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权利能力与人格权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依法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人格权与人格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近年来普遍认为,自然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健康等人格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有的,是维持自然人主体资格所必备的权利,任何自然人一旦不享有这些人格权,则其作为主体资格的存在也毫无意义。“人格权为构成人格不可或缺之权利,如生命、身体、名誉、自由、姓名等是。”(注:王伯琦:《民法总则》,57页,台北,自版,1994。)另一方面,保障人格权实现,也就是要充分尊重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个人自主性人格的释放,实现个人必要的自由,这本身是实现个人人格的方式。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高级需要在法律上的表现。例如,充分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个人不受任何来自公权力的不当限制,不受任何非法的拘留、逮捕或者行政强制等,才能够给予个人人格发展的充分机会。还要看到,人格权与人格相始终,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不消灭。(注: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总说明》,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人格权不是对于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权利,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权利,人格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因此与人格不可分离。(注:参见梁慧星:《民法典不应单独设立人格权编》,载《法制日报》,2002-08-04。)还要看到,主体制度无法调整各种具体的人格关系,具体的人格关系只能通过人格权制度予以调整。无论是公民还是法人,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格进入市民社会,就会与他人形成财产和人格上的联系。这种人格关系显然不是主体制度所能够调整的,主体资格是产生人格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产生具体的人格关系还要依据具体的法律事实,包括人的出生、法律行为等。某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对他人的人格利益造成侵害,进而产生了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这些显然也不是主体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
人格权的专属性并非意味着其与主体资格是合而为一的。上述主张人格与人格权等同的观点其本意是突出人格权的极端重要性,并强调人格权的专属性。应当承认,绝大多数人格权是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但强调人格权的专属性,即强调人格权不得转让、抛弃、继承,并不意味着人格权本身与权利能力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权利的专属性与主体资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强调生命、健康、自由为主体所当然固有,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就等同于主体资格。(注:参见陈民:《论人格权》,载(台湾)《法律评论》,第28卷,第8期,13页。)还要看到,人格权受到某种限制或克减并不会影响权利人的主体资格,而只能影响到民事主体的具体人身利益。(注:参见曹险峰等:《人格权法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3)。)更何况,随着近几十年来人格权商品化的发展,某些人格权的权能可以转让,出于经济目的加以使用,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这一变化表明,人格权与人格的关系已渐渐发生分离,仅仅以生命、健康、自由来解释人格权显然是不妥当的。另外,一些新的人格利益和人格权出现,使人格权与主体资格发生了明显的分离。例如,在日本判例中出现了“宗教上的宁静权、作为环境的人格权(包括通风、采光、道路通行等)”;在欧洲出现了所谓的“形象代言人权利”,甚至一个人的声音、笔迹、舞台的形象等都可以受到人格权法的保护。这些人格权显然与同主体资格有密切关系的人格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就表明,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已经不仅仅限于与主体资格有密切联系的人格权,也越来越多地包括了与社会环境有关的人格利益,当这些利益受到侵害时,也要受到特殊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