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鼠疫动物流行病学基础

有些传染病是人类特有的，和动物无关，例如麻疹、伤寒和霍乱等。有些疾病是动物特有的，和人类无关，如猪瘟等。但是很多疾病是人兽（畜）共患的，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造成流行，这样的疾病多达160种以上，可以大致分为4类：①以动物为主的人兽（畜）共患病——动物源性人兽（畜）共患病，例如鼠疫等，其特点是病原体主要在动物间保持世代延续，人的流行可以看作是动物间流行的波及；②以人为主的人兽（畜）共患病——人源性人兽（畜）共患病，如人型结核、阿米巴痢疾等，主要靠人延续世代；③人兽（畜）并重共患病——互源性人兽（畜）共患病，如日本血吸虫，人兽都可以独立地保持病原体的世代延续；④真性人兽（畜）共患病，例如牛和猪的绦虫病，以动物为中间宿主，人是终末宿主，对病原体的世代延续来说，人兽（畜）都是必不可少的。

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学说是由苏联科学院巴甫洛夫斯基院士创立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巴甫洛夫斯基参与领导的综合性调查队在原苏联远东地区作蜱传脑炎的寄生虫学和流行病学调查。巴氏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经验，于1939年首先提出了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学说。按巴氏的定义，“虫媒疾病的自然疫源性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即病原体、特异性传播媒介和动物储存宿主三者在它们的世代更迭中都无限期地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它们的存在，无论是在以往的进化过程中还是在进化的现阶段，都不取决于人类”。这些病原体在自然条件下，没有人类的参与，通过媒介（绝大多数是吸血节肢动物）感染宿主（主要是野生脊椎动物，尤其是兽类、啮齿类和鸟类），从而造成流行，并长期在自然界循环延续其后代。当有人类介入时，虽可造成人的感染和疾病在人间的流行，但这对病原体在自然界的长期保存不是必需的。例如蜱传脑炎存在于原始森林中，其病原体蜱传脑炎病毒在全沟硬蜱和某些动物宿主中循环，人进入森林时若被带有病毒的蜱叮咬，则会感染病原体而罹病，这种现象称为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具有自然疫源性的疾病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存在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地方称为自然疫源地。

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自然疫源地是一种特定的生态系统。巴甫洛夫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曾作如下表述：“一种传染病或寄生虫病的自然疫源地是生物群落栖息的生境或某一特定地理景观的部分地区，在特定的有利微小气候和大气候条件下，该生物群落中各成员的种内和种间关系保证了病原体在自然疫源地生物群落成员间的不断循环，正是这种连续性使自然疫源地得以维持”。病原体、媒介和宿主动物都是一定地理景观中一定生物群落的成员。由于这个生物群落是致病的，故又可称为致病生物群落。如果这一特定生物群落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导致宿主动物和媒介的数量下降，甚至完全消失，病原体也即随之消失，自然疫源地就不复存在。例如森林被砍伐后，植被、土壤、光照等一系列自然因素都随之发生显著改变，从而导致啮齿动物和蜱类的种群数量大幅度下降，原来的森林自然疫源地即有可能随之消失。

自然疫源性疾病一般都是典型的地方病。由于病原体种群一旦离开其储存宿主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储存宿主[主要是温血脊椎动物和（或）某些节肢动物]需要生活在特定的生物群落中，后者又只有在地球上特定的地区才存在，因而形成了自然疫源性疾病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多数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病原体以温血脊椎动物为宿主，以特定的节肢动物为传播媒介。而在自然界宿主、媒介的种群动态，数量消长，活动规律，生理及免疫状态等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必然会影响到病原体在宿主和媒介体内的状态及宿主和媒介保存、传播这种疾病的能力，于是形成了多数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的季节性特点。例如，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地中以有冬眠习性的啮齿动物旱獭为主要储存宿主的鼠疫疫源地内，动物间鼠疫的流行只发生在旱獭出蛰后的4月初至入蛰前的9月；这些地区的人间鼠疫病例也仅发生在这个时期。

许多自然疫源性疾病存在于人烟稀少的偏远、蛮荒之地，或人迹罕至的高山、大漠、原始森林之中，不同职业的人群接触自然疫源地的机会不同，因此获得感染而患病的概率也有明显差异。经常从事野外工作的人员（地质勘探队员、测绘人员、农民、牧民等）一般比其他人员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某些特定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例如，石油工人常在沙漠中作业，则有较多机会感染沙鼠型鼠疫、土拉弗菌病和皮肤利什曼原虫病这类荒漠型自然疫源性疾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和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患病人群为农民；而旱獭型鼠疫则主要发生在山区放牧和狩猎的牧民和猎人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的生产活动中性别分工的不同，使得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罹病人群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大规模的生产性开发活动，例如长时间成规模的垦荒、兴修水利、砍伐森林、兴建城镇、长距离铺设管线（铁路及油、气管线）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原来的自然面貌，若这些地区原来是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源地，其病原体赖以生存和循环的生物群落（宿主、媒介种群和植被）的组成和结构的改变会导致自然疫源性的增强、减弱、消失。甚至形成以前本地并不存在的新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源地。

历史上有大量因人类的经济活动而导致一个地区某种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发生改变的例子。例如，18世纪以前欧洲的许多地方（乌克兰、匈牙利盆地，巴尔干半岛，喀尔巴阡山等地）都存在鼠疫的自然疫源地，这些疫源地可能是固有的，也可能是历史上鼠疫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流行后形成的所谓“继发型疫源地”，不论是哪种情况，这些疫源地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然而，由于西方工业革命后整个欧洲地区的经济开发空前活跃，改变了原来的自然面貌和生物群落结构，使得旱獭和黄鼠这类鼠疫的宿主动物渐趋消失，因而那里的鼠疫疫源地也随之得以清除。

就医学和生物学而言，自然疫源性学说不仅在实践中可以对疾病的预防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普遍的生物学理论，特别是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自然疫源性疾病景观流行病学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景观中最明显、稳定而易见的要素——地形、地貌、生物群落、植被特点以及优势动物种群的结构、分布等情况，初步判断被调查区域内是否可能存在有某种（哪些）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源地或潜在疫源地。例如，在沙漠地区，若某一地域大沙鼠的密度很高且鼠洞内有大量白蛉滋生，则应考虑有皮肤利什曼原虫病疫源地存在的可能性。

区域性多病种自然疫源地的调查资料，特别是景观流行病学资料，是制订利用资源、改造自然的开发规划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任何国家在制订大规模的开发规划时，都必须组织各类专业人员深入、系统地考察有关景观的结构，尽量减少对原有景观结构成分的影响，经济、高效地开发、利用其资源，以求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预测到其他景观成分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才能通过对环境的科学治理，有计划地改变以至消灭原有的自然疫源地，防止人为地形成新的自然疫源地，否则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学说与军事医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任何军事行动，凡是军队的驻防、运动、训练、演习、测绘、国防施工等，均需依靠有力的后勤保障，而卫勤工作则是后勤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前所述，军队的医务人员应详细了解部队在驻防时的驻地及其周围地区以及调防、运动时的拟进驻和（或）经过地区有关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资料，为指挥机关提供准确的后勤保障方面的参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