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早期暴动中的革命动员

“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一时期，赣南、闽西区域的党组织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这些武装暴动先后遭到失败，只有于都于北区和永定溪南等地的革命队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对于这段时期革命暴动的发起和受挫，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粗线式的概括，笼统描述为在这些暴动中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建立的条件还不成熟，加之敌我的实力悬殊太大，在强大反动军队的进攻下，绝大多数的暴动先后遭到失败。这种说法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却未能深究其中缘由，如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为何会在明知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举行暴动？近年来，相关研究对革命领导群体、农民参与革命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表明共产党早期在各地发起的暴动，亦受到技术性因素的影响，如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活动对暴动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甚至决定了暴动的成败。

那么，这种革命动员的实施过程和实际成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本节以赣南、闽西为个案，对早期暴动时期的革命动员情况进行考察，探究影响革命动员的各种制约性因素，从而更好地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过程。

一 革命动员的策略

早期暴动时期，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导致其对暴动过程认识的简单化。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各地尽快举行暴动并在暴动中攻打城市，认为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之下可以借此一呼百应地迅速取得暴动的胜利并夺取政权。在此认识下这一时期的革命动员也围绕暴动和夺权而展开，共产党反对在乡村中进行细致而基础的宣传与动员，并将后者归结为是单纯军事主义，认为会干扰和削弱暴动的进行，这种认识无疑影响了革命动员在赣、闽乡村社会的深入进行和持久开展。

（一）立即举行暴动

大革命时期一度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局面，使共产党人对动员农民参加武装暴动前景的判断过于乐观。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共产党不仅未能认识当时的险峻，反而认为“但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拼命镇压”。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抗军阀、豪绅的统治和压迫的情况，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在中央关于乡村的分析中，认为农民与豪绅、军阀的严重对立必将造成农民对他们的强烈反抗，在当时“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一天天地增加”的情况下，乡村已是“一触即发”的形势，“客观上革命的发展的确已到了一般工农暴动的时期”。当时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主要依据地方党组织的报告，然而这些报告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的偏差。正如福建省委对以往工作的检讨中所反映的那样：“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对工农群众的生活要求情绪，以及现有的力量都没有很注意下考虑功夫，做切实的调查和统计，常常把一部分的事实当作普遍的情形，甚至常常顺口说出空洞的话，如 ‘工农反抗情绪已达于极点’。”受此影响，共产党中央认为革命的潮流是一天一天地高涨，全国的状况是处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于是要求各地要以暴动为工作的中心，由各地乡村无间断性的各个暴动汇成农村总的暴动。所以，当时赣、闽两省的暴动决议中主要反映的并非如何去发动群众，着重谈的只是暴动的组织问题以及暴动成功后的土地分配和政权建设。

在上述革命形势判断之下，中央认为动员群众的关键在于是否迅速举行暴动，以此鼓舞广大农民的坚决斗争。中央曾提出：“如果我们真正把暴动的主力建立在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是靠单纯的工农军的军事行动，则我们枪支虽少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并认为假设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涨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按照中央的设想，在暴动过程中和胜利后可以自然地动员起民众。也就是说革命情绪高涨的时候，无论军事力量的多寡只要发起暴动便可成功。不仅如此，共产党还认为在当时革命形势下暴动即便是失败了，也能够掀起群众的革命意识。如福建省委在致永定函中认为：“固然，即使广大的徒手民众能够了解这一意义，自动起来参加斗争，不一定就能胜利，但是无论如何，这一革命意识掀起后，革命是决不失败的，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可以说是很大的胜利。”由于动员策略是主张以暴动来唤起群众的革命意识，而不是细致而基础的宣传与动员，受此影响，其对暴动中革命动员的认识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中央提出：“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应立即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够好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

可以看出，在“群众已经起来”的形势判断和“立即举行暴动”的思想支配下，共产党在革命动员问题的认识上过于简单化，认为通过杀土豪、举行群众大会和简单的政治宣传便可达到效果，而一些地方细致的、日常的动员以及暴动前的充分准备却容易被归结为不相信群众和过于依赖军事的“军事投机”而受到批评。受此影响，赣、闽党组织都提出了立即举行全省暴动的计划，要求地方党组织尽快举行暴动。例如，南康潭口暴动前，当地的党组织认识到敌我力量悬殊，且地理、军事上的因素对暴动很不利。但特委丛允中同志坚持举行暴动，还斥责他们是“机会主义”“怕死”。于是县委只好通过了在潭口举行暴动的决议。这种策略上的偏差严重影响了赣南、闽西早期暴动的结果，党后来总结暴动中错误时指出：“对暴动缺乏艺术的领导，因此在各地的暴动中也就没有充分的进攻计划，导致还有许多的农民群众及中间力量站在斗争之外。”这里所指出的“艺术的领导”和“进攻的计划”的缺陷无疑也包含了中共革命动员技巧的缺失，由此才导致群众未如党所预期那样踊跃地参与早期暴动的斗争。

（二）以城市为中心

由于强调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和借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央对各省的暴动指导文件中还经常体现攻打城市的计划和要求。中央在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战略时提出，“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从中不难看出，中央在对各地暴动的指导中强调了打下城市作为革命中心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步骤。在此后关于暴动的计划中，中央主张应首先集中革命力量夺取城市，“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屠杀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指导思想推动了各地夺取城市的行动。1928年1月初和2月下旬，赣西南特委两次下达了最近发动农民暴动的命令，雩都同志讨论了一整天。在暴动问题上，“有同志认为西、南两乡正向外逐渐发展，最好能推迟暴动；有同志同意马上暴动，再等，群众的热情就要冷下去了。在攻城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有认为无法攻入，不如不攻县城去打附近的土豪；有认为特委要求我们暴动后攻打县城，若不去打是不对的，但要弄清情况，相机而行，不要硬碰，以免过多的伤亡”。但最后仍一致决定拥护特委决定，制订了攻城计划。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暴动中，党往往是着眼于攻打城市以建立革命中心和对民众产生鼓舞作用。

而一些地方在以此为号召来动员民众参与革命过程中，出现了盲动主义的倾向。永定开始暴动后，随着农军与军阀的对抗，永定党组织虽然通过比较敌我力量，发现“此时驻城军队共有二百，而附城各乡不过有土造单响枪一百五十枝，其余多是土枪长矛，战斗力万不能与军队作战，此时就移民众目标做游击战争，并向民众解释”。但并未奏效，“民众较冷心，其东西两路都不赞成游击，有一部分强悍的便不受指挥，要去做土匪。一部分说负责人没有胆量，不敢暴动。同时东溪有一部分同志另组小团体自由干，并宣传我党无用，都要求立即暴动。在这情形下，永定的党组织决定与其无条件的失败，则不若暴动以后来失败，于是发动了攻城”。江西省委后来也总结出农民普遍存在“即攻城”和“等待有攻城的力量时来动”的倾向，尤其是赣南各地农民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万安暴动中万安县委一开始拟订的暴动计划中就有夺取万安城，建立工农政权的决定。在乡村开始斗杀地主豪绅后，“攻下万安城，铲除反动堡垒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呼声”。对此，中共中央后来也指出：“农民群众的心理常认县城是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会集之所，以为只要杀戮了在县城的压迫者便是农民的天下，因此把县城看得很像是乡村的敌人而主张完全毁灭，忘掉城市中贫苦民众的革命，稍有力量即要求作孤注一掷的攻取县城或镇市，不顾城市中工作的重要，不管自己是否可以战胜城市，也不管打下县城后的出路如何。”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对地方的这种批评尽管反对了盲动的倾向，却忽视了其自身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并且批评的重点还是为了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就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策略而言并无改变。

各地为了迅速夺取政权而攻打城市的情况，还造成乡村中的革命动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其结果是如果攻城行动遭受挫折，暴动也随之遭受失败。江西省委在后来总结农运工作时对这种情况有过深刻的检讨：“江西过去农村工作普遍的是忽视往日常生活小的事实中，发动小的斗争，以逐渐求斗争之扩大和提高；每每一起来就要攻取县城，这个结果，便不易发动乡村的斗争；起来后如攻取县城遭一个失败受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甚至瓦解，如已取得县城而乡村中没有广大的基础，反动派一个攻来，便支持不住而至退出，结果全县工作亦随之而瓦解。这种不注意乡村的扩大、深入的群众的发展，一起来就去冒险攻县城的错误，实际等于不要群众。”可见，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策略对于中共的革命动员活动而言，危害甚大。

二 革命动员的核心

对于素无政治参与传统的乡村社会而言，中共基层党组织是乡村革命的驱动力。鉴于大革命时期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中央提出要以党组织作为组织暴动的核心力量，“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因此，共产党在乡村中的基层组织作为早期暴动时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革命动员的核心，其发展关系着乡村革命动员的成效。然而，由于白色恐怖和传统乡村权力格局的影响，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比较缓慢，远未达到能组织和领导暴动的要求。而在暴动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也未能迅速扩大党员队伍和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不仅如此，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进一步被复杂的暴动局势所削弱。因而，在赣、闽区域的暴动中，作为乡村革命动员核心的基层党组织的实际运作与其理想状态之间存有较大差距。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党的纪律无法执行。可以说，脆弱涣散的共产党组织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有限，革命动员的能力也较弱。

（一）暴动前党组织的薄弱

中共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被捕被杀和大量流失，急需恢复和壮大党的力量，因而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尤其要坚决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并给各省市党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的组织。受此影响，永定县党组织在准备太平里秋收暴动时规定在两星期内须发展同志250人，漳浦县党组织则要求至少于一月内发展300名同志。为完成任务，有的地方乱拉滥收，这是造成党员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后虽有恢复，但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健全，这是其进行革命动员的又一障碍。如陈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福建的党一向是在风雨飘摇状态中，党的领导机关未曾很健全地工作过。所以他提出，在目前工作紧张中，健全领导机关，健全各县各支部的党是很重要的。江西省委也指出：“党不能影响群众，诚然不错，但群众却是能够影响政治的，并且江西旧的统治被群众动摇得非常厉害。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江西，客观的革命条件已经充分了，江西已经变成了革命的重要区域。至少在现在的革命—土地革命的阶段中，江西的重要并不次于两湖与广东，所欠缺的就是党的主观的领导力量。”但是由于组织发展太快，加之此时党的中心工作放在武装暴动上，各地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这种情况直到暴动发起后也没有得到好转，如中央后来总结指出：“乡村之中，严格地说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隘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至于农民暴动变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党员缺乏训练、信念不强，党组织结构松弛涣散等情况也很普遍，支部组织的重要性和如何过支部生活，对多数没有政治参与经验的农民党员而言，本是相当陌生的。且不说一些党员不能参加支部会议，有的连党的政策都不能了解，其后在总结以往工作时也认为，“全江西的支部，没有一个是能战斗的组织，是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每项工作执行的成绩，结果不能实现原所规定的十分之一二，有时甚至完全不执行”。

另一个方面，虽然党提出要从群众阶级革命斗争中发展党员，但客观上却出现“党与群众的隔绝”，如当时所反映：“一般同志，多以为自己是C.P.，怎样到群众中去，一去就有危险。这样一来，党与群众便隔绝，完全无关系了。”因此，党的发展不得不依赖旧有的社会关系。即使在党已经控制的区域，发展党员也摆脱不了这种现象。因此基层党组织的另一个缺陷是内部带有明显的裙带关系，这容易影响革命动员的范围和效果。比如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地区的党组织观察时就发现，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对于赣南、闽西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干部人才多半是知识分子，懦弱怕死，有主义的倾向，在群众方面复仇主义的盲动，宗族主义的械斗，洪会的偷、抢财物等相应地反映到党内来”。由于多数暴动都是在仓促中突然发动，各地党组织的暴动动员工作尚未完全展开，这就造成暴动中群众对党的认识多是限于个人威信而非党组织。1927年7月闽西党组织的报告称：“闽西党的历史很短，组织稚弱，成了群众起来，党不能领导群众，只能跟着群众后面走。会议的指导只有个人意识的领导，此种错误几乎成了闽西党的普遍现象。”同年12月江西省委批评万安的党组织在过去暴动中组织涣散的情况时也指出：“过去党的工作非常幼稚，在群众中没有一点基础，一般同志的心目中，都只认识少数活动的个人（所谓老师——即党内知识分子，引者注）而不认识党。一切党员的活动，都在几个老师的指挥之下，而否定党的领导。故虽有县委的组织，只不过是空有其名，县委书记可以由少数个人私相授受，少数个人可以冒充省委特派员（如谌光重），竟不要什么名义，仅以元老资格（如曾辟挽）召集三区代表会议（万安本有五个区委）改组县委，种种怪诞的事实，都发生出来。万安暴动工作，是由前赣西特委会产生的行动委员会负责，县委不曾过问，亦无力过问。行动委员会因没有恰当的指导，一切行动，完全是为少数个人意志所支配，错误的地方自然不免。”

（二）暴动中取消党组织的倾向

在暴动中，不少地方基层党组织薄弱的现象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由于紧张的武装斗争形势而使党组织建设停顿下来，影响不仅没有扩大，还导致了暴动削弱党组织的情况。例如在永定县：“在未暴动之前，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发展。各区有许多乡村有党的支部，他能在群众中起相当作用。自暴动以来，各县负责同志都忙于军事上的应付，忽视了党的工作，各区乡的党部很少能经常开会，讨论和进行当地的工作，到处看不见党的力量。永定许多同志自己说：‘暴动打倒了自己的C.P.'，这话很可以代表事实……我们过去党的组织本来是不健全、不严密的，斗争起来更加散漫。我们又因为干部少，不能多留下来专负党的经常工作。并且事实苛刻都在准备或正在与敌人作战，各同志很少有长久的时间，因此支部的经常工作多是停顿起来。”

而在党组织原本较薄弱的地方，随着暴动的开始这一情况则出现了更加危险的境地。由于暴动中地方党组织未能顾及自身的组织建设，原本基础薄弱的基层党组织在暴动后被进一步削弱至空有其名的情况。以赣西南的情况为例：“吉安自政变后，党的组织非常松懈，目前虽成立了四个区委，共有同志四百余人，而究其实际，真能在党的指挥之下，努力工作，忠实可靠的同志，恐怕还不到五十人。北区区委书记，不仅不能服从指挥，而且处处反动，南区区委虽说比较健全，而至今对县委没有一个报告……（吉安县委）所谓党的工作，只是一些很机械的机关工作，对各区委的真实情形，不能深切了解，更没有什么正确的指导。所以事实上，县委顶多也不过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顾问机关，根本不是一个领导斗争的组织……目前农民协会虽然还有几处是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然而因为党的力量太弱，不能领导他们去做实际斗争工作，所以亦空有其名而已。”

由于暴动前和暴动中党组织的薄弱，共产党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了，造成中共党组织难以起到动员革命的作用。如在万安暴动中，“万安暴动的行动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党所领导的一种组织，然而自成立以来，都是以国民党农民协会的名义相号召，从来没有拿共产党的名义出来。同时，在农军里面党的支部虽然有了，但从不曾开过会。在农军中负责的同志，亦从不注意在各种行动中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革命的工农分子入党，这无疑会减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种尴尬的情况充分地表现在永定溪南暴动中：“溪南、金丰斗争起来了，我们的党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付。太平里是一个重要区域，斗争的条件也极其具备，但我们当前无计划去发动斗争，因此我们对于斗争的一切准备工作很缺少……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很不容易做得到，自然各地的斗争也不能互相呼应地去发动。这是此次闽西斗争不能够有长足进展的主要原因。”以上情况表明，暴动和党的建设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这一时期的乡村基层党组织还不能起到领导和组织暴动的作用。正如后来闽西特委所总结的那样，“斗争一起来到处党务便无形停顿，一个会都没有开，一切事项没有讨论没有分工，只凭几个人英雄式的各干各事，都没计划，任其自然发展，错了也没有法子挽救”，以致造成了“共产军（兴），共产党亡”的现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乡村中的基层党组织未能解决好如何在暴动中进行党组织建设的问题，这就造成其自身的发展和进行革命动员的能力离革命持续、深入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三 革命动员的途径

乡村社会的暴动准备工作首先是恢复和组建被打散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通过它们来动员和吸纳群众开展革命。组织者主要依靠当地各种乡村关系形成农民的聚合进行动员，不但有在乡村既有秩序之下的日常交往圈和宗族关系，也有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秘密组织。介于此，许多革命者进行了大量艰苦的革命动员，使革命的影响在乡村社会中由点到面地渐次扩大。同时，由于革命动员过于依赖乡村原有的关系网络，乡村社会旧格局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动员的范围和效果。这种结果导致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尚未在乡村地区得到广泛的理解和响应。因而在暴动开始之时很多农民带着朦胧的印象而参与其中，他们在暴动过程中的思想觉悟并未达到先前暴动组织者预想的那么高，这种动员效果必然会对暴动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交际网络

乡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外地人很难进入，而要进行革命动员更是难上加难。如一位福建的中共党员提出福建的工作最重要的便是需要本地人的同志。“中国农村，还是宗族社会的高墙筑起，外来人如何能入农村，尤其是外省人，凭空地实在无法可以入去”，他认为外地人工作有两大困难：“第一，人生路不熟，不能在农村长期固定地工作；第二，无法去找本地同志。”因此，在赣、闽区域发动暴动的组织者大多为本地人，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外出学习—在学习或工作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国共分裂后回到乡村中开展革命。虽然共产党提出要从斗争中发展党员，但客观形势所迫共产党的发展却不得不依靠旧有的社会关系，许多革命发起者在亲友中选择最初动员的对象，再由之扩大，这种依赖日常交际网络而进行的革命动员既安全又很顺利。

起初弱小的党组织是乡村社会走向革命的发动机，而其构成核心大都是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引导农民走向革命的火种，体现了早期革命动员的特点。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因对乡村实际情况比较了解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他们根据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以贴近乡村社会的语言来宣传、解释马列主义思想，普及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领导农民在乡村开展革命活动。得益于乡村中的耕读传统和对知识分子的尊崇，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选择以学校为场所，以教师为身份进行艰苦而细致的革命动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有的革命者办起了学校或私塾，用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学校为据点，兼办平民夜校，在农民中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秘密的组织。如大革命失败后，武平县象洞暴动的领导者之一、集美师范毕业的练宝桢单枪匹马留在象洞秘密组织农会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根据上级的指示，以宏远学校教员作掩护，秘密联系同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宏远学校成了革命活动的据点。练宝桢在学校里经常找一些年纪较大的贫苦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真理，鼓励他们起来参加革命活动，很快就成了学校最受人尊敬的一位教师。他还以家访为名，经常利用晚上深入贫苦学生家里促膝谈心，“群众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很快成了广大贫苦群众的贴心人”。

非本地人也需借助一定的社会身份首先融入当地社会，再通过串亲戚、交朋友的方式，秘密发展党员和组织农民协会。宁都黄陂区革命的领导者郭庭远在1927年受湖南省委的派遣。“由宁都县中学校长介绍，创办贫民学校，名义上是教书的，实际上是在开展革命工作。他不仅会教书，而且会做郎中，又会种田，很受群众的尊敬，后来又有上海回来的赖奎轩加入共同进行。此后，他们就组织了不少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会要求各个党员要以工人、农民为基础，每人每月要联络发展一个党员，一个地方发展到了三个党员就建立党小组”，逐渐推动了宁都革命的发展，后来还成立了宁都县委。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有什么秘密文件、指示，都由郭庭远签发后作为联络暗号再进行传达。

这种动员方式广泛存在于地方革命暴动的酝酿准备过程中，一方面有利于传播革命火种，为革命在乡村社会中的初步进入奠定了基础。在革命发起时，秘密农会的组织在赣南各地均有相当规模，如南康潭口暴动时有秘密农会会员近千人，赣县大埠有2000多人，信丰有20余个乡村（暴动时四路攻城队伍人数多达万余），于都全县各乡普遍恢复了农会，寻乌南半县1928年冬农会会员号称发展到近两万人，暴动时有六七千人，等等。可以看到，地方革命者领导的暴动，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响应与参与。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种动员方式毕竟是秘密的、依赖于革命者个人的日常生活交往网络，因而革命影响范围仍是有限的，且个人的威望在其中占据重要部分。在革命中不少群众对革命仍然只有朦胧的认识，甚至完全是基于乡土和宗亲之谊而卷入其中。如江西省委曾指出，万安暴动中当地党组织在农军中只以打反动派一个很简单的口号来号召，在一般农民群众中，更是没有什么宣传和煽动工作。

（二）宗族

在生产力没有大的发展、自然经济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家族文化还牢固扎根于乡村社会中，宗族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依然很重要，族田和族产保证了宗族中的经济运行，强制性的族规则影响着农民的行为规范，陌生的阶级意识很难立即打破农民的宗族意识。对于中共革命动员而言，不能忽视宗族组织的影响及作用。这一时期，宗族在中共革命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革命组织者借助了宗族的关系进行革命动员，形成了乡村既有秩序之下的秘密组织，或是同乡村既有秩序紧密结合的公开形式。这种革命动员依附于旧的关系网络而开展，一方面有利于革命者的安全并易于接近被动员者，同时也容易使革命动员纠葛于宗族之间、代际之间的争斗而影响其进一步发展。

共产党员的家族优势有利于革命动员的开展，宗族成为掩护革命、宣传革命的重要载体。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之父曾秀升担任过县商会会长，二哥曾振五当过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家族优势使他们易于获得支持，所以在万安暴动中能每次召集近万人攻打县城。江西农村宗族关系普遍浓烈，如兴国的姓氏观念就非常浓厚，以萧、陈两姓的宗族在地方很有势力，掌控着全县政治大权。兴国姓氏观念浓厚，肖姓极有势力，兴国农民运动领导人肖华感到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和发展，他认为这是兴国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原因。由于革命者中多有两姓子弟，他们十分注意利用本族力量支持和发动革命，而两姓家长们包括一些地主富农，也因其子弟关系而不反对乃至掩护和参加革命，一些地主豪绅家庭甚至成为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与办公机关的场所，不少家庭是两代人同时成为革命者。因此，肖华认为：“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与发展，致使兴国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陈奇涵也指出：“当时为什么 ‘四大金刚’没有出头露面出来反对革命呢？因为他们有子弟在共产党里。”陈毅在关于赣西南情况的报告中写道：东固一带是以附近之知识分子（往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为基干，他们在外面加入共产党，受豪绅压迫跑回来，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一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

革命者还利用了宗族内部的裂变来打破宗族观念，灌输阶级观念，进行革命动员。宗族的繁衍是一个裂变的过程，人口的变化和家庭的分化导致了宗族内部的等级差别。宗族中裂变形成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区别，从而使宗族内部存在潜在的冲突，20世20年代的华南地主与佃农共处于同一宗族的情形在乡村中并不少见。由此也产生了宗族内部的纠纷，远离宗族权力中心的人失去了宗族的保护，这部分人比宗族核心成员易于接受阶级斗争意识而参加革命。同样，宗族内部的分化和斗争也提供了发动阶级斗争的切入口，一些革命者揭露了存在于农村社会温情之下的阶级关系，使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意识到了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在阶级关系揭露后产生了自觉行动——参加革命。1928年清明，于都县桥头地区的革命领导人钟声楼和土豪钟乾珍一起参加了宗族祠堂做公堂酒的活动。中午吃完饭后，钟声楼就向其叔兄辈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大家参加革命，公开说：“跟共产党要翻身的就跟我走，跟国民党的就跟乾珍去！”一百多吃饭的人经钟声楼的宣传发动，百分之七十多的人拥护共产党，表示要起来闹革命。

（三）秘密会社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争取革命的胜利，这是土地革命的现实要求。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争取秘密会社的问题。早在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日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时，就初步总结了党对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做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针对南方以“劫富济贫”为标榜的会党也提出，“假使能领他们上正确的革命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这些会党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我们既要懂得会党土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共产党组织秋收暴动过程中，由于力量不足，也曾把秘密会社武装作为联络和利用的对象。8月3日，中共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各地组织号召会党实行暴动。中央命令湘鄂粤赣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会党土匪）于其周围，实行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进一步提出了农民暴动要“联合一般失业的贫农会党等势力”。

土地革命初期的革命动员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有对阶级敌人的批判，还有与乡村社会旧有秩序和传统道义观的对抗。而秘密会社由于其在传统国家统治中和乡村社会的边缘性地位，成了共产党在乡村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动员的有效载体。如宁都县怀德区（后改称黄陂区）在1928年冬开始打土豪，尽管事先做了革命宣传，然而“打了土豪以后，乡村间产生了一种社会舆论，说有什么人抢了维山奶奶的东西，这种舆论一时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因而一些革命活动只好采取隐秘的方式进行，类似于传统的窃富济贫的绿林方式。该区的连陂村“最初组织了十多个人秘密暴动，暗中打土豪，当时开会、宣传、打土豪，都是半夜出去。打土豪的时候，都用做好的面具，使土豪认不出来，打土豪搞到的钱，拿去救济实在贫苦的穷人，团结更多的穷苦人一起参加革命”。

此外，在中国东南的秘密会社还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分化，这些秘密会社不仅无视宗族组织，而且往往会在分化的宗族中划分界限，将富人和有地位者与穷人和贫弱者区分开来。因此，秘密会社也提供了进行革命动员的广大对象，秘密会社“代表着为贫穷所困的农民、城市失业者和流氓”。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乡村社会传统格局中潜在的革命因子，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些乡村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在赣南和闽西，依托秘密会社进行革命动员的例子很多。如寻乌县在土地革命初期利用了太平天国时期三点会的组织形式发动群众，入会时斩鸡头、喝血酒、挤香火，当众发誓，表示干到底。几个月后，在南半县的农会会员就发展到近二万人。兴国暴动中，兴国的党组织召开了羊山会议，“决定了群众工作的计划争取洪家（三点会）……并适当地配备了党员力量分布于三点会”，结果“在不久的工作中得到了伟大的成绩，这特表现在三点会的兄弟，反对军阀刘世毅派兵捕捉共产党员等”。于都暴动中也有利用秘密会社的仪式来组织暴动的情况，步前乡的暴动组织者“认为富堂坳的 ‘神打’（一种迷信，认为喝了 ‘神水’的人能刀枪不入——引者注）有作用，于是便布置富堂坳的暴动队员要做 ‘大缸水’（即 ‘神水’，引者注），用了两天时间练，用赤脚踩刀口，练习功夫，这些练了 ‘神打’的人都准备打冲锋”。直到1930年，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赣南的土匪极多，现在因为革命发起，很多土匪（三点会）都归顺革命，但革命势力不到之地其横行如故。”

这种借助秘密会社的动员方式体现了乡村革命的现实需要，但也由于秘密会社的边缘性地位，一些地方的革命组织在暴动前始终未能公开进行革命宣传，使农民容易将革命与打家劫舍的旧式农民起义混为一谈。不仅如此，过于依赖这种动员方式还造成党组织自身作用的弱化。在组织武装暴动过程中，有部分地方的党组织过分看重秘密会社的武力，只注重对其上层领袖进行联络，而忽视了对秘密会社一般群众的领导和发动工作。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拉拢其领袖的做法，如兴国有一位姓钟的大豪绅，他在当地会匪组织中有地位、有力量，为得到他的支持，当地党组织对其“送礼屈节”，请他当民众会的主席，主持兴国县政。显然，只利用秘密会社来进行革命动员而未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造，也容易导致革命目标的弱化和对革命主体的忽视。

在赣南、闽西的早期暴动中，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围绕暴动和夺权而展开，主观臆断性地认为民众已经普遍发动起来，要求各地立即举行暴动，并以城市作为暴动的中心。在此策略之下，作为动员核心的党组织的建设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淡化了，在暴动前后均未能真正起到进行动员以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的作用，其发展反而滞后于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时期革命动员的途径主要借助了乡村中原有的各种关系网络，这一方面有助于早期革命动员在乡村社会中的初步进入，但同时未能打破乡村社会旧格局，因而动员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总之，这一时期的革命动员未能成功嵌入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乡村社会中的内源性因素如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农民的政治边缘化、近代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中原有的权力结构等仍然制约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也造成了这一时期赣南、闽西参加暴动的农民对革命的理解认识亦是模糊而朦胧的，暴动过程中带有许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最终偏离了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的目标。

关于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接纳共产主义诉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极大成功，只是由于共产党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组织，或者也可以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结构或人口等确定不移的事实。也就是说，他认为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动员是中国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而通过对赣南、闽西早期暴动时期的考察则可以发现，革命动员固然有助于乡村地区民众了解革命、参与革命，但如果革命者的动员活动不能有效打破原有社会生态，革命观念和革命组织仍难以真正立足，这种动员仍是表面而肤浅的。因此，对革命生态的考察仍是研究中国革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变量。也正是由于乡村社会对革命活动的制约，在中共革命进程中经常存在着张力与落差，由此决定了革命在乡村中的深入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