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果我必须回想一下这本书的形成过程，起点可能要追溯到2002年春天发生在普林斯顿的一次谈话。当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耶稣会的历史学家——比如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或者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他们使用的中国资料是什么？我最初的研究给出了一些答案，但诚如后来所见，仍然非常有限。直到我关注到一种被称为“纲鉴”的史书类型之后，这项研究才真正浮出水面。一开始我走了很多弯路——我试着去了解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讲述中国历史的各种综合性的著作，于是就找到了很多收藏在欧洲、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纲鉴类的文本。这让我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并重新回归这些文本的内容。一些在鲁汶举办的小型研讨会，以及我在伯克利和哈佛大学教书期间的各项活动、对话——它们都极大地推动了这项研究的进展。

在此期间，许多同事的帮助和支持令我受益匪浅。首先，我要感谢鲁汶大学汉学系的同事，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本书做出了贡献：Katrien Berger、康言（Mario Cams）、陈妍蓉、戴卡琳（Carine Defoort）、杜鼎克（Ad Dudink）、安妮（Annick Gijsbers）、高华士（Noёl Golvers）、李庭绵（Lee Ting-mien）、Lise Merken、马伊珂（Maaike Mottart）、华贝妮（Benedicte Vaerman）。他们对本书的初稿提出批评意见、纠正脚注、检查翻译、表达质疑，或者给予同情和鼓励。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同仁：浅见雅一（Asami Masakazu）、Stefan Derouck、魏希德（Hilde De Weerdt）、Tineke D’Haeseleer、欧立德（Mark Elliott）、韩琦、何义壮（Martin Heijdra）、詹嘉玲（Catherine Jami）、何剑叶、伊维德（Wilt Idema）、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戴梅可（Michael Nylan）、胡司德（Roel Sterckx）、宋怡明（Michael Szonyi）、叶翰（Hans van Ess）、魏宁坦（Nathan Vedal）。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我查阅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甄别文献中的信息。

这项研究得到过鲁汶大学的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Onderzoeksraad）和弗兰德研究基金会（FWO-Vlaanderen）的慷慨支持。我要感谢《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和《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杂志》（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因为早期发表在该期刊上的文章得到允准，可以在修订之后作为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重新出版。我还要感谢Axel Schneider和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将本书的英文版收入莱顿的比较史学系列（Leiden Seri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最后，我要向在整个过程中赠予我友谊的每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特别是我的家人、同伴、同事、朋友和学生，他们鼓励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值此中文译本出版之际，我想对本书的书名作一点简短的思考。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英文单词“intercultural”在这里被译为“文化间”，而不是“跨文化”。这不仅是因为中文的“跨文化”一词对应的是“transcultural”而非“intercultural”，更主要的是，我想强调“inter”这个部分的重要性，而汉语中的“间”字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点。我经常在研究中提到“之间”（“in-betweenness”）这个概念的意义——不止在文化间的交往这个领域，在任何的相遇、交往中都是如此。实际上，汉语很好地表达了“间”的思想，这个字出现在诸如空间（space）、时间（time）、人间（humanity）等词语当中，而这些都是历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最本质的概念。正是交往的这种之间性带来了新的文化创造，而新的思想和解释恰恰脱胎于文化之间的间隙当中。这也是我在从事本书的研究、发现纲鉴类文本的价值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收获。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也能体会到类似的、关于“之间”的意义。

我要向周振鹤教授（复旦大学）表达真挚的谢意，感谢他的鼓励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也在此致谢倪文君的编辑以及陈妍蓉博士为本书做的翻译。非常感谢两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