要通过京口才能够传输到各地，唐代诗人对此描绘道：“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13] 于是京口地位飞速上升，成为一大都会。处于京口优势地位的金山寺、北固亭也成为京口的标志性风景。只见：矗立于京口的金山寺，“南徐城古树苍苍，衙府楼台尽枕江。甘露钟声清醉榻，海门山色滴吟窗”,“琴院坐听江寺磬，郡楼吟见海山霞。春园遗母亲烧笋，夜榻留僧自煮茶”[14]，其繁华气象、其曼妙风姿让人言之无尽、追想不已。也正因为是南北迁转的唯一码头，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京口历来都是兵家争夺的地方，明白这一点，再去解读辛弃疾那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才会深刻体悟到辛弃疾站在京口高处，看江流滚滚、帆船过往，不由得兴起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慨叹。
伴随着隋朝大运河的畅通，沿岸的城市尤其是运河的起点与终点，中间经停、转运的重要港口、码头都逐渐从渔村小岛或者荒蛮之地崛起为人烟富簇、车水马龙的大都会或者富庶区域，无论是著名的开封、扬州还是高邮、临清等地方，没有谁能无视和忽略运河开凿与贯通对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以及生产交流和文化形态、审美经验等各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再比如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不仅中国漕运史进入一个新纪元，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活力，所谓“国不知匮，民不知困。遂使天下之旅，重可轻而远可近。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一水既道，万货如粪”[15]，运河两端的城市——大都和杭州都借势跃升为享誉全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先看元朝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元朝首都——大都，它是北京的前身。可以说，北京的繁荣，成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关键性的发展即得益于元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在元代“乃辟东渠，登我漕运。凿潞河之垠堮，注天海之清润。延六十里，潴以九堰。自汴以北者挽河而输，自淮以南者帆海而进”[16],“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藩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17]，城市借助运河之力，“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18],“各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系统与宗教信仰的人们远道而来”,“所有稀世珍贵之物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19]。人们在大都城中或宦或商，或居或游，各形各色，大都仿佛一座人们合力建造的“通天的巴比塔”[20]，全世界都为之叹羡和向往。
还有元代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杭州也借运河跃然而成为与大都比肩的国际大都市。正如关汉卿散曲写的那样：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21]
尽管自“吴越开镇，南宋启都”[22] 之后，杭州即已确立起“东南第一州”的地位，但在元代之前，由于长期处于一个因南北对峙与割裂而相对闭锁的地理空间里，并没有完全绽放它的全部魅力。元代京杭大运河开凿之后，凭借着南宋故都的繁华，更依靠着与元大都的运河直通航道，以及元朝对欧亚大陆海、陆丝绸之路的控制与影响力，杭州成为13—14 世纪南北、中外人们眼中的天堂世界。因为运河的力量，久居杭城的人们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聚集了南来北往、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信仰的人，就像方回《武林书事》诗所记“兰阇兰阇一弹指，高鼻人人俱喜欢。北客近知郎罢语，南人许拜乞银官”[23]。方回诗的前两句即表明杭州城中处处都能看见高鼻深目的西域人，他们见面喜笑颜开地互道“兰阇”，后两句说北方人客居南方久了，也渐渐能明白南方的方言，而南方人也被安排做马官了。“兰阇”与“高鼻”相呼应，都是指西域人。据《世说新语》载，东晋的王导初任扬州刺史时曾设宴招待城中各方重要人士，在看到席上的一群胡人不悦的表情时，便走近前去弹指招呼说“兰阇、兰阇”，一群胡人顿时喜笑颜开，方回诗歌即用《世说新语》之典来描述杭州城里西域人之多。 “郎罢”取顾况诗《陵霜之华一章·囝》之典，顾况为诗作注云：“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呼父为郎罢”，方回诗句实际是以“郎罢”来代表南音。“乞银”，是指骢马，方回在诗中有自注云：乞银，骢马，出《元和郡国志》。据《元和郡县志》“银州·银川下”条载，“狄语骢马为乞银”[24]，是说党项人在银州谷牧马，他们称骢马为乞银，方回诗中之意实际是指，牧马本是北方游牧民族擅长的事情，但现在南方人也可以做牧马人了。借助方回的诗可以想见元代京杭大运河的修凿对南北乃至世界人们交流的深刻影响。
三 异邦人士对于运河书写的丰富
其实不仅居住中国境内的人们能深切感受到运河对于其时南北、中外交流的意义，凡是来到中国的异国之人也会被运河带给城市的巨大活力和意义吸引。可以说，运河在传统中国人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使得它自然而然地成为踏入中国境内的异国人士观察和表达中国的重要窗口。相比于常年生活其间的中国人的熟视无睹而言，异邦人士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对运河的表达，除了和中国作者类似的感叹运河带给城市繁荣与人们富庶生活的内容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异邦眼光观察，表达中国人常常忽略或不经意的内容，让人莞尔失笑的同时又不禁若有所思。
嘉靖十八年（1539），随日本朝贡船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策彦周良在他15万字篇幅的《初渡集》中详细地记录运河沿岸50 多处驿站名字和沿岸城市90余处的店铺字招（招牌）以及50 余处广告招牌。这些内容都鲜少见诸中国传统文人的诗文记载中。比如策彦他们的朝贡船在宁波时，他的日记记录当地的买卖招牌写道：“卖买人家各各贴铭：‘马尾出卖’ ‘藏糟出卖’ ‘绵花出卖’ ‘演易决疑问’‘中山毛颖（盖制笔者之家里也）' ‘装印经书文籍’ 如此之类”[25]等。这其中有一则非常有意思的商品信息，“马尾出卖”，很值得寻味。它非常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明朝中叶以后的一种服饰流行风气——穿马尾裙。据载，明朝中期，由于人们的这种流行风气，京城营操官马的马尾毛总被人偷拔，而马因为尾巴无毛，不爱进食，落膘而病死。
再如在1655年荷兰使者约翰·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和1793年英国使者斯当东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他们都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运河上常见的鸬鹚捕鱼的场景：
在这里运河之东附近有一个大湖，里面有上千条小船，都是用这种鸟来捉鱼。每只船有十几只鸟。船主做一信号，它们马上飞到水里去捉鱼。我们非常惊奇地看到在它们很小的嘴里衔着很大一条鱼。它们被训练得真是好，用不着在它的喉部用线或圈套着，它们把全部捕获品交给主人，自己不吃一条，除非主人为了奖勋或饲养，做信号叫它们吃一两条。这些小船都很轻，主要是在湖里划。当地渔民依此为生。[26]
荷兰使者在他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了不起的发明”[27]，而据斯当东的观察，他说江南省境内宝应湖上，“湖面上尽是渔船，主要是用前述的捉鱼鸟来捉。这个地方是训练捉鱼鸟的中心，训练好了以后输送到全国”[28]。外国人似乎都对鸬鹚与渔夫之间所构成的那种相互豢养的关系极有兴趣，但这一运河典型画面，却基本是经年往来于运河之上的中国人的盲点。我们很少能够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运河生活的诗文中见到像尼霍夫、斯当东他们那么仔细专注地描写鸬鹚捕鱼、鸬鹚与渔夫关系的文字。
诸如鸬鹚捕鱼之类的运河生活写实在外国人的游记中几乎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些仔细认真地写作的运河日记，不仅丰富了运河书写，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们对域外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像《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很大程度而言， 《马可·波罗游记》“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29]，而大运河以及杭州的形象也借着《马可·波罗游记》广泛地传播到西方，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东方视野。而像约翰·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书中那些极富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屏风、瓷器、绸缎，以及通过考试而非裙带关系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都增加了他笔下中国社会的理想化程度和诗意色彩。受到尼霍夫这部初访中国记的影响，18 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华帝国充满倾慕，这种向往和倾慕渗透在欧洲文化的各个领域中[30]，令欧洲文化也格外富有东方魅力。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迄今为止，虽然有许多文化通识课以及古代历史及文学课程涉及对京杭运河的介绍，但鲜少以京杭运河的视角，从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地理的背景入手来解释和选读传统文学作品。《京杭运河诗文赏析》是配合线上课程《京杭运河诗文讲读》而推出的线下辅助教材。作为线下辅助教材，在内容上，它以历史时间为经，以运河开凿、修浚的情形为纬，以相应的诗文赏析篇章结构全书。以运河的地理位置、开凿、修浚及影响为前提选择诗文，不拘于诗文是否为名篇，不特求诗文创作时间是否一一对应于运河发展的时间。形式上，每篇的格式一般由诗文原文、注释、赏析以及插图组成。至于每篇的赏析，力求内容平易通俗，文字优美，表述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在赏析中，力图从京杭运河的开凿、修浚及民生影响入手，通过明晰运河创造的环境背景，去解读和欣赏诗文的内容。
《京杭运河诗文讲读》是一门雅俗各予重视，文情兼取并茂，对汉语言专业和非汉语言专业的学生都具有加深中国古典文化修养意义的拓展课程。而《京杭运河诗文赏析》与传统赏析教材相比，它在配合《京杭运河诗文讲读》线上课程而撰写的同时，具有很强烈的当代关怀意识。所以在教材编撰过程中，努力将对中华文明发展源流的梳理、让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事业活起来的理念，落地于传统文化教育和文学赏析，期望通过对历史地理背景的解读，使传统文学的赏析富于历史生动性和生命鲜活性，对普通师范本科生自身的文化教育以及将来的文化传播发挥良好的引导和启发作用。
《京杭运河诗文赏析》由邱江宁、孟国栋主持撰著，林乾浩、周玉洁、任天晓、毛栎嘉、冯晓迪、李洛乐、李欣欣、聂辽亮、梁杰等参与撰写、校对工作。最后，特别感谢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经费支持。
[1]（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二〇《哀公九年》，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3页。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七《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02页。
[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三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47页。
[4]（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帝纪三·炀帝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页。
[5]（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帝纪三·炀帝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0页。
[6]（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帝纪三·炀帝上》，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70页。
[7]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第1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7页。
[8]（元）苏天爵：《太史郭公》，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九，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3页。
[9][意] 利玛窦、[比]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页。
[10]（唐）李商隐：《玉溪生诗醇》，聂石樵、王汝弼笺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6页。
[11]（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南朝）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0页。
[12]（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林邑郡》第3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87页。
[13]（唐）李德裕：《述梦诗四十韵有序》,（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四七五，第14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390页。
[14]（宋）王禹偁：《寄献润州赵舍人》,（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管廷芬、蒋光煦补：《宋诗钞·小畜集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15]（元）黄文仲：《大都赋》，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16]（元）黄文仲：《大都赋》,《全元文》第46册，第133页。
[17]（元）苏天爵：《丞相淮安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之一，第20页。
[18]（元）黄文仲：《大都赋》,《全元文》第46册，第133页。
[19][意] 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诺笔录，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游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20]洪烛：《马可·波罗与元大都》,《书屋》2004年第9期。
[21]（元）关汉卿：《一枝花·杭州景》，隋树森：《全元散曲》（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92页。
[22]（明）刘伯缙等修，陈善撰：《万历杭州府志·序》，万历七年刻本。
[23]（唐）顾况：《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囝一章》,（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30页。
[24]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元和郡县志》卷五。
[25]《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下》,《大日本佛教全书》73卷史传部十二，日本佛书刊行会1911年版，第167页。
[26][英] G.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25、430页。
[27][荷] 约翰·尼霍夫原著，[荷] 包乐史（Leonard Blusse）、[中] 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 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28][英] G.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46页。
[29]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前言”，第6页。
[30][荷] 包乐史：《〈荷使初访中国记〉 在欧洲的地位》，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