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日记》看罗曼·罗兰

《莫斯科日记》是罗曼·罗兰在1935年6～7月间应高尔基之邀到莫斯科访问时逐日记下的所见所闻，包括同斯大林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当时已被逐出政治局的布哈林的谈话。回国后，罗曼·罗兰把这些见闻编辑成书，却不急于出版，反而写下此日记“50年内不得发表”的字样。直到不久前全文才公之于世。这部日记发表后就引起了重视，近年在我国也有中译本出版，同样引人关注。

这部日记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罗曼·罗兰当时的真实思想，他对苏联的看法和内心的困惑，他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因而是一部难得的了解罗兰的史料。

其次，这部日记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30年代是苏联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斯大林体制已基本形成。罗兰去的时候，苏联的“大清洗”已经展开。苏联在取得很多重大成就的同时，它的许多阴暗面已经暴露出来。罗兰作为苏联的一个朋友，一个向往光明、进步的人道主义者，在短短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在苏联当局的精心安排下，自然不可能看到很多问题，但他以一个作家和人道主义者的敏锐目光还是发现和看到了不少问题。他看到了哪些问题？对他有哪些影响？他又是如何处理的？这些问题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罗兰，又可以通过他的特有的观察视角来了解苏联。

最后，罗兰的这部日记发表后引起了一些疑问，如罗兰为什么在生前不发表这部日记而规定要在50年之后发表；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罗兰的日记没有揭露出多少深刻的问题，他被苏联当局蒙蔽了；有人认为从罗兰的日记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过去不清楚的事，如他为什么不在30年代时对苏联的“大清洗”提出抗议或采取决然的反对行动，等等。这说明，对罗兰这部日记还是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和罗兰本人的思想来进行分析的，需要历史主义地评价。

 

一

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偕新婚妻子玛丽亚·巴甫洛芙娜出访苏联，从瑞士住所出发，途经维也纳、华沙，抵达莫斯科。这次访问局限于莫斯科一地，未能到外省去。虽然高尔基曾几次恳切邀请罗兰夫妇沿伏尔加河各城市一游，但终因罗兰年事已高（这年他已69岁），身体欠佳，未能成行。在莫斯科的27天，罗兰都有记录。他有记日记的习惯，逐日记下会见过的人和到过的地方。7月下旬返瑞士住所后他对日记加以补充订正，兼作文字润色，以达到出版水平。8月25日，罗兰在誊清的打印稿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

 

这本东西不得发表——不论是全文，抑或其片断——没有我的特别的准许，在50年内不得发表。这50年从1935年10月1日算起。我本人克制着自己不去公开它，也不准别人发表它的某些片断。

 

1960年，也就是罗兰写下这段话的25年之后，这个规定被他的夫人破坏了。玛丽亚·巴甫洛芙娜在《欧罗巴》杂志上首次发表了《莫斯科日记》的片断，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被引用，《莫斯科日记》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重视是在罗曼·罗兰访问的半个世纪之后。1989年上半年，苏联《文学问题》杂志用三期的篇幅连载《莫斯科日记》全文（约15万字）。《文学问题》发表时所用的文本是罗兰夫人根据法文原稿的俄文译稿，在罗兰生前曾经他亲自审订，因此是很具权威性的。这部俄文译稿是罗兰夫人在1960年之后再次访苏期间赠送给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档案部的。同时赠送的还有罗兰的小说《欣悦的心灵》手稿，1935年斯大林同罗兰的谈话记录，以及高尔基写给罗兰的几十封信等。罗兰夫人是俄法混血儿，在俄罗斯生活到30多岁，是同罗兰保持通信联系的一个读者。1929年经高尔基帮助从苏联到达瑞士担任罗兰的助手，1934年和罗兰结婚。1985年，罗兰夫人去世。90年代中期，我国有两位译者从俄文翻译出版了《莫斯科日记》全文。两个中译本出版后，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这部题为《我和妻子的莫斯科之行，1935年6月至7月》的日记为什么会引起国内外许多人的关注？罗曼·罗兰到底在日记里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经过50年才能发表？

这要从罗曼·罗兰这次出访的来由说起。

罗兰的这次访问是应高尔基的邀请成行的。高尔基此时已结束了他在国外治病疗养的生活（1921～1928），回到苏联已有一段时间，正担任全苏作家协会主席。罗兰自1916年起就同高尔基通信。他们通过信件广泛进行交流，也曾多次深入地就俄国革命问题交换看法。两位文豪虽然维持了20年的通信友谊，但始终未曾谋面。罗兰早就想亲眼看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同时也想看望神交已久的高尔基。这次的邀请虽然只是高尔基出面，实际上受到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因此显然不单纯是高尔基的个人行为。30年代中期，国际风云变幻：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风作浪；日本军国主义军队已入侵我国北方；在英法等国的领导人中，推行绥靖政策者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的错误政策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扩张野心。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个像罗曼·罗兰这样的文豪、知名的人道主义者、卓绝的反法西斯战士来访，自然会受到苏联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罗曼·罗兰自20年代起就在苏俄拥有大批读者。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很早就有俄译本。有位俄国读者写信给罗兰说：“国内战争时，我带着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进战壕，战斗间隙时抢着读几页。”由此可见罗兰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他的另一部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的俄译本于1932年出版。罗兰访苏期间，电台正在播送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广播剧。苏联的报刊经常登载罗兰的文章，报道有关他的消息。在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不畏强暴、敢于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进步的政治倾向，并且有卓越的文学成就。苏联人很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自豪。

另一方面，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主要依靠本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和流血牺牲，取得了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等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毋庸讳言，苏联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等各种原因也出现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政治生活中个人迷信、个人专权等不正常的现象已逐渐显露出来，到30年代中期时，这种现象已很明显。破坏法制、滥用暴力的“大清洗”运动已经开始。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自然也引起各国进步人士以及对苏联友好人士的关注。罗曼·罗兰也不例外。

这就是罗兰出访苏联前的复杂形势。

罗兰访问的27天日程是排得很满的。如果不是罗兰的身体欠佳，访问的时间还会延长，日程的安排还会更满。在这27天中，罗兰见到的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哈林、季米特洛夫等。第二部分是苏联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和各类代表团，如与作家代表团会晤两次，第一次参加会晤的有90人，第二次人少些，有列宁格勒的作家费定等；另外会晤的有音乐家代表团（30人）、女跳伞员代表团、地铁建设者代表团、共青团员代表团等，还有亚美尼亚路过莫斯科的少先队员们。秘密警察头子雅哥达甚至还把150名劳改公社的青年罪犯带到高尔基的别墅去，表演歌舞给罗曼· 罗兰看。罗兰还接待了利用劳改犯建造运河工程的军事指挥员。第三部分是罗兰的妻子玛丽亚·巴甫洛芙娜的俄国亲友，如她的前夫的母亲（一位公爵夫人），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即罗兰的继子谢尔盖（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的好友等。此外，还有与罗兰长期通信联系的读者。如在7月5日，读者利平一家11口人专程去看望罗兰。罗兰觉得同这些人接触特别无拘无束，因为没有官方人员在场，他可以听到一些心里话。

罗兰通过接触这三部分人，以及通过为他安排的活动（如体育大检阅、在莫斯科剧院看演出、到文化公园参观等），既看到了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看到了存在着的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一些阴暗面。

 

二

罗兰在访苏时觉察到存在哪些问题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问题，用罗兰自己的话表述，是关于制度的人道化问题，实际上是建立一个法制社会的问题。罗兰作为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历来十分关注。30年代中期，苏联的党内斗争已发展到“大清洗”运动，自然更引起罗兰的注意。1934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基洛夫突然遇刺身亡。1935年1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位苏共重要领导人被押上审判席，被诬与基洛夫案有牵连。1935年1月18日，苏共党内下达了一份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文件，布置全党动员起来，揭发“人民敌人”。酿成严重后果的大规模“清洗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基洛夫被刺的案发地列宁格勒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许多党政干部被投入监狱。这些情况西方报刊早有披露，罗兰在访苏之前就很关注。访苏期间，他利用与苏联领导人交谈的机会，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在莫斯科，罗兰与斯大林见过三次面，谈过两次活。最重要的一次是6月28日在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进行的，历时1小时40分钟。对这次谈话，罗兰事先是有准备的，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他以维护苏联的国际声誉为理由，对基洛夫被刺后展开大搜捕、大清洗提出疑问，要求在欧洲舆论和世界舆论面前，苏联应公开提出“证明被判决者有罪的公诉”。罗兰还提到前两年被苏联当局流放到外省的法国作家维克托·基尔什，要求在法国面前说明这位作家有罪的证据。此外，他还对苏联不久前颁布的惩罚未成年人（年满12岁者）的法律提出异议。罗兰问道：“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儿童面临着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对此回答说，这是因为“包围着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我们的敌人们是不知疲倦的。他们对我们到处渗透，让他们的间谍打进我们的家庭和教堂，在老百姓中间藏身，在女人和孩子们中间播种仇恨”。斯大林说，这条法律是为了打击成年教唆犯，是为了制造一种让人害怕的氛围，“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并未使这个法生效。我希望，这个法在将来也不生效。自然，我们不能公开地言明这一点”。这次谈话时安排了记录，还送给了罗兰一份记录稿，但斯大林没有兑现答应罗兰在报上刊登这次谈话记录的诺言。谈话结束时，斯大林主动提出再同罗兰见面，地点安排在罗兰下榻的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别墅。第二次会面时间虽然更长，历时4小时，但由于斯大林是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一起来参加欢宴，还有高尔基和他的其他客人在场，席间笑声不断，话题无法集中，罗兰没有像上次那样提出尖锐的问题。

7月4日，罗兰同布哈林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访苏期间，罗兰和布哈林见过几次面，大多是布哈林到他的好友高尔基的别墅看望罗兰夫妇。他们互相很有好感，一见如故，很谈得来。罗兰觉得布哈林很真诚，“有一颗炽热的心”，具有很高的智慧和灵活的头脑。罗兰这次利用单独谈话的机会向布哈林提出苏共党内斗争的问题，问他苏联到底有多少内部的敌人，在冲突中，有没有“个人偏见和争论激烈时的丧失理智”。这时的布哈林早已被作为党内右倾集团的头子，撤掉了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要职，只担任《消息报》主编。早在1929年1月，斯大林就在联共（布）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做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发言，指斥“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但布哈林给罗兰的印象还是乐呵呵的，心胸坦荡的。对罗兰的问题，布哈林回答说，内部的敌人其实不多，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团体，但他们的仇恨和所使用的手段仍然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至于内部斗争中有没有个人偏见和丧失理智，布哈林回答说，罗兰应该明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性格的对立其实始终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预先决定的，如丹东、吉伦特派、“疯人派”（即“忿激派”）等都是如此。罗兰还向布哈林提到1935年早些时候签订的法苏军事协定在西方人心中引起的慌乱。布哈林回答说，列宁认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有权力用自己的一个敌人去反对另一个敌人。但是签订这种协议不等于共产国际放弃自己的斗争目标。

两年以后，即1937年春天，布哈林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之后也被捕受审，面临被枪决的危险。罗曼·罗兰决定致信斯大林，为布哈林求情。罗兰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赞同在审讯布哈林时提出的指控。罗兰认为，布哈林式的智慧是国家的财富，因此他诉之于斯大林的人道精神和对苏联最高利益的理解，请斯大林发一下慈悲心，对布哈林“另眼相看”，即保住他的生命。罗兰在信中还讲到法国大革命中天才化学家拉瓦锡被斩首的惨痛教训。但是，这封由罗兰亲手交给苏联驻法大使波将金并请他速转斯大林的信却始终没有回音，而布哈林还是在1938年被枪决了。这件事看来影响到罗兰对斯大林的看法。有学者注意到，从1937年以后，罗兰在自己的书信里和文章中已永远不再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罗兰觉察到的苏联存在的第二类问题是有关正在形成中的特权阶层。虽然罗兰的大部分时间都排满了官方安排的活动，但他善于观察和思考。他可以从出行时与路人的交谈，甚至路人的眼神中看出普通老百姓对住在豪华别墅里的人的不满。罗兰在日记中写道：

 

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而且，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证明革命的胜利，可革命的首要目的却是确立劳动者的平等，形成统一的阶级。

 

罗兰还表示，他深信以上这些话是苏联“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们”心里的真实想法。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罗兰联想到了在高尔基家里的那些宴席。他说，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浪费掉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他明白高尔基并不喜欢这种生活，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一种享受。他看得出高尔基有自己的苦衷。罗兰非常爱高尔基，尊重高尔基。从这次莫斯科之行中他发现他的这位老朋友郁郁寡欢，内心深埋着痛苦。至少，高尔基不喜欢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他又不愿意脱离人民，但他无能为力。罗兰认为，对高尔基来说，最大的快乐是在伏尔加河上当搬运工。罗兰这次在高尔基家里住了20多天，也聊过天，但并没有进行敞开心扉的深谈。他们原准备再次见面，约定在1937年罗兰再到高尔基家做客。罗兰准备那时要与高尔基深谈，为此还加紧学习俄语。不幸的是，高尔基在1936年就去世了。

罗兰觉察到的第三类问题就是个人迷信。通过近一个月的观察，罗兰觉察到苏联在1935年时已形成对斯大林的偶像式的迷信和崇拜。作为一个正直的有思想的作家，他对此很是反感。他在和奥地利作家、他的朋友茨威格的通信中明确地表述了这样的思想：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业，为什么在革命成功之后把功劳都归到一个人的头上？这样做对事业并没有好处。在6月30日的体育节日大检阅时，罗兰看到斯大林连续6个小时站在检阅台上，弯着一只胳膊欣赏着群众对自己的“封神仪式”，就像罗马皇帝一样。

 

三

罗兰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是苏联真诚的朋友。他对苏联是抱着爱护的态度的。他曾经把苏联称作“劳动共和国”。罗兰也是一个追求真理和向往光明与进步的人道主义者。他把苏联看成代表人类希望的新制度。他到苏联去之前对苏联基本上是充满希望的，尤其是在1933年1月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以后，罗兰更把苏联当作反法西斯的堡垒。罗兰从1926年起就敏锐地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巨大威胁。他始终高举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并对苏联寄予极大的希望。罗兰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说：“您知道，苏联在西方很多人的眼里是什么。他们朦胧地想象你们的国家，但你们的国家体现着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不过在去苏联之前，罗兰也听到对苏联的种种非议。他不盲从，不轻信，他希望了解真实的情况。

在短短的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在苏联当局的精心安排下，罗兰不可能接触很多，不可能了解很多内情，但他以敏锐的目光和缜密的头脑还是觉察到一些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说明了罗兰的求实的态度、对人的关怀，以及对苏联的关心和忧虑。罗兰对苏联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够深刻和全面，但它们是确实存在的。这不能不引起罗兰思想上的震动，引起他的思考和困惑。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罗兰面临的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20世纪许多进步人士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即他们对进步社会的向往和理想有时会与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发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实中存在不少与他们的理想不符的问题。这往往与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错误、偏差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拿30年代来说，有不少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

1936年与罗曼·罗兰差不多同时访问苏联的法国作家纪德，也是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对苏联也怀着热爱。与罗兰一样，他在访苏时既看到了苏联的成就，也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出乎自己意料的另一面。他看到个人迷信盛行达到可笑的程度，想到对反对派采取消灭做法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看到严密闭关造成的盲目自满和文化的贫乏，等等。与罗兰不同，纪德回国后于1937年出版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了他所看到的苏联存在的不理想的一面，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苏联引起不满。在今天看来，纪德的记叙至少是客观的。他只是把他看到的问题和自己的疑虑如实地写出来，并无恶意，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高尔基本人也是一个例子。高尔基先后在德国和意大利治病疗养，虽然身居异国他乡，但始终怀念家乡，并和祖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1928年，高尔基回国既是为了了却他的思乡情，也是为了写一本真实地反映新俄罗斯的书。高尔基回国后，的确看到了他的祖国的迅速发展、人民的建设热情，但他也看到了和遇到了不少他所不愿看到的不合理的事情。在苏联当时已经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作家是如何做的呢？有意思的是，80年代末以来，在苏联兴起重新审视历史的风浪中，高尔基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诋毁，把他说成是斯大林恐怖政策的吹鼓手，歌颂劳改营等。有人甚至说，高尔基这只曾经宣告革命暴风即将来临的勇敢的海燕，在晚年已变成了一只黑乌鸦。也有人说，高尔基回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荣誉。我们看到，如今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已恢复了特维尔斯卡娅大街的旧称。他的家乡高尔基市也恢复了下诺夫戈罗特的旧名。《文学报》报头上原先并列的普希金头像和高尔基头像，如今只剩下普希金孤零零地注视着读者。那么高尔基在回国后看到苏联存在的问题后是否缄默不言，甚至美化掩饰呢？事实并非如此。1929年，高尔基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婉转地但明确地说明，他对目前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感到不安。他认为，党在青年中的威信在下降，表示对青年们丧失革命信仰的情况感到忧虑，指出这同“党内摩擦”有关。自然，高尔基不可能像布哈林那样，同斯大林在诸如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是政治家，但也并没有无动于衷，更没有低声下气地谄媚讨好。他很忧郁，但他没有停止叫喊。他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尽了最大的努力，如他顶住压力公开为作家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布尔加乔夫等人说话，指出“他们并不想妨碍历史完成其事业”，反对对他们“残酷斗争”。对于个人迷信，虽然没有看到高尔基发表有关反对个人迷信的文章，但他显然是对此不满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高尔基不顾斯大林本人的愿望和有关人士的催促始终没有给斯大林写传。而在列宁逝世后，高尔基是写过热情的怀念列宁的回忆录的。至于对待荣誉和豪华的生活，正像罗兰所看到的，高尔基是十分淡泊的。

现在来谈罗兰本人。罗兰遇到了与纪德、高尔基同样的问题。他的处境与高尔基不同，与纪德类似，但他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如前所述，他在访苏时也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显然引起了他的重视和思考。他如实地记录下他的见闻，但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不急于发表。1935年8～9月，他在整理日记时写的附记中说：

 

我努力做到最大限度的真诚和认真。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看来，罗兰的内心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并未动摇他的信仰，并没有改变对苏联的态度，同时他认为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苏联，为此他甚至准备学习俄语；另一方面，他又相信自己观察到的问题确实存在。他不会轻易放弃他对已发现的问题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慎重的从大局出发处理问题的办法。他决定搁置这些记录，要在50年后才能发表。

可以看出，他在当时做这样的处理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当时在欧洲上空，法西斯的战争乌云已经密布，隆隆的雷声已清晰可闻；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已悍然入侵中国。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罗兰清楚地知道，当前人类最大的危险是德意日法西斯，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堡垒。因此，如果此时过多地揭露苏联的阴暗面，只会对法西斯有利。这是他不能不考虑的。其次，苏联自革命胜利后一直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和攻击。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人类的美好愿望。当时全世界的进步人士都向往苏联。在世界局势日趋紧张，反社会主义的叫嚣不绝于耳之时，如何对待苏联，是罗兰不得不考虑的严肃问题。罗兰曾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公开说出苏联的缺点，因为他不愿意让苏联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敌人有机会利用他的话“作武器来为他们自私的目的服务”。他决定至少目前不急于公开他在苏联的见闻。这自然是“为贤者讳”的表现。

一般说来，“为贤者讳”的原则对正直的作家、学者来说，或许并不可取。但同样应该看到一点，贤者毕竟是贤者。因此，在不讳言贤者的缺点和问题时，理应慎重一些，应该考虑时机、做法和分寸，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罗兰显然是考虑到这些的。今天，在我们阅读他的《莫斯科日记》时，他的敏锐的目光、周到的思维、考虑历史条件的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否应对我们有所启示呢？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