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与新黑人:《天佑孩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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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黑人与社会流动

在《天佑孩童》一书中,莫里森评价并重新定义了新黑人历程和美学的必要性,尤其是从具有标志性的黑人专业人士的角度重新定义,如法瑞尔·威廉姆斯[18](Pharrell Wil liams),他的成功与他们的经济地位息息相关。2014年,法瑞尔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采访时发表了极具争议性的言论,为新黑人的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说:“新黑人是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指责其他种族的。新黑人幻想并且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肌肤的颜色,而是思维方式”(Elan, 2014)。法瑞尔的观点与霍伊特· W.富勒(Hoyt W.Fuller)对黑人艺术家的革命精神的描述产生了共鸣。富勒将黑人艺术家定义为新一代的激进主义分子,他们“已经确信白人种族主义将不再对他们的作品产生负面影响”(Fuller, 1994: 200)。法瑞尔描述的新黑人精神也与西尔玛·戈尔登(Thelma Golden)的艺术家们有着相似之处,“他们坚持不要贴上 ‘黑人’的标签,尽管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重新定义黑人概念的浓厚兴趣”(Murray, 2016:4)。法瑞尔对黑人经历的观点是高度特权化和主观化的,他似乎在倡导美国的精英主义信条,或者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回报这一观念。基于个人信念的特殊性,他的观点并没有给出一个十分全面的解释。此外,他的观点淡化并且忽视了系统性或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在压迫黑人等少数群体并在使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上或经济上处于劣势,那是因为他/她没有足够努力地去发挥自己的潜力。黑人不能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并不是因为系统性的压迫、就业的困难、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不足,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取得社会经济上的成功。支持这种对于精英统治的无条件信仰,有助于一些白人,就像法瑞尔一样,冠冕堂皇地将少数族裔的失败归于他们自身,从而推卸责任。根据乔治·扬西(George Yancy)的说法,“在精英统治的幻觉下,有色人种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Yancy, 2004: 56)。那些人之所以处于种族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完全是由个人行为所导致的。个人的失败不能归咎于结构性的种族主义。这些观点属于当代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即通过谴责受害者来为种族不平等辩护。如果黑人的表现不佳,那是因为他工作不努力或不主动提升自己的能力(Bonilla-Silva, 2014: 73)。

奥巴马是新黑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19]在讨论非洲的整体困境和落后时,他提出了类似的逻辑,而不是承认或批评美国在外交政策或国家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我一直坚定地认为非洲人应该为自己负责”(Dyson, 2016:145)。[20]作为新黑人精神的体现,法瑞尔称“向上流动,是所有美国人的目标。因为我已经实现了——所以你也可以”(Stereo, 2015)。当黑人遭遇不平等对待、面临着失业和丧失话语权的种种困难已经达到顶峰时,法瑞尔主张黑人要努力向上。除此之外,他认为黑人要对自己的困境负责,黑人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是泰勒所定义的“个人失职”(lapse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的直接后果。这些评论赞同后种族主义的观点,即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差异与结构性种族主义关系不大。法瑞尔没有注意到,将黑人禁锢在国内部门、让他们从事低收入工作和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这样也就限制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威廉·大卫·哈特(William David Hart)所言,“限制黑人的流动性(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存的自由、流动的自由)是美国一以贯之的主线”(Hart, 2013: 15)。除非黑人可以像法瑞尔一样支持现有体制、认可现状,否则对于种族主义的激进态度会让他们遭受责难、控制、惩罚甚至被污名化。法瑞尔的观点并没有考虑人人机会均等的基本民主原则。与其指责人们缺乏动力,不如深刻反思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或其他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权力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这些权力结构是否能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资源、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法瑞尔能够凭借毅力或天赋获得名望和物质方面的成功,但对于大多数被剥夺基本权利和特权的非裔美国人来说,取得和法瑞尔一样的成就并非易事。这些人每天都在为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等此类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权利而努力奋斗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压迫。与布莱德情况一样,对黑人向上流动的限制会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诸多影响。泰勒认为,关于黑人社会流动性失败的辩论试图证明“黑人的经历独立于社会流动性畅通无阻、追求人人幸福平等的美国社会模式之外。这是在为美国体制开脱的同时,把非裔美国人置于困境之中” (Taylor K., 2016:“引言”)。泰勒补充道:“任何对美国黑人生活历史的认真审视都将颠覆美国例外主义的所有论调”(Taylor K., 2016:“引言”)。法瑞尔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非裔美国人遭受社会压迫的整体情况和历史现实。

法瑞尔的言论似乎部分受到《谁害怕后黑人》一书作者图雷(Touré)的观点的启发。图雷认为,黑色对于黑人是一种限制,人们需要超越它从而发掘自己的潜力。图雷采访过很多成功的黑人企业家、媒体大亨、作家和其他标志性的黑人名人,并引用他们的例子用来强调黑人的潜力是无限的、黑人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是无限的,所有的这些都不受黑色皮肤的束缚。据史蒂芬妮·李(Stephani Li)所言,图雷的(后)黑人概念,就像法瑞尔的一样,只能作为“黑人定义的个人主义代表”(Stephanie, 2015: 44)。换句话说,这一概念不是集体性的。它并没有集体性地体现或者肯定黑人的实际情况及其潜能,它应该支持所有黑人为争取向上流动和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的集体斗争,而不是仅仅以那些能够爬到顶端的少数黑人作为参照。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所谓的后黑人、后奥巴马时代,大量像法瑞尔这样的黑人名人忽略了身为黑人所遭受的危险。在这个时代,美国发生了一些针对黑人少数族裔令人发指的犯罪,包括对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的残忍谋杀,比如少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这起谋杀案令人回想起爱默特·提尔[21](Emmett Till)所遭受的私刑。特雷沃恩·马丁之死,以及在后黑人、后种族运动背景下频发的警察杀害黑人青年事件,粉碎了“充满痛苦的后黑人的幻想”(Yancy &Jones, 2013:“引言”)。

弗雷迪·格雷[22](Freddie Gray)在巴尔的摩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和暴力事件。当时,莫里森在接受查理·罗斯(Charlie Rose)采访时,揭露了后黑人/后种族主义的谬论。采访于2015年4月30日播出,就在《天佑孩童》一书出版后不久(这本书于2015年4月21日首次出版)。在这次采访中,莫里森谴责警察无情地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在莫里森看来,那些年轻的、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只是想要从警察手中逃命,但最终仍然被枪杀。这些黑人青年就是新黑人,亦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年轻的黑人男性的犯罪形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不断出现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并不断引发悲剧事件(Yan cy, 2008: xxi)。和安吉拉·戴维斯一样,莫里森也尝试向这种模式发起挑战。她质疑那些拨打911的人是否可信,是否有串通关系,是否要为此负责。这明显影射了像齐默尔曼(Zimmerman)这样的人的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他们认同一种观念:黑人是危险的。齐默尔曼不遗余力地将黑人构建为犯罪嫌疑的对象,因此当他发现特雷沃恩(Trayvon)在他附近走动时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当齐默尔曼在电话中向警方调度员汇报时,他沿用了所有与黑人有关的所谓的犯罪和可疑行为的刻板印象。他最初的描述是:“这家伙看起来不怀好意,他好像吸毒什么的。现在下着雨,这家伙到处走动,四处张望。”齐默尔曼对调度员的描述激起了人们对与黑人有关的可疑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回忆:“他看起来是个黑鬼”,穿着“黑色连帽衫”[23](Yancy & Jones, 2013:“引言”)。齐默尔曼对特雷沃恩的描述“四处走动”、不怀好意地到处“张望”,而且身为黑人,还穿着连帽衫使特雷沃恩看起来更像个危险人物。在对特雷沃恩进行种族定性之后,齐默尔曼使用了带有种族色彩的表达,不仅针对特雷沃恩,而且针对所有黑人。齐默尔曼对特雷沃恩的跟踪,以及特雷沃恩最终丧命,都是值得单独调查的。尔后,齐默尔曼能够逃脱种族谋杀指控的这一事实,是对这个社会的另一项控诉,它粉碎了对后黑人和后种族神话的“痛苦幻想”。

在《天佑孩童》一书中,莫里森批评了类似的种族定性行为、这种带有种族色彩的语言描述,还批判了种族和社会的不公。小说中,布鲁克林将布克描述为“猎食者”(Morrison, 2015: 59)。她发现布克“在地铁入口处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失败者混在一起”(Morrison, 2015: 59)。还有一次,她看见布克“在社区毫无目的地四处闲晃”(Morrison, 2015: 59)。布鲁克林对布克的描述类似于齐默尔曼对特雷沃恩的描述:“到处走动,四处张望”,“看起来他好像不怀好意”。布鲁克林的描述与书中真正的猎食者——恋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个人却享有“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的美誉(Morrison, 2015: 111)。虽然这个恋童者最终“被抓获,被判犯有侵害罪——侵害并谋杀六名男童”(Morrison, 2015: 118),其中包括布克的弟弟亚当,但这一切已经是亚当失踪6年后的事情了,这无疑是一种对正义的嘲弄(Morrison, 2015: 120)。这种嘲弄再次唤起了对齐默尔曼的审判和定罪。齐默尔曼最终没有被控犯有过失杀人罪,尽管案件的首席调查员克里斯·塞林(Chris Serine)出具了一份宣誓书(Yancy & Jones, 2013:“引言”)。州检察官和警察局长李没有驳回齐默尔曼在“正当防卫”法律下自卫的合法权利。此外,官方也未对齐默尔曼进行相关检查,以确定他当时是否受到毒品或酒精的影响。然而,经解剖证实,特雷沃恩的体内有吸食过大麻的迹象。小说中,发现受害男童亚当的尸体后,对现场的勘察也再次暴露了警方的无能。通过报案,亚当父母请求警察寻找亚当,而警察做出的回应却是立即搜查亚当的房子——在警方看来似乎这一切都是这对焦急的父母犯的错。他们首先查询了亚当的父亲是否有前科,确定没有后,只丢下一句“我们会尽快和你联系”就离开了。 “又一个小黑鬼死了。又能怎么样呢?”(Morrison, 2015: 113-114)

《天佑孩童》的讲述者,就像作者莫里森一样,似乎在哀叹黑人青年不断失踪或惨遭谋杀,以及警察对于这些事故的无能。面对黑人青年所遭受的肆意谋杀,莫里森在接受罗斯(Rose)采访时呼吁要改革并且训练警察队伍。她哀叹黑人领袖的缺位,这与民权运动时期不同,那时黑人社区有领袖,他们可以与政府对话,从中斡旋,并在黑人陷入困境时替他们发声。她想知道奥巴马领导下的黑人是否能够实现这些诉求。迈克·埃里克·戴森(Mike Eric Dyson)似乎同意莫里森关于黑人缺乏领导力的观点。戴森认为,奥巴马未能代表黑人民众,因为他不愿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发声,也不愿谈论警察的暴行,而且他似乎有意淡化黑人民众的困扰,“以强化他的种族中立”的立场。特别是警察这样的执法机构对黑人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和残忍对待的暴行,证明了结构性种族主义的盛行,这种种族主义自奴隶制时代起就使黑人不断遭受来自白人的暴力。莫里森和艺术家格伦·利冈(Glenn Ligon)一道,告诫人们不要在她所说的“令人不安和胆怯的时代”盲目地追求个人命运,而是要为集体的命运抗争:

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集体黑人的概念。黑人是对于一个群体定义的,所以黑人领袖可以代表所有黑人发声。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一范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在这里,更多个性化的关于黑人的观念将成为规则,而不是例外。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Touré, 2001: 25)

莫里森把布莱德塑造成新黑人,批评了新黑人后种族政治的倡导者,他们淡化了结构性种族歧视对于获得如教育、就业、医疗、移民和住房等基本权利的意义。他们对“后种族/后黑人”或“新黑人”的叙述没有考虑到种族主义对普通非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这些人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新黑人庆祝自己物质方面成功并享受地位所带来的一切时,却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物质成功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平等和公正(Yancy, 2005: 179)。用科尔·韦斯特(Cornel West)广受欢迎的话来说,种族主义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罗内·沙弗斯(Rone Shavers)认为,“一个人是否认同前黑人、后黑人或原初黑人等黑人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拥有黑人的生理标记这一事实会引起种族主义推断,无论这种推断是多么随意、天真或是完全充满敌意”(Shavers, 2015: 89)。对于莫里森来说,无论是新黑人观念还是旧黑人观念,都以多种方式引发了对种族问题的思考。种族是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标志,是“权力与控制必要性之间分歧的仲裁者”,而不是“人类对一个物种的分类”(Morrison, 2016:第一章)。最重要的是,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一种特殊的种族形式的权力和从属关系的副产品”(Murray, 2016: 149)。莫里森通过布莱德和她的设计顾问杰里之间的关系展现了这种权力的动态性。杰里通过凝视者和被凝视者、定义者和被定义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主导者和被主导者、商业化者和被商业化者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来构建布莱德的新黑人身份。此外,他从一个资本家的角度来塑造布来德,把她深黑色肌肤的身体“从一个有价物品,变成一个神奇的欲望之物”(Murray, 2016: 55)。

新黑人的这一概念承载着黑人商品化的历史及其表征。对于这一概念,莫里森将所有在社会和政治上被剥夺权利并发现自己处于等级制度底层的人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现代化、更广泛的概念。这也包括拉娜·基尼耶(Lana Guinier)和杰拉德·托雷斯(Gerald Torres)关于新黑人的观点——“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种族需要被重新定义”(Guinier & Torres, 2013: 31)。尽管就其背景而言,《天佑孩童》是莫里森最现代的小说,但它确实包含了更广泛的历史时刻。《新黑人》旨在探讨小说《天佑孩童》中的新黑人美学,同时追寻黑人艺术运动和莫里森早期小说(例如《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所体现的旧黑人美学的轨迹。《最蓝的眼睛》和《秀拉》都是在黑人美学和“黑即是美”的哲学思想背景下写成。如果不考虑黑人美学对其创造者的意义,黑人美学是如何转型的,黑人美学与新黑人的区别以及(新)黑人美学在当代公共辩论领域中的位置等方面的问题,对新黑人概念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完整的(Martin, 1988: 2)。因此,对于新黑人概念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旧黑人?”这些都是《新黑人》这本专著想要探讨的一些交叉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