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坚挺的艺术——对当下文学平庸化的思考
李建东
（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当代社会呈现文学平庸化、世俗化的倾向，通俗代替了高雅、娱乐代替了思考，肤浅代替了深刻。这虽然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却预示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的缺席。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应以为国、为民立言为使命，深化思想，呼唤崇高，在超越中融合，在融合中超越，以构建新时代的文学精神。
关键词：文学；平庸化；崇高；文学精神
10年前，我曾呼唤过防备文坛平庸化和软化的倾向。[1]迄今，此种倾向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其实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哲人那里，就有预测。马尔库塞、弗洛姆等，对于由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动荡乃至危机，既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同时也剖析了其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所谓“私密化”、“祛魅”写作倾向的流行，使得当下文学的平庸化成为事实。其中有着“雅俗互渗”的因素，也有着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因素，反映了转型后期的社会群体心理，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必然。然而，自恋、自娱式的一己情愫，不可能上升到恢宏大气的人类情感。为了文学的理想，我们有必要呼唤坚挺的艺术。
世俗生活的“乌托邦”
应该说，当文学跨入到2000年之后，文学的回归，才真正宣告着“五四”文学时期，由周作人首倡的“平民文学”理念的最后完成。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论，是对“人的文学”的补充和具体化。他认为平民文学之所异于贵族文学，要义在“普遍与真实两件事”：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这是周氏“平民文学”论的主要核心，其实也是晚清启蒙思想者“我手写我口”文学观的赓续，新内容并不很多，而且是以取消“文学性”为代价的。然而90年后，沐浴了近百年历史风云的中国文坛，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仍然能够感受到热闹下面的寂寞、繁华背后的枯涩、多向深处的单一……在以所谓“私密化”、“祛魅”为高标的当下文坛，同样是以取消“文学性”为代价的事实，使得失语的悲悯者、无奈的守望者，仍然面临着当下文学平庸化的无情煎熬……
文化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说：“娱乐、放松、无目的玩耍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心理学、生理学上来说，是保持和焕发旺盛的精力，刺激和加强活动能力所必需的。从另一方面看，纯艺术对许多人来说可以是纯粹的自我实现，但不一定是一种现实必需品。”同时，他指出：“真正的、高雅的艺术中的严肃性和严谨性到了通俗艺术，便成了一种欢娱、轻佻的情感或完全的刺激。”[2]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意识形态也随之转型。然而，社会意识形态的指标体系不同于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纯粹的物质生产，其转型，也只是针对经济体制的变动而呈现出适应性的文化与社会心理的相应调整而已，并不一定会必然带来更为理想的精神文明。比如现阶段所呈现出的文学平庸化与世俗化的倾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又预示着必须有更高尚、更理想的精神文明的提领，才能保持社会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健康、良性的发展。
有学者指出，文学平庸化是社会世俗化的必然表征。在这里，所谓“世俗化”并非一个贬义的概念。比如，西方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所谓世俗化的过程，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和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教中逐渐摆脱出来的过程。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的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其一是指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原则取代了神学；其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生活和“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3]可见，在西方社会理论中，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尺度。而中国的世俗化，显然没有一个与宗教对立的意义参照，却是表征了中国文化从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形态，向实用主义、现世观念和消费社会的转变。
文学本身就是由各种途径指向的精神“乌托邦”。凯伯特说得好：“乌托邦强大的动力就在于它能从绝顶的混乱和无秩序中拯救世界。乌托邦是个关于秩序、安宁、平静的梦幻。其背景是历史的噩梦。与此同时，秩序每每都被认为是人间事物所能达到的完善，或者近乎完善。”[4]而当一个新的秩序大致建立的时候，回归世俗的生活，就将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趋向和社会的群体心理趋向，而以感官文化为标志的“欲望的解放”，便沿着“快乐原则”的航线，无所阻拦地驶向消费与享乐之海。可见，大众文学既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都市文化的必然产物，那它就须遵循市场商品交换与流通的原则，在创作上重视接受者的娱乐、消遣、宣泄功能等精神需要；艺术的鲜明个性、原则性、深刻性、超越性，将被符合接受者心理需要的娱乐性、复杂性、直白性，当下性所取代。
滑向边缘的“精英”诸相
世俗化文学的倾向，反映了转型后期的社会群体心理，使“大众文学”在与“精英文学”的较量中，占据了暂时的强势地位。然而，我们也看到，大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掩饰其明显的负向效应。“我们看到在大众文学使大众获取艺术民主化、抚慰他们灵魂焦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给他们带来的伪民主、伪快乐、伪幸福、伪真实、伪审美。”[5]那么，就必须由精英的高雅文学来作为主导或调适。从语义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大众文学产品中，意义被相对地虚化、弱化甚至同质化了。不同的大众文化产品却“复制”着相同的趣味和主体，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超出了内容上的必然需要。符号的能指变为时尚的象征。能指的变化不是为了意义的需要，而是掩盖意义的不足和缺失。这样便导致了大众文学中常见的能指游离于所指的状况。而精英文学，恰恰相反，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则相对地处于一种较为均衡的状态，意义与符号之间充盈着一定的张力，使得其文学产品在内在构成上具有较高的话语蕴藉与审美品质。与大众文学产品相比，其能指的构成不是对意义的弱化，而是出自意义表达的内在需要，并想尽办法对意义的强化。[6]在此意义看，高雅文学是一种倾向于实践理性的审美文化，通俗文学则是一种倾向于感性欲望的娱乐文化——即使悲剧样式的通俗文学，也只是为了满足一个情感宣泄的需要，而无须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辨。
适者生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文化产业背景下，精英文学与精英文学家们，何尝不想在蓦然而至的市场经济的夹缝中另辟蹊径？比如他们有意识地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文本中向通俗文学讨要一些经营谋略之道。一些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红蜘蛛”、“红茶馆”、“红罂粟”、“蓝袜子”丛书，从策划、制作到出版、销售等各个环节动用了许多商业手段，尤其在文本内容上有意吸取那种属于刺激性和诱惑性的情节要素，以图生存。同时，有些文学刊物与批评家彼此联手，频频标“新”立“后”树旗号，借以包装推销自己，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和学界杀开一条血路，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7]然而，面对与市场经济及文化产业相适应的，不仅是少数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摒弃了深度思考的接受群体。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心理的制导下，或许已经不是文学家在塑造着接受大众，而是接受大众在塑造着文学家。即便如此，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有必要像现代哲人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两性，即真正含义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超越任何时代的启蒙性、批判性，只有“铁肩担道义”，才能“妙手著文章”。早在1921年6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发表《反抗舆论的勇气》：“舆论就是群众心理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以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8]这种“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在社会转型期也必须挺身而出的文学精英。
退一步分析，此时的“精英”已不同于彼时的“精英”，世纪末的“精英”不同于新时期初期的“精英”；那时的“精英”与文学主流话语抑或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此时的“精英”，则出现了反差。
“第一，它不再有一个全面覆盖文学的价值中心，尽管这个价值中心因社会/历史因素的变化常呈现为不同的形态，但这个中心却始终存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第二，它不再以民族/国家为价值主体；第三，它不再是民族/历史/大众的代言和对民众的‘强制性启蒙’，它不再具有拯救历史的权威性；第四，它不再与社会/政治/历史进程完全同步，不再为了其实现‘使命’牺牲个体的自由。当然，它立足于边缘，享受着边缘的自由，也承受着边缘的局限。”[9]然而，这只是“精英”以主流话语为基准的，向“边缘”滑动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则是向超现实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倾向滑动的趋势。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Y.加塞特概括说：“现代艺术家不再笨拙地面向现实，而是往相反的方向挺进。他明目张胆地将现实变形，打碎了人的形态，进而使之非人化。……通过剥夺‘生活’现实的外观，现代艺术家摧毁了把我们带回到日常现实的桥梁和航船，并把我们禁锢在一个艰深莫测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充满了人的交往所无法想象的事物。”[10]这种双向的滑动，处于尴尬地位的“精英文学”，既有着“边缘的自由”，又“有着边缘的局限”，但毕竟无法战胜过渡时期大众的通俗文化的汹涌巨潮，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种“俯就”的权宜之策，虽然这些都要以“人文精神”的部分丧失为代价。然而，雅俗的对立与转化，从社会发展的宏观来说，就是一场此长彼消，互为印证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循环过程。只不过在世纪之末，凸显得更为典型罢了。
思想的力度与反抗的勇气
文学平庸化的倾向，无可避免地受着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至深影响。弗洛姆则表示了更深沉的忧虑，在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人们“用做作的微笑替代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替换了坦诚无私的交谈，用阴沉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痛”[11]。正是在这样一种工具理性的压迫下，处在世纪边缘上的作家，特别是一些有志冲击世界文学峰顶的作家们，或潇洒地精心侍弄自己的一方文学园地，或踌躇满志地遑论所谓与全球接轨的“大文学观”，却缺乏一种对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和发展中的当下生活，以及飞速发展的社会心理变化的主流趋势及其复杂性、多样性的热情和审美感知；缺乏对个体生命在社会情境中尊严、良知、正义的承担和彰显；缺乏对社会历史进程中苦难意识、悲悯情怀的深切关注和体恤，只是以个人的琐碎感觉来掩盖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缺乏思想的穿透力，缺少一种人生纯粹、清洁、澄明的精神向度”[12]。这是新世纪之初的批评家的由衷感慨。
在那样一个文学艰窘的时期，有良知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才会有一种真正的苍凉感和孤独感。王安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达了她对当代文化状况的忧虑，自称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大多文化人丧失理性决不原谅”，并对商业转型期的文化生态环境及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感到压力，她感到了“寂寞，真是寂寞”[13]。感到寂寞，就要设法改变这一令人“寂寞”的状况。思想家顾准说得好：“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14]而改变这个世界，就需要建立信心，需要不被暂时的“现象”及所谓公众的“舆论”所迷惑。新的“启蒙”或许是必要的。雅斯贝尔斯曾深刻地分析道：“‘公众’是一种幻象，一种被认为存在于一群为数众多，而彼此间并无实际关系的人之中的幻象。而他们的那种意见，便是所谓的‘舆论’，这是被个人或团体用来支持其特殊观点的虚构的东西。它是很难感知的，会让人引起错觉的，短暂而变化无常的；它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又消逝了；它是一种能暂时赋予群众提升或毁灭力量的空无。”[15]也许正因此，来自于“公众”，超越于“公众”，就成为有作为、有志向文学家必需的精神操守；在超越中融合，在融合中超越，从而，构建新时代的文学精神。
那么，文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机智灵动、犀利明快、繁复华丽的语言与此相关，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的情节结构安排与此相关，敏锐、细微的点滴生活感受与此相关，正确的立意与思想观点也与此相关，但这些都加在一起，也不等于文学精神。托尔斯泰在他的《文艺论》里说：“艺术是一种人类活动，其中一个人有意识地用某种外在标志把自己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被这种情感所感染，同时也体验到这种情感。艺术既不是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某种神秘的思想、美或上帝的体现，也不是生理美学者所言的人们借以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而是为追求个人及全人类幸福的道路中所必需的一种交际手段，它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我们可以不同意托尔斯泰关于文学主要是情感的传达的说法，但是我们似乎不能不同意他说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不在于“外在的标志”，不只是一般的情绪的表达，不是游戏和享乐，而是作家生命的投入和为了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从而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的活动。这同样的情感当然是指一种美好的情感。[16]这种“美好的情感”，才是文学赖以生存的支撑点及其所传达出的精神乌托邦。
文学平庸化的倾向，无疑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现世主义”的折光，自恋、自娱式的一己情愫，不可能上升到恢宏大气的人类情感。诚然，文学的低层面是“自我言说”，高层面则是“代人言说”；由一己而公众，由个体经验而普遍情感，由忧愤深广而悲天悯人。就是以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著称的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也曾举西方例子：西洋文学三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索福克理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是“借用了小说式说教”，“但同时也写出了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17]。任何大家大作皆是如此。正视当下，心存高远。我们应有“仰望星空”的理想和憧憬。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尽管当下文学的平庸化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它的必然趋势也丝毫无可阻拒我们仍然执着地对于坚挺艺术的向往和呼唤。
我们晓得：文学是一定时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必然反映。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和平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时期，然而社会的大转型并不一定都以真刀真枪的“战争”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刀真枪的“战争”，只是摧毁了一个旧的社会范式的外部形式，而远非彻底动摇了更为根深蒂固的以群体心理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都无疑地综合作用于“文学”这方精神的净土和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在承认理想与现实永恒矛盾的基础上，也承认疲软与坚挺、平庸与高贵的辩证关系。积蓄着人类精神的文学，一定会在所谓“不是文学的时代”，酝酿和滋生出属于文学自身的坚挺与高贵来。
[1]参见李建东《当代文坛艺术软化的倾向》，《文艺报》2002年7月13日。
[2]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3]Hess·B.B.，et al，Sociology，New York：Macmillan，1988，pp.405—406.
[4]凯伯特：《乌托邦》，引《外国学者评毛泽东》（3），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5]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6]包忠文主编《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7]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0页。
[8]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9]徐德锋：《边缘乌托邦——90年代文学的一种价值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10]贝特编《文论精粹》，英文版，纽约哈科特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662页。
[11]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12]马平川：《文学断代现象分析》，《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3]王安忆：《对文人丧失理想决不原谅》，《文论报》1995年3月15日。
[14]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5]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5—36页。
[16]钱谷融：《关于文学精神》，《文汇报》2009年1月4日第7版。
[1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