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东北与蒙古国及俄罗斯交界地区早有鼠疫记载，按照现代观念证实的较大鼠疫流行有2次。伍连德记载1910年在满洲里一带发生当地人称之为旱獭病的腺鼠疫，后转成肺鼠疫。由于捕獭人的四处逃散，使鼠疫沿铁路线传至哈尔滨等城市，波及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地，死亡约6万余人。另一次是1920年在海拉尔发生鼠疫大流行，波及扎赉诺尔煤矿和满洲里的帝俄白军，共死亡1万余人。但1923年以后再未有过人间鼠疫发生的记载。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外贝加尔地区就已经从蒙古旱獭体内检出过鼠疫菌。1923年，伍连德等在满洲里附近从旱獭体内检出鼠疫菌，证实了上述边境地区的人间鼠疫与蒙古旱獭中的鼠疫有关。多年来对该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观察表明，疫源地跨越俄、蒙、中三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蒙古国境内和俄罗斯外贝加尔东南部，而我国境内的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是整个蒙古旱獭疫源地的组成部分，其东部边缘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北和西北与俄罗斯相邻，西与蒙古国接壤。在外贝加尔东南部和蒙古国东部，该疫源地一直处于活动状态，但在我国境内，随着人为猎獭的加剧，旱獭数量越来越少，自1926年以后，也再未发现旱獭鼠疫的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来，曾在该疫源地进行过多次流行病学调查，特别是80年代后连年开展了动物鼠疫的监测，但一直未检出过鼠疫菌。因此，在《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中，并未将该疫源地列入当时认识的8大自然疫源地类型中。

该疫源地也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类型中唯一一个在1949年建国后未检出过鼠疫菌的疫源地，因此主要以近代人类鼠疫流行情况和毗邻国的疫情作为确认疫源地的依据，判断其范围和界限。根据60年代整理鼠疫流行史的资料，认为当时明确的疫源地范围包括满洲里市和牙克石市（原喜桂图旗）所辖的地域，总面积为44 000km ²。1993年又根据历年来对疫源地景观和主要宿主蒙古旱獭的分布与数量情况的调查结果，重新划定的疫源地面积为35 198km ²。该疫源地在我国的地理位置在北纬48°20′~49°50′和东经115°50′~121°18′，其范围涉及满洲里市和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鄂温克旗及牙克石市的一些地区。由于1927年再未发现蒙古旱獭鼠疫流行，更未在该疫源地区人感染鼠疫，因此，该疫源地区疫源性的特点以及人间鼠疫的流行特点，均来源于疫史情况及有关专家的论述。

21世纪20年代之前，该疫源地内动物鼠疫连年发生，流行季节高峰在7~8月，实际从旱獭出蛰到冬眠前6个月不断有流行。人间的感染和流行基本都在夏秋季，冬季以后则转为肺鼠疫所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人感染鼠疫的途径多源于剥皮时通过皮肤创口感染，其次是染疫蚤叮咬，先发生腺鼠疫后转为其他型鼠疫。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多年来虽未从蒙古旱獭体内检出阳性材料，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曾于1979年在1只沙狐，1987年在2只达乌尔黄鼠血清中检出鼠疫F1抗体（1∶20），这些监测结果虽还不足以做出鼠疫流行的判定，但引起了高度的警觉。此后继续加强了这一地区的监测工作，于2004年在满洲里境内监测时，用间接血凝方法检测142份黄鼠血清，结果共检出了14份血凝阳性血清，阳性率为9.86%，其中滴度1∶160的为8份，1∶80的为6份。检出的阳性血清按规定由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专业机构进行了复判。目前正加强检菌的调查研究工作。

该疫源地位于呼伦贝尔高原北部草原地带，北纬48°20′~49°50′，东经115°50′~122°18′。地处大兴安岭山地的西南部，地势由东北向西北逐步倾斜，三面有低山环绕，海拔700~1000m，呈丘陵平原。在乌尔逊河和伊敏河之间形成低沼泽地。还有海拉尔河、克鲁伦河和根河，中部是海拉尔台地，东部为大兴安岭林区。

该疫源地区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为-2.4℃，年最高温度为20~25℃，年最低温度-43℃。昼夜温差大，寒冷季节长，无霜期90~150天，年降水量300~400mm。由西南向东北随地形升高气温逐渐下降，降水量逐渐升高。这一地区虽然降水量较少，但由于温度低，所以蒸发量少，反而显得比较潮湿。

土壤以淡栗钙土与暗栗钙土为主，接近林区的草甸草原为黑栗钙土，局部地区呈现盐碱土。

该疫源地属蒙新区东部草原亚区东部干草原区。在大兴安岭西坡和海拉尔河的北部大部分地区，是以西伯利亚艾菊杂类草类型、羊草类型、羊草和贝加尔针茅类型为主的草甸草原；其他地区则以针茅、隐子草、冷蒿、锦鸡儿、羊草等为主的干旱草原。在干草原区内的低山丘陵地带，有羊草、针茅、杂类草出现，而局部盐碱化低地内则有芨芨草、盐爪爪、碱蓬、马蔺等草甸和荒漠植被的越带分布。

该疫源地属蒙新区东部草原亚区及东北区大兴安岭亚区，经过过多年调查，在这一地区共发现大型哺乳动物13种，啮齿目与兔形目动物21种和鸟类31种。

大型哺乳动物为：野猪、狼、貉、赤狐、沙狐、狗獾、伶鼬、黄鼬、白鼬、狍、麝、黄羊。

啮齿目与兔形目动物包括草兔、蒙古兔、达乌尔鼠兔、花鼠、蒙古旱獭、达乌尔黄鼠、三趾跳鼠、五趾跳鼠、褐家鼠、小家鼠、黑线姬鼠、大林姬鼠、黑线仓鼠、黑线毛足鼠、长爪沙鼠、草原鼢鼠、东北鼢鼠、麝鼠、狭颅田鼠、布氏田鼠、莫氏田鼠。

啮齿类多为草原代表种类，其中分布广泛的有达乌尔黄鼠、布氏田鼠、达乌尔鼠兔和五趾跳鼠。蒙古旱獭分布范围越来越小，70年代后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西麓和中俄、中蒙边境的低山丘陵区和高平原土质中碎石含量较高的地区。黑线仓鼠和黑线毛足鼠的分布较普遍，可出现于多种环境，以平原地区为多。长爪沙鼠主要分布于沙质土草原和植被退化或轻度盐碱化的局部地区。如满洲里附近及其西南部。草原鼢鼠主要分布于湿度大的东部草甸草原和北部沙丘中，褐家鼠和鼷鼠主要分布于城镇和农业区，牧区较少。花鼠和林姬鼠为林区栖居种，仅发现于接近大兴安岭的边缘地带。莫氏田鼠仅见于河湖沿岸和低湿草甸中，分布较局限。狭颅田鼠主要分布在海拉尔河以北和伊敏河以东的草甸草原区。麝鼠为水生种类，在河川地带皆有发现。

在20世纪初之前，蒙古旱獭无论分布和数量都是这一地带的优势种。据调查，20世纪初蒙古旱獭的分布面积大约可达20 000km ²，也就是说在30 000余平方公里疫源地范围内大部分地区皆有旱獭栖居。在1910~1920年两次鼠疫大流行间，平均每年捕獭100万只以上，年收购旱獭皮最高可达250万张，当时旱獭多呈连续性带状分布。

随着猎獭逐年加剧，蒙古旱獭数量渐少。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由带状分布过渡到非连续性的岛状分布，有獭面积明显缩小。据估算，1950年旱獭分布面积下降到1910年的1/2~1/3，旱獭数量也明显下降。即使在最高年份1955年也只收购旱獭皮10.8万张，仅占20世纪初的10%；到1960年又降至1.08万张，1973年1.10万张。经过多年自然增殖，数量虽逐渐恢复，1980年收购到12.1万张，但与21世纪初仍无法相比。此后，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加剧及猎獭人数增加，使旱獭数量迅速下降，到1992年只收到325张，许多近代历史上旱獭的分布区，现在已经绝迹。

另外，从一定面积调查中所获得的洞数和獭数，也可得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旱獭数量动态。野外观察判断1910年前后遗弃的陈旧旱獭分布面积约为目前分布面积的10倍。满洲里市卫生防疫站1962年在满洲里西南部旱獭分布区调查，每公顷平均有旱獭洞13.67个；布夹400个捕获的啮齿动物35只中，旱獭22只（占62.86%）。1973~1975年呼伦贝尔盟卫生防疫站的调查，每10公顷旱獭洞群数1.68~11.80个，一般每一家族占据一个洞群，一个家族有数只到10数只旱獭。腾云峰等1985年对呼伦贝尔西部草原地带的调查，旱獭密度每公顷0.13~0.48只。按调查资料估计当时呼盟旱獭总储量为31.70万只，如繁殖后净增率为20%，每年净增约6.30万只，无法抵偿捕獭的数量。预测旱獭种群数量仍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进入90年代后，旱獭数量更为减少，1991~2004年的监测表明，即使在有獭分布地区，其密度也极低，1995年已降至0.003只/公顷。

旱獭数量减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猎獭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1910年旱獭数量正处高峰时，有11 000余人参与捕獭，收购皮张250万张；1952~1992年在獭皮收购高峰年间每年有600~1000人猎獭，年人均猎獭100只左右，猎獭数远超过繁殖数，使种群数量很难恢复。生态环境改变是旱獭数量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严重破坏了旱獭的生存环境。草原载畜量1949年与1984年之比为1∶18，人口在同一时期增长8.07倍，许多旱獭分布区开垦为农场，再加上兴修水利、交通网络化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骚扰，使旱獭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自然灾害也使旱獭受到毁灭性打击，1987年6月草原大火使4000km ²旱獭分布区内食物和水缺乏、火烤烟熏，旱獭几乎灭绝，估算有20万只旱獭丧生。

达乌尔黄鼠为广布种。1962年满洲里附近调查，捕获黄鼠占总鼠数的20%。1971~1975年于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和满洲里市的一些有鼠分布区调查，黄鼠密度为0.08~2.05只/公顷。1981年以来，系统的鼠疫监测工作主要在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和满洲里市周围地区进行，黄鼠数量相对稳定，密度0.11~1.50只/公顷，既无逐年减少，也未出现数量的大起大落。黄鼠在草原地区分布范围远超过蒙古旱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旱獭曾经栖居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地段，则有黄鼠的分布。

布氏田鼠分布亦较广泛，新巴尔虎右旗和左旗、陈巴尔虎旗和满洲里市都有分布。由于其种群数量受自然因素影响，现时经常出现年际间较大的波动，因此从历次或同一次的不同环境和地区的调查结果看，其数量差异很大。例如，1971年新巴尔虎右旗有70%的草原遭受布氏田鼠危害，而1972年布氏田鼠总的数量比1971年减少了70%，其中有的地段减少了85%至92%。从1981年开展系统鼠疫监测后的15年来，有12个年度获得布氏田鼠数量变化的资料，密度0.25~10.25只/公顷，而布氏田鼠占捕获啮齿动物的构成比则由3.50%至96.92%。另外，在呼伦贝尔草原，布氏田鼠为寻找食物来源和防避自然灾害，时常出现大群迁徙现象，如1966年、1970年和1972年都曾有过，如果迁徙后找不到最适环境时，则会大量死亡。

在我国境内仅1923年在牙克石市和满洲里市附近在蒙古旱獭中曾经分离过鼠疫菌，包括蒙、俄两国在内的整个蒙古旱獭疫源地而言，分离到鼠疫菌的宿主动物除旱獭外，还有达乌尔黄鼠、长尾黄鼠、布氏田鼠、狭颅田鼠、银色高山鼢、达乌尔鼠兔、蒙古鼠兔、草兔、短尾仓鼠、五趾跳鼠、艾鼬、香鼬以及鹰的吐物等，这些种类在我区疫源地范围内都有分布。

近年来，在我国境内一直未能分离获得鼠疫菌，但从沙狐和达乌尔黄鼠体内检出抗鼠疫抗体。

蒙古旱獭作为该疫源地的主要宿主，主要依据有：①21世纪初以前，蒙古旱獭广为分布，数量很多；②21世纪两次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均系猎人捕猎旱獭剥制皮张引起；③伍连德等的实验研究证明，蒙古旱獭对鼠疫菌具有感受性，冬眠期可以染疫，而且还可以由慢性感染发展成为全身化致死亡；④毗邻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疫源地也以蒙古旱獭为主要宿主。据报道，俄罗斯靠近该疫源地的外贝加尔疫源地，在鼠疫大流行年代，不仅旱獭数量高，而且其染菌率很高，蒙古旱獭可占到疫鼠的60%；⑤旱獭洞穴一般较深，能够保持较为恒定的“小气候”，适宜鼠疫菌保存。

在啮齿类动物中，达乌尔黄鼠和布氏田鼠虽然也有较广泛分布和一定的数量，但显然不具备主要宿主条件。首先黄鼠和布氏田鼠尚未在疫源地范围内成为优势种群，空间分布并未完全取代蒙古旱獭；另从历史情况和毗邻的蒙古国疫源地现状看，至少在以前和现时，它们只能被认为是次要宿主。但需引起注意的是俄罗斯外贝加尔疫源地，经过连续多年的消灭旱獭，自1947年动物鼠疫流行中断19年之后，即1970年、1968年和1996年又在黄鼠间发生鼠疫，而旱獭在动物鼠疫流行中的重要作用已为黄鼠所取代，并有可能成为主要宿主。我国境内于2004年也出现黄鼠密度升高并检出阳性血清，这一动向值得重视。

该疫源地共发现蚤类5科15属26种。其中包括人蚤、中华昔蚤、近似鬃蚤、扇形副角蚤、鼠兔倍蚤、谢氏山蚤、阿州山蚤、光头角叶蚤、梯指角叶蚤、鸟角叶蚤、方形黄鼠蚤松江亚种、具刺巨槽蚤、光亮额蚤指名亚种、圆指额蚤、丛鬃栉叶蚤、角尖眼蚤、短跗鬃眼蚤、丛鬃双蚤、原双蚤指名亚种、多刺细蚤、五侧纤蚤、宽圆纤蚤、二齿新蚤、近代新蚤指名亚种、阿巴盖新蚤、独狭蚤。26种蚤类中，谢氏山蚤、阿洲山蚤、方形黄鼠蚤、人蚤、光亮额蚤、角尖眼蚤、原双蚤、二齿新蚤等分布较广，数量较多。此外还有螨类28种，硬蜱2种。

对旱獭和黄鼠洞干蚤的调查结果：在330个旱獭洞，有蚤洞15个，染蚤率为4.50%，检蚤29匹，平均指数为0.09。查黄鼠洞664个，有蚤洞146个，染蚤率22%，检蚤446匹，平均指数为0.67，最高指数为23。

查旱獭洞干1000个，有蚤洞16个，染蚤率为1.60%，获蚤22匹，蚤指数为0.022；蚤指数以6月份最高，8月份最低。查黄鼠洞干167个，有蚤洞19个，染蚤率为11.38%，获蚤31匹，蚤指数0.19。

查旱獭613只，带蚤者78只，染蚤率为12.72%，获蚤456匹，平均蚤指数为0.74；查黄鼠146只，带蚤鼠56只，染蚤率为38.36%，获蚤502匹，蚤指数为3.44。

主要寄生于旱獭的为谢氏山蚤，主要寄生于黄鼠的为方形黄鼠蚤。数十年来，旱獭越来越少，旱獭蚤也难于检获；而黄鼠寄生蚤则没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只是在不同地区出现数量变化。

该疫源地中没有从蚤类检出鼠疫菌的文献记录，根据以下几点判断谢氏山蚤具备主要媒介的条件：①谢氏山蚤是主要宿主蒙古旱獭的主要寄生蚤，无论獭体、巢、洞干都占80%以上，多数调查是在90%以上；②它是旱獭属的专性寄生蚤，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喜马拉雅旱獭、灰旱獭和长尾旱獭疫源地中，谢氏山蚤均为主要媒介；③在各型旱獭疫源地内都以谢氏山蚤的染菌率为高，伍连德等也通过实验研究证明，谢氏山蚤能在旱獭间传播鼠疫；④谢氏山蚤体大、口器长，在旱獭间足以发挥传疫作用，而且证实能叮咬人及一些食肉动物；⑤参考俄罗斯疫源地的资料，从谢氏山蚤体内分离出鼠疫菌，确定为主要媒介。

20世纪20年代曾在该疫源地检出过鼠疫菌。据记载，伍连德曾用该疫源地分离的菌株对蒙古旱獭进行人工感染实验，证明旱獭对本菌较为敏感，但由于未把菌株保存下来，致使无法确定该疫源地中鼠疫菌的特征。

方喜业等（1990年）引用前苏联的有关资料，外贝加尔分离的菌株具有脱氮和甘油阳性、鼠李糖阴性、阿胶糖和麦芽糖阳性、密二糖阴性等特性，相当于我国鼠疫菌“通辽生物型（ⅠB生物型）”，但在营养型上为Leu-和Arg-又与通辽生物型不同。因此，该疫源地中的鼠疫菌是否具有独立的特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根据历史变迁过程和构成鼠疫自然疫源性各主要因素现状，充分考虑到今后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该疫源地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如下分析。

多年来许多专业工作者研究该疫源地，从1956年到2003年共对17 787只宿主动物（包括蒙古旱獭9317只）和9668匹蚤进行鼠疫细菌学检查，全部为阴性。自1978年以血凝试验累积检测宿主动物血清5465份（其中旱獭3474份），放免试验检测血清985份（其中旱獭885份），亦皆为阴性。结合蒙古旱獭分布范围越来越小，数量急剧下降，数十年来众多人在无防护条件下捕獭而未发现染疫者，足以说明在我国境内蒙古旱獭中的鼠疫流行确实已经中止。

然而值得注意：目前正在采取保护措施，促进旱獭数量恢复。从1987年开始，呼盟公署根据国家有关条例和法规，把旱獭列为被保护的野生动物，1989~1991年又重申了禁猎旱獭的规定。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无疑对旱獭数量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1992~1993年呼盟流研所等监测发现，在中、蒙、俄交界地区和陈巴尔虎旗的乌兰沟等处均有新的旱獭洞穴，表明旱獭数量有回升之势。但就目前旱獭的分布和数量看，即使严格执行禁猎獭规定，再加上草场复苏的其他措施（保护草场和减少灾害等），其数量恢复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疫情能否由国外传入很值得注意。因为我国境内的旱獭疫源地仅是整个蒙古旱獭疫源地的东部边缘部分，与蒙古国疫源地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疫源地相毗邻，其间无大的自然屏障所阻隔，而蒙、俄境内时有动物间疫情发生，一旦各种条件具备时，就存在波及传入的可能。类比1970年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疫源地首次出现的动物鼠疫大流行就是源于相邻的蒙古国疫源地，沙鼠疫源地内动物间疫情在地区间的传播扩散屡见不鲜，蒙古旱獭鼠疫由境外传入也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宿主更替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俄罗斯外贝加尔疫源地在20世纪前期也以蒙古旱獭为主要宿主，87%的菌株从旱獭体分离，大规模灭獭使疫情中断，后于1966年、1968年、1970年又在黄鼠间发现流行；而且由于主要宿主的更换，病原菌改变了其营养需求，即呈现为亮氨酸依赖型。国内外都有过类似的宿主更替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如长爪沙鼠从荒漠草原向草原地带扩展，就是因草原地带植被退化成为长爪沙鼠的适宜生境，随之长爪沙鼠的主要寄生蚤秃病蚤亦随迁移，鼠疫菌鄂尔多斯高原型也随着宿主和媒介侵入到原来以达乌尔黄鼠为主要宿主的草原地带，在那里就出现了沙鼠型鼠疫。

该疫源地目前基本仍是原始草原的生态环境，达乌尔黄鼠和布氏田鼠有较广泛的分布，2004年从黄鼠体内检出了血凝阳性，因而不可忽视该疫源地重新开始活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