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难点探析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加强，又要改进。“加强”与“改进”是相辅相成的。“改进”以“加强”为目的，又是“加强”的根本途径。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探索和研究人的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现在就来探讨一下当前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一、主旋律与多样化
新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是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出现多样性、多层次性是必然的。要正视这个事实，强求一律是不妥的，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放任自流、不加引导也是危险的。
首先，要明确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但并不都是进步的，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事业提倡的，要把“允许存在”同“鼓励提倡”区别开来；其次，在承认多样化的同时，一定要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绝对不能是多样的、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扬主旋律，就是由此而提出来的。
主旋律原是音乐术语，指在多声部的音乐中，有一个声部旋律性最强，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声部起衬托作用。把它移植到宣传思想工作中来，“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1]。
一个“指导”、四个“提倡”就是我们的方针。
笼统地宣扬“多元化”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于：（1）只讲多少，不问是非。似乎多就是好，就是民主，借口任何主张都允许存在，抹杀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2）只讲共存，不分主次。多元共存，平起平坐，意在否认主导思想的存在。（3）只讲差别，否认一致。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是在根本一致的前提下的差异，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讨论解决。
明是非，别主次，才可能理直气壮地高扬主旋律。
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在当代社会，有先进的文化，有落后的文化，也有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反映和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先进文化是社会前进的号角，倡导先进文化是革命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先进文化是与腐朽文化对立的，坚守思想阵地，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则是对人民、对青少年不负责任的表现。思想工作重在建设，但对错误思潮进行批评也是必要的。邓小平说：“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2]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提高识别、判断和选择能力，有助于青少年在复杂环境中健康成长。这是人生的基本建设。
在思想多样性、多层次性的条件下，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如何定位呢？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教师、学生的思想都应定位于社会的先进层次上。有些社会上允许存在的，校园内未必允许存在；有些社会上一般人做不到的，校园中的人应率先做到。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首善之区，担起先进思想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的重任。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准确地定向、定位，既不能转向，也不可错位，要旗帜鲜明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二、物质与精神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既是哲理问题，又是现实问题。
人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生活、精神需求、精神境界是人类特有的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谓“特有”，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我国汉代的思想家王符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人，崇高的精神成就崇高的人，反之亦然。
是否存在没有精神的人？没有的。人人皆有精神，或崇高或卑下，或振奋或萎靡，或阳光或阴暗。我们要探讨的是精神状态如何优化。
现实生活的情况如何呢？你是否赞成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物质多于精神的时代？这个问题很尖锐，确实值得深思。直白地说，现在确实有些人只重视物质生活，而不重视精神生活，甚至是处于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萎靡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是“精神万能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些人又走向另一极端，陷入“精神无用论”。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分析澄清。
例如，我们反对“假大空”的崇高，可是能否由此就否定一切真实的崇高呢？
又如，不讲物质利益原则是不正确的，可是能够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生活中的唯一原则吗？
再如，发展市场经济就只讲实惠而不讲精神了吗？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完善化难道不是必须重诚信、讲法治吗？
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江泽民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种相互联系的伟大成果，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精神文明的发展，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经济建设搞好了，生产力发达了，就会给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充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精神文明有它的相对独立性。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地就会好起来，而物质条件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搞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实践证明，两个文明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它们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3]
既然“两个文明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那么研究新时期的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是精神性生命成长的关键期。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就要关注青少年的精神生活、精神境界，促进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教育家将之称为“教育本质的回归”。
这项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以下几点尤为需要关注：
（一）精神与理想信念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4]
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5]
这些都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从理论上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是，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精神、社会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所以，培养“四有”新人，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二）精神与文化
精神成长需要营养，文化、历史就是主要的精神食粮。
思想教育不能只是向人们提出要求和希望，要求人们去做什么，重要的是搞清楚为什么，取得思想文化上的认同，这才可能培育自觉的行为。
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可以看出，历来是政史不分家的。人的正确政治观点和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新的历史观，学习它不是背诵现成的结论，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要运用它重新研究社会历史。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建议领导干部阅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来又曾多次讲过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曾建议编写不怕鬼的故事，引导大家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加强“两史一情”教育则是江泽民提出的。1999年1月，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讲话，再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他还指出：“必须认真进行中国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教育。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7]
寓教于文、寓教于史的说法，符合教育规律。文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直接地规范人的行为，而在于开阔人的视野，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和形象感染人、熏陶人，帮助人们更清楚地明辨是非、识别美丑、陶冶情操。江泽民在1999年为祝贺《中国通史》出版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中说：“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8]“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9]
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思想精华，有助于正确地认识社会、思考人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满足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都是需要认真学习继承的。众多爱国者、先行者的奋斗事迹，更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文化大革命”时期粗暴地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导致虚无主义泛滥，造成文化的断裂，毒害波及几代人。这个教训现在依然值得注意。
学习历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借鉴和汲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历史的评价常常是同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历史观不可以掉以轻心。要大力拓宽思想教育的领域，当然也就意味着要相应地增强思想导向的高度和力度，切不可让各种“戏说”泛滥校园，造成不良影响。
优秀文艺作品塑造的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能够帮助人们净化心灵，感悟人生。剖析几代人思想成长的轨迹，能看到经典名著的影响，不仅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甚至影响人的情趣爱好、行为举止。有作家说，读者在与主人公同哭同笑同焦虑同挣扎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近几年，有些人主张文学作品要去英雄化，创作了一些格调低下的作品，影响极坏。有人调查青少年的阅读收获时，常见的答案是“有助于提高写作技巧”。这种没有灵魂的阅读，同盲目的艺术考级一样，都是美育“失真”的表现。
美和德是亲姐妹。德育与美育、艺术教育结合，能够获得更强的感染力。与优秀文艺作品为伴，是会一生快乐的。
培根在《论读书》中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人的成长是由多方面认识和体验合力推动的。文化素养并不就是政治素质。但一般说来，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人，大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精神的广度与精神的高度关系密切。研究这个特点，有助于积极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使思想政治教育植根深固，更具说服力。
（三）精神与幸福人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解释人生，也可以说物质贫乏不会幸福，精神空虚也不会幸福。
什么是幸福？哲人说，幸福是一个谜，让1000个人来回答，就会有1000种答案。最简单的解释，可以说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但是，众多思想家更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富足。
人有物质才能生存，人有精神才谈得上生活。生存与生活的不同，也许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人有积极的精神状态，有崇高的追求，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鲁迅说：“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
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不同，幸福感的内涵也就不同。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抵制庸俗的幸福观。锦江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有一副楹联：“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对“功名富贵”的这种理解，说明教育的根本功能在于引导人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拒惑脱俗，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
大学生处于特殊的“精神发育期”，理性思维逐渐成熟，“三观”逐渐奠基，心理和情感逐渐稳定，一只脚已经踏入社会。学会过思想生活，提升精神境界，修炼精神品格，对一生会产生积极影响。
三、利益与责任
现在人们都关心利益问题，这并没有错。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思想道德教育讳言利益，误认为道德是同利益对立的，这并不正确。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纪律规范都是为协调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也是以人民利益为立论基础的。所以不应“谈利色变”，关键在于倡导怎样的利益观。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的过程中，对利益观有着全面深刻的论述。
邓小平说：“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10]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都要协调发展，否则，势必两头都受损失。他提出，要重视人的物质利益，“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12]
邓小平主张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下放权力，实行多劳多得，建立健全责任制。“责任制”是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中的主要观点，但它在伦理道德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主张把利益观念同责任观念统一起来，把利益创造同利益分配结合起来，并形成机制，借以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利益应与责任相依存，利益是履行责任的结果和报偿。
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13]
邓小平在论述利益问题时，强调了统筹兼顾、落实责任、国家为重等几个要点，对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什么是有德之人呢？首要的是能够自觉地尽职尽责；责任心的高端是事业心，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思想教育要以“责任”为中心，把人生观、利益观、事业观统一起来。
人关心个人利益是很正常的，履行职责而后获利也不是不道德的。但是人不能只关心自己，因为人都是社会的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人的成长都得益于社会，所以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是理所当然的。
爱因斯坦说过：“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受。”“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爱因斯坦的话，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利益与责任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要坚持义利统一，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我们讲的“义”，并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利益面前见人心。有德之人在利益面前能够：（1）以义导利，以理导欲，见利思义，义然后取；（2）危难时能见义勇为，不怕牺牲；（3）勇敢地同见利忘义、以利害义的丑行做斗争。国家的振兴，社会的进步，都需要以这样的有德之人为中坚、为骨干。
四、德与法
德与法的关系密切。两者有区别，如表现形式、实现方式不一样，内容规定、调整范围也不尽相同；但两者又有紧密的联系，如两者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法是传播道德的手段，道德则是法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所以说，德与法是相辅相成的。
在我国历史上，有的人重德轻法，有的人重法轻德。两者都有明显的片面性。比较起来看，儒家道德立国的思想影响更大一些。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仍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我国的法制建设，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快马加鞭迎头赶上来的。在我国，从传统的人情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依然任重道远。思想教育与社会转型对接，有必要更加重视法治教育。
民主是青少年最关注的热点，如果只谈民主不要法制，就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民主要法制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对法治建设、人的法治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海”要有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否则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甚至可能有灭顶之灾。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长期存在重说理、轻管理的倾向，教育与管理缺少明确的规范要求，或者徒有规范而无执行力度，说理的作用就会空洞乏力。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性失衡逐步被纠正，学校越来越重视法纪教育，增设法律课程，把它纳入“大德育观”之中，同时建章建制，加强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德法并举，相得益彰。
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这个发展，源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关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关于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的思想，关于“四有”新人当中理想、纪律最重要的思想，意义深远，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战略同步的。我们应以此为指导，进一步探讨思想教育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更自觉地学会“两手抓”。
（一）在思想教育中增强法治教育的内容
法治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因此法治教育不应是辅课，而应是一门主课，是人人都应必修而且应该学好的主课。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曾提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14]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教育人民知法、守法、用法。不宜把法治教育仅仅归结为守法教育。用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民个人和国家的合法权益，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应是法治教育的重点。邓小平说：“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15]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高素质的表现。
青少年逐步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行为习惯，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对人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这样进行思想教育，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也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这还有助于纠正过去长期存在的一种误解，即道德只重义务而不重权利。这种道德，至少可以说不是新时期所需要的社会主义道德，它无助于人的现代化。
（二）思想道德建设的许多内容可以法制化
道德建设的三大领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的部分规范已经法制化了。例如，在社会公德方面已制定一些社会生活管理法规，包括公共场所文明法规、市容环境管理法规等。在《教师法》中已有职业道德的要求，《婚姻法》已经写进了有关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道德建设不能仅是靠读书上课，更不可以坐而论道、空对空，它是可以通过法律制度获得支持和保障的。按照这个思路，学校在健全制度、完善管理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要研究制度文化，不断充实管理规章、管理工作的思想内涵，把晓之以理同导之以行、约之以规结合起来。
（三）严格执法，加强管理，优化育人环境
通过法的实施，保护、奖励合法行为，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是端正社会风气、形成良好道德环境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既能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也能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环境育人也是近些年备受重视的教育新观念之一。
强调德与法的相互促进作用，并不是否认两者的差别，更不能把道德问题当作法律问题对待，或者用法律手段解决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新时期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思路是德法并举，说理与管理并重。对于学生的不良行为，要加强思想教育，对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权利与义务
民主与法治教育的一个重点，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
权利与义务本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这在理论上无可争议。可是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有些人强调义务是核心，认为公民教育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关注社会，缺乏责任心和公共精神等。也有人说，权利是基础，认为公民意识薄弱源于缺乏民主传统，并且认为，我国通过“人权入宪”等重大举措，正在由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正在进入民主法治的权利时代。
在思想教育中，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要研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正视国情，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我国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有君主而无民主，有君权而无民权，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只是皇帝的子民，义务很多而权利很少。那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德育理论成为主流，它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把人民束缚得紧紧的。梁启超说过，臣民观念造成中国人的人格缺欠。
推翻了封建统治不等于肃清了封建遗毒，思想落后于存在的现象是历史上常有的。只有正视这段历史，才能认清思想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从国情出发奋力革故鼎新。回避它，甚至是粉饰它，像某些歌颂皇帝和美化宫廷生活的电视剧那样，会热热闹闹地模糊了是非善恶。
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我党更多地关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才痛定思痛，认识到封建影响的危害。
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中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6]邓小平认为，这种影响在领导制度方面的表现，有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现象等。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有宗法观念和等级观念、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官商的体制和作风、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不重视科学和教育、闭关锁国等。
“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与封建影响有密切关系。开展公民教育必须正视国情，不忘国情，有明确的针对性，警惕并努力肃清形形色色的封建遗毒。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现象已有很大改变，可是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肃清千年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对此急不得，也松不得，只能坚持长期的韧性的战斗。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重视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体现。
（二）尊重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
开展公民教育，应遵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权益是指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和利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而存在，具有相依性。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两者之间还具有相成性。人的权益得到维护时，就会对社会和群体产生归属感、认同感，从而激发维护社会和群体利益的责任心、义务感，而且还会引以为荣，形成荣誉感。反之，就会产生离心倾向。脱离实际、回避权益的德育，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保障人民权益重在制度建设。首先是领导制度。200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制定了具体措施。其中也体现了抑制公权对私权侵犯的思想。与此同时，要大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建立群众自治制度，确保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学校要研究管理文化，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有着良好的教育效果。公民教育不能依靠说教，而是要通过健全民主生活，实实在在地提高公民素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于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现在学生的权益有保障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实的情况如何呢？
体罚和变相体罚屡禁不止，很令人担忧。有罚站的、罚跪的（有的学校强制考试成绩在80分以下的学生在操场下跪，然后跪着行走到教室去领自己的试卷），还有罚款的（某校制定了“罚款班规”：课堂说话第一次罚两元，第二次罚四元，第三次罚八元……），如此管理，是不是侵权行为？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有的学生甚至会积怨成恨，走向极端。压力激发暴力，这是教育的悲剧。
同过去相比，当代青少年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这是好事。上述事件就是学生用手机拍下来发到网上，才被有关方面知晓的。看来，通过网络监督反腐反暴是有效的。有的老师心存恐惧，抱怨学生难管、工作难做，这大可不必。不曾做坏事、违法的事，有什么可怕的？
（三）树立正确的权益观
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课题，可以关注以下四个重点：
1．主体性
要培养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能力，这是社会主义权益观的本质特征。要懂得珍爱和正当地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并能自觉地为更好地实现权益而努力工作，以主人翁的身份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2．平等性
所有人的权益都同等重要，每个人都应把握“权益边界”，不得侵害他人的权益。自由与平等是相辅相成的。要尊重他人，学会共存。有人担心，讲权益多了会助长个人主义，这是一种误解。把个人主义与个人权益混同起来，也算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吧。
3．合法性
公民要知法、守法、用法，自觉地用法律规范行为，用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调解利益冲突。“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教师更要做依法治校的表率。
4．社会性
从根本上说，权益的实现和保障是社会性问题。（例如，劳动就业是人的基本权益，但是它的实现却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就业难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要放开眼界，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知道新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特别是要了解改革开放的优越性和艰巨性，为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好准备。开阔视野、了解国情才能摆正个人的位置。经验证明，人的视野宽窄与觉悟高低有正相关关系。
权益观教育重在实践。一方面要在民主的校园生活中锻炼成长；另一方面要走进社会大课堂，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
六、主导与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兼有政治、教育两种属性。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理应兼备政治家和教育家的两种品格和智慧，缺一不可。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人的政治立场坚定，但不善于施教于人，尽管工作辛辛苦苦，却收效甚微。还有一些人热心从教，甚至能够与学生打成一片，但缺乏政治的敏感性和坚定性，往往仅根据学生一时的好恶搞活动，结果是形式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学生受益不多。此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成为上面所说的“两家”，需要长期的努力。要具有政治学科、教育学科两方面的知识不算太难，而要具有政治家、教育家两方面的品格和智慧就不易了。这里所说的“品格和智慧”，主要是指政治敏感性和教育敏感性，指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及时地觉察政治动向、思想动向，并能觉察到教育的时机和途径。简单地说，就是善于同时从政治上和教育上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善于”是指有这种觉悟和能力，甚至是有这种习惯。修养到了这种境界，有了这种智慧，就可以较好地把握事物的规律，做到事半功倍了。
知道事物是什么样的，说明你有观察力；知道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说明你有辨别力；知道事物怎样才能变得更好，才说明你有智慧，有真正的才能。
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学习掌握哪些新的教育观念呢？首要的是探究教育过程中“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在教育界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这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净化和美化人的心灵，这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内化过程，更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这是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为此要研究探讨以下三个关系：
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但是从我国教育实践方面来考察，“重教轻学”的倾向由来已久，满堂灌、填鸭式、以考试为指挥棒的教学方式，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种情况在智育、德育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什么是教学？有人认为教学就是教书，就是讲授一门知识、学问。这并不正确。陶行知说过：教学就是教学生学。现在或可更具体地说，教学就是教学生乐学、会学。
素质教育着眼于人的发展。发展是不能由外人给予的。内因是发展的动力，外因是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可以说，素质教育就是主体教育观。
主体性包括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与它对应的词就是依赖性、被动性、模仿性———这些正是全社会亟待医治的顽疾。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背诵标准答案，也不是“我打你通”，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探究、自主地分析解决问题，规范行为。教师要努力转换社会角色做导师，由做“演员”转换为做指挥、做导演，通过精心设计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获得体验感悟。“导是更高级的教”。这是叶圣陶的名言。要研究、掌握“导”的艺术，诱导、引导、指导、辅导学生自主学习，这样获得的认识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乐学是一种素质，会学是一种能力，都是能够终生受益的。
（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有人调查研究，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知识技能，有人说是理解爱护……这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深入研究就可发现，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参与的机会、锻炼的机会。青年的特点是自主意识较强而自立能力较弱。他们不爱吃“别人啃过的馍”，而又苦于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实践也证明，锻炼机会多的人成长得更快更扎实。
思想政治教育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会说会讲都不如会做。古人说：“行为德之基”。现代德育理论认为，思想品德的核心是道德判断力和实践力，这些都是要在实践中反复锤炼才能得到提升的。如果思想教育脱离实践，就可能像列宁当年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所批评的那样，培养出一批共产主义的吹牛家。
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大力推广案例教学、问题解决教学、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把接受性学习变为研究性学习。要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运用所学的知识“真刀真枪”地分析现实问题。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能成为教育资源，正确地对社会现实进行辨别分析，就是生动的思想教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是孔子提出的积极的教育观点。对先进事物应学习看齐，对消极现象应引以为戒。即使有些问题一时难以得出满意的结论，学会收集材料、学会思考、学会讨论本身也是重要收获。
从教育理论上说，学会探索比记住某些现成结论更重要，更接近于提高素质。养成对现实问题持积极分析的态度，而不只是消极地发牢骚，是青少年思想和心态逐渐成熟的表现。
第二，把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现在学校的“围墙”似乎还是太高了。“象牙塔”式的教育很难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品德高尚的人才。近几年学校开展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但从总体上说，克服重理论轻实践的偏向依然严重。要改变社会实践业余化的做法，就要把它正式纳入教学计划，形成制度，有指导、有考核、有学分。有些国家规定，社会服务的学时不够，是不能毕业的。我国在这方面的阻力，主要来自陈旧的教育观念，怪不得学生。因为学生每次参加实践活动归来，都有“胜读十年书”的感受，在为人处世方面也会有明显进步。当然学生在实践中也会暴露一些问题，而这正好提供了教育的契机，说明实践对人的检验是严格的。
（三）师与生的关系
教师要尊重、理解、信任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要相信学生的发展潜力，只要引导得法，都是可以健康成长的。教育界有句名言，没有爱、没有信任就没有教育。
要科学地评价学生。不能根据一时一事或表面现象就对人做出结论性的评价，要善于从发展的角度发现学生的优缺点，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进行“识性教育”，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性，帮助他探索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成长道路。现在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常常把是否“乖”（顺从、听话）当作评价青少年优劣的主要标准，有意或者无意地增强了青少年的依赖性，这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
要对“后进生”更加关心爱护。先进与后进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方面后进，其他方面未必后进；今天后进，昨天、明天未必后进；在某种环境中后进，在另外的环境中未必后进……总之，辩证地分析就能发现任何人身上都会有闪光点，都会有相对的优势。青少年的思想存在不确定性，这并不是异常现象。正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教育得法就有可能求得进步。人的觉悟有早晚快慢之别。出现曲折也不一定是坏事，吃一堑，长一智，能够正确地吸取教训，就有可能成长得更扎实。特别是在激烈竞争的时代，帮助青少年正确地对待挫折，提高耐挫能力，也应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能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也是至理名言。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5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76-2077．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368．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0．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1．
[7]同①332．
[8]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强调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中国历史的学习．人民日报，1999-09-06．
[9]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强调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中国历史的学习．人民日报，1999-09-06．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5．
[11]同①146．
[12]同①337．
[13]同①337．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63．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4．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