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一九五三年

致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班同学

亲爱的第一班的同志们：

过年以前，你们（全体）给我来了一封信，我许久没有复，原因你们可以猜想得出，我也不说了。但我是挂念你们的，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常常要占据我一些时间，我有时很为你们高兴，我也得到不少安慰，有时也为你们打算，我总觉得我帮助你们太少了，有一部分怪我，当然主要要怪我，可是有时我也怪你们，当然这个不应该，我以为我有许多时间都被很多不认识的人（也不见得他们就有很多希望，只不过因为他们更主动的找了我，我就不得不被动）占去了。而你们是比他们更有权力这样做的。但你们却因为照顾我而放弃了。现在想到你们学习快告一个段落，实际是结束一种学习。我当然感想更多，觉得有许多遗憾，总想我要弥补一些缺点才好。这些话毫没有觉得你们进步很少或没有什么进步而引咎自责的意思。你们在两年多中是有很大的进步。这一段学习我以为在你们的文学事业中还是会有影响、有作用的，这个进步是由于很多方面，领导与集体，由于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恰恰我的贡献很少，所以就越觉得沉重。我现在想我能做些什么呢？第一，我想你们可以把你们的作品寄来给我看，我是能看书的，我在大连看了不少的书和稿子（此地的人给我看的）。第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同我谈心，特别是当你们毕业的时候，我如果在北京也一定要找你们谈话的，现在我不能来，就用笔谈也可以。第三，当你们毕业时，不管我那时的情况怎么样，我一定赶回来。

不多写了，我等着你们的信与稿子，如在最近，可寄至大连桃源台卧龙街二十三号袁牧之[80]同志转，如稍迟，那就等我的消息，那时候再问田间[81]同志好了。

祝你们快乐！

丁玲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致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班同学

徐刚、之汀、方立[82]并转第二班同学们：

我在最近所知道的北京情况中，你们的消息是使我最兴奋的了。你们已经站在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岗位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要靠你们努力去打下基础，地方上，工厂里的同志们对你们的欢迎是有道理的，他们欢迎你们这一股力量去参加他们的工作，你们是他们最亲爱的同志，是和他们一块作战的战士，血肉相连的亲人了。你们不是旁观者，不只是参加者，而且是领导人之一，因此你们的主人翁感觉，责任心都会使你们立刻就把工厂、合作社、区委会等等当成一个家，当成一个阵地，我祝你们胜利！

我想你们一定想得很多，一定开过很多会讨论到必须注意的事，必须做到的事，而你们所想的、讲的、计划的、正在做着的，一定很周全，很重要，我是可以不必为你们想和讲了的，不过，我却不得不想，不得不告诉你们，也许再向你们啰嗦一次会有好处，也许可以引起你们的警惕和加强信心和对生活的热爱吧。

我是这样想，人为什么会活得这样有兴趣，会常常不由自己的心中充满快乐，会有无穷的力量一天天的生长，克服困难与英勇的战斗甚至乐于牺牲呢？就是他能够爱人，爱很多很多的人，他为人服务，吃苦、受罪，是为了他爱这些人，是真实的爱，深切的爱，毫无自私的成分，但人要爱人，爱得那样纯真，是要去掉很多，甚至完全去掉自私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怎样去掉，怎样成为一个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战士呢？只有真正地和人民一起参加战斗，从斗争中发现他们的美德，爱了他们，又为他们做了事，又得到了他们的爱，这样才会使自己和人民融于一体，才会使自己感到生活、工作、斗争、艰苦的乐趣。这样才会有讴歌人民，抒写自己对人民的情感的冲动和要求，人只有在心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热情，在提笔时，方可能写出“文学的”作品来。我们要走这样一条路，很多伟大作家所走的一条路，先是一个战士，是一个人民的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是为了战斗而成为作家的，而决不是做一个什么也不是，只能编写材料的作家，现在做作家太光荣而且也太容易（我是指所谓有点名气的作家，不曾把很多作家都包括在内），就引诱了很多懒人，以为稍稍播弄几下就可以出人头地了，因此拿一粒谷也想种出一棵大树来。不去施肥，只管浇水。如果只有一些热衷于名利的庸俗者，浪费了一些时光倒也罢了，可忧的是很多有天才和有希望的人在一股风气之下，迷了道，而被戕害了。你们呢，我想都是已经认清了道路的同志们，经过文艺整风、三反、整党等等运动，对于人生观应该已经都认清楚了。不过，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特别须要警惕，要有意识的，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学曾参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改造了一些还要改造，好上面加好，不到彻底不止。

最后，告诉你们，我好了许多，我的病，腰疼，实际对整个说来，没有什么，算不了什么病，不过它对我的职业太有妨害了，就像给你们写这封信我就要分三次写，因为伏案稍长就要影响几天不舒服。因此我总想医好它，但这是慢性的病，一下很难好。三月中我计划要回北京一次，而你们呢，我却希望你们能在下面多住一个时候。

再祝你们进步，成功，胜利！

丁玲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致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班同学

第一班的同志们：

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志，告诉我在新华书店看见满架子都是《桑干河上》，可能又重印了许多。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沉重起来，便找了这本书翻翻，不是依次序的，首先就看了第三十七章“果树园闹腾起来了。”边读边发现了里面有很多不通的句子，不恰当的字，和太文，文得不好的字。我心里真难过。我过去也并不是粗制滥造，也不是粗心大意，而是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自修的原因。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没有把文法好好学过，后来也不注意，也没有人校正我，我就这样习惯了，有时还以为我就要这样写才能表达我的思想呢。有时我也觉得我的文字不简练，但别人却向我说，你有你自己的风格，我把这句好听的话又遮盖我的缺点了。就没有重视它，因此就进步得慢。《桑干河上》出版这样久了，我自己过去还曾校对过，却没有发现有这样多的不好的语句，可能也发现了一部分，觉得不是重要问题，也就算了。也许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也许还生气，但因为是一个老作家写的，不愿意麻烦，懒得批评。当然还有人因为喜欢我的“风格”，就看不见或看见也给以原谅了。可是这书就这样送到了几百万个读者手里！我现在下决心要修改它（大的修改不可能），至少要把文字上修理得少些缺点或错误。我现在把我首先修改的一章寄给你们，请你们帮忙校正，看还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并且请你们，要是有时间和有兴趣的话，帮助我修改其它的章节，哪怕一点点地方也好，一段也好，不一定全部，那个工作会使你们发生兴趣的，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你们不是在学语言学吗！那末就拿我的书本挑挑岔，我欢迎你们帮助我找错处。

我明天去汤岗子了，来信来件直寄汤岗温泉疗养院。

祝快乐！

丁玲 二月二十六日

致田间、石丁[83]

田间、石丁同志：

我以为我们过去太不讲究文字、语言了。同学们也是这样，过去我看过他们的稿子，不通之处很多，文字通顺，是起码应该办到的，而大家都很不重视。我寄这篇改稿给同学们，一方面是希望得到帮助，一方面也是提起注意。我这种作法我想你们是同意的，你们可要他们按照我信上所说的替我找错处，也要发动他们好好审查一下自己的稿子，好好的讨论一下。至于具体作法，那就请你们商量好了。

敬礼！

丁玲

致徐光耀[84]

光耀同志：

先祝贺你的结婚之喜。

你提的几点关于“所”[85]的意见很对。我始终觉得我们搞了两年多，还没有造成一种蓬勃的、热情的、对生活、对艺术有无限倾心的气氛；也就是有斗争、有批评、又能爱人、又有很大愉快的情绪。一个搞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要求这个人是活的，是活得充实而又高尚的。苏联的作品很在这方面用功夫，马特洛索夫就是写这个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有那样多好人来养成了马特洛索夫有一颗高尚的心，他在哪里都是最好的；他在战场上牺牲个人就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我们文学研究所始终还不能成为一个熔炉，现在情况是：大家都很好，相安无事最好，对个别调皮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为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社会，“所”的社会气氛不够，一两个人去谈话批评是不行的，这些人不是怕谈话怕批评的人！只有把大部分人团结好了，大部分人都活得严肃、认真、有意义，那么少数人就同化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因为有许多原因，我们完全献身于“所”的创造的人太少了！我个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这还不是指现在的几个负责人而说，这是包括了全所的人，特别是学员而说的。但我是相信可以搞好的，天下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就行，有共产党员就行。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些经验我们要接受的。

其次就是关于你的去留问题，我个人对你有这种看法：你有些好处，就是有些条件，可是也有些缺点，缺点是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按我的看法，你最好留在“所”内，我已把这意见告诉田间、马烽[86]他们。原因我觉得再打几年底子，生活底子，知识底子，再回部队去。可是，可能他们要求你回去。我以为你是否可以提出来，因为你去年没有学习，最好留下来补学（我也把这个意见说了的），田间他们再把你的意见转到部队去，再学一期后回去。田间他们有你的意见也许好同部队商量些。但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回冀中部队去做工作，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门。你可以写两部作品，为这两部作品做准备，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将来文研所还可以支持你、帮助你的。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发展上，如何起作用。战争不是永远的，建设才是我们的目的。像《幸福》、《金星英雄》、《收获》、《库页岛的早晨》，都是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你回到冀中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你看怎样？你到朝鲜只一年，看的方面少，给自己一些印象，一些启发，准备在你将来的作品中用的，写短点的散文是可以的，想从一些零碎的感受中写出著作来，有血有肉的人物来，那是还不够的。你也不必为写不出着急。

总之，要努力！要夜以继日，贪心的去爱生活，爱人，爱文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的，像马特洛索夫式的青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乐意的帮助你！

四月初我不能回来了！

敬礼！

丁玲 三月十九日

致楼适夷

适夷同志：

前所云稿，现已集起，为整齐起见，抽调了几篇（如以前告诉你的《中国的春天》[87]在内），只得十一篇，七万多字。我想也够了。以后再说。书名《到群众中去落户》[88]。

这书何时可出版？

敬礼！

丁玲 十五日

这本书是给作家出版社的。

致楼适夷

适夷同志：

《延安集》[89]也集好，现无时细校，想在看大样时一道校，不会有大的修改。《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90]我已无存书，望代为找一本。

编后记一道附上。

敬礼！

丁玲

这本书是给文学出版社的。

致楼适夷

适夷同志：

稿[91]寄来后因正在写一些东西，故未校，后来头又痛了，所以一直没校完。昨天收到电报才又校，仍有一部分未校完，但新添进去的两篇都看了一遍，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阿毛姑娘》一篇我有点想抽出来，看看你有什么意见？如方便就抽，当然我还没有十分坚决，因为要十分坚决的话，也许我以为全部都可以抽出来。我这次校稿时，心中有很多感想，我的确觉得都没有什么意思，都不是可以留下来的作品。可是我同时又觉得我近年来的作品也并未超过过去，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而现在的东西，却显得很表面。……因此，我实在不安得很，完全毁了它们么？不写了么？怎么办呢！我真羡慕那些能自满和信心太强的人。可是这些话我同你说有什么用呢！你一定不赞成不出书的！

唉……

稿另挂号寄上。

因此无序文，无话可说。请告总编部（室）。

敬礼！

丁玲 八月十六日

致曹裕明[92]

曹裕明同志：

人常常总要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你看，你会忽然收到我给你的信；而在我的桌子上，忽然会放着你和你孩子的照片。这些事是怎么搞的？我本来在很安静地修改一篇稿子，并且准备这两天都不见客，也不出门，可是一会儿宋学广（一个我不认识的记者）就要来我这里，我约他来我家里吃晚饭。在他来以前的时间里，我一点事也不能做，兴奋，激动。我把他寄来的许多照片看了又看。那不是七年前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桑干河边温泉屯一带的风景、生活、人物吗？这些照片引起我许多说也说不清的感情。我常常想回到那里去看看。去年有个在怀来县青年团做工作的青年去了温泉屯，他来信告诉我一些情形，告诉我你们说起了我。这已经使我神往，使我在梦中回到了那里；可是，总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多么依旧的景物呵！那河流急湍地流着，那胶皮毂辘车，那河滩地，那高粱地，那羊群，那果树园，那丰收的葫芦冰和葡萄呵……而且，还有了熟人哪！我一看照片，我就笑了起来。那不就是曹裕明？他还没有变样子，还是那个样，更使人快乐的是，他竟有了那么大的孩子了！你记得么，我们曾经向你说着玩，希望你请我们吃了结婚酒才走。后来到底也没有吃上。

一九四六年，我在你们那里实际只住了十八天。由于我对于农村工作不熟悉，我对土地改革工作没有经验，又由于当时战争环境不能把工作时间拖得长些，我对于你们工作的帮助实在不大，心里经常抱歉。以后每听到有关土地改革的事情，或者我自己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时（我在石家庄附近村庄搞土改，就花了快五个月的时间），总得把温泉屯的工作拿来回忆，总得再推敲几次那时村子上的情况和工作上的缺点。我的确对你们帮助很少，可是那短短的十八天生活，却给了我无限的创作情绪。当我从你们那里走的时候，我曾向陈明同志说：我的小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回到张家口时，我向组织上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能写作的环境。温泉屯的生活，一切的人和事，坦白的说，我知道得是不多的，可是却不知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向我涌来，我同他们一直亲切地相处着。当我每天写他们的时候——就是不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都要进入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同他们感受一切。有的时候，我还和陈明同志争吵，他不赞成我的那些人物中的某一个人，他要修正他们一些。当我的书写完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感到轻松，心里同这些人分不开。我常回忆他们。我总希望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现一次，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些，更完整些，更成熟些，更深刻些，他们也就会留给人的印象更生动、更牢固些。因此可以说：七年来我是很少离开这些人的。土地改革工作完了，而我还在土地改革；小说写完了，而我还在创作……

那年，我离开温泉屯，到了涿鹿县，知道了战争情况的不利，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呵！我们还来不及替你们庆祝土地改革的胜利，可是我们就又预感到战争将给你们带来灾难。我们曾分享了你们的快乐，然而却不能同你们一道担当灾难。我们用很痛苦的心情去走后来的一段途程。我到了阜平后，只要听说有人从察北察南回来我都要去打听那一带的情形。听说你们那里有了护地大队，我想象着你们一定会参加的。我不能详细了解你们的情况，我就用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的一切斗争情形来想象你们的艰苦。我也听到过许多关于你们英勇斗争的消息，我真想放弃一切到你们那里来。这些消息是多么的鼓舞了我呵！后来又听说你们遭到意外损失，我就下定决心要继续写护地大队。一九五〇年在北京遇到张雷同志时，我告诉他我的打算。去年他又将这段时期的全部经过向我作了详细的述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也知道了很多人的情况。唉，我到现在还怅怅于心的是我有几个认识的人却牺牲了！这段材料在我写来当然是并不容易的，可是，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把这个计划否定。可是，首先我总得再到你们那里来。我想总有一天我就来了，出乎你们意料的事就要发生了。

……

宋学广同志寄来的照片中有关于温泉屯的材料记录，我极注意地看了。我是说不出的喜悦。虽说你们经过极大的摧残，但现在一切却都又兴旺起来，数目字都增加了很多。你们原来是用井水的，有井水的渠，现在，却新筑了大渠，引用桑干河的流水，这样水地就增加了，像“顾涌”那样的人就不必再羡慕桑干河对面“六区”的地了。我猜想你们那里已经没有像这样思想的人了，即使有，也是个别的了。那些老年人、青年人、妇女、小孩都因为生活的美好而显得那么笑容满面，健康和漂亮。在过去，我记得有许多人家都得吃豆皮，现在想必早已不吃了罢？看你们场上的庄稼和院子里堆满了的葡萄，使我心里充满了欢喜，忍不住要找个人谈谈才好。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在那里住一个时候呢？当我还没有去之前，你若有机会来北京，我和老陈都会用极兴奋的心情欢迎你的。

宋学广同志还没有来。我真希望他很快就到，我等着他告诉我一切有关温泉屯的事。

问候你，问候你们全村的人！

敬礼

丁玲 一九五三年十月

附录：

《人民画报》编者按：女作家丁玲一九四六年曾在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要是根据当时搜集的一些材料写成的。今年（一九五三年）九月下旬，本报宋学广同志曾到这个屯采访。丁玲同志从采访回来的图片和有关材料又看到了七年后的温泉屯，觉得异常兴奋。她写了一封信给当年的“战友”曹裕明——土地改革前的一个贫农，土地改革中该屯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今天的屯主任。（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