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背景

（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关联性与依赖性大大增强，发展开放型经济已经成为共识。与此同时，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发达国家加快“再工业化”进程，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网络技术和云计算等科技迅猛发展带来新一轮赶超机遇；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围绕资源、市场、核心技术和标准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局视角、战略高度来统筹谋划各区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找准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发展重点，从而在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开放大潮中抢占制高点，在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与竞争中拓展产业升级空间。

（二）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于正在打造内陆开放地区、沿边开放地区的长江上游地区来说，如何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如何以新作为引领新常态，以新策略来破解其旧有的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是当前长江上游地区既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又能解决自身突出问题的关键。

（三）外商投资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资本、产业加快向中国扩散转移。随着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要素成本提高，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约束加剧，再加上国家的调控和鼓励，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沿海企业开始向资源相对丰裕的西部地区转移，包括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在内的内陆城市成为新一轮招商引资重点。如何总结吸纳沿海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如党的十八大所言“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成为地处西部核心区的长江上游地区当前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研究意义

（一）本书的研究将使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目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从跨国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进行了比较成熟和系统的研究，但从发展中国家（东道主）利益的角度研究还相对薄弱。本书的研究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FDI，下同）的影响效应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力图从比较全面的视角考察FDI对东道国的影响效应问题。同时，针对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一个国家的整体来进行总体评估和宏观分析，本书的研究选择一个区域——长江上游地区来进行具体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本书的研究是长江上游地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创新开放模式，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要努力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对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虽然西部地区前一轮投资拉动型大开发促使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居民收入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财政投资“漏出”严重、开放严重滞后（魏后凯等，2005、2009），其根本问题是发展方式封闭。为此，四川、重庆等西部省份纷纷提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云南提出打造沿边开放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长江上游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不同于沿海，而且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已和当年东部地区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地处内陆的长江上游地区应如何打造其开放型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

（三）本书的研究是长江上游地区进一步引进外资，提升引资质量的需要

国际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我国引进外资发展已有30多年，在肯定FDI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亦引起了各界广泛讨论和关注。因此，FDI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如何？有哪些影响？影响有多大？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的？FDI带来了哪些负面效应？应该如何抑制其负面影响？如何提升引资质量，加速其开放步伐？这些都是当前需要做出思考和迫切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三、研究范围界定

对于长江上游的范围界定，国内专家学者做过不同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1996）在《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从水系段落划分看，长江上游是指长江源头至宜昌段，其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湖北5省区；支流则流经甘肃、陕西、贵州三省。如果把长江上游105万平方千米流域面积全部纳入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范围，显然过于宽泛，也不具现实的操作性。但是如果按干流沿岸仅包括重庆至宜昌段，则过于狭窄……因此，以四川（包括尚未直辖的重庆）全省和云南、贵州两省有关地区作为长江上游经济带是较适宜的。

国务院西部办综合组组长宁吉喆（2001）在论述西部开发重点区域及政策时，对西部两个重点经济带和一个重点经济区进行了界定。长江上游经济带主要方向是沿长江黄金水道、长江水运沿线、上海至成都公路国家主干线、长江铁路，中心城市有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重点开发区包括成渝地区、攀（攀枝花）成（成都）绵（绵阳）地区、长江三峡地区，还可以辐射四川盆地周边地区、湘西地区、鄂西地区。

中国科学院陆大道等学者（2003）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把西部重点地区化分为四个一级经济带（区）和四个二级经济带。其中，作为一级经济带之一的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的范围是东起重庆万州，沿长江到重庆市区后分为两支，一支沿长江到宜宾，另一支沿成渝线、宝成线至成都和绵阳。轴线上的主要城市包括重庆市区、万州和涪陵地区，四川的成都、绵阳、德阳、资阳、内江、泸州和宜宾等。同时，川渝黔线经济带作为四个二级经济带之一，范围包括北起重庆，经遵义至贵阳。他们认为，川渝地区与贵州历来社会经济交往密切，将川渝线作为西部开发的二级经济带，可以促进南贵昆经济区与长江上游经济带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在这里，长江上游一级经济带和川渝黔二级经济带通过重庆这一同时跨两个经济带的地域空间连接成一个整体。

四川大学邓玲教授（2002）认为，现代交通意义上的长江上游经济带，主要是指沿长江干支流分布的攀枝花、宜宾、泸州、江津、合川、永川、重庆、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等沿江城市，沿成渝高速公路、川藏公路、成都至上海国道主干线（上游境内包括成都-遂宁-南充-梁平-万县-宜昌）、成渝铁路、遂渝怀铁路等交通干线分布的拉萨市、成都市、乐山市、绵阳市、德阳市、遂宁市、南充市、内江市等中心城市，其经济腹地则包括四川、重庆、西藏三个省（区、市）。云南、贵州、湖北三个省的部分地区也位于长江干支流上。在这种现代交通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新的长江上游经济带，不仅包括沿江城市群和产业带，还包括了沿公路和铁路分布的城市群和产业带，从而把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概念从沿江产业带拓展到沿江沿线的产业带，使长江上游经济带构建在现代交通网络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跨越中国西南、中南腹地的重要经济带，是整个长江综合经济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国家《“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将长江上游经济带界定为“长江上游经济带由四川和重庆构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含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2002]。经济学家林凌（2005）和廖元和（2009）也持有这种观点。

关于长江上游范围的界定很多，不同学者之间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他们的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派别——宽派、中派和窄派。宽派认为，长江上游地区由长江干流流经的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湖北五个省（区）以及长江支流流经的甘肃、陕西、贵州三个省份构成，若加上重庆，则由以上9个省（区、市）构成。中派认为，长江上游地区由四川、重庆两个省（市）和云南、贵州两个省有关地区构成。窄派则认为，长江上游地区仅由四川和重庆构成。

由于本书重点研究经济意义上的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从纯地理意义上考察长江上游地区的资源、人口等问题，因此依据区域划分标准及分析可行性，本书选择比上述中派略宽的划分范围，将长江上游地区定位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境内全部地区（黄志亮等，2011）。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基础理论与文献回顾。本章在对开放型经济的涵义和特征进行界定与解析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对相关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FDI与经济增长理论、FDI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理论、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基础理论，并对以上理论进行简要综述的基础上，探讨对深入研究的启示。本章对国内外在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述评和借鉴。

第二章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及优劣势。长江上游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开放型经济发展有其优势条件，同时也有劣势与限制，面临机遇和挑战。本章主要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制度制约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等角度分析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第三章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及比较。本章先对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概况进行提炼和总结，重点分析长江上游地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走出去”的现状和特征，解析其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章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区）及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认为，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且内部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长江上游地区四个省（市）中四川省对外竞争力在西部地区中最强，重庆次之，云南、贵州较弱。

本章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基础环境、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五个方面的评价指标模型，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江上游地区四个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定量的判断和剖析，指出长江上游地区四个省（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与其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表明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四个省（市）开放型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FDI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本章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展开分析，探寻FDI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重点从FDI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机理、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分析长江上游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经济效果。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具有互补关系，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本章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FDI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二者是一种单向关系。本章利用1998—2015年长江上游地区各省份FDI和地区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上游地区的FDI区域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FDI对长江上游地区各省份影响程度不同，但是FDI对长江上游地区各省份经济增长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四川尤为显著。

第五章长江上游地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章在梳理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数据和计量方法，对长江上游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存在。就影响因素而言，在区域总体层面FDI技术溢出效应受到来自本地区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研究与开发（R&D）和FDI不同来源国等因素的影响。如何有效利用FDI，充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在第八章的对策建议中具体展开论述。

第六章长江上游地区FDI的环境影响效应。本章通过梳理FDI对东道国环境影响效应的相关理论，提出FDI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理，确立FDI对其环境影响效应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再选取相关指标数据，建立FDI-环境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扩张对污染物排放具有正效应，经济增长会加剧工业污染物的排放；经济结构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负向影响；人均收入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具有负效应，说明居民随着收入的增加会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从而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负向影响，说明长江上游地区未成为外商的“污染避难所”。但对四省（市）进行分别研究的结果区域差异较大。

第七章长江上游地区FDI的贸易效应研究。随着贸易和投资交叉融合趋势日渐明显，孤立地看待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力，显然已不合时宜，特别是不利于贸易与投资政策目标的相互协调和支持。由此，从一个缩小的、简化的范围来探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对政府政策制定将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本书的研究应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长江上游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互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明显，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略高于出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口贸易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比出口贸易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由于长江上游地区外商投资的动机不同，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为长江上游地区地处内陆，外商投资的目的不一定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大出大进”模式。未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大力推进，给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长江上游地区有望以外资带动外贸，实现吸引外资和发展外贸的双赢。

第八章对策建议与未来展望。本章根据前面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果，从如何促进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升级、进一步优化FDI的质量水平、提升长江上游地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减少FDI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面对这些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本章就长江上游地区的对外开放应如何抓住机遇、化解挑战提出了几点建议和展望。

第九章案例：重庆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全新实践。重庆市在内陆开放探索中，新意迭出，各种重大举措和政策创新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章在对重庆市开放历程进行回顾，对其开放成效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系统梳理重庆市在内陆开放中的特色和经验，从而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其中，“搭建三类开放平台：辐射和带动长江上游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价值链的新实践；构建立体交通与口岸，打通对外通道；实施转“危”为“机”的走出去战略，借助全球资源，解决自身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国内外两个市场并重，着力培育对内开放特色，是重庆市对外开放中不断拓展开放的高度、广度和深度的主要经验。

五、主要创新之处

（一）研究视角较为独特

第一，本书的研究选择的长江上游地区是目前外商投资研究的薄弱区域。由于我国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外商逐步向内地转移，但研究也主要是把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长江上游地区鲜有涉及，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

第二，长江上游地区四个省（市）位于我国内陆深处的西南部，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内通过长江与东中部地区相联系，对外则是我国与印度洋连接的主要通道，地理位置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就整个长江流域而言，其经济发展可以明显划分为三个经济段：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是整个流域经济最发达、基础设施最完善、产业发展最成熟的“黄金三角”地带，对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中游的湖南、湖北等地区，经济状况虽然不及下游长三角地区，但明显优越于上游地区，目前主要以承接下游地区产业转移为主；上游的长江上游地区，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发展相对薄弱，虽然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扶持，但是如何提升区域竞争力、整合优化区域资源、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技术进步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深入研究长江上游地区FDI的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有利于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本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本书的研究打破行政界限，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研究长江上游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战略和吸引外资策略。

（二）研究方法较为新颖

由于本书的研究涉及经济增长、技术溢出、环境效应等多个专题，在不同的专题中根据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例如，为了对比全国30余个省（市、区）以及长江上游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主要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评估，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长江上游地区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不同省份FDI的经济增长效应，采用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将长江上游地区的工业经济分为外资部门（f）和内资部门（h）两部分，构建一个能测算外资部门影响内资部门的计量模型，探讨FDI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部门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在分析时，我们根据FDI在一些领域的滞后性，灵活地选择滞后期。

（三）对策较具针对性

我国一些区域在引进FDI过程中，争相在税收减免、土地使用、产业准入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导致恶性竞争加剧，环境污染严重。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和FDI的大量引进，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技术转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尤其是随着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上升及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向人力资本低廉、经济欠发达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长江上游地区转移。作为中国原生态地区和重要生物物种聚集的长江上游地区，万万不能重蹈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本书的研究根据前面的计量结果，并结合长江上游地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