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写在前面的话

华盛顿·欧文本人的存在对于一位作家的著作的销售，总是起着有力的、有时是唯一的促进，这种存在极大影响着同时代人对于其著作的价值评判；直到欧文去世二十多年以后，他的存在才得以消除。如今他已诞辰近一百年——他差不多与合众国同时诞生，因为那年英国军队从纽约市撤离，只几个月后华盛顿将军就率领大陆军进入并占领了城市。在半个世纪里欧文吸引着、引导着美国人民，总体而言成为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家。他是第一位让美国文学广泛受到欧洲敬佩的美国人，所以长期以来他在文坛上成了美国名字的首要代表。在那期间，除国父华盛顿外，大概合众国没一个公民享有与之同名的华盛顿·欧文那么广泛的声望。

现在该探究一下，此种盛名在持久不朽的品质中的基础何在，它的哪些部分归因于本地有利的情况；而且对于作家的文学地位和成就，我们也该作一番公正的研究。

世上最不确定、最不稳定的，莫过于作家拥有多久的文学声望。作家的声望似乎颇依赖于时尚或人们一时的奇想，正如它依赖于品味或文学形式的变化一样。不仅同时代的评判经常出错，而且子孙后代也不断修正观点。我们习惯说，一位作家最终的地位由人类慢慢形成的一致意见所决定，评论家则被置于不顾；但是，其地位毕竟是由任何特定时代少数最杰出的人决定的，大众的评判与之关系甚微。当下的普及或者流行，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价值标准。作家所获得的高位，在大众心里甚至未必广受欢迎。所谓最优秀的作家，并非是任何特定时期被最广泛地阅读的作家。有些跻身于经典作家行列的人也会遇到种种变化，在大众甚至学者的心目中要么受到喜爱，要么被忽略。当文学巨匠的名字受人尊敬而著作没人阅读时，其声望所持续的时间也面临着变化。莎士比亚越来越受到欢迎——不能够说此起彼伏——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他虽然受到同时代人的崇敬，但在去世十四年后弥尔顿才为之欢呼，称他为“记忆的可贵孩子，名望的伟大继承者”。

你被埋葬在如此华贵的墓里，

君王们为有这样的墓甘愿死去。

在随后的时代他被人忽视，18世纪他成为人们怀有极端看法的对象，受到一些人轻蔑，以致休谟怀疑他是否是一位“能给高雅明智的读者带去恰当乐趣”的诗人，将人们“野蛮的指责”归因于他“并不相称、畸形怪异”的粗鄙才能，而所有的邻国都在这样指责英国。只是最近英国学者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我并非指对文本的口头争论——才与他的杰出地位相称，而他的名望仍然慢慢在外国人当中显示出威力。

已有迹象表明，与欧文同时代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如今所受到的欢迎，不能当作对他们最终的评判。以沃尔特·司各特为例，虽然已可见到相互作用的反应，但是这一代人读他就不如上一代人，至少在美国如此。这种微弱模糊的反应，无疑表明在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中即将发生更深层次变化。一个时代易于整体以某种方式倾斜，其中最活跃的人并不能总是认识到，它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谓纯粹的哲学体系。小说家也许不知道他是受到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的影响。人道主义小说——它是产生于激情、现实与疑惑的虚构作品——以及针对不安与怀疑情绪、科学精神、社会变迁与改革不断变化的态度所写的诗歌散文，理应引起某个时代关注；就超自然的与物质的、理想的与现实的关系而论，这个时代完全处于漂浮不定之中。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代，假如并未夸大的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平静氛围，不能像那些更加刺耳尖锐的声音引起注意，这也是自然正常的事。然而，当今日短暂的时尚被它日的时尚替代时，最为眼下的思想和情感所接受的作家，或许没有一个读者。于是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所阅读的新近作家寥寥无几，就像人们阅读本世纪初的司各特和其他作家一样。不过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那些值得称为文学艺术家的小说作家——他们如实地描绘出自身时代的生活方式——将会很好地维护其自身的地位。

欧文也像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样受到过忽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美国也是奇怪的。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文学的发展（用最广义的词说）比预期的大，因为这样一个国家有土地需要开垦，有财富需要获取，有新的政府尝试需要调整。假如我们把视野限定在近二十年，即可知国民生产数量庞大，质量令人鼓舞。在此这样说足够了：一般而言，最为有力的活动在于历史和应用科学部门，在于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讨论。尽管纯文学取得了可观收获，但主要成就在其他方面。文学艺术家的读者，与报道事件、发现的记者和特派记者的读者相比，已经更少了。这个时代过于忙碌，过于受到困扰，没有给文学以时间。而要享受欧文那样的作品，必须有悠闲的心境才行。大量读者更关心的是新奇的事物和消息，是满足最近产生的好奇，而不是文学体裁。在新闻时代这不可避免，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在宗教、科学和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成果，是采用了比较法。也许最能说明时代活力与智力活动的，莫过于一位在世的英国作家，他几乎触及并照亮了现代思想、辩论与学识的每个领域。可谁又认为格莱斯顿先生给永恒的文学增添了什么呢？他在自身时代有着巨大威力，其影响，在下一代或许阅读《亨利·埃斯蒙德》的作者和《拉布及其朋友们》的传记作者的作品（不是格莱斯顿先生的作品）时，仍然会感受到并予以承认。德昆西将文学分为两类，即力量的文学和知识的文学。后者必然只为今天，明天必须修正。这一界定难以具有德昆西通常在言词上的那种恰当得体，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试图作出的区别。

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不只是针对欧文而言，年轻的和年老的读者都让大批新书占据、分心，写作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当今的需要，它们被相当廉价便利地进行生产与散布，以致公认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搁在书架上无人阅读。三十年前，美国的年轻人大量阅读欧文的作品，他的风格清晰可见，有助于形成一种好的品味和恰当的文学习惯。如今不这样了。书商和报刊商让年轻一代忙碌不已，结果是影响到其审美品味和精神素质——至少说这必定有些令人担忧。这座“工厂”——它以金钱和写作业的方式投入到青少年文学的生产中——如此庞大，利益如此持久，需要予以更多敏锐的思考，而这在简短的段落里是无法做到的。

此外，尤其对于欧文而言，在美国有过一种批评——有时被说成是毁灭性的，有时被说成是“唐尼布鲁克集市”——它发现世上唯一有趣的事情是“认真”，它将实用的检验用到文学艺术上，蔑视所谓的“纽约派”（把欧文看作是领头人），说它缺乏意志与男子气，仅仅是后革命时期富于浪漫的发展过程。怀着微微的赞赏谴责“温和亲切”的欧文这位美国文学的先驱——如果算不上创造者——在某种程度上一度还是时尚呢。

在我转而对这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家的生涯进行概述前，有必要暂时提及某些时期，它们或多或少显现于我们的文学之中。我不包括要么出生于英国的作家的作品，要么在接受的培养、采取的方法和继承的传统方面完全是英国式的，除了偶然的主题外，他们的作品中根本没显示出美国式的特有东西。我们可视为能够体现这个新兴国家特征的最初的作者——除去那些思辨神学的著作——将其天才致力于政治。就在革命前后，正是在一部部政治著作里——例如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的著作——宣告了一个有着独创力量和思想的民族的新生。据说——我认为此种说法可以维护——就独创与活力而言，要获得与有关政府性质的论述旗鼓相当的著述，我们必须回到古典时代。但是文学——就是说，以自身为目标而非以应对其他事物为手段的文学——在欧文之前尚不存在。我们可以追踪到文学出现的某些前兆（富兰克林的部分自传体文字直到1817年才出版），但是无疑欧文的作品首先具有了民族的文学印记，他第一次使这个民族意识到其天赋与机会，第一次向横跨大西洋的读者宣布美国进入了文学领域。在一段时期里，他是我们唯一在海外享有声望的作家。

然而，欧文并非第一位以文学为职业、力图靠获取的成果谋生的美国人。这一荣誉属于查尔斯·布罗克邓·布朗，他于1771年1月27日出生在费城，1802年欧文的一些不成熟的短文发表于一份报纸之前，他已发表了几篇浪漫传奇故事，受到同时代人欢迎；他们认为那些作品新颖独特，十分突出，甚至在英国引起注意。只是到了1820年，有一篇优秀的英国评论才把布朗先生视为我们的文学中一流的作家，称他富有独创性，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今天好奇于探究这一观点是否正确的读者，如果他熟悉18世纪的浪漫传奇故事，便会发现布朗的故事中并没多少独创性，也没美国人所特有的东西。那些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似乎是从外国的小说书中移植到新世界的——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里，而是存在于欧洲感伤主义者的头脑里。

布朗先生在本城一所传统学校受到良好教育，然后研读法律，但他也像欧文一样，出于同样原因在从业之初即将它放弃。他有着真正的文学激情，全然不顾朋友们的争辩与请求。不幸，由于他身体柔弱，他有着富于浪漫的敏感，又由于体弱多病的他活动较少，沉湎于充满幻想的思考和孤独的神游中，所以他产生了多愁善感的思考习惯。自然，这样的思考会让他写出不无病态的浪漫传奇故事。它们的基调，就是那个时代不健康的小说所具有的基调，其中“诱骗女性者”成了社会生活中公认的杰出人物，而女性的美德倒成为某个时机不堪一击的玩笑。布朗先生自己的生活相当正派，但是人们对于他当年抵抗邪恶的天生之力的看法，给予了奇特的评价——他视自己柔弱的身体为好运，因为这使他不至于受到男人在青少年与成年时的诱惑。

他在念法律期间不断写作散文随笔，有的以“狂言人”之名发表。不过直到1797年，他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才开始，当时他出版了《阿尔昆：关于女性权益的对话》。本书和随后的浪漫传奇故事，显示出威廉·戈德温小说派和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首的解放运动对他的巨大影响。那个社会与政治的动乱时期——《阿尔昆》即于此时出版——并非不像在放肆言行与“千年期待”方面达到顶峰的1847至1848年。在《阿尔昆》中，后来关于妇女对于财产与自制权利的讨论，以及修改婚姻关系的讨论，大多被预先提出来。任何比建立在一时喜好上的、更加持久的婚姻，在《阿尔昆》中都得到明智的主张，正如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一样。

布朗先生的名誉取决于六篇浪漫传奇故事：《维兰德》、《奥蒙德》、《亚瑟·默文》、《埃德加·亨特利》、《克拉拉·霍华德》和《简·塔尔博特》。前五部出版于1798年春和1801年夏期间，这当中他度过了三十岁。《简·塔尔博特》稍后出版。就背景和人物而言，这些浪漫传奇故事完全不真实。它们当中有一种虚假做作、并未得到很好认可的心理意图，以及对于离奇情节有些笨拙的采用。然而，它们通过迅速出现一系列令人吃惊、神秘离奇的事件和冒险——其中可怕的东西有时与荒唐的东西相当接近——而具有了引人注目的力量。布朗毫无幽默。他的文学艺术性寥寥无几，发明创造倒是相当可观。虽然他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定形，不够成熟，但是它既不柔弱又不模糊，而是极好地达到了作家的目的——即创造出孩子们所谓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印象。他的许多场景有着不可否认的力量，在描写费城的黄热病方面尤其显著，它见于《亚瑟·默文》这部浪漫传奇故事当中。不过，所有这些呈现出一种虚假苍白的模样，他的人物也都出现在妖魔鬼怪的环境里。如果浪漫传奇故事不是靠文学标准去判断，而是靠给人留下印象的影响力——正如暴风雨之夜在壁炉边讲述的幽灵故事——那么，布朗先生的浪漫传奇故事就不能毫不认可地予以排斥。不过它们绝不代表任何具有美国特征的东西，其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也几乎难以识别。

后来布朗先生对政治问题产生兴趣，颇有气势与远见地写作。他曾是两份短暂的文学期刊的编辑，它们在当时仍然是有益的。《月刊与美国评论》1798年春创刊，1800年秋停刊；《文学杂志与美国纪事》1803年在费城创办。正是为了这份期刊布朗先生那年拜访了欧文，但后者未能效劳——欧文当时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因为替《纪事晨报》写作某些幽默文章而小有名气。

查尔斯·布罗克邓·布朗因为长期身患肺痨，于1810年去世，终年三十九岁。我们一时考虑到他半途而废、充满希望的生涯时，不应忘记他作为一位天才给同时代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谈话中所表现出的魅力，他那颗善良的心，以及他在地方的束缚完全放开之前，对于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先锋作用。

大约在欧文得到公认二十年后，才出现了库珀、布赖恩特和哈勒克。不过那以后我们文学的天空布满了星星，1832年欧文长期旅居欧洲后回到美国，他发现小说、诗歌和历史创作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不仅诞生了美国文学，而且它能够独自前行了。欧文作出的榜样，以及他在国外获得的成功，对于这一发展所起到的激励，我们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他的先锋作用，美国所有的同时代人都不无敬意地予以认可。无论何时需要，他都真诚地给予帮助，对他人的长处他热情地予以认可，这些使他受到整个文学界的喜爱；而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界对于同仁们的不足之处倒是非常欣赏的。

年至1860年间，我们的纯文学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的确，如今那些更伟大的名字在1850年前即为人熟知。莫特利、帕克曼（Motley and Parkman）和几位纯文学作家显然例外，自从南北战争以后，他们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表明了显著的文学过渡。从1845年到1860年，感伤主义有了特殊发展。它先前一直发展着，在所说的时期仍未完全消失；它十分突出，在我们的文学里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为感伤时代。它产生的原因，它与我们变化中的民族性的关系，值得历史学家研究。在政治上，人们对于宪法、关税和金融的讨论，让位于道德上的激烈争辩。每个政治运动均由它与奴隶制的关系决定。各种各样的怪异现象产生出来。在新英格兰这便是“超验主义”时代，在各个地方也是“激进分子”时代，是共产主义试验时代，也是改进有关婚姻、妇女服饰和饮食观念的时代。妇女通过打开了的废奴主义之门出现在台上，她们要求种种解放。彻底禁止酗酒的运动取得全面进展，它之所以得到推动，是基于如今道德的而非统计与科学的依据。改造过的醉汉从一座城去到另一座城，他们向喝彩的听从描述妄想症如何恐怖——有个四处游走的人牵着一只山羊，也许那就是替罪羊和赎罪祭品。烟草像朗姆酒一样讨厌。我想起了乔治·汤普森——在美国巡回期间，他是关于解放法令颇有口才的鼓吹者，有一次在杰瑞特·史密斯的家乡彼得波罗，他在一个被拖延了的反奴隶制会议上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由于他吸鼻烟而深深地冒犯了某些同事，许多崇拜者不再赞赏他，因为他们是当初热心于喝绿茶的人。“抬高嗓门”，留长发，是热心于某种行为的标志。

在那个火热的时代，不那么严肃的文学有一种感伤气氛，它要么从虚构的优秀作品中予以展现，要么陷入怀旧和动人的情绪。在优美的虚构之作中，我们被要求去思考古老的阁楼、书信和井水提取装置，以及遗弃的灶台、死婴和小鞋；我们被置于一种氛围，在其中我们对于“塔珀哲学”不冷不热的洪水无法防御。即便报纸也假装染上感伤的气氛。对于治安法庭的案件、正在落下的叶子和公寓里的悲剧，每个“本地”编辑在他能够控制的最易落泪的时间里，都流露出他的悲哀，让我们从不缺乏优秀之作，无论新闻多么缺乏。这样的虚构之作，不用说多么忽然彻底地被随之而来的“幽默”作家笑得无影无踪，他的存在证明是正当的，因为他很好地消除了令人伤感的氛围。他那敏锐、嘲弄的方式——这与哥尔史密斯和欧文的幽默有很大区别，至少在程度上不同于之前那本《滑稽年鉴》所表现的夸张与粗俗——把脚踩到了每一情感之芽上面，几乎不认为有神圣的东西，拒绝严肃认真地看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但它对于一切虚假毫不留情。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感伤时代，是因为许多人将其文学弱点视为纽约派合理的产物，并认为欧文在一定程度上负有责任；我没忘记其文学表现只是一种表面的弊病，我也充分认识到，伟大的道德运动在使国民生活变得纯洁方面的价值。但从欧文富有男子气概的情感与纯真的柔情里，我没发现任何东西成为其后来者感伤迸发的正当理由，他们完全没有他那种起纠正作用的幽默，正如他们没有获得他的文学技能一样。无论在纽约派中存在怎样的地方色彩，无论它多么浅薄无效，它都不是有着显著天才、博采众长的欧文的合理产物。我们将从欧文的生活中，看到他具有什么样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