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现状
学者对战国令书制作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涉及的著述种类也较多，因此为方便论述，此处对学者研究所涉及的战国令书种类、制作者、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及规格等方面分别进行讨论。
一 战国令书种类的研究现状
对战国令书种类的研究始于文学领域。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经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到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之时进入一个高峰。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在以研究文学为目的所分的三十三种文体研究当中，[48]即开始涉及部分战国令书文体，如诏书、策书、檄书等。但其多将令书文体与其他文体混合研究，如《祝盟》篇就是将非令书的祝书与属于令书种类的盟书合在一起，未能将令书文体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稍晚的萧统《文选》虽然将文体分为三十九种[49]，划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提出了比较专门的令书文体分类，如诏书、册书、“令”书[50]等，但由于该书侧重于文章辑录，研究并不深入。后至宋时，真德秀《文章正宗》开始用更加综合的方法对文体种类进行研究，将文体分为四大门类，即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具体的令书文体种类被淹没其中。降及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又称《文章辨体序说》）将文章文体分为五十四种[51]，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又称《文体明辨序说》）则进一步细化为一百二十七种[52]。吴、徐二人的文体分类虽然失于烦琐，但列举的战国令书种类较多，[53]对各种文体的流变过程进行了精炼论述。进入清代，学者对令书种类的研究又由繁入简，但对战国令书种类其他方面的研究并无深入，如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开始将文章文体合并为十三大类；[54]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又在《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将十三大类合并为三门，十一类，[55]其后又有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选《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新古文辞类纂》等论著，但大体如曾书，创见不多。而且这些论著与明代的研究论著存在同样问题，即在文书与文学作品的分类上退回到了刘勰时代的水平。[56]
不过到清末民初时，随着含有大量文书内容的甲骨、简帛、青铜器等出土文物的发现，文书研究开始独立于文学研究之外，文书成为学者的专门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国维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开始研究汉简文书，将20世纪敦煌出土的汉简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及汇辑各式书信等类别；[57]而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则正式提出应将文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类别，并在文书类之下以简牍书写内容为标准划分为书檄、封检、符券、刑讼四类。[58]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以汉代简牍文书为研究对象，所以对战国令书种类的研究并没有太大进展。
进入新中国以后，随着载有大量春秋战国及秦令书的简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青铜器（如两诏量、商鞅量）、玉石（如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的出土，学者对战国令书种类的研究迅速发展。李均明、刘军在《简牍文书学》一书中按照简牍材料的自身性质，将文书分为六大类，即书檄、簿籍、律令、录课、符券、检楬，其中书檄、律令、符券三类中包含若干令书分类，如檄书、律法书、“令”书等。[59]其后，骈宇骞和段书安的《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虽然在这六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遣策与告地策”一类[60]，但与《简牍文书学》存在同样问题，即未能将令书文体与其他文书文体区分开来进行研究。[61]不过，伴随国内历史学界引入文书学、档案学等学科理论，令书逐渐成为历史学科研究古文书的热点之一，开始从古文书中渐渐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注意到了被前人忽略而研究不深的一些战国令书文体种类，如邱世华先生指出《封诊式》属于秦律，是一种文书程式，李力先生认为盟书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形式，张建国先生认为秦令在秦统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等等。[62]
二 战国令书制作者的研究状况
学者关于战国令书制作者的研究按其侧重点不同，又可以分为令书职能性制作者、令书非职能性制作者、令书制作者来源三个方面。
（一）职能性制作者
令书职能性制作者是指具有专门制作令书职能的人员，此处主要指将虚拟命令信息转化为实体文书的人员。[63]这类人员在战国时期主要由史官或类史官的文职人员构成，由于在当时人们对史官与类史官文吏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所以也可将其统称为史官。[64]
古人很早就关注了史官的书写职能，如《礼记·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65]；《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66]；《隋书·经籍志》“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67]；等等。但由于研究视角问题，战国史官研究被长期混在学者对战国整体官制的研究当中，且研究重点多在考证史官官名问题之上，对其书写职能则关注较少。虽偶有涉及史官制作令书的研究，但也多是对某些具体官员职能研究的附属产物，成果不多。如苗可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疏证》[68]、王汝弼《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69]、聂石樵《屈原论稿》[70]等论著，对屈原所充任的左徒一官具体为何职虽有不同看法，但基本认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做左徒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71]的职责描述，即对左徒具有草拟某些令书的职能没有太大疑义，不过并没有更深入的探讨。
但近代以来，也有一些专门针对史官书写职能的研究论著出现。如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已经开始专门对周代史官的得名、职掌、地位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某些史官的文书书写职能做了说明。[72]其后，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原》根据《周礼》归纳出周代史官的八种职事，即“总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73]，其中书事一项即是对史官书写职能的说明。陈锦忠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将史官职能归纳为两大类十八项，[74]其中祝告、册命、聘问、约剂、刑法等项涉及史官的书写职能。席静涵《周代史官研究》则将周代史官的职能归结为十大项，[75]其中史官的书写职能在“记事”“册命”等项目中都有涉及。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将史官职事进一步细化，将其分为六大类三十九项，[76]开始将“书写册命”“登录、保管契约”“记录刑书”“书写盟誓”等与令书制作直接相关的职事从“记事”中分解出来详细研究。
除针对史官的研究以外，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其他具有职务性书写任务的人员。如林进忠《里耶秦简“赀赎文书”的书手探析》通过对里耶秦简中内容相同的十二件追讨赀赎欠债的文书进行探讨，认为负责经手处理而且记名的“儋”“堪”“嘉”等人都不是书写者，书者并未留名；[77]吕静《秦汉官僚体制下的基层文吏研究》对秦汉时期文吏在官僚体制中的地位、文吏的才与能、文吏的体制特征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78]吴晓懿《战国时期书写群体研究》认为史官、工官的职司和士人构成了战国时期的书写群体，并对书写群体的训练过程进行论述；[79]等等。
但无论是针对史官还是非史官令书制作者的研究，都未能将其与其所制作的令书种类加以关联。
（二）非职能性制作者
令书非职能性制作者是指某些本不具有令书制作职能，但在某些情况下承担了这一任务的人员。令书是统治者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不同层级、部门的长官根据需要针对其所管辖的地域、民众、事务等下达。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具体部门的长官下达的令书，多由其下属史官或文吏负责书写，但由于某些事务过于机密为防止泄露、下属史官或文吏不在身边、某种个人意愿等，这些具体部门的长官有时也亲自制作所要下达的令书，[80]也就是说只要该部门长官拥有下达某些种类令书的权力，其就存在亲自制作某些种类令书的可能，因此他们也是令书制作者群体的构成部分。所以，对这些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部门长官权力、职能的研究，也属于战国令书制作者研究范畴，这一类研究则通常被纳入战国官制的研究之下。不仅如此，许多具体制作者的令书制作职能也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被涉及。
对战国时期官员所拥有的权力、职能研究始自汉代，以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代表，其文云：“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81]该书对部分周秦官员的官名、来源、品秩、职能等信息进行了描述，其所涉及的官员众多，如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82]，御史大夫“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83]，大夫“掌论议”[84]，等等，但由于研究角度及该表体例关系，所记多如“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85]之类，未能将这些官员与其所能制作的令书种类相联系，而且对战国时期官制论述相对较少。此后，从杜佑《通典·职官》[86]、郑樵《通志·职官略》[87]、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88]到黄本骥《历代职官表》[89]等多数学者的论著，虽然在战国时期官员的职能、权力、设置等部分问题的研究上更加深入和细化，但大体承袭班固《百官公卿表》之研究体例，创见不多，且论述战国时期官制普遍过简。不过，明代董说《七国考·职官》的研究比较值得一提，该书开始专门搜集整理战国时期秦、齐、楚、赵、韩、魏、燕等七国的职官名称，并分国别进行编排，收录官名较丰。[90]该书自完成之后长期被忽略，到缪文远《七国考订补》[91]董氏的研究才得到补充和发展，但也未能将官员职能与其所制作的令书种类联系起来。
（三）制作者来源
战国令书的制作者主要由官府官员和文吏构成，因此讨论其来源，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当时的选官制度。古人很早就开始讨论战国的选官制，如唐杜佑《通典》即设有《选举》一门。但杜佑除对战国时期秦国的选官制度有简单叙述，即“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92]之外，对其他各国的选官制度则多归于整个周代选官制度之下加以论述。他以《周官》所载选官制度为依托，认为古代官员是通过对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员分部门分系统地层层选拔而来，但论述极为简略，[93]未能显示出战国令书制作者来源的特点。至宋，苏轼《论养士》（又称《六国论》）则开始注意到战国选官制度的整体特点，认为“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94]。但直至民国时期，孟世杰《先秦文化史》[95]、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96]等书虽论述战国选官制度，但仍主要是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性汇编，未对其做详细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对战国选官制度的研究开始不断细化，其代表性论著有：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97]认为古代由吏入官的途径主要是各种考课，并做了详细的考证；刘梅生《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史略》[98]将战国及秦的选官方式归纳为保举、军功、通法入仕、葆子、考试等；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99]归纳出的战国时期的选官方法有招贤察能、举荐考核、奖励军功、养士等，并对养士制度进行了重点分析；楼劲、刘光华合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本）在分析了战国各种选官制度之后，认为当时最为基本和普遍的仍是那种从原始部落中发展过来的由下向上的荐举人才的古老方式。[100]
此外，有的学者在论述战国选官制度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如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不仅分析了战国的种种选官制度，还注意到了干涉古代选官的各种关系；[101]宁欣《选举志》认为官吏的来源与官吏的层次有关，不同层次官员有不同的选取方式；[102]任立达、薛希洪《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103]改变了以往按时代划分研究选官制度的方法，他以选官制度本身为分类，如军功制度、客卿制度、上书拜官、荐举制度、任子制度等来进行研究。其他如黄留珠《秦客卿制度简论》[104]、孟繁峰《论客卿》[105]、袁礼华《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拜官》[106]等论文，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对战国选官制度来源的研究也就是对战国令书制作者来源的研究，从整体来看，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也有两点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未将其与令书制作者的身份来源挂钩；二是研究侧重极不平衡，对官员的选拔制度研究，远远多于对文吏的选拔制度研究。
三 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的研究状况
对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的研究开始很早，东汉时期蔡邕《独断》即对汉代天子所下的策书、诏书、制书等几种令书格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如策书的书写格式为“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107]；对令书书写用语也有简单说明，如其言“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108]等等；但其所言均为汉代令书的书写制度，尚未涉及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开始对部分战国令书种类的书写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其针对盟书的写作用语要求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109]等。但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对不同文体遣词造句的文学性研究，且以指导实际文书的创作为目的，因此对战国令书的固有书写格式及用语论述并不多，只是大致分析了每种文体写作的原则与宗旨。此后直至民国，历代学者大体承继了刘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再加上材料限制，对战国令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问题也未能给予更多关注。但也有少量著述涉及这一问题，如宾叔先生《穀梁大义述》卷一“内盟”条，即对史书记载孟氏活动的一些书写格式问题进行了简单说明。[110]而且此时，其他文书格式的研究也开始有所发展，如柳诒徵《国史要义》提出一些新的有关史书书写格式的看法，认为所有史书都源于官礼，[111]并对史书的书写格式进行了简单说明。[112]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的研究继续开展，并随着大量战国及秦的符书、节书、律令书、行政令书等的出土不断增多和深入，逐渐出现将格式与用语分开研究的趋势。对战国令书书写格式进行研究的论著有：王铭《文书书写规则考略》[113]认为古文书中有一些特殊的书写格式规定，如避讳、抬头和套格等，并对这些规定进行了简单叙述，但所述过于笼统，未能单独谈论战国令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经开始涉及战国及秦的行政文书及法律文书的格式问题，如“《效律》的第一支简，背面写有‘效’字标题，看来应为一篇首尾完具的律文。《秦律十八种》中也有《效》，互相对照，知道《十八种》只是摘录了《效律》的中间一部分”[114]，即是分析了《效律》简的书写内容及格式，但论述过于简略；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对里耶秦简中行政文书的惯用语如“敢告”和文书格式如书手签名等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115]佐佐木研太《出土秦律书写形态之异同》通过对比出土的秦系法律文书书写用语的不同，分析出了不同简牍的属性与归类；[116]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认为各种官文书的官吏署名至少出现在“七种场合”，并对其在各种场合中的用法做了说明。[117]
对战国令书书写用语进行研究的论著有：刘乐贤《里耶秦简和孔家坡汉简中的职官省称》[118]在李学勤《〈奏谳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119]的基础上对出土文献中秦汉时期机构官员常常将其职务省去不称的用语现象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胡伟《秦简第一人称代词研究》[120]和《秦简第二人称代词时间性和地域性研究》[121]认为秦简中的第一人称“我”“吾”及第二人称代词“尔”“女”“而”“若”等的使用，受到时间因素和地域因素的影响；吕红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体观的生成与发展》[122]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国古代文体思想的孕育”中从文体言辞的文本化进程、体用一如整体思维方式的孕育、实用文体写作程式的内在规定性、诸子对说辞方法和风貌的影响等几方面对先秦文体的用语、风格及思想等进行了整体性研究。除了这些比较概括性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具象性的研究：魏克彬《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123]，基于其将温县盟书中某些“公”字之前的字释定为“岳”字，提出侯马盟书大多用“晋君”而温县盟书用“岳公”，可能是因为侯马盟书的盟誓地点在晋国都城新田而温县盟书在离国都较远的地方的观点；李艳红《〈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左传〉盟誓语言比较研究》[124]通过对比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用语，认为春秋时期盟辞、誓辞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有固定的套语和句式，并且盟辞和誓辞有逐渐合二为一的趋势。其他如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125]、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126]、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127]等论著当中也有部分相关论述。
对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的研究虽然不断增多与深入，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它们往往是孤立的、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未能从整体上进行概括性的说明与研究。
四 战国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的研究状况
对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的研究开始很早，蔡邕《独断》即指出汉代天子所下“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三公罪免，亦赐策，……以一尺木两行”[128]。但这一类研究直至民国时期，仍未受到足够重视，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少，且大体因循古代故有看法。如章太炎《经学略说》对六经的尺寸进行了推测，并基本继承了传统的法律为“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的说法；[129]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130]对节、瑞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进行了材料性分类。不过也有少量著作关注到一些新问题，如蒋伯潜《诸子通考》认为缣帛作为新的文书载体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代替简牍的萌芽[131]，柳诒徵《国史要义》对简牍载体的材质及编联方法做了简单介绍[132]，等等。
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带有大量令书内容的载体实物出土，学者对战国令书载体材质与规格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133]结合出土载书分析《左传》所见盟誓制度之余，对春秋战国石简的规格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当时通行的石简是仿制竹简所制，尺寸多为一尺或一尺二寸。林剑鸣《简牍概述》[134]对简牍中“两行”“檄”“法律简牍”“册”“觚”等的制作方式及载体长度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以汉代简牍材料为主，对战国材料分析不多。郑雅坤《谈我国古代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135]则对古代符节的整体形制及使用方法进行简单论述。李更旺《古书史中竹木制书写材料考析》[136]研究发现古代木质的书写材料有方、版、牍、觚、椠、檄等形制，并对不同形制材料书写的内容进行了探讨。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137]认为不存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38]中所说的简牍自周秦至隋唐一以贯之的“分数、倍数”制度，“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才是简牍制度；认为律令简有几种不同的版本：由中央直接下发的律令简册长三尺；郡国以下的各级官府或个人转发或为了使用方便根据前者抄录的册书，长度与一般文书简册相同。李零《三种不同含义的“书”》[139]和《简帛的形制与使用》[140]认为文书和古书的书写材料实际是相同的，并对竹简、木牍、帛书的取材、修正、规格、版式和容字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其他如张冬冬《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141]、刘光裕《商周简册考释——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142]等论文中的部分内容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对其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不仅是对前辈学者辛勤耕耘的肯定与尊重，同时也能够防止重复研究现象的发生。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始于汉代，其绵长的历史催生了众多研究成果，随着时间推移，其也开始不断细化，并深入整个战国令书制作系统的方方面面，且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如对史官书写职能的研究细化了，发现多种战国令书，同时对令书竹木载体规格及形制的研究也取得不小成果，等等。
过去学者在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首先，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研究流于零散。汉至清末民国的研究问题过于局限，多处于文学研究范畴的附属研究之中，专门性的研究极少；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了比较专门化的研究，但研究与研究之间联系十分松散，如研究战国令书制作者的，只关注到了其书写职能，对书写职能与书写的令书种类之间的联系注意较少，未能将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挖掘出来。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缺乏系统性研究理论的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战国令书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次，受固有历史学研究视角影响过重，多以历史眼光看文书，而未能以文书视角看历史。这不仅表现在那些零散的研究之中，即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陆续出现的一批重要的、较成系统的西周、春秋令书的研究著作，如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143]、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144]、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145]等，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是以战国令书为研究对象，但毕竟为我们即将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范本。此处以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为例，该书在相当多的章节中对册命金文本身进行了分析，如在第一章“册命礼仪”第四节“金文所见西周册命礼仪”、第二章“册命时间地点”第一节“册命纪时”、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等章节阐释了册命金文的内容结构、书写时间、用词等问题。[146]但其仍主要是将西周册命金文作为史料来看待，并希望依靠这些史料还原当时与册命相关的礼仪制度，因此其研究扩展的历史外延较大，如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第二节“西周官制资料与《周官》研究概述”、第三节“西周册命金文与《周官》对比研究”，第五章“册命赐物及舆服制度”第二节“研究西周舆服制度之根据与方法”、第三节“册命金文所见西周舆服制度”，等等，而这些研究实际都已脱离册命文书本身，足见其研究视角仍是历史的而非文书的。这种研究视角必然会忽略掉很多令书本身包含的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料及规格等所能反映的历史信息。
再次，以往学者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学者在文体种类、简牍载体形制规格方面的研究取得成果最多，但在文体流变问题方面研究成果十分稀少，且基本因袭刘勰《文心雕龙》、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等书中的传统论述，创见不多，未能指出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体形制规格方面的研究则局限于简牍载体，对于其他令书载体如金属、玉石、帛等的规格形制研究论著比较匮乏。
最后，这些研究论著多忽视了战国令书制作环节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以往学者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是孤立的，学者往往就令书文体种类而论述令书文体种类，就令书书写者而论述令书书写者，就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而论述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就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而论述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未能将这些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实际上在战国令书相关因素之间是存在种种联系的，如令书制作者的等级和身份，往往就决定其所能下达的令书种类和令书等级，而令书种类又决定了其书写格式和用语，令书等级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令书载体材质和规格的使用情况。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忽视，不仅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令书制作制度，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战国社会的正确认知，最低限度也会模糊研究论著当中论述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