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知识、态度与行为

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的运行需要让公众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通过参与选举表达其政治态度，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以有序且有效的方式寻求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然而，跟前面提到的态度的三个要素并不始终合拍一样，知识、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简单的正相关。

一 知识与行为

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政治知识水平较低，会影响普通公民参与民主过程的能力吗？一些学者指出，现在还不清楚什么知识是公民行使民主所必要的，或者说，呈现给被调查者的问题能否准确地测量所需要的政治知识（Krosnick，1998；Kuklinski & Quirk，2001）。另有一些学者质疑政治知识评估的方式，认为典型电话调查中的“弹出问答”格式是一种误导，公民在相应的判断和决策中并不是这样利用信息的（Prior & Lupia，2005）。他们指出，大多数人并不拥有随时可提取的百科全书式的政治知识，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做的政治判断和决策是毫无根据的。当人们面对相应的判断或决策时，肯定会寻求并利用相关的信息。洛奇等人（Lodge，Steenbergen，& Brau，1995）认为，人们将信息融入相关的意见，而不是选择花费精力去记住信息。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知识对于态度和行为的作用。知识除了有助于对新信息的理解和保持外，还可增进相关判断的速度（如，Fiske et al.，1990；Paull & Glencross，1997），提高人们完成决策任务时利用线索的能力（Paull & Glencross，1997）。这表明，政治知识较多的人更能够有效地整合各方面的政治议题，权衡具体政策的利弊和综合政治候选人的各种特征。

与此相一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能认识到某一政策与其物质利益或其他核心立场的关联，因而更可能鉴别出哪些政治候选人与自己的观点一致并能制定他们所支持的法律（Zaller，1992；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熟知政治知识的人也能更好地认识各种政策立场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更可能采纳与其意识形态一致的态度（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

知识还可提高人们批判性地评估劝服信息的能力（Wood，Kallgren，& Preisler，1985；Ratneshwar & Chaiken，1991），并对劝服诉求形成有效的反制观点，从而对态度改变进行抵制（Wood，1982；Wood et al.，1995；Muthukrishnan，Pham，& Mungale，1999）。也就是说，政治知识越丰富，其表现出的态度稳定性也就越强（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

知识可为人们提供计划并实施行为策略所需要的信息，使人们有效地参与到表达态度的行为中。例如，有研究表明，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可以促使那些支持环境保护的人在行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Kallgren & Wood，1986；Meinhold & Malkus，2005）。政治知识还能很好地预测投票行为：拥有丰富政治知识的人在选举日参加投票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政治知识较少的人（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Popkin & Dimock，1999）。

然而，知识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知识本身不足以改变人的判断和行为。比如，在美国抗击艾滋病的初期，公共健康官员曾设想，如果能给民众提供关于艾滋病的知识，他们就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恰当的调整（Helweg-Larsen & Collins，1997）。随后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病教育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美国成年人都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它是如何传播的，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DiClemente，Forrest，Mickler，& Principal Site Investigators，1990；Rogers，Singer，& Imperio，1993）。但是就更广泛的目标而言，这一公共教育运动对公众的实际行为并没有产生可靠的影响（如，Mann，Tarantola，& Netter，1992）。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开展的垃圾分类活动也是如此，尽管通过各类宣传，公众对垃圾分类的意义和知识的了解都显著增加，但垃圾分类的行为仍极大地滞后于知识和态度。

知识是一种有力的促成力量，它赋予人们特定的认知和行为能力，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动机，即便有足够的知识，对判断或行为的作用也非常有限。除非人们已经具备相应的动机，这样一来只要增加相关的知识就有可能对其判断和行为带来适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知识的影响取决于任务的性质。知识赋予了人们大量重要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对于那些仅需要这些能力的任务而言，知识具有强大的影响。然而，对许多任务而言，仅有能力是不够的。对于那些主要受动机驱动的任务，知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对于那些既要求能力又要求动机的任务，知识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二 态度与行为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也很复杂，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问题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由态度可预测行为。凯利和米尔（H.H.Keney and T.W.Mirer）对1952年至1964年期间有关美国四次总统选举情况的民意调查进行分析，发现选民在投票前两个月的民意测验结果与实际投票情况一致的占85％，这表明选民的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是一致的。

然而，社会心理学家拉皮尔（R.T.Lapiere，1934）进行的一项著名研究表明，态度与行为并不一致（R.T.Lapiere.Attitude and actions.Social Forces，13，230—237.）。20世纪30年代初，绝大部分美国人对亚洲人持有负面种族偏见。为了研究这种偏见的影响，拉皮尔邀请了一对来自亚洲的年轻夫妇驾车环美国旅行，观察他们所经过的旅馆和饭店的老板会不会因他们对亚洲人的偏见而拒绝接待。结果表明，他们经过66家旅馆，只有一家拒绝他们住宿，而184家餐馆没有一家拒绝他们用餐。六个月后，拉皮尔教授通过写信的方式询问他们经过的旅馆和餐馆是否愿意接待亚洲人。结果在收到的128封回信中，回答不愿意接待的占总数的93.4%；回答不确定、视情况再说的旅馆有三家，餐馆有六家；回答愿意接待的只有一家旅馆。这一实验结果证明态度与行为是不一致的。

杭州市民情民意办公室曾于2010年8月份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1200户居民家庭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达98.3%的市民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表示认同。然而，市民的行为与其态度存在很大的落差。调查数据显示，有65.1%的市民表示垃圾容易分错，37.7%的市民仍把产生的所有生活垃圾混装到一个垃圾袋，扔到垃圾桶中。

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影响态度与行为一致性的条件，首先是态度的强度。个体赞成或反对的信念特别明确、强烈，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就高；反之，态度软弱或模棱两可，态度就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就低。其次，社会情境对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也有很大影响，当个体的行为遭受到社会情境的很大压力时，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就降低。如果社会舆论或外部压力特别强大，个体很可能做出违心的事来。此外，态度测量与行为的时间间隔也有关系，两者间隔时间越短，其一致性越高。拉皮尔所做的旅行跟问卷调查如果不是前后相隔六个月，而是旅行结束后立即实施，那么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就可能不会那样大。

事实上，不仅态度影响行为，行为也会影响态度。社会生活中，个体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实施与角色身份相符合的行为，当角色转换、承担新的社会角色时，就要从事新角色规定的行为，角色态度也会随之改变。我们平时俗称的“屁股指挥脑袋”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