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生活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和解围后

〔俄〕伊·尼·奥列金娜 著 曹特金 译

译者按：译者和本文作者是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同年级的同学，自那时起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延续至今。她对自己童年时期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期所亲身经历的艰难岁月的回忆，对我们了解二战时期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苏联人民艰苦卓绝的牺牲精神和爱国热情有直观的帮助。

 

众所周知，1941年6月22日晨，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起了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德军兵分三路，对苏联实施强势的“闪电战”。战争初期，苏军遭受重大损失。1941年7月初，德国北方集团军已逼近列宁格勒州，至9月初德军从陆上全部封锁了列宁格勒，只有通过拉多加湖可以与外界联系。9月12日，朱可夫大将被苏联最高统帅部派来指挥列宁格勒保卫战。德军遭到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希特勒就下令对列宁格勒实行封锁，进行空袭。自1941年7月10日至1944年8月9日，列宁格勒被围整整900个日日夜夜，创造了苏联卫国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1年冬季，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列宁格勒居民在拉多加湖的冰面上开辟了一道与外界联系的“生命之路”，既可运进粮食，又可运出伤员，后来许多平民也由此撤出。当然，这条“生命之路”也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冰雪状况复杂，常有翻车险情，而且德军飞机常来轰炸，因而死亡惨剧时有发生。

这里对拉多加湖的情况做点补充。拉多加湖是欧洲最大的淡水湖，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北部，离列宁格勒以东约40公里，是涅瓦河的源头，最后流入芬兰湾。拉多加湖连同约660个岛屿在内，面积1.81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51米，最深处225米。

有意思的是，当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苏方意图利用拉多加湖，因此需要了解它的情况。结果，有关人员从档案中查到，1905年的《俄罗斯地理学会通报》上有一份名叫苏霍·扎哈罗夫的灯塔看守员写的报告，其中指出，根据他几十年的观察，拉多加湖整个湖面是不会结冰的，但是沿岸地带每年都结冰，厚度可以支持人和车辆通行。苏方进行了验证，情况果真如此。这条“生命之路”帮助列宁格勒英雄的军民取得了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事件离我们愈来愈远了，参加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人、参加过库尔斯克—奥尔洛夫斯克战役的人、参加过英勇的游击战的人……愈来愈少，所剩不多了。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列宁格勒保卫战，这场保卫战夺走了超过100万和平居民的性命。

我想讲述我的家庭、我的亲戚和友人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和刚得以解围时的遭遇。我的父亲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奥列金是位政工军官，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毕业于以恩格斯命名的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后被派往利耶帕亚城（Лиепая）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海军军事基地，正好就在苏德边境附近。战争即将爆发时，我的父亲被调往另地服役，我和妈妈则留在了利耶帕亚城。

利耶帕亚城从战争伊始就遭到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袭击。德国人在企图从利耶帕亚的南部要冲攻城遭到失败后，便改为从东面迂回包抄该城。傍晚时分，敌人切断了利耶帕亚通往里加的铁路线。然而，敌人从东面进攻的企图也被城里工人武装和海军基地水手们大力支援的第六十七射击师挫败了。6月24日，敌军从北面迂回包抄了利耶帕亚城。“该城的驻防部队和主力第八军的联系被切断了，尽管这样，处在包围圈内的部队仍然继续进行激烈的战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利耶帕亚的部队迅速瓦解了。弹药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6月26日，岸边的每门炮只有十发炮弹。但是，守城部队和工人武装继续顽强地抵抗入侵的敌人。为了阻挡敌人的进犯，英雄们明知寡不敌众，却拼死守护着每一座建筑。于是法西斯匪徒拉来了大炮摧毁了那些往外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的房屋。”上述引用的资料证实，自战争伊始，法西斯匪徒就受到了强烈的抵抗。

在如此复杂的情势下，开始组织军人家属的撤退。我的妈妈叶莲娜·巴甫洛夫娜后来常常满怀感激地回忆起利耶帕亚城的工人，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拯救了我们乘坐的火车。我们的列车从利耶帕亚向东飞驰，德军的飞机一刻不停地追着轰炸列车。这些爆炸声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

每当响起空袭警报时，列车就停下。这时所有的人都得下车，尽量跑得离列车远一点，避免成为法西斯分子轰炸的目标。妈妈抓住我的手，我们跳出车厢并尽力向远处跑去。那里是沼泽地带，妈妈却催促我说：“趴下！”而我争辩说：“地很湿！”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对小孩提出这样奇怪的要求，直到抬头看见高处从我们的头顶飞驰而过的德国飞机时才明白。

听到战斗结束的信号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的车厢，列车继续前行。这样，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才抵达莫斯科。

我不记得我们到达列宁格勒的准确时间。我只知道我们听到斯大林7月3日的无线电广播讲话时，已经在列宁格勒亲戚的家里了，他们住在第九街46号楼第12单元。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单元就成了我们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的住址。我的父亲依旧在前线，他不知道我们是否活着，也不知道他的家庭安顿在哪儿。

写到这里，该讲讲我母亲一系的亲戚了，我们正是在她们的单元房里度过了被围困的几个月。我母亲家的根在雅罗斯拉夫州，但在她出生时她的父母早就移居到彼得堡的桑松尼耶夫大街了，而全家只在夏天才去雅罗斯拉夫州的舍斯基禾诺村。战争伊始，妈妈的双亲就已不在人世。

在我和妈妈来到的第九街的房子里，住着妈妈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我的姨妈卡佳）和她的三个孩子：1924年出生的弗谢瓦洛德、1926年出生的莉利雅和1929年出生的阿尔卡季。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的丈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雅科夫列夫在此之前已上了前线——艰苦的列宁格勒前线，那里的战士忍受着和所有留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城里的老百姓一样的饥饿。

我，一个生于1937年的孩子，对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留下了哪些记忆呢？起初的日子还不算太难过。我的11岁的表哥阿尔卡季搜遍了家里所有的柜橱和货架，寻找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凡是找到的都分给大家，包括我，甚至连药品也是这样。分食药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效果，但是这个寻找东西的来源很快就枯竭了。莉利雅姐姐和阿尔卡季每周两三次去涅瓦河打水。他们带上雪橇，将水桶绑在雪橇上滑着回来。莉利雅揣着食品券去商店排队买面包，然而她在回家的路上有时会遇到想抢面包的人的袭击。

我妈妈和所有的列宁格勒人一样，投入到力所能及的保卫城市的工作中——扑灭落到阁楼上的燃烧着的炸弹，还和莉利雅一起乘车去挖战壕。

当面包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昼夜只发给125克的时候，莉利雅带的食品卡被人偷了。出了这件事后，卡佳姨妈就把她安排到海港去上班，和卡佳姨妈在一起。去那里上班要从瓦西里耶夫岛的第九街步行到港口。有一次莉利雅爬上炉子，躲在炉子和墙之间取暖，估计是睡着了。当莉利雅的衣服已开始无焰燃烧而大家闻到烧煳味时，她才被从炉子里拖了出来，但人已失去意识。经过这件事，卡佳姨妈严令莉利雅以后哪里都不许去。

还应该讲讲这栋市政公共住宅楼里其他居民的情况。围城时期裁缝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在列宁格勒，他在这之前就带着全家（妻子和三个女儿）去了农村的亲戚家。另一家是厨娘塔季雅娜·费奥多洛夫娜和三个女儿（艾丽奇卡、季娜和娜佳），这一家和我们一起经历了围城的艰难岁月。厨娘的丈夫在征兵动员令公布后不久就在前线牺牲了。还有一个邻居——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在瓦西里耶夫岛的皮革厂上班。他们的工资是以皮革支付的。她分给我们一部分皮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皮革的模样），同时请求我们帮助她把它制成可以食用之物。这可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首先需要剪去皮上厚厚的毛——这项工作由莉利雅、妈妈、卡佳姨妈和其他人来承担，然后将这些洗干净的皮煮上3～4个小时，最后变成肉冻。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从三碟煮成的肉冻里拿出一碟来送给我们。

我们有木柴，这可真是我们的救命之物。我从拉脱维亚刚来到列宁格勒时，看到每一家的院子里都有一垛垛的木柴（甚至其中的一垛散落时碰痛了我）。过了些日子，当政府组织市民途经拉多加湖撤离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意图愈来愈明显时，卡佳姨妈写了个出售木柴的告示，但当有人来买时，木柴已经没有了。

房间里的光线自然都被挡得暗暗的，是用被子挡住每一扇窗户，还要从上面设法把被子固定住。

饥饿的围城十分折磨人，有时人们会出现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想法。有一次，我们在第九街的住所奔来了一只不正常地号叫着的猫。表姐突然说：“我们把猫捉了吧……”卡佳姨妈是这样回答的：“别，我们不要弄脏了碗碟……”

另外有件小事可以和上述情节相对比。过了一段时间后，当我和妈妈来到保罗维奇（Боровичи）和我父亲团聚时，我所说的话让他十分震惊。我当时问：“爸爸，猫在你们的大街上怎么可以随便走来走去？”

1941年的年底对列宁格勒的居民来说是十分难熬的。我们只收到过一次甜点，数量很少，这是国家送给儿童的礼物。

围城时期我们这个家庭的宠儿、我的表哥弗谢瓦洛德的命运是悲惨的。他当时在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并渴望着加入红军的队伍，或者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习。他的这个理想终究没能实现：他太孱弱了。他在专科学校里的表现很好，但是持续的饥饿和寒冷逐渐损坏了他的体力。他在写给他妈妈（我的卡佳姨妈）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学校有可能会对他实施除名，因为他已无力抓住羹匙。

谢瓦（对弗谢瓦洛德的爱称）是个很好的人。还在九年级时他就曾因热心于军事爱国主义工作而得到学校的表扬。至今家里还挂着他的相片，上面写着“为从事国防工作授予九年级学生弗谢瓦洛德·雅可夫列夫”的字样。

谢瓦奇卡（对弗谢瓦洛德的更为亲切的爱称）之死是对我们最沉重的打击。

谢瓦奇卡去世后，全家决定必须按照正式的规格来安葬他，要用木质棺材，再难也要做到这点。当时许多市民由于饥饿无力，在亲人死后都没有预订棺材，只用毯子包裹尸体后就安葬了。谢瓦奇卡的妈妈、我的姨妈卡佳，向她工作的单位提出了需用棺材的请求并得到批准。但订制棺材并不容易，我妈妈和莉利雅几次出门准备去预订，但每一次都不得不返回，因为轰炸开始了。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棺材。

在我们准备停当，要安葬谢瓦的那个晚上，我们在第九条街的住所来了一位军人。他是我父亲的战友，是应我父亲的请求按他提供的地址找到我们的。我的父亲出自对家庭命运的牵挂，有时会请求被派到列宁格勒执行任务的战友转交给我们哪怕是一点点食物。这次来的战友找到我家后一看见棺材里谢瓦的遗体，便鞠躬下跪并痛哭起来。和我们待上几分钟并转交了食物以后，他就走了，走时很激动。

与此同时，陷入包围圈的城市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到过列宁格勒的军人事后都向自己所在的部队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中央明白，必须拯救这座城市了，于是在1942年冬开始运作冰上“生命之路”。沿着这条路，部分地将实现把市民撤退到后方的计划。我家也在1942年4月接到了撤出被包围的城市的通知。

就这样，我们在1942年4月中旬坐上了挤满了列宁格勒人的汽车；在拉多加湖的冰面上行驶时，人们都期待着拉多加湖彼岸的救援。我记得那昏暗的夜色（每年这个时段的列宁格勒之夜都是比较亮的）和拉多加湖上白中泛蓝的路径。路面上已经有很多水，因为到5月就是通航期了。绑在车厢后面的我们用来装行李的袋子总往冰上撞击，就像是快要裂开似的。但我们却无计可施，只能盯紧它运行的轨道。

最后，我们渡过了拉多加湖，来到日哈列夫卡（Жихаревка）。当有人递给我一玻璃杯煮熟的米饭的时候，我惊讶地问道：“这都是给我一个人的吗？”但是，吃得太多对饿到虚弱不堪的人来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将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保罗维奇城。那里逃离列宁格勒的民众有专人接待，并被安排住处和膳食。我们被指定来到某个餐厅，这是我们每天去用餐的地方，这件事由我的阿尔卡季表哥负责。有一次，在全家都坐齐并去取餐具的时候，我给自己挑选了一个最大的盘子。卡佳姨妈看到后说：“你怎么给自己挑了一个这么大的盘子？看来，你的胃和这个盘子差不多大，而我的胃则和这个碟子也差不多大。”大家都大笑起来。

然而，人们是不能在保罗维奇长时间居住的，因为它就像个转运站。现在离战争结束还早，因此到达这里的列宁格勒人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通常是去投奔亲戚。这样我和妈妈，还有莉利雅、卡佳姨妈和阿尔卡季就去了雅罗斯拉夫州的舍斯基希诺村（Шевтихино），那里有我们的亲戚。

舍斯基希诺村我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因为我长大一点了——夏天到了，阳光普照，绿草如茵。还有什么比这儿会更好呢？每天我都采集几束鲜花放在门廊，快活地唱着歌。然而，塔妮亚姑妈（我们住在她家）很伤心：她的儿子列奥尼德在前线阵亡了。

在封锁列宁格勒的包围圈被撕开后，卡佳姨妈带着莉利雅和阿尔卡季返回列宁格勒，而我和妈妈则前往父亲的家乡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奥涅斯克区的库舍列卡村（Кушрека）。

当卡佳姨妈、莉利雅和阿尔卡季回到列宁格勒时，他们的住房已经被人占了。卡佳姨妈为此给日丹诺夫写信，结果房子总算还回来了。

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在战争结束后得以返回家中的有我的父亲和他的表兄伊万·罗曼诺维奇·米霍夫，他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战争中阵亡的有我父亲的弟弟康斯坦丁·亚历山德洛维奇和我父亲的妹妹安娜·亚历山德洛夫娜的儿子维尼亚明。

我在库舍列卡村总共只上了几天学。上学的第一天，妈妈专门为了解我的表现来到学校，向老师询问我的情况。老师回答说：“没什么，就是人老是动来动去。”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很想吃上真正的面包，整整一冬天，妇女们都在把麦子磨成面粉，往里掺加麦秸和别的杂物，这样量会多些。但是，上学的第一天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由真麦子（新收割的）做的面包。而这个面包是这样的美味，我不忍心一口把它吃掉，所以就边吃边晃动脑袋。

我忘不了，每到节日，库舍列卡村的妇女们就聚在一起，在我们邻居家回忆思念自己的亲人——丈夫和儿子，痛哭失声。

我的父亲到莫斯科来培训进修。最艰巨的库尔斯克战役我们打胜了。我和妈妈自然也来到了莫斯科：在经受如此艰难的考验后，不可以放弃如此罕有的见面机会啊。在莫斯科的学校我上了整整一个学年。我们住在万尼亚叔叔的家里，他是我父亲的亲兄弟，在渔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的妻子在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工作。他们有四个子女：其中两个（丽达和塔尼亚）已上学，而另外两个（沃瓦和舒力克）年龄还小。我的妈妈去了医院上班。父亲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事。

1945年春，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队伍经常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孩子们总是向他们欢呼。在莫斯科的阳光下，这个胜利年代的歌声在人们的记忆中被保留了下来。

1945年秋，我的父亲结束了进修培训后被派往匈牙利，我和妈妈去了列宁格勒。我们的地址还是同一个：第九街第46号楼第12单元。我也进入第33学校上二年级。不久我和妈妈被准许去匈牙利和父亲团聚。可是上学怎么办？我和几个好朋友商量好了，我和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单元里，又都上二年级（不过，不在同一个学校），就由他们寄给我俄罗斯语言和算术课的家庭作业，这是他们老师给的。要知道，二年级是必须读完的。

匈牙利让我们惊呆了。多么美好、多么阳光灿烂的国家，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那里的许多花朵和树木我们这里都没有。譬如，我从来都没见过开花的杏树。

但是，我们初到匈牙利的头几个月，那里的通货膨胀真吓人。早上还能够通用的钱币，到了傍晚就什么都买不到了，它们已经一钱不值了。怎么办呢？人们建议我们趁它还有所值的时候，一早就去花光所有的钱。我们就照样做了：一早就去市场，出卖猪油脂和香烟这些配给父亲的物品。这些货物通常都是价格很高的。卖出货物所得的钱也只能买到不多的东西，比如电车票之类。我和妈妈第一天在布达佩斯买了扫帚、梳子和别的一些小东西，而这竟花费了50万班格（1946年夏初时，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为一昼夜400%，即每日价格提高五倍。到5月底，1万亿班格的面值只等于2.4美分）。乘车上学是免费的，因为持有证件，上面写明了我们是什么人。

顺便说说，我国的侨民对待我们很好，他们曾送给我一个大娃娃。

1945年5月，我读完了二年级。我们去了专为俄罗斯儿童开设的学校，见了校长。我父亲介绍说，我女儿会解算术题，会做练习，会朗读课文。校长说，他不能单凭这些介绍就确定学生的入学资格，但是，假如我能写出一篇相应的用于测验的作文来，就可以让我上三年级。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各科都得了“优秀”，还获得了一个证书，里面写着我在苏联驻布达佩斯使馆的学校读完了二年级。

不过，我们在匈牙利的逗留并未到此结束。我的父亲受命调到一个不大的匈牙利城市去了。许多人回国了，话别的时候所有的苏联现役军人都唱起了歌颂1943年的列宁格勒的歌曲。在那些歌曲里，有着这样的词句：

 

干杯吧！

为那些在冰冷的掩体里

坚守了几个星期的战士，

为那些在拉多加湖上，

在沃尔霍夫城里顽强战斗

却一步也不退让的士兵！

 

干杯吧！

为指挥连队的军官，

为牺牲在雪地里的烈士，

为通过沼泽冲出列宁格勒，

扭断敌人脖颈的英雄们！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3辑）

（伊·尼·奥列金娜，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