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塔尔列史学研究刍议

一位苏联学者曾经引用古罗马杰出的演说家、政治活动家西塞罗的名言和俄国著名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对这一名言的补充来形容塔尔列。西塞罗的名言是：“演说家是造就的，诗人是天生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补充说，演说家有造就的，也有天生的。这位学者则引申说，大部分历史学家是造就的，只有一些最卓越的历史学家是天生的，而塔尔列正是这样的一个。这当然不是说，塔尔列的成功不靠他本人的努力，而是说，他具有一些非凡的天赋：清晰的头脑、罕见的机智、惊人的记忆力、写作家的才华和个人的魅力。这些天赋加上塔尔列异乎寻常的勤奋，使他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仅著作等身，而且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几十年来，国外关于塔尔列的生平和著作已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试就塔尔列史学研究的若干特点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塔尔列于1878年11月8日生于基辅一个职员的家庭。1892年，17岁的塔尔列在赫尔松的中学毕业后进入基辅大学文史系学习。他有幸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伊·瓦·卢奇茨基（1845～1918）教授的指导，精心研读中世纪史。1896年毕业时，他因论文《彭波那齐和16世纪初意大利的怀疑主义运动》而获得金质奖章。嗣后，他以“教授奖学金领取者”的身份留校攻读学位。1901年，塔尔列顺利通过硕士学位论文《托马斯·莫尔的社会观点与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答辩。

卢奇茨基对塔尔列的成长很有影响。与著名历史学家尼·伊·卡列耶夫（1850～1931）和马·马·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一样，卢奇茨基也是“俄罗斯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这一学派主要研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土地关系史和农民史。卢奇茨基本人利用法国外省档案馆里的大量新的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卢奇茨基使塔尔列在从事研究工作之初就培养起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在注重使用档案资料、严密考订史料和写作时将科学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等方面。塔尔列在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一直保持着这些好的传统。

1896年，塔尔列开始发表文章，从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直至1955年1月6日逝世。在近60年中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这样多产的历史学家是少有的。据统计，他发表的史学著作有600多个印张，加上政论文章、书评、札记、讲稿等300个印张，总共有900～1000个印张之多。

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塔尔列就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了。不过，在政治观点上，那时他属于自由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直到十月革命后，他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考察一下他的转变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塔尔列早期的文章在选材上（农民问题）和一些观点上（对大革命前法国状况的分析）都受到他的老师卢奇茨基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塔尔列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涉及的面非常广泛，但主要都是政治斗争问题。他为许多政治家作传，反映出他对西欧各国议会斗争及其代表人物的浓厚兴趣。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教授中，塔尔列以激进和拥护共和而著称。他显然受到当时俄国解放运动思潮的影响。他虽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同情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普列汉诺夫。有材料说明，塔尔列曾参加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秘密会议，引起了沙皇警察的怀疑，于1900年被捕过，为此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至1903年初为止）。

十月革命前，塔尔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所了解。他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史学出现了一个新领域——经济史。在《当代为什么会产生对经济史的兴趣？》一文中，他强调“出现了整整一个流派，它无论是在批判现存制度方面还是在阐述未来方面，都力图提供科学的历史的论据和哲学的论据”，他这里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当时已很有影响，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已在德国千百万人中流传。他认识到，当时对经济史的广泛兴趣“与当代生活提出的新的社会要求直接有关”。不过也应看到，塔尔列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还不能正确理解，他更多的是接受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虽然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提供了并在继续提供着十分富有成果的结论”，但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体系（在现时历史知识所能达到的水平下）远不是在一切情况下合乎逻辑和令人信服的。”在另一篇文章《关于历史预见的界限问题》里，塔尔列也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在个别原理上，而且在根本基础方面，都在经历着一系列深刻变化。而用革命改造社会的主张应该让位于和平进化的思想。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塔尔列有很大影响。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1905年10月18日，他在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时头部被刀砍伤。尽管塔尔列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是立宪民主党的党员，但他对这个党的政治主张持批评态度。他在课堂上和在报刊上撰文抨击沙皇专制制度。他在1905年发表的《西欧专制制度的崩溃》一文中写道，在俄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专制制度不会心甘情愿地自动消亡，因而就引起革命。但是，专制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我们这儿，对革命进行了如此绝望的、狂暴的反抗”。1905年革命对塔尔列的影响还表现在研究工作上，他开始研究工人阶级史。190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人的著作《革命时期国家手工工场的工人（1789～1799年）》。1909年、1911年又分别出版了《法国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上下卷，并于1911年因这部著作而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塔尔列的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表明他本人在研究工作方面的突破，而且说明他在逐渐摆脱“俄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如果说卢奇茨基、卡列耶夫主要是研究农民的话，那么塔尔列的视线已经转向工人。这在俄国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是罕见的。自然，塔尔列的这些著作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上还可以看到“俄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譬如夸大小生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等。

塔尔列的下一部重要著作是研究拿破仑时期法国和欧洲经济史的《大陆封锁》，上卷《拿破仑时期法国工业和外贸史研究》于1913年出版，下卷《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意大利王国经济生活》于1916年问世。这部著作在国际史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给作者带来很高的声誉，并为塔尔列后来的拿破仑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塔尔列还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欧洲列强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史的问题。这是他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开端。综观塔尔列此后的科研工作，社会运动史（尤其是工人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是他最主要的两大研究领域。

除科研之外，塔尔列还从事教学工作。他极富讲演才能，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03年，塔尔列当上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编外副教授，1913年被聘为尤里耶夫（今塔尔图）大学教授，1918年10月又被选为彼得格勒大学教授。

但是，此时的塔尔列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教授们的情绪的影响，不理解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站在护国主义的立场上。二月革命后他又没有认识到临时政府的阶级实质，以为“俄国革新的春天”已经到来，撰文号召民众支持临时政府把战争进行到底，更谈不上理解布尔什维克党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总之，十月革命以前，塔尔列虽然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些影响，也参加过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些革命活动，但并未能突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局限。十月革命以后，塔尔列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矛盾和思想斗争的过程，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没有发表新的有分量的著作。但是，他拒绝接受巴黎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自己的祖国工作。从1922年起，他发表的著作也明显增多，其中关于凡尔赛和约等国际关系史的著作表明他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有增无减。除此以外，塔尔列于1918年6月被任命担任中央档案馆彼得格勒分馆历史经济部主任。塔尔列在档案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后来还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梁赞诺夫的委托，到欧洲去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献资料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资料。

然而，思想立场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苏维埃政权初年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塔尔列内心的矛盾和困惑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他在1918～1919年编辑出版的两卷本的文献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法庭》，便反映了他对内战时期“红色恐怖”的看法。随着内战的结束和苏维埃国家经济状况与科研条件的逐步改善，塔尔列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在相应地加速。1921年，塔尔列被选为科学院通信院士，1923年他获准出国在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资料，1927年又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此后他的研究工作更富成果，收入12卷本《塔尔列文集》的著作，2/3以上是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

关于塔尔列何时完成思想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问题，苏联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50～60年代的看法是，从20年代末起，塔尔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掌握日益深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彻底完成转变。作为这一转变过程的标志主要是这样几部著作：192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1928年出版的《机器生产初期的法国工人阶级（从帝国末年到里昂工人起义）》和1937年出版的《芽月与牧月》。《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是以塔列尔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讲稿为基础写成的。他叙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特征，不同意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被视为塔尔列已力图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来判断复杂的国际现象的标志，或者说塔尔列已在很大程度上从马列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这部著作在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塔尔列的主要是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他认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于协约国（塔尔列把战争的责任更多地归罪于德国）。波克罗夫斯基指责塔尔列没有考察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对列强政策的影响。这场争论既有国际背景（20年代西方史学界有过一场有关一战的发动者的争论），更有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波克罗夫斯基对塔尔列的思想转变表示怀疑，说塔尔列“巧妙地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伪装”。

塔尔列后两部著作的命运要好得多。在《机器生产初期的法国工人阶级》一书中，塔尔列给予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的工人革命起义。《芽月与牧月》更被认为是塔尔列完成思想转变的主要标志。这部著作阐述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郊区“平民”的群众性革命行动。塔尔列高度评价牧月起义，指出尽管它“完全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起义”,但“工人阶级在胜利的日子里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英勇的失败的历史”。在这部著作里，塔尔列还改变了过去对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最高限价的否定态度。

近年来，苏联学者把塔尔列完成思想转变的时间提前了。恰普凯维奇认为，塔尔列在20年代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成功地和完全自觉地完成了思想转变，并逐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恰普凯维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何时完成这一转变，但读者在读完他撰写的文章后可以得出结论：作者认为塔尔列在20年代末完成了这一转变。比如，作者强调《芽月与牧月》一书基本上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至于它直到1937年才得以问世则与塔尔列本人无关。

笔者认为，像塔尔列这样的学者何时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过程，的确是很难确定具体年份的。同时，一个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既同他对某个政治事件或某些学术问题的态度和观点有关，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尤其是学术问题）看法不正确。譬如，当时被誉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波克罗夫斯基就有许多错误观点。再有，怎样才算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呢？看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具有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二是要努力学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具体问题。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不断发展，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又总是层出不穷的，这就要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学习，永不止步。具体到塔尔列，他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基本上转变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一个过程，很难用某个时间将之截然分开。大体上把20～30年代看成塔尔列自觉进行这个转变过程的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塔尔列此后发表的著作就没有错误和缺点了。这些著作主要有《拿破仑》（1930）、《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1938）, 《塔列朗》（1939）、《纳希莫夫》（1940）、《克里米亚战争》第1卷（1941）和第2卷（1943）等。

 

二

塔尔列的史学研究和史学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这两个特点一般历史学家是很难同时具有的。其一是高度的学术性与优美的文字表述相结合，也就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其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需求相结合，也就是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结合。

这两个特点的共同基础是历史研究高度的科学水平。离开了这一点，即使有优美的文字或对现实问题的深刻理解，也不能算作历史著作。作为历史学家，塔尔列有深厚扎实的基本功，他继承并发扬了“俄国历史学派”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考订上。利用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尤其是发掘新的材料，这一点很重要。

尽管国际史学目前已有了很大发展，各种新方法、新手段不断更新，这对史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是历史著作就离不开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离开这个前提，恐怕就很难说是历史研究著作了。

塔尔列十分重视掌握史料，特别是新的档案材料的发掘。他的每一部重要历史著作都是在大量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这就保证了他的著作的高度的学术性。1898年，塔尔列还在基辅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第一次去国外的档案馆收集资料。从此以后，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他每年都到西欧各国去作学术交流，主要到巴黎、波尔多、亚眠、汉堡、柏林等城市的档案馆。国外的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尤其是法国的，都留有他辛勤劳动的记录。他的硕士论文《托马斯·莫尔的社会观点与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就是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基辅与华沙的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结果。塔尔列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是他在法国许多档案馆中发掘新材料的成果。例如，为了写作《革命时期国家手工工场的工人（1789-1799年）》这部著作，他不仅在巴黎国家档案馆，而且在地方档案馆和手工工场收集材料。由于他运用了大量过去无人用过的新的档案材料，他的这部著作成为第一本完整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著作，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在这方面，他的另一部专著《法国革命对期的工人阶级》（上下卷）不仅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影响更大。

为了研究拿破仑时代的欧洲经济史，塔尔列又一头扎进欧洲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巴黎的国家档案馆、法国的罗讷河口、下塞纳和罗讷省档案馆、里昂商业厅档案馆、伦敦档案馆（Record office）、海牙国立档案馆、汉堡国立档案馆、海牙皇家图书馆手稿部、巴黎国家图书馆、汉堡商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柏林皇家图书馆。其成果是1913年发表的《大陆封锁》上卷。如此丰富的新获得的档案资料保证了这部著作在国际史坛上的开拓性地位。为了撰写专门研究意大利在拿破仑统治下的经济生活的《大陆封锁》下卷，塔尔列又在巴黎和米兰的档案馆辛勤工作。

十月革命后，塔尔列依然坚持这种搜集发掘原始资料的好传统。他到位于巴黎附近的收藏有大量一战史和战后时期史料的万塞讷堡，到苏联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尤其是收藏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一书。

关于《机器生产初期的法国工人阶级（从帝国末年到里昂工人起义）》一书的写作，塔尔列自己在前言中说，搜集资料的工作在战前就已开始，战后重又恢复，每年都有几个月到法国的档案馆工作。塔尔列主要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发现了许多新材料，这就使这部著作不仅在苏联史学而且在法国史学中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可惜的是，当时塔尔列未能利用法国地方档案馆（尤其是里昂档案馆）的资料。《芽月和牧月》的写作同样也运用了许多法国档案馆中未出版过的手稿。塔尔列甚至认为有必要在注释中把史料原文的有关部分尽可能完整地引证出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塔尔列除了运用大量苏联国内外已公布的史料和文选外，同样使用了许多档案库中未公布的新资料。即使像收入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名人生平丛书》的带普及性的著作《拿破仑》，塔尔列也在序言中声明，这不是一本普及性的著作，而是自己独立研究的结果，是自己在研究了无数档案资料和已出版的资料后对得出的结论的概述。

由此可见，塔尔列的历史著作都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是严肃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者善于发掘新史料，从而使他的著作常有新意。然而，仅仅这点还不足以构成塔尔列史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因为这是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塔尔列的特色在于，他善于赋予这种高水平的历史著作以完美的文字表述。一般来说，运用大量史料的严肃学术著作很难写得生动易读，更不要说引人入胜了。别林斯基早就说过：“做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困难，在于他必须集这样一些条件于一身，即既要对历史事实和材料作严格的研究，批判的分析，持不偏不倚的冷静的态度，又要具备诗人的激情和配置事件的创造性才能，从而根据这些事件绘制出一幅配景得体，明暗适度的栩栩如生的图画。”塔尔列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一位历史学家。

塔尔列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演讲方面都极有天赋，都具有吸引人的才能。他对此十分重视，他认为，历史本身是极其丰富的，是五光十色的，因而研究者向读者提供的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鲜明生动的历史图景。他强调，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结果都应该是历史叙述。他最反对空话套话、刻板公式，常常会为此感到气愤。他认为，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不应该有“枯燥无味的课题”。研究者对自己的课题不应该漠不关心，而应该以充分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研究课题中去。塔尔列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塔尔列常说，“历史学家首先应该是作家”，应该致力于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文字修养。塔尔列终生都是这样努力的。他十分喜爱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和文学家赫尔岑。他常对人讲，在文字方面，赫尔岑是他的老师。好多年来，他每天都要反复阅读赫尔岑的著作，每次几页。塔尔列的天赋加上他的勤奋，使他的历史著作成为学术深度和文学形式完美结合的结晶，他善于通过艺术地描绘的细节勾画出完整的历史画面，特别善于刻画历史人物。他笔下的众多历史人物，无论是拿破仑、塔列朗，还是库图佐夫、纳希莫夫，抑或是牧月起义的参加者、塞瓦斯托波尔英雄城的保卫者，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塔尔列的著作不只是在专家的小圈子里流传，而是拥有极其广泛的读者群，从而收到极大的社会效益。当然，在俄国史学史上，塔尔列也并不是没有先驱，譬如克抑切夫斯基。笔者不由回忆起，50年代在苏联留学时曾听授课教授称赞克抑切夫斯基的语言可与屠格涅夫媲美。塔尔列可以说又是这样的一位语言大师。

塔尔列史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他注意把历史研究与现实需求相结合。这首先表现为他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既是学者，又是演说家、社会活动家和政论作家。在上述每一个领域，他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塔尔列对社会生活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热爱生活，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而且总是努力去理解、追求生活中先进的、美好的东西，注意聆听时代的呼声，并做出积极的反应。十月革命后，塔尔列通过深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近现代史问题，加速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弥漫的战争烽烟中，在希特勒军队大举入侵的危急时刻，塔尔列怀着苏维埃祖国必胜的信念，笔耕不辍。1942年，他成为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苏联领土上所犯罪行的国家特别委员会的常任委员，战后又担任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成员。

更为可贵的是，塔尔列善于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代的需求相结合。还在早年时，他就强调：“社会科学以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他主张历史学家同时也应该是政论作家，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政论家终究会求助于社会科学，而在某些情况下，政论文也可以给社会科学以帮助。他反对那种认为政论文对科学有害的说法，举出一些集政论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例子，最后得出结论说：“在科学和政论文之间存在着不是偶然的联系，而是深刻的、有机的联系，尽管在观察事物和工作方法上看起来有许多差异”，并号召政论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合作。

塔尔列本人就是一个一身两任（既是政论作家，又是历史学家）的榜样。他一生中在不同时期写了无数的政论文章。同单纯是政论作家所写的政论文不同，他的政论文大多以历史为题材，有的本身既是政论文又是历史文章。例如，一战后塔尔列对凡尔赛和约和凡尔赛体系感到不满和气愤，写了《三次灾祸：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蒂尔西特和约、凡尔赛和约》（1922）、《维也纳会议到凡尔赛和约期间的欧洲（1814—1919年）》（1924）等文章。通过分析，他敏锐地感觉到凡尔赛体系中蕴含着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一书中，他明确指出，金融资本和受其控制的一切力量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会不顾一切代价发动新的战争。

塔尔列还善于根据现实的需求选择重大的具有迫切意义的课题，并努力使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正是由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他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教授中最早认真研究工人阶级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经过以后的长期研究，终于在这个领域写出了不少填补空白的专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复杂的国际关系促使塔尔列关注国际关系史和欧洲列强对外政策的研究。十月革命以后，他更多地倾注于这个领域，使国际关系史成为他除了工人运动史以外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而有关这个课题的许多研究著作的问世，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史专家。

二战前，当战争乌云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时候，塔尔列密切注视着事态的迅捷变化，较早地意识到必须加强研究俄国人民反抗外敌的英勇斗争史。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满怀爱国热情，努力笔耕。这时期写成的主要著作有《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克里米亚战争》（上卷，1941；下卷，1943）、《纳希莫夫》（1940）。这些著作叙述了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军队的历史以及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以其优美的文字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一书，在战时为千百万人所阅读，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纸张缺乏，工人不够，印刷机器短缺，但这本书或全书或部分以各种书名在莫斯科、斯维尔特洛夫斯克、巴库、埃里温、阿拉木图、喀山、第比利斯、斯大林纳巴德、乌发、塔什干、库德姆卡尔大量出版，并被译成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哈萨克语、鞑靼语、格鲁吉亚语、塔吉克语、巴什基尔语、乌兹别克语、科米-彼尔米亚克语。在二战正酣的1942年，这本书还被译成英语，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这样受欢迎的历史著作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晚年，塔尔列计划写一部三部曲《18—20世纪俄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他只完成了其中关于1708～1709年瑞典入侵俄国的第一部，关于拿破仑入侵的第二部，他在原有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修改，收集了大量新史料，第三部原来设想是关于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的，但还未来得及动手他就于1955年1月6日与世长辞。

毋庸讳言，塔尔列的著作，无论是政论文还是历史著作，在今天看来，都有不少缺点、败笔乃至错误。这里有对现实问题看不清或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处理不当而造成的，还有客观的其他复杂因素。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抹杀塔尔列勇于和善于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现实需要相结合，努力为现实服务的方向以及在这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三

塔尔列的一生并不平坦，历经不少坎坷。他在1930年1月29日曾经因“院士案件”而蒙冤被捕。1931年2月2日他被开除出苏联科学院，取消院士资格，1931年8月8日被判5年流放（在阿拉木图）。但实际上，塔尔列一年后就被解除流放，于1932年10月回到莫斯科，不久就参加了工作，并被恢复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的职务。这显然同当时苏联整顿史学战线，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有关。不过塔尔列的院士称号到1938年秋天才被恢复，而对他的判罪直到1967年7月20日才被正式撤销。但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使塔尔列消沉，他始终不渝地投身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去，努力工作直到生命终止，从而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和对科学的忠诚。

塔尔列作为真正的学者，能够正确对待自己著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言之有据的、公正的批评，他总是认真听取，努力加以改进。他的一些著作在重版时，都做了认真的修订和补充。不过，在苏联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对塔尔列也有过不公正的批判。如1937年6月10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分别发表批判塔尔列《拿破仑》一书的书评，1951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5期上发表科勒霍夫关于1812年战争中库图佐夫作用问题对塔尔列进行批判的文章。

客观地说，塔尔列后期的著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错误，如在《拿破仑》中对拿破仑有所美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等著作和发言中为沙皇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辩护，片面强调俄国水兵和士兵的英勇业绩，却未揭露沙俄政府外交政策和所进行的战争的侵略实质。对这些错误，当时苏联史学界也曾进行过批判，但由于这些错误有些并不只是塔尔列个人的错误，所以不容易得到纠正。这说明塔尔列的错误有当时复杂的客观因素的一面，而不适当的批判无助于克服这些缺点。另外，从塔尔列本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旧的思想影响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不断学习的过程。

笔者1990年在苏联访问时，曾同切尔尼措夫斯基教授多次晤谈。据这位苏联教授说，他不同意目前苏联有些人有意夸大塔尔列的错误，贬低他的作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塔尔列绝不会想到，他去世30多年后苏联已不复存在。然而，可以肯定，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一切像塔尔列这样真正为人民做了贡献的人，不管他有过怎样的缺点和错误，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历史也不会把他抛弃。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