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彖传》与大时之义

此十二条见于《彖传》，王弼《周易略例》论《彖传》说：“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又说：“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又说：“凡《彖》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这都说明，《彖传》是一卦大意主旨的总说明。那么，出现于一卦总说明中的“时”是什么呢？《周易略例》曰：“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可以看出，“时”即指每一卦本身。王弼实际上也视每一卦为一时，又称之曰“世”，如于《屯》卦曰：“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救，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又于《大过》卦曰：“大过者，栋桡之世也。”皆可证。^[4]那么，如何理解此“时”呢？《周易》的六十四卦体系，全部可视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而其中每一卦都可视为此全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此的每一环节就是所谓“时”^[5]。在一卦变为另一卦之前，每一环节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它自身内部也有一个相对独特的变化过程，即相对于六十四卦大过程的每卦中的小过程。在此相对独立的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内容，就可用上述王弼所言卦、爻关系来说明，即一卦内六爻的变化过程构成一个环节，此环节就是一卦。如果一卦为一时，六十四卦即为一过程之六十四时，所以《周易折中》引蔡清曰：“时之一字，贯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诸卦耳。”^[6]那么，为什么六十四卦中仅于此十二卦揭出“时”义，且又用“大矣哉”予以赞叹呢？笔者认为，应该是这十二卦之“时”在发为天道人事之际尤未有引起人们注意之处，因而亦具相当代表性，故特予强调。

但此十二卦《彖传》在说法上又小有不同，即分为“时”“时义”及“时用”三者。吴澄曰：“专言时者，重在时字，时义重在义字，时用重在用字。”上引蔡清之言接下去说：“有时则有义，有义则有用。单言时，则义与用在其中矣。言义未尝无用，言用未尝无义，各就所切而言。”^[7]是“时”“时义”“时用”三者实互相含摄，一卦《彖传》若三者中只言其一，余二者自然应认为已包于其中，但三者意义在一卦中的轻重比例之异，已由此显出。其明予揭出者，必是其在此卦内涵中较其余二者凸显其重要者，是以才出现在各卦中皆只揭其一而略去其二之不同现象。此外，虽然《彖传》中分别言及“时”“时义”“时用”者仅此十二卦，但此三者内涵实普适于六十四卦，或者说，六十四卦之每一卦皆具此三者内涵。只是《彖传》于此十二卦外其余诸卦，未一一明确予以揭出，而是需读者仔细涵泳咀嚼，细心推求。就是说，《彖传》乃于此十二卦特为发例，当准此十二卦之例悉心推求六十四卦通例。下面以此十二卦《彖传》言及“时”“时义”及“时用”者为例，分别阐示剖析之。

第一，言“时”者共四卦，可举《颐》《解》《革》三卦分析之。《颐·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即《颐》之时在养。《解·彖》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即《解》之时在开解。按，甲坼应指草木萌发时甲壳开裂，故“坼”亦有开解之意。《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革》之时在变革。

第二，言“时义”者五卦，可举《豫》《姤》两卦。《豫·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是《豫》之义在以顺动。《姤·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是《姤》之义在遇合。

第三，言“时用”者三卦，可举《坎》《睽》两卦。《坎·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即《坎》之用在用险之道。《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即《睽》之用在合睽之道。

总之，所谓“时”即是卦，六十四卦即相当于六十四时。《彖传》中特于此十二卦中揭出“时”义而特加赞叹者，是因为此十二卦在发为天道人事之际，有特别应予注意者，亦可借之为其余诸卦立一典型。此十二卦所言又有“时”“时义”“时用”之别，此三者之别在内容上表现为各有侧重。我在分析说解中分别使用了如“颐之时”“豫之义”“坎之用”之类的讲法，就是为示三者间意义侧重之细微殊异，对此殊异应注意悉心体悟开解。项安世曰：“《豫》、《随》、《遁》、《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8]此乃以十二卦为例，具体指出“时”“时义”“时用”三者在各卦意义中的细微殊异之处，并希望能予关注理解，故分别欲人思之、别之、谨之。而且如此不惮其烦地反复述说致意，就是为使人悉心分辨三者在不同卦中的细微殊异所在。此外，虽仅此十二卦《彖传》分别言及“时”“时义”及“时用”者，但必须知晓此十二卦乃特为发例者，实则六十四卦之内各卦皆包含此“时”“时义”及“时用”三者在内，只不过需要读者自行涵泳推求，以期寻得六十四卦通例而已。唯有明乎此通例，《周易》整体贯通之“大时之义”，方可洞明于心。^[9]

卦即是时，这又涉及卦时与卦名的关系问题，由此进一步涉及《彖传》在易学义理研究上的重要作用问题。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彖》中说：“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10]即《彖传》总论一卦大意，而一卦大意又可借卦名标示出来。金老也曾论及卦名问题，他说：“每卦取象，约之于名，著之于《彖》，而畅发其义于《爻》。《彖》者论其全，而《爻》则辨其分；《彖》者道其常，而《爻》者穷其变；此彖与爻之别也。六十四卦之卦名，根据彖传发明，可括为二例。”^[11]因卦象乃六十四卦属性义谛的基本依托，故卦名及彖、爻所言俱主要是对卦象的阐释发明。其中对卦名的阐释，尤以《彖传》最重要，故《彖传》与卦名关系尤密，所以为把握一卦大义，必须深究《彖传》。仔细研究体味会发现，《彖传》在阐释易卦大义及易学义理方面，地位重要，是研究《周易》的重要认识凭借。这可以《损》《益》两卦为例剖析之。按《损》《益》两卦《彖传》，乃主要围绕损、益两概念讲两卦卦象及两卦大义。《损·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乃借“损”讲其卦卦象，“损”之名由此显。《损》卦乃由《泰》卦变来，将《泰》初九减损，增益到《泰》六五之上，变成《损》之上九。以《泰》卦下体之刚济其上体之柔，故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关于《益》卦，其《彖传》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乃假借“益”字讲其卦象，“益”之名亦由此显。《益》卦乃由《否》卦变来，即减损《否》之上九，增益到下之初六，由下坤上乾之《否》，变为下震上巽之《益》，是为损上益下。犹减损君利而济益下民，故下民悦喜。又《益》乃由《否》变来，《否》之上九乃阳刚之极，乃下来转为《益》之初九，是为“自上下下”。由《否》而《益》，是为“其道大光”^[12]。

以上《彖传》所言，乃是对《损》《益》两卦的卦象与卦名的论述，进一步分析《彖传》，可见《损》《益》两卦间的对立互补及相互统一关系，尤可见《周易》中的重时思想：“损益有时”及“与时偕行”。至此可以看出，《彖传》对易理的阐释有独到的深入之处，其中包括对重时思想或曰大时之义的阐发论述。

《损》《益》两卦可视为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损》必须借助《益》才能说明，《益》也必须借助于《损》才能说明，故《损·彖》曰：“损，损下益上。”《益·彖》则曰：“益，损上益下。”在《损》之六爻中，有损有益，损益相伴并举。在《益》中言“益”之外，亦杂有“损”义，如《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击之”即相当于“损之”。两卦《彖传》又进一步指出损益本身不是绝对的，应以趋时为原则，故《损·彖》曰：“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六十四卦的卦时之义，一般可以通过对卦象、卦名而揭示出其内容主旨。通过对《损》《益》两卦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主导下，《损》《益》两卦从卦象、卦名乃至卦义内容上是相互依赖又相互渗透的，六十四卦的关系就在各卦时环节间的通融贯联之中。故《损》《益》两卦应说明，《周易》六十四卦是一个联系整体，各卦间在内容意义上互补相通。对此若能全面揭示，会更有助于深入理解六十四卦的整体性。《损》《益》之外，其著者如《乾》与《坤》、《泰》与《否》、《剥》与《复》、《坎》与《离》、《既济》与《未济》等，亦可见每两卦间皆存在如《损》《益》般的关系，即从卦象、卦名上已多明显可见相互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彖传》之外，如《说卦》《序卦》《杂卦》诸传，都在试图解开《周易》六十四卦相关各卦间的内容意义联系，这对深入认识六十四卦体系及其属性是非常有益的，似此等内容还有待继续发掘阐发。

上述《彖传》对《损》《益》两卦的论述极有代表性，故《彖传》所言对认识六十四卦的卦义属性等十分重要。其中又讲到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更可见重时之义在易卦体系中的意义，所以在阐发六十四卦属性意义时，对此须留意关注。

以上关于《彖传》对卦象、卦名及卦义阐释内容的论述中，总结出《彖传》在易卦研究上的深入性和相关重要性。其中更主要的是重时思想或曰大时之义多见于《彖传》中，故十二卦大时之义见于《彖传》绝非无因。前引《易论上》金老纵论《周易》变通趋时之义外，他更早就讲过，“《易》以时为贵，观《易》者不可滞于一途。《彖传》、《文言》称‘时’、‘时行’、‘时用’、‘时义’之例甚多”，以下首举此十二卦《彖传》之例，次举《乾》、《坤》等十三卦之例，而《观》《恒》等四卦言“四时”者“不与焉”。^[13]这里金老对“《易》以时为贵”在《彖传》及《文言》中的反映，进行了详密的综合举证，除三例见于《文言》外，其余举证内容皆出自《彖传》，可见重时思想或大时之义在《彖传》内容中的比重，亦应引起人们对之的看重。

综上所述，“时”在《周易》体系中是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在《周易》乃至儒家之外，亦可看到与之相类似的思想。如《管子·山至数》：“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按“易”应指《周易》变易之易，“时”应指《周易》变通趋时之时。从《周易》对“时”及变通趋时思想的深入理解和详细论述看，很可能是“时”超出《周易》乃至儒家，已向外扩散漫衍其影响，如至少已影响及于管子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