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对人类思维模式的影响的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许多文化导向的心理学家研究了文化和心理的关系。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文化理论和实践如何影响人们的感觉、思考和行为，以及受文化影响的人的心理过程如何塑造社会和文化环境（Bruner,1990; Cole,1996; Markus ＆Kitayama,1991; Shweder,1990）。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心理过程在不同文化之间并不相同，如知觉和注意（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2001）、情感（Mesquita ＆ Frijda,1992; Suh, Diener, Oishi, ＆ Triandis,1998）和动机（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1999; Iyenger ＆ Lepper,1999）在不同文化之间均存在差异。

除了将心理过程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作系统比较的经验证据之外，研究者不仅研究了文化与心理交互作用的机理（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inez, 2000; Zouet等，2009），还进行了关于文化是否会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大脑的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研究（Chiao ＆ Ambady,2007; Han ＆ Northoff, 2008; Kitayama ＆ Uskul,2011）。

本部分首先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行了综述，其次综述了探索文化差异机理的相关文献，最后对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一、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一）理论基础

由于“自我”的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Mead,1934），并且是一种根据周围文化环境来控制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系统（Kitayama, Duffy, ＆ Uchida, 2007），因此，如何看待“自我”的观念代表了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一种行为的倾向。

西方文化认为个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而东方文化则认为个体之间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Markus ＆ Kitayama,1991）。西方文化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理想的内在特质和特征并将之表达出来；东方文化则鼓励人们在社会网络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根据他人的期望来调整自己。这种“自我”观念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维度紧密相关的（Hofstede, 1980; Triandis,1989）。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个人主义倾向，而东方文化则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个人主义文化重视个体的命运和成就，强调个体与组织的独立；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个体在组织中的命运和成就，强调个体在组织中的相互依赖（Triandis, McCusker, ＆ Hui,1990）。

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沟通的实践和惯例中（Kashima ＆ Kashima,1998）。Hall（1976）指出：在某些西方文化和语言中，很大一部分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的；但在东方文化和语言中，语境和非语言线索在信息传递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Hall（1976）将前者称为“低语境”文化，将后者称为“高语境”文化。例如，英语中的“好”（good）通常表示说话者“赞美”的意图；而日语中的“好”（ii）则可以解释为“赞成”“反对”或“不需要”，具体解释为何种意义则取决于当时的语境。

Hall（1976）的研究结论与Scollon（199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后者认为沟通具有两种功能，即传递信息和维护参与沟通的人之间的关系。Scollon和Scollon（1995）认为，西方文化强调沟通的信息功能，而东方文化强调沟通的关系功能。

信息传递和处理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个体理解信息和思考外部世界的方式出现文化差异。Nisbett等（2001）认为，分析性的思维模式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全面的思维模式在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分析性思维模式是指关注场中的焦点对象和中心元素，并以线性和符合逻辑的方式阐述他们之间关系的倾向；而全面的思维模式是指关注包含焦点对象和中心元素的整个场，并以非线性和辩证的方式阐述他们之间关系的倾向。

总体来看，自我的观念、沟通的实践和思维的模式是相互联系的。独立的自我观念促进了强调信息功能的低语境沟通实践，也对应着分析性的思维模式；而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促进了强调关系功能的高语境沟通实践，对应着全面的思维模式。

（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经验证据

在自我的观念、社会价值观和思维的模式存在文化差异的理论支持下，许多跨文化心理研究都支持如下假说：北美人倾向于更加关注于焦点对象，而忽视其所处的环境；东亚人则倾向于全面关注焦点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本部分从因果性归因（causal attribution）、注意（attention）、推理（reasoning）、分类（categorization）和表达的理解（comprehension of utterances）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1．因果性归因

现有研究发现，西方人会用人的内在特质和特征来解释人的行为，而东亚人则会参照周围的环境特征来解释人的行为（Miller,1984; Morris ＆ Peng, 1994）。比如，Morris和Peng（1994）研究了北美人和中国人为一群金鱼中正在游动的一条金鱼画漫画时的行为差异。为了描绘出这条金鱼的活动，北美人倾向于参照这条金鱼自身的因素，而不是参照这一群金鱼的活动。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更倾向于参照这一群金鱼而不是这条金鱼自身的内在因素来进行绘画。

Morris和Peng（1994）中的北美人和中国人的行为差异，是一种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Ross,1977）的认知偏差，即人们很可能主要参照人的内部特质来解释人的行为，而忽略掉情境因素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如果文化差异能够解释人的行为，则东亚人的基本归因错误较弱。研究表明，当环境约束较为突出或目标个体的行为不可信时，东亚人的基本归因错误会减弱（Choi ＆Nisbett,1988; Masuda ＆ Kitayama,2004; Miyamoto ＆ Kitayama,2002）。

2．注意

Abel和Hsu（1949）利用罗夏测验的数据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华裔美国人倾向于参照罗夏墨迹测验的整体模式做出回应，而欧洲裔美国人则倾向于参照罗夏墨迹测验的一部分做出回应。

Abel和Hsu（1949）的研究发现与Nisbett和其同事提供的经验证据是一致的。Masuda和Nisbett（2001）给日本和北美的参与人提供了水下场景的动画图案，要求参与人报告图案的内容。与北美的参与人相比，日本的参与人更倾向于提及背景的信息（如水的颜色是绿的）以及焦点对象和背景信息的关系（如一条大鱼在海草之上游动）。这表明日本人比北美人更关注包括背景的整个域。此外，Masuda和Nisbett还通过检查再认表现，获得了日本人比北美人更倾向于将焦点对象与其背景紧紧相连的证据。

Chua、Boland和Nisbett（2005）通过测量眼睛移动的方式，研究了北美和中国参与人如何查看包含对象及其真实背景的场景。与中国参与人相比，北美参与人查看对象更快、时间更长；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参与人比美国参与人注视背景的时间更长。这意味着眼睛移动中的文化差异可能是Masuda和Nisbett （2001）发现的记忆文化差异的起因。

研究者在更简单的任务中发现了东亚人对场的关注。Kitayama、Duffy、Kawamura和Larsen（2003）先为参与人提供了一个印有一条垂线的方框，然后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同大小的方框。在绝对长度判断任务中，研究者要求参与人在忽略方框大小的情况下，画一条与第一个方框中垂线绝对长度一样的直线。而在相对长度判断任务中，研究者要求参与人在考虑方框大小的情况下，根据第二个方框的大小画一条与第一个方框中垂线长度成比例的直线。研究结果与研究者的预期一致：北美参与人由于更关注整个域中的中心对象或整个域中最突出的特征，因此他们完成绝对长度判断任务比完成相对长度判断任务更准确；相比之下，日本参与人由于更关注整个域，因此他们完成相对长度判断任务比完成绝对长度判断任务更准确。Kitayama、Duffy、Kawamura和Larsen（2003）的研究结果与Ji、Peng和Nisbett（2000）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Ji、Peng和Nisbett（2000）利用棒框测验检验了参与人对棒的垂直度的判断任务。研究发现：与北美参与人相比，中国参与人在判断棒的垂直度时，更容易受到周围框的位置的影响。

Masuda和Nisbett（2006）利用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范式提供了注意存在的文化差异的额外证据。他们给北美和日本参与人提供了一对照片，并要求参与人寻找这对照片的差异。这二张照片交替出现，直到参与人发现了变化。北美参与人发现对象的变化要快于发现背景的变化，这一现象在日本参与人中并不存在。与北美参与人相比，日本参与人能够更快地发现背景的变化。

3．推理

Abel和Hsu（1949）的研究发现，西方人更可能关注到刺激的一部分，而东方人更可能关注到刺激的整个模式，人们在利用线索对对象进行推断时也可能存在文化差异。Ishii、Tsukasaki和Kitayama（2009）检验了知觉推断的准确性是否依赖于提供的知觉线索这一问题。他们为日本人、亚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提供了一个身边对象的总体形状或模式（格式塔线索）或这一对象的引人注目的部件（部分线索），并要求他们去推断这一对象的身份。研究结果表明，与日本人和亚裔美国人相比，欧洲裔美国人能够更可靠地根据部件线索进行准确地推断；然而，在利用格式塔线索进行推断时，日本人和亚裔美国人没有比欧洲裔美国人表现得更好。

思维模式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关于未来事件将如何进行的认知。Ji、Nisbett和Su（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欧洲裔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可能认为事件会持续发生变化。他们为参与人提供了表示一些事件趋势（如全球经济增长）的图表，并要求参与人预测这一趋势上升、下降或保持不变的概率。欧洲裔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可能认为当前趋势会持续，而中国人比欧洲裔美国人更可能认为当前趋势会反转。

4．分类

研究证据显示，西方人在进行分类时，更加强调对象共有的属性；而东亚人在进行分类时，更加强调对象之间的关系和相似性。例如，Norenzayan、Smith、Kim和Nisbett（2002）研究了人们对以规则为基础或以样例为基础（exemplar-based）的分类偏好的文化差异。他们为参与人提供了一个目标对象和两组（每组四个）相似的对象，并要求参与人选择与目标对象最为相似的一组。每组的四个对象是按照以规则为基础或以样例为基础标准选择的。在以规则为基础的那一组，目标对象与组内的四个对象拥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在以样例为基础的那一组，目标对象与组内的四个对象拥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这些对象之间没有所有对象共有的特征。欧洲裔美国人更多地选择了以规则为基础的那一组，而东亚人更多地选择了以样例为基础的那一组，亚裔美国人的选择处于欧洲裔美国人和东亚人的选择之间。

Chiu（1972）为北美和中国的儿童提供了一组包含三个对象的照片（如一头牛、一只小鸡和草地），并要求他们从中指出相似的两个对象。北美的儿童更可能根据共同的特征和分类形成判断（例如“因为牛和鸡都是动物”），而中国的儿童更可能根据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形成判断（例如“牛在草地上吃草”）。

5．表达的理解

现有的研究表明，音调能够显示讲话者相关的态度（Ambady等，1996）。当个人的社会导向性增加时，他们会倾向于同时更加关注音调。由于东亚人比北美人更加注重人际间的相互依赖（Markus, ＆ Kitayama,1991）。Ishii、Kita-yama及其同事（Ishii, Reyes, ＆ Kitayama,2003; Kitayama ＆ Ishii,2002）采用Stroop干涉范式（Stroop,1935）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检验了东亚人是否比北美人具有更强的社会导向性，从而更可能同时关注音调。他们为参与人提供了一些表达情感意义的口语单词刺激，这些单词以肯定或否定的音调读出，并要求参与人在忽略单词音调的情况下对单词表达的意义快乐与否进行判断，或者要求参与人在忽略单词意义的情况下对单词音调快乐与否进行判断。北美参与人在判断单词意义时比在判断单词的音调时受到的干扰更少，这表明，与忽略单词的意义相比，北美人忽略单词的音调更为容易。但是，日本和菲律宾参与人在判断单词意义时比在判断单词的音调时受到的干扰更多。此外，菲律宾参与人在对表达进行判断的这种倾向不仅在其使用当地语言时存在，而且在其使用英语时也存在。这表明，注意的偏差可能产生于沟通时高度依赖环境的文化习惯，而不是产生于使用的语言。

二、文化差异的机制：启动研究

在发现了文化与思维模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文化与心理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他们试图寻找出哪些因素支配着思维模式的文化差异。如果文化是一种包含观念、信念和行为模式的集体现象（kitayama ＆ Uskul,2011），那么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模式和东方人的全面思维模式可能不仅仅是其长期暴露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结果，因为短期暴露在代表特定文化观念和信念的符号中也可能会产生思维模式的文化差异。

Hong、Morris和Chiu（2000）在研究中使用了文化符号，这是为了激活参与人的文化观念和信念。其研究结果表明，与由北美文化符号启动（priming）文化观念的参与人相比，由中国文化符号启动文化观念的参与人更可能在进行解释时参照外部因素（例如，鱼群的活动）。

有趣的是，中国文化符号的影响在只使用一种语言的欧洲裔美国人中也可以观察到。Alter和kwan（2009）为参与人提供了与Ji等（2001）类似的研究任务，并使用中国文化符号中的阴阳符号来启动参与人的文化观念和信念。研究结果发现，与没有文化符号启动的欧洲裔美国参与人相比，那些由阴阳符号来启动文化观念和信念的参与人更可能预测事件的趋势。

上述研究表明，由文化符号启动的特定文化观念和信念影响着对应的心理倾向，如分析性和全面的思维模式。

三、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研究

由于对有机体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会持续地塑造大脑（Davidson ＆McEwen,2012），因此，文化也会引起大脑功能和结构的变化。研究者在文化神经系统科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文化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大脑产生影响（Chiao ＆ Ambady,2007; Han ＆ Northoff,2008; Kitayama ＆ Uskul, 2011）。

（一）对环境的注意

Gutchess、Welsh、Boduroglu和Park（2006）设计将一个对象放在与现实背景类似的一些场景，要求美国和中国参与人观看这些场景，并测量他们的脑部活动。结果发现，美国参与人处理焦点对象的语义和空间信息相关的脑部区域产生了更多的活动。这一研究结果与美国人眼睛移动（Chua等，2005）和行为反应（Masuda ＆ Nisbett,2001）具有分析性倾向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Hedden、Ketay、Aron、Markus和Gabrieli（2008）比较了在美国居住的东亚人和美国人的神经活动。研究发现，与参与人面对文化偏好任务（即美国参与人面对绝对任务，而东亚人面对相对任务）时相比，参与人面对非文化偏好任务（即美国参与人面对相对任务，而东亚人面对绝对任务）时，其脑部中与注意控制相关的额叶和顶叶区（frontal and parietal areas）会产生更多的活动。此外，美国人在面对绝对任务时，其脑部上述区域的活动是个体独立性导向的递减函数，而东亚人脑部上述区域的活动则是个体对美国文化适应程度的递减函数。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一项任务中注意控制的程度取决于这项任务是否是文化偏好任务，以及这项任务与特定文化中个体主导性自我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

Lewis、Goto和Kong（2008）研究了偏离环境敏感性的文化差异，并用与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来测量这种差异。他们要求欧洲裔美国参与人和亚裔美国参与人在忽略环境中频繁出现和不频繁出现刺激的情况下，对不频繁出现的目标刺激做出反应。研究假设亚裔美国参与人比欧洲裔美国参与人对偏离环境更加敏感，从而应当测量出更大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结论与假设是一致的。此外，研究还发现：相互依赖较强的个体会比相互依赖较弱的个体产生更大的事件相关电位，因此，个体相互依赖性导向是文化差异影响的中介变量。

（二）自发特质推理

由于美国人比东亚人更可能忽略环境对行为的约束作用，而主要从个体的内在特征和属性角度来解释个体的行为，因此，当面对个体的行为时，美国人比东亚人更可能将其归因为个体的内在特质。这种认知偏差称为“自发特质推理”。

Na和Kitayama（2011）在测量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基础上，研究了自发特质推理的文化差异。他们要求欧洲裔美国参与人和亚裔美国参与人记忆成对的目标脸孔和隐含了目标特质的行为描述。记忆任务结束后，他们向参与人提供了之前出现的目标脸孔和一个单词，要求参与人判断这个词汇是否描述了“隐含特质”“不相关特质”或为“无意义单词”。自发特质推理会强化目标脸孔和隐含特质的关系。因此，与词汇判断任务中隐含特质出现在目标脸孔呈现之后所做出反应的时间相比，当不相关特质出现在目标脸孔呈现之后时，参与人做出反应的时间要更长。行为反应的结果表明：对不相关特质反应较慢的倾向仅在欧洲裔美国参与人中存在。这意味着欧洲裔美国人比亚裔美国人具有更强的自发特质推理倾向。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在处理语义不相符信息时，欧洲裔美国人会比亚裔美国人产生更大的事件相关电位。

四、小结

主导西方文化的独立的自我概念，促进了低情境沟通，并对应着分析性和逻辑思维模式；而主导东方文化的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则会促进高情境沟通，并对应着全面和辩证的思维模式。因果性归因、注意、推理、分类和表达的理解的相关研究都为思维模式存在文化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由语言和文化符号激发的文化观念和信念，则引导着人们产生诸如分析性或全面思维模式的心理过程。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研究则表明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行为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神经反应之中。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身处不同文化环境的个体，其认知过程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为本书第四章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