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力切入点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学术任务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是急迫的、刻不容缓的。我们作为中国的政治学者，要充分发挥我们在思维方式方面的优势和特殊性，找到观察、认识、分析世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切入点。针对自主性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我想提出三个看法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政治学者，要充分发挥我们在思维方式方面的优势和特殊性。发挥好这些优势，可以给我们提供观察、认识、分析世界非常有力的切入点。我归纳了五种重要的思维模式，也是传承自我们的文化基因。

第一，全局性。我们看问题、看现象，非常重视全局性思维，也可以说是整体性思维。凡事不能只见树不见林，而且见林往往比见树更重要。

第二，战略性。要设法掌握我们所观察的世界最主要、最基础的本质和结构，在长程的历史脉络下，它的主要性质是什么？它怎样塑造每一个世代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去做出改变和改善，来开创发展机遇，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提升治理品质和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

第三，辩证性。我们非常熟悉祸福相依、盛极而衰、远虑近忧，辩证思维是我们的特长，我们并不认为历史是线性地或者目的性地发展的。历史发展可能出现倒退、反复。这可以让我们的问题意识更周延，可以发掘新的理论课题。

第四，整合性。我们对现象、结构的分析和思考，不能只是拆解出它们的构成部件，拆解完要能够再组合起来，这才真正考验我们是否对知识有透彻的掌握、理论是否完整。也唯有整合性的知识才能引导我们找到有效的行动策略。

第五，批判性。我们要透视现象的表层，进入它的深层本质，而且要经常提醒我们自己，这个世界其实经常充满不公正，有各种不同的扭曲、支配，甚至压迫和剥削。知识的实践目的最终是实现人的解放与真正的自由，解除枷锁，消弭压迫，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利器。

发挥好这五种思维模式，能让我们有很好的起点。

其次，我要说的是，要建立一个自主性知识体系，明确应当如何切入、要以什么样的知识范畴和研究议程作为最优先的实践目标。我认为，应当试图做一种融会贯通的理论建构和整合性的知识建构。如果用现在流行的政治学概念来讲，就是我们要把现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很重要的知识范畴贯穿起来。

因为建立起这两个领域的知识体系，就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条件和历史脉络、未来可能的动向有最基本的掌握，而且很自然地也会对它运行的机制和结构特征有最基础的掌握。这两个领域同时涵盖了政治与经济，既涵盖了物质的力量，也涵盖了理念的力量。它们一直强调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所有国内政治都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但也不可以完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上就面对朝鲜战争问题，面对“冷战”格局，接下来又迎来了跟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遇，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国际因素是如何深刻地制约和塑造内在的政治生态和发展路线的。同样，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所设定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经常反映了霸权国家或少数几个关键行动者内部的利益结构与社会冲突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架构，能够把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而且能够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动态以及可能提供的机遇做出相对完整的掌握。

最后，我要谈的是，我们在思考最重要的议题时，需要掌握21世纪三个大历史发展趋势。这些趋势非常鲜明，但是问题非常复杂，未来的演进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课题，等待我们去破题，等待我们去累积一些理论。

第一个历史趋势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带头、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多边体制，包括联合国体制等，正在进入快速解体的状态，而美国霸权体系本身也进入分崩离析的阶段。美国过去在科技、产业、军事、金融还有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但现在这些优势都在逐渐地凋零。另外，美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其中特朗普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反而担任了自己破坏自己建立的多边体制的破坏性角色，可以说是非常突兀。总而言之，国际秩序怎么转型和重组，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主要行动者可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第二个历史趋势就是历史现在远远没有终结。福山现在也完全同意了，反过来讲，他所标榜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体制，现在正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国内经济分配两极化，产业空洞化，脱实入虚，靠债务支撑眼前的繁荣。民主体制运作的治理性能在全面退化，甚至有解体的可能性。西方国家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不能在国际经济循环里占据过去那样特殊的优渥地位，也就是不能再轻而易举地汲取绝大多数的财富，从而维持高福利和大量高收入的工作机遇，这些可能性都在快速地流失，而内部的分配矛盾、阶级矛盾、新旧移民的矛盾不断在激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于新的数字科技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创新和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灵敏，不能机敏地回应和掌握这些机遇。其实政治文明正好进入一个科技驱动的新时代，如何建立智慧型的政府和更合理先进的治理模式，这些实验和创新，中国绝对可以后来者居上，并且可以引领世界。所以我说历史远远没有终结，多元政治文明并举是新的时代特征。

第三个历史趋势就是三百多年历史趋势的反转。过去西方国家是历史的主角，支配过去三百多年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但现在看起来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了，在不断地衰败、不断地式微，基础已经慢慢被掏空。非西方世界正在全面崛起，中国是领头羊，而且拉抬其他非西方国家，一些重要的古文明开始重回历史舞台，甚至在一些领域站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对西方国家来说当然是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讲，则是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中国在其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因为它正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经济生产，重塑游戏规则，彻底扭转以前的所谓南北不对等交换。也就是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很难再享受过去那么好的物质生活以及独享尖端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好处，因为这些知识和技术在快速地散播，别的国家还可以后来居上、弯道超车。

中国也是第一个可以为广大的非西方世界提供全新的互惠合作可能性，并且协助它们突破发展瓶颈的发展中大国。因为中国引进了非常多深化南南合作的机制和平台，这个拉抬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是三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我认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他们真的是感慨，三百多年来第一次，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文明先进者自居，每天来教训你、指导你，而是跟你平起平坐对话，还很愿意深入地了解你的需求，看看能够怎样与你互惠合作，甚至可以帮你拉抬一把；三百多年来第一次，这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靠战争、殖民、掠夺来完成快速工业化并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和最大的贸易国；三百多年来第一次，兴起中的超级大国在推动经济整合、深化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合作的时候，它的行动先锋不是跨国企业，不是追逐利益最大化和取得最好的投资回报的资本利益集团，相反，它是以国家作为主体建立多边的合作平台，甚至以国有企业作为先锋，这时它的行为模式与西方垄断性的资本完全不同，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霸权，让很多国家陷入安全困境，如果某国的走向不符合它的期待，可能是暗杀，可能是政变、颜色革命等。大家发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兴起中的大国，中国没有这种基因，也没有这种倾向，而且对中国来讲这很自然，也就是说，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并不会走那条路。很多西方人当时非常忧虑，中国居然可以超越西方，做得比西方好太多了，甚至在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受西方影响太深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还是半信半疑，还在观察中国。但是整体上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讲，中国的再兴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量，中国拉抬了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在重新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生产。这个故事一定要由中国学者好好地做出研究，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