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国民意调查的发展
跟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民意调查的发展历史相对曲折。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等地的民意调查也具有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征。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一 中国大陆民意调查的发展
在中国，《诗经》可以说是最早的民调雏形，但科学的民意调查却是一种舶来品。在科学的民意调查引入之前，政府管理者只能依靠自身经验和智慧来把握民意，比如采取微服私访等方法深入社会底层了解民意。然而，由于社会成员数量巨大且分散，而管理者个人能力又非常有限，再加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对于有关自身的公共事务和现象的意见和态度常常缺乏清晰表达的渠道和能力，因此，在没有科学获取程序保证的情况下，民意往往是难以捉摸的力量。
中国大陆的民意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11月由心理学者张耀翔组织实施的、针对北京高等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14周年校庆来宾的时政热点调查，主要内容涉及总统选举、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公共管理等当时较为敏感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现实，中国大陆的民意调查在经历最初所谓的“趣味性阶段”之后，并没有迎来随后的稳步成长期。在从1922—1949年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以及对实证社会科学的不重视，民意调查一度销声匿迹。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民意调查社会影响力很小，因为民意调查的客观环境基础是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民意调查是1979年9月《北京日报》内参部在北京维尼纶厂进行的。该次民意调查希望了解不同层次的企业职工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例如，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看法、最反感和最感兴趣的事情、认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从事专业民意调查的机构相继诞生。198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成立，12月中国社会调查所成立，1992年零点调查公司成立。2000年中国市场调查行业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意调查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
有研究者（汤建军等，2012）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陆的民意调查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个阶段各类商业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数量和规模上超过了传统的调查组织。同时，民意调查日益为社会所接受，并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教学机构纷纷开展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民意调查。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至2000年。这个阶段，对于民意调查的需求迅速增加，境外一些著名的调查公司，如美国盖洛普调查公司、澳大利亚的模范市场研究社、香港亚太市场研究公司都进入大陆市场，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给中国民意调查事业带来了全新理念及调查技术，催生了民间独立市场研究与民意调查机构的成立。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开始介入民意调查领域，政府机构也开始设立各类民意调查机构。三是2000年至今。这一阶段，民意调查呈现事业发展的多元化、资金注入的多元化、调查内容的多元化等特征，民意调查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二 中国香港民意调查的发展
成熟的公民社会离不开民意调查。香港的民意调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普通市民的日常交流，“民意调查”都是一个高频使用的词汇。
在香港，民意调查通常由大学里的学术机构实施，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设有民意调查中心，政府、社会团体一般均委托这些机构进行民调，而媒体往往只是发布民调的平台。香港人自港英时期就对社会事务很关注，只不过在当时大多数市民只能做个“关注的旁观者”，回归后关注公共事务的空间不断提升，科学的民意调查成为普通市民了解社会脉络、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途径。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民意调查可以让自己知道他人所想，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跟自己有同样的关注，他们就会大胆表达，政府也不敢无视。
民意调查的功能不仅仅是表达意见，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香港市民监督政府、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注重民意的传统在港英时期就已形成了。香港推行的一系列至今仍让市民受益的政策，如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公屋政策，大多是通过层层民意调查、融合市民意见后制定并修改完善的。
从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开始，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几乎每个月对官员进行一次满意度和支持率的调查，并形成惯例。官员的满意度调查只是香港几乎天天进行的民调的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几乎都会有民意调查，这些调查同样是对政府的有力监督。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曾宣布要申办亚运会，结果，立法会基于民意调查毫不留情地否决了亚运申请的拨款要求，务实的香港纳税人准确地表达了对这个“耗资巨大但是没什么人参加的运动会”的反感。
当然，民调并非总是处处跟政府“对着干”。香港政府其实是一个熟练使用民调的高手。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周都有为政府做的民意调查。这些调查政府不一定公布，但是他们会拿来作为内参，尤其是有新政策出台或者大的公共事件发生时，这些调查有助于及时准确地了解民众的想法。
香港的民调经历了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不断积累起口碑和信誉，才有了今日备受关注和信任的地位。几家尤其受尊重的民调组织各自都有严厉到近乎苛刻的标准。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计划给自己设立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无论谁给钱做调查，调查的学术范围问题任何其他人不得插手。这也是全港民调共同认可的原则。第二条，自己所做的调查，不予评价。第三条则是不会给媒体独家新闻的机会。最后一条是，如果需要公布结果，必须完整地、全面地把调查公布出来。委托方不能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题目，如果片面地或者在调查未完成前就公布出去，民调机构会立即在媒体澄清，并且公布全部结果。
调查是否科学中立是民调口碑的成败所在。基于此，各个民调机构非常注重调查的透明程度，几乎所有可公布的民意调查研究资料向所有公众开放，调查问卷、调查方法、调查资金流向等等都会存档归类，供公众查询。若是影响到调查对象资料泄露或者资金使用不明、不公正的情况，甚至可以向警方和香港廉政公署（ICAC）投诉。
三 中国台湾民意调查的发展
一般认为，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52年2月《新生报》所做的“对日合约”民意调查。这次民意调查以夹报方式共寄出28.3万份问卷，回收约5.8万份，调查结果于2月22日发表于该报的第一版。另一项早期的民意调查是1954年由《联合报》所举办的针对“简体字运动”的读者意见调查。由于受限于当时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调查方式略显粗糙。
1956年6月，《新生报》成立“民意调查部”，下设研究、编辑、统计三个小组，这是台湾第一个专业民调机构。1958年台湾成立“中华民国”民意测验协会，这是台湾第一个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研究与实践的学术团体，该协会成立后承办了许多政府机关、团体及企业委托的调查项目。这一时期，由于台湾仍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民意调查的制约因素较多，且民调结果无法深度反映到政府的决策中，总体而言，民意调查数量少、规模小，在理论、方法和内容上少有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民调机构迅速增加，调查规模开始扩大，民调方法的科学性、调查的效率和品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媒体相继成立民调机构，并经常就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民意调查。1988年始，《联合报》率先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以改善民意调查的效率与质量。
1987年台湾“解严”后，随着媒体报道自由度的提高，民意调查得到了快速发展。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媒体机构充分运用现代技术进行民意调查提供了便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民意调查的技术门槛。除媒体外，学术机构如“中研院”、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及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此时台湾的民意调查可谓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
台湾民意调查的应用十分广泛。首先，从台湾当局组织的民意调查来看，往往以政策方向、施政措施反应为主题。自1979年起，台湾“行政院研考会”即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面对面访问调查，其中的议题之一就是了解受访民众对施政措施及各机关公务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度，这类调查如今已形成惯例。其次，从台湾各个政党的民调中心看，民意调查被广泛地运用于日常决策，并且在选举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种以选举为主要目的、为选举服务的政党民调中心，不仅能够在选战的各个阶段及时掌握民意的变化，从而做出政策调整，而且已被用于党内的初选。最后，从岛内媒体所做的民调看，其选择的议题更加多样，除了政治议题外，还包括新近发生的社会、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大事。
[1] “萨尔”原是法国的受保护领地，1957—1959年重返德国后即为萨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