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关于中国，它的悠久、强势和律法，还有对科学的运用。

它的历史基本上是无可辩驳的，它是唯一一部建立在天体观测基础上的历史，有最精确的纪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比我们的世俗时代早2155年之前的日食。这些已经被精通数理的传教士验证过了。最近这些年，传教士们被派去这个不知名的国家，向他们的人民传播福音——传教士对他们心生倾慕，同时也教导他们。

伏尔泰（Voltaire），《风俗论》（Essai sur les mæ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2009，p．20

1684年，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们会见了刚从中国回到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这次会面期间，他们编纂了一份“调查问卷”——这将成为一份重要的文件，那些由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派往中国的、被称作“国王的数学家”的耶稣会士们将会以此为基础，展开委派给他们的调查工作。这份调查问卷的前两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纪年和历史，是否有更多的消息。〔1〕法国学者们首先想知道是否存在最新版本的中国历史纪年，尤其是关于耶稣诞生之后的历史时期。他们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另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所写的《中国历史的第一世代》（也译为《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仅仅讲到耶稣诞生之前的中国历史。接下来，他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历史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体现在哪里？（中国人）是否继续以同样的方式编纂他们的历史？”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直到十八世纪，这些“国王的数学家”，以及他们在中国的继任者们，一直与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学者们保持通信联系，讨论有关中国历史和纪年的起源问题。这类信息的流通催生了大量的欧洲出版物，继而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这部著作最初写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于1777年到1785年间分13卷出版。该书约有6 500页的正文内容（以及约1 100页的索引和补编）。两个半世纪以后，它仍然是由单个欧洲作者编纂的、最全面的中国历史。〔2〕

在这部作品的序言里，冯秉正开篇就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展开比较，他对前者大为赞赏。他说道：“就像在欧洲一样，中国也有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拙劣的历史学家，因为两边都同样地热衷于历史；而且由于不同的旨趣和利益——抑或是担心得罪了某一方，抑或是为了抬高某一方，历史学家们往往根据自己选择的既定立场来增删（事实）。但在广大的编纂史书的中国书吏们当中，有一些史官具备我们的世俗历史学家所没有的优势，他们能由此获得一种其他人通常无法具备的权威性。”〔3〕冯秉正接着颂扬中国的史家们“如实记述历史”、“唯一的愿望便是讲出事实”。他写道：“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热爱事实真相是一种不容侵犯的责任，以至于我好几次都看到他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愿（在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歪曲事实。”〔4〕这种赞美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它很好地反映了这位早期的欧洲作者对于中国的历史著述持有怎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