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想：一束普照人类心田的希望之光

李衍柱[1]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省　济南市　250014）

文学理想是文艺学的基本范畴之一。

文学理想是引导作家、艺术家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登攀的崇高目标；是推动文学活动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最高的审美尺度。

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历史表明：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艺术美。

文学理想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如“簾内美人”，似明非明，虽以其朦胧美吸引着不少学子，为之呕心沥血，但至今仍未完全揭开它的面纱，显示其迷人的本相。研究文学理想问题，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要，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代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说：“在走向人生这个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一念，即‘希望’。因为那种毫不计较得失、为了巨大希望而活下去的人，肯定会生出勇气，不以困难为事，肯定会激出巨大的激情，开始闪烁出洞察现实的睿智之光。只有睿智之光与时俱增、终生怀有希望的人，才是具有最高信念的人，才会成为人生的胜利者。”[2]池田大作先生以歌德的《浮士德》为范例说明“希望”和“理想”，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歌德从23岁起，就立下歌颂“浮士德精神”、创造浮士德光辉形象的崇高目标和远大的志向。正是这一理想，燃烧起了歌德一生经久不衰的炽热的创造激情，经过六十年的岁月最后结晶为世界文学的珠宝，终于攀登上世界哲理性文学的顶峰。创造浮士德的形象，颂扬“浮士德精神”，这是歌德从事文学创作的“原点”或出发点。这种“原点”或出发点，是照亮作家人生行路的、指示行路方向的星；是推动伟大创造与前进的原动力；是育成大树的种子，是燃起正义信念的“核”；也是作家为了能客观地凝视自己的坐标轴。池田大作认为这是人生的真理，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不只限于歌德，凡是艺术家、思想家、具有经纶的人以及许多一流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胸中，总要具有足以决定他的人生的、各自牢固的出发点和光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一生，可以说是确认自己的出发点并在行动中加以实证的‘奔向出发点之旅’。不能忘记，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信念的翅膀，将他们带到人的伟大的高度上来。”[3]池田大作所说的决定人一生的牢固的“出发点和光源”，就是我们谈的理想。

理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动物没有什么理想可谈。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和动物都是在自然史中生成的，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但是，动物只具有适应环境的本能，不能再现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第二自然”。而人自从脱离动物界以后，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一个对象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动物永远是自然界的奴隶，而人既是自然界的奴隶，又是自然界的主人。环境决定人，人又能够创造环境。动物的活动是片面的、无意识的，它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的活动则是全面的、有意识的，它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能进行生产活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不同于动物的首要特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自觉是对必然规律的把握和行动。人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特征和规律，而且能够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提出自己近期的和长远的奋斗目标，制订出自己宏伟的理想蓝图，进而通过实践去达到自己预定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就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不同特征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5]

理想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观念的存在，是现实的规律性、必然性在人的头脑中构筑成的图像。这种真实反映现实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的未来现实的图像或目的，决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指引着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方向，是驱使着人们执着地追求、顽强地拼搏的强大的动力。对于文学艺术来讲，理想同样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是照耀作家、艺术家从事文艺活动的总光源；它是推动作家、艺术家像歌德一样在生与死之间顽强地去从事文艺创作活动的强大动力；它是引导作家、艺术家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登攀的崇高信念和目的；它是指导人们进行文学阅读、鉴赏与批评的最高的审美尺度。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历史表明：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艺术美。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理想的艺术家，是一个鼠目寸光只知爬行的“艺术家”。

理想与幻想都是人的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精神因子。俄罗斯著名思想家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曾经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人们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过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们就难以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6]幻想虽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希望，但它仍然能驱使人们不断地去探索通往理想境界的途径。比如，没有远古人类关于“嫦娥奔月”的美丽的幻想，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卫星上天，人类登上月球的现实。从“嫦娥奔月”→登月的科学蓝图（理想）→登月成功，这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代、多少人的探索和实践啊！

理想不等于现实，正像艺术不等于现实一样。然而它的根却深深扎在现实的土壤之中。它是人们对现实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的真正领悟和体现。能否与现实发展的历史趋向相一致，换句话说，观念中的存在能否变成现实的存在，这是理想与幻想之间的分界。昨天的理想，是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理想又是明天的现实。理想与现实的中介是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蓝图，能够变成现实的存在（尽管中间还要经过反复的加工、改造、补充、修正，使之完善的过程），这个对象化的存在，就是理想；反之，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人们头脑中的某种蓝图，终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那么，这个观念中的蓝图，就是幻想或空想。

理想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理想都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指出，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中，“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7]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也只有在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才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在下一代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身上才会真正放射出人类崇高理想的精神之光。

理想本身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大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人与客观世界接触，在实践中因主客体关系的层次和方面的不同，可产生不同的理想。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对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有所追求和希望。进步的社会理想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向相一致的，它反映着和体现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必然有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普遍的最高的原则是善。而善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又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中国儒家学派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视为“君子”立人的规范。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理想、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在工作、学习、爱情、家庭等方方面面，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人生理想的确立与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幸福观、自由观紧密相连。只有确立了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适应、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有益的人生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才能在历史上留下理想人生的足迹。由于人类的生活无限丰富多样，因此理想的追求也是多种多样。科学家希望打开未知世界的宝库，追求的是真理；虔诚的教徒，希望返本归真，坐化成仙，立地成佛，建立世上的“伊甸园”；经商的希望财运亨通，日进黄金万两，追求最高限度的利润，为官的希望青云直上，追求的是高位权势……总之，理想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照的希望之光，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理想，又是一种智慧之光，它来自客观世界，是一定时代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所显示出来的真理之光，如同太阳一样，它普照大千世界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精神个体，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不同色相。

文学理想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想系统的组成部分。它是一束绚丽多彩的、普照的希望之光。它以感性观照的方式，以语言、网络为媒介，显示出人的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完美形态和最高境界，照亮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学理想范畴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广义上，它是审美主体对文学活动系统各个方面（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狭义上，它是审美主体以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所创造的产品（包括抒情、叙事、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所达到的完美形态和最高境界。文学理想追求的不是科学理想的真，但它又以真为基础；不是道德理想的善，但它又以善为内在意蕴；不是生活理想的功利与实用，也不是宗教理想的“神”，但它又以具体的“有”显示出深邃的“无”，以有意味的“形”显示出无限的“神韵”和魅力。真、善、美在文学中，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给人以永久性的审美享受。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科学理想、道德理想、宗教理想、生活理想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学理想的对象是人。因为“只有‘人’才独能具有美的理想，像人类尽在他的人格里面那样；他作为睿智，能在世界一些事物中独具完满性的理想。”[8]文学活动是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生成的。热爱美、追求美的生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个理想的美的世界，——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崇高目标。文学的本质在于发现和创造。它不仅源于生活，而且可以和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文学本身就是带有理想性的。德国美学家费希特（1762—1814）说过，“寻求理想，毋宁说是我的精神的一项任务，一项从我的精神的绝对设定中产生出来，然而只在完成了向无限接近的过程之后才能得到解决的任务”。[9]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把“理想”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命题，认为：“任何东西，凡是人在那里面看得见如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的，在他看来就是美的。美的事物，就是使人想起生活的事物。”[10]车氏说的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生活，主要是指“应当如此”和“使人想起”的理想的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是美的，只有为理想的生活而奋斗的人才是美的人。他说：“所谓人的美我以为就是可以从其中看到生活，尤其是使我们感到神往的生活的表现，我们自己就对这种生活感到迷恋。要是我们一心向往所有表现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爱情底目的和对象的东西，这又何奇之有？”[11]文学理想不同于社会理想，它具有意象性、象征性、假定性、整体性、感染性等特征，以形写神，寓理于情，通过偶然显示必然，通过有限反映无限的意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则是通过创造拉赫美托夫、罗普霍夫、薇拉·巴夫洛芙娜、吉尔沙诺夫等典型人物，集中体现出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鲁迅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

鲁迅在这里精辟地说明了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的辩证关系。文学理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是人民的思想、情感、理想、意志、品德的生动表现，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它又是经过作家加工改造过了的（“从芝麻榨出”）、体现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载体。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理想来自社会现实生活，反过来它又对现实生活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鲁迅说：“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12]崇高的理想是时代的旗帜，前进的动力，建设的指南。文学理想，是作家、艺术家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不断攀登艺术峰巅的北斗星和总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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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衍柱，1933年生，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科学发展关于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研究报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铭九、潘金生、庞春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3]［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铭九、潘金生、庞春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6]参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133页。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1页。

[9]蒋孔阳主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10]［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1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8—29页。

[12]《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