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 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首先是按认知战国令书有关实体因素的逻辑先后顺序展开的，这是本书主体的第一部分即第二、三、四、五章，依次解决令书的种类、制作人员、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质与规格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书主体的第二部分即第六章，开始由浅入深，由具象到抽象，将视角转移到更为隐秘但极其重要的战国令书制作环节相关的各实体因素内部之间及外部之间的非实体关系问题上。本书主体的第三部分即第七章，视角由微观变为宏观，由横向到纵向，开始分析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各实体与“非实体”因素所呈现的种种特征以及其对当世与后代社会的历史影响。
总而言之，本书希望通过对战国令书制作环节当中诸项因素的分析与梳理，展现令书这一由人创制的历史事物在战国时期的现实状态及发展轨迹与趋势，使人们能够对战国社会各国统治者的权力在令书制作层面的运行模式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为全面认知战国社会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希冀由此使人们加深对在权力结构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认知。
二 研究方法
张光直先生说过：“学科是次要的，而中国古代史的现实则是主要的。”[147]因此，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我们并不会特意强调学科属性。我们认为只要有助于了解战国令书制作相关历史事实，能够反映战国令书制作机制发展的真实样貌和水平，任何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都可以拿来使用。这里结合本书的具体研究过程加以说明。另由于此处所举实例在文中都有详证，故不加细论。
（一）文献与文物对照证明
这是笔者使用史料证明自身观点的基本方法。我们知道，想要获得正确的历史研究成果，基本前提就是所使用的证明材料真实可信，因此我们在论述本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时尽可能地在文献记载与文物方面都找到证明，即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记载的战国令书制作相关史实文字材料与目前所见的战国令书实物所呈现的整体外在样貌（包括材质、形制等）加以对比。此处之所以不使用大家比较熟知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饶宗颐“三重证据法”或易谋远“三重证据法”[148]、叶舒宪“四重证据法”[149]等表述，是因为这些“证据（明）法”无法准确地涵盖本书使用文献与文物证明史实的方式。限于论文主旨及篇幅，仅以“二重证据法”为例说明。此论于1925年王氏在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其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50]但其主要是针对考订商周史事而言，其所说的“地下之新材料”也只是指甲骨文、金文等新的文字材料，因此此种表述无法囊括本书使用文献证明事实时的方式。而且这种“以新的文字材料印证原有的文字材料”[151]的方法也相对片面，不仅存在使用史料时的逻辑问题[152]，而且忽视了文物包括有字和无字外在形态的历史价值。
从实际应用上讲，在书中使用文献与文物对照方法并得到互证的地方很多。例如，本书通过文献中大量册命活动和封君的记载，及在出土文物中发现的一块刻铸有战国秦大良造庶长发布的赏赐右庶长歜一块土地作为宗邑的册封命令《宗邑瓦书》[153]，两相印证，证明了册命文书在战国仍然存在。不过，有时也会碰到两种问题。一是两种材料存在矛盾。这就需要尽量设法找出两者出现差异的原因。例如，据文献记载，古代法律简长二尺四寸或三尺，但现今发现的秦法简多长一尺，两者存在巨大差异。在分析完文献表述的背景及出土秦法简的应用层次之后，可知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在当时律法简长度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应用差异，前者所说为中央使用的律法简长度，后者因是地方应用律法简长度，所以与其记载不符。二是缺少某种材料。这就需要根据所要证明问题的具体情况来做出相应论断。例如，现今为止我们未发现战国檄令书的实物，但大量战国及前后时代文献的记载可以证明战国确实有檄令书。
（二）点线面立体分析
这是本书研究某一具体历史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它要求在对特定研究对象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之前，至少要做三个层面的分析：点，静态分析其在目前所处时空中的具体样态；线，动态观察其在时间轴上的流变过程及方式；面，宏观考察其与周围相关历史事物的关系模式。
以本书对战国誓令书的流变过程的考察为例。首先，从“点”的层面看，我们在文献中发现其在春秋末战国初尚有极少量的存在，如勾践向其父母昆弟所发布的关于发展人口的誓令“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154]，但在战国中后期消失不见，这是其在战国阶段的静态状况。其次，从“线”的层面看，我们开始追述其源头及流变过程，发现在战国之前历代皆有君王发布的誓令，如夏启为讨伐有扈氏发布的《甘誓》[155]，商汤为讨伐夏桀发布的《汤誓》[156]，周武王为讨伐商纣发布的《牧誓》[157]，等等，这些誓令在发布者身份、书写格式等方面极为相似，这是其历史演变中的动态状况。最后，从“面”的层面看，誓令书的文体功能与檄书及律令书有众多交叉。如其攻击敌方罪恶、宣扬己方正义的文体功能，据《文心雕龙·檄移》看与战国时期兴起的檄书基本一致，该书言“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158]，而其临时明确军事纪律赏罚的文体功能又与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兴起的详细规定军事赏罚制度的律令书基本类同，如秦国的“军功爵制”[159]等。
综合“点、线、面”三方面的状况，再结合下面所说的演绎法，可知战国誓令书应起源于夏初，且历代应用不辍，至战国中后期以后，其所依存的社会政治模式发生改变及檄书、律令书对其文体功能的吞噬等原因导致了它的消亡。
（三）归纳与演绎并重
归纳法与演绎法是本书进行研究得出某些结论的常用方法。两者有别，各有优缺，所以需要针对不同问题合理使用，不可偏废。
归纳法是英国学者培根在批判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后，改造传统“枚举归纳法”所得，推进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其使用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全面地获取各种可感知的经验材料；第二，整理与排列既有材料；第三，以排斥法排除否定例证，得出肯定结论。以本书对秦虎符铭文书写格式的抽象总结为例。首先，全面收集带有铭文的秦国虎符，发现只有四块，分别为杜虎符[160]、新郪虎符[161]、阳陵虎符[162]、栎阳虎符[163]。其次，按铭文的异同，将其分为两类，即前两块为一类，后两块为一类。最后，寻找差异加以抽象，得出秦虎符书写格式的两种基本范式。而我们知道，归纳法在观察分析事物时存在休谟、罗素、波普等人指出的静止、机械等形而上的局限性问题，因此其结论缺乏延展性，往往受制于材料收集的数量，[164]但“对于古代史研究者来说，原始史料中数字的缺乏和残缺数字的信用度有限，是很难克服的两大困境”[165]，所以这一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需要根据以后可能发现的新材料不断加以修正，而且无法帮助我们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获得一些“隐性”知识。
演绎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归纳法的困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已经掌握或假定了的一些一般性知识、命题，推导出另一些命题。以本书关于几篇向自然之神盟誓形成的盟书如《秦骃玉牍甲》[166]缺少准确发令时间信息原因的推导为例。由盟书的实用功能可知，其时间信息必然不可或缺，又通过分析知造成其缺乏时间信息的原因可能有三：发现的文本有残缺；是这类盟书的特殊书写格式，有其他制度保证；属于一种特殊情况。然后结合史实与史料对三条解释逐一分析，发现将第二种与第三种解释结合起来的结论最为合适。由此也可以发现，必然性的演绎推理与或然性的归纳推理，在于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不同，前者的结论内容要少于或等于前提，后者则相反，结论内容要多于或等于前提。[167]
在使用以上这些研究方法时应以客观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为指导。客观性原则主要是指在分析战国令书制作的相关材料时，要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主观上的倾向，以史实为依据，反映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当中存在的确切状况，发现其发展的真实规律。整体性原则是指在分析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时，不仅要照顾到与战国令书制作相关的“实体与关系”各自的整体性，还要体现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发展水平集中体现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原则要应用于战国令书制作体系研究的各个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反映其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
[1]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十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03页。
[2]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世界书局，1936年，第667页。
[3] 李开元先生曾说：“基层史学，以确立历史事实之具体存在为目的，以考释和描述的方法追求史学之复原。中层史学，在基层史学已经确立了的史实之基础上，以探讨各个史实间的相互关系为目的，以分析和归纳的方法追究史实间关系的合理解释。高层史学，乃是在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已经确立了的史实和史论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抽象和假设为其方法之特点。以上三个层次的史学，构成了史学之整体。”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5～6页。
[4]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14页。
[5]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6页。
[6]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9页。
[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69页。
[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83页。
[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87页。
[10] 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1] 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2] 参见松世勤《文书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卓朝君、邓晓静编著《法律文书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宋健主编《新编司法文书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王健主编《文书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熊先觉《中国司法文书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宁致远主编《法律文书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3] 参见陈合宣《秘书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杨树森《秘书学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张同钦主编《秘书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孟庆荣主编《秘书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14] 庞朴：《中国文化史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第137～154页。
[15]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5～6页。
[16] 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按：此为页下注内容。
[17]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94页。
[18] 参见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社会科学》1937年第4期。
[19] （梁）沈约：《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74，第381～383页。
[20] （唐）魏征：《隋书》卷十二，中华书局，1973，第261页。
[21]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九，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87页。
[2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30页。
[23] 本书所指文书比小泽贤二先生所说文书“文书是‘寄信人’和‘收信人’表达传递情感、愿望的书类，有特定的机关和人物为收受对象。此类文书可以分为公文书（Archives）和个人文书（Mannuscrips）”的含义要广，包括律法、簿籍等一切书写有文字的物品，包括李均明先生所说的律令类文书如律、令、科、品、约等。参见小泽贤二《司马迁和中国文书学》，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西安，2000年9月，第118～132页；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371页。
[24] （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嘉靖中古歙余氏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影印本，第11页。
[25]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符节的铭文并不具有命令性，但因其所具有的命令效力不容置疑，故仍称其为令书，可参看下文所说的“文本性”。
[26]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96页。
[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22页。
[28]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62页。
[29]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58页。
[30]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80页。
[31]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九，锺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249页。
[32]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233页。
[33]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326页。
[34] 能够同时指向同级或不同等级且具有合法性的令书种类，只有盟书。这是因为每份盟书的内容虽然或有差异，但其制定时均需得到盟誓诸方同意的外在形式是一样的，因此达成的盟约命令是同时指向盟誓诸方的。
[35]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50页。
[36]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五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34页。
[37]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二，中华书局，1959，第1512页。
[38]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25页。
[39]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8页。
[40]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0页。
[41]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2页。
[42]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92页。
[4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44页。
[44]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65页。
[4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673页。
[46]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三，中华书局，1959，第1160页。
[47] （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四〇下，中华书局，1966，第1381页。
[48] 参见（梁）刘勰撰《文心雕龙》，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1959。
[49] 参见（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0] 此处指主要用于法令下达的“令”书，而非命令文书的省称“令书”。
[51] 参见（明）吴讷撰《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2] 参见（明）徐师曾撰《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3] 吴讷、徐师曾所列举的战国令书种类有：命书、谕告书、诏书、玺书、诰书、册书、誓书、“令”书、盟书、檄书、露布、谥法书等。其中有较多问题，如玺书、露布在战国还未有如此称法；谥法书只是律法令书的一种，举例过窄。
[54] 参见（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89。
[55] 参见（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89。
[56] 参见张寿康、王凯符等《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第93～96页；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4～22页。
[57] 参见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58] 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影印本。
[59] 参见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60] 参见骈宇骞、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
[61] 参见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274～326页。
[62] 参见邱世华《简论云梦秦简的司法文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90页；李力《东周盟书与春秋战国法制的变化》，《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65页；张建国《秦令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问题略析》，《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第35页。
[63] 此处主要指直接将命令信息转化为文字的人员，至于负责令书制作的部门长官，因多不直接参与令书文字的书写工作，故将其归入非职能性制作者当中进行论述。
[64] 闵庚尧先生认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管理文书工作的官吏，已经不再称为史官，而被称作掌书、尚书、主书、左徒等。参见闵庚尧编著《中国古代公文简史》，档案出版社，1988，第34～35页。按：实际古人对史官与文吏并无严格区分，如尚书，又常被称为“尚书史”。
[65]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二九，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73～1474页。
[66] （汉）班固：《汉书》卷三〇，中华书局，1962，第1715页。
[67] （唐）魏征：《隋书》卷三二，中华书局，1973，第904页。
[68] 苗可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疏证》，《东北丛刊》第16期，1931年。
[69] 王汝弼：《左徒考——屈原发微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术季刊》第2期，1946年。
[70] 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1]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四，中华书局，1959，第2481页。
[72]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263～274页。
[73] 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第6页。
[74] 参见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0。按陈锦忠博士归纳的史官职事，即：一、天事方面：神事、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二、政事方面：册命、聘问、约剂、刑法、盟誓、征伐、籍田、射事、典藏、谱系。
[75] 参见席静涵《周代史官研究》，台北：福记文化图书公司，1983。按：席静涵先生归纳的史官职事，即占筮、记事、赐命、典藏、预言、历法、祭祀、礼事、临时差遣。
[76] 参见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第74～82页。按：许兆昌先生归纳的史官职事为：一、文职事务，记事，宣读册命，书写册命，宣读文告，诵读往事之要戒，为王诵读文书，登录、保管契约，记录刑书，书写盟誓，管理文字；二、馆职事务，登录、保管契约，记录刑书，书写盟誓，保管政府档案，典藏图书文献，管理氏族，保存户籍档案；三、史职事务，记事，保管政府档案，典藏图书文献，编史；四、礼职事务，司会同朝觐之礼，司射礼，司丧葬之礼，司籍礼，司威礼，管理旌旗，司王后之礼，监察，殷见诸侯，司郊庙礼，司聘礼；五、“天”职事务，占筮，祭祀，祝祷，占星，释异禳灾，相术，交通神人，从军参战，制历；六、武职事务，从军参战，统军作战。
[77] 林进忠：《里耶秦简“赀赎文书”的书手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28～35页。
[78] 吕静：《秦汉官僚体制下的基层文吏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114～118页。
[79] 吴晓懿：《战国时期书写群体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第115～122页。
[80] 周振华先生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成为新兴的官员后备军，承担顾问、谋士、幕僚之类的任务，并要兼任起草文书的工作；晁福林先生认为“战国时期，各国法令常由君主命令大臣制定，并由君主最后决策审定”等。参见周振华《文件学》，广陵书社，2007，第25～32页；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第799页。
[81]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第722页。
[82]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第722页。
[83]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第725页。
[84]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第727页。
[85]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第724页。
[86] （唐）杜佑撰《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
[87] （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
[8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
[89] （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0] 参见（明）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
[91] 参见（明）董说撰，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2] （唐）杜佑撰《通典》卷十三《选举一》，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10页。
[93] 杜佑云：“《周官大司徒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乡先论士之秀者，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及乡老、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于祖庙，内史书其贰而行焉。在其职也，则乡大夫、乡老举贤能而宾其礼，司徒教三物而兴诸学，司马辩官材以定其论，太宰诏废置而持其柄，内史赞与夺而贰于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盖择材取士如此之详也。”参见（唐）杜佑撰《通典》卷十三《选举一》，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09～310页。
[94] 参见（宋）苏轼撰《苏轼文集》卷五《论养士》，《苏轼全集》，（清）王文诰注，于宏明点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第2897页。按：原书句读为：“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
[95] 孟世杰：《先秦文化史》，文化学社，1929年。
[96]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97]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98] 刘梅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史略》，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99] 谢青、汤德用等：《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1995。
[100] 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第27页。
[101] 陈茂同认为“这个‘关系’给整个官僚机构增添了异样的色彩，成为干扰官吏选拔的一种特殊冲击波，使正常的选官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关系官’充斥朝野”。参见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674页。
[102] 宁欣认为：“官吏不分，是由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发展的初期阶段的特点所决定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随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完善与严密化，不仅官、吏分为二途（即等级、身份、职任、地位都有严格区分），官本身与吏本身等级、层次日趋繁复。……其上层被包括在官的范畴中，其下层被笼在民的阶层里，并未获得独立地位。自然，对他们的选拔，也未单独成系。……吏的选用，应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担任吏职的人的选举、任用；二是对出身吏的人通过何种途径选举做官。”参见宁欣《选举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68～271页。
[103] 任立达、薛希洪：《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青岛出版社，2003。
[104] 黄留珠：《秦客卿制度简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第17～22页。
[105] 孟繁峰：《论客卿》，《史学集刊》1987年第3期，第28～36页。
[106] 袁礼华：《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拜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92～97页。
[107] （汉）蔡邕撰《独断》卷上，（明）程荣校，和刻本，影印本，第4～5页。
[108] （汉）蔡邕撰《独断》卷上，（明）程荣校，和刻本，影印本，第1页。
[109] （梁）刘勰撰《文心雕龙》卷二，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1959，第65页。
[110] 宾叔先生云：“盟，大事也。无论内盟外盟，旧史应皆书日。孔子成《春秋》，寓重内略外之义，于是有内盟日外盟不日之例。至内盟之当贬者，仍略其日；外盟之可褒者，仍不略其日。”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第219页。
[111] 柳诒徵先生认为：“《史通·书志篇》：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章学诚《礼教篇》亦曰：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史记》之《天官》、《平准》等书，犹以官职名篇，惜他篇未尽然也。两君皆以史之书志本于官礼，盖仅就著述之形式言之，而不知史家全书之根本皆系于礼。”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第11～12页。
[112] 柳诒徵先生说：“《周官》太史之职，赅之曰正岁年以叙事。此叙事二字，固广指行政。而史书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者，亦赅括于其内矣。古史年月，或有简略。《周书》宝典，首曰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则年月日地四者具焉。其纪时者，若尝麦书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又曰：太史乃藏之盟府，以为岁典。其后史例益进，则虽无事必书首时，编年史之渊源若此。”又云：“古史限于工具，则文简。后史利用缣纸，则文丰。丰者详举事；状，不必约以一辞。而史义相承，仍必谨于名分。”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第13～14、20页。
[113] 王铭：《文书书写规则考略》，《档案与建设》1986年第1期，第26～27页。
[11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69页。
[115] 参见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第73～81页。
[116] 〔日〕佐佐木研太、曹峰、张毅：《出土秦律书写形态之异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48～55页。
[117] “七种场合”指：文书发起者，文书起草者，文书经手者，文书处理者，文书抄写者，文书收发者，文书传送者。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21页。
[118] 刘乐贤：《里耶秦简和孔家坡汉简中的职官省称》，《文物》2007年第9期，第93～96页。
[119] 李学勤：《〈奏谳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辑，巴蜀书社，1999，第61～63页。
[120] 胡伟：《秦简第一人称代词研究》，《语文学刊》（高教版）2006年第5期，第50～53页。
[121] 胡伟：《秦简第二人称代词时间性和地域性研究》，《殷都学刊》2009年第2期，第121～124页。
[122] 吕红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体观的生成与发展》，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0。
[123] 〔英〕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文物》2010年第10期，第76～83页。
[124] 李艳红：《〈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左传〉盟誓语言比较研究》，《殷都学刊》2007年第3期，第124～129页。
[125]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26]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127] 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6。
[128] （汉）蔡邕撰《独断》卷上，（明）程荣校，和刻本，影印本，第4～5页。
[129]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杨佩昌整理，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第96页。
[130] 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上海书店，1931年影印本，第161～170页。
[131] 蒋伯潜：《诸子通考》，岳麓书社，2010，第7页。
[132] 柳诒徵先生说：“国产多竹，编削为书，可执可记，可阁可藏。……《王制》曰：太史执简记。《国语》曰：右执鬼中。皆执竹也。与竹并用者，亦有木版，曰方。《聘礼记》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官》：司书掌邦中之版。木版固与竹简并用，然以其不利于编排，故用竹为多。编集竹片，则名曰册。重要之册，以丌阁藏，则名曰典。司此要籍，因亦曰典。”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第2页。
[133] 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考古》1966年第5期，第271～278页。
[134] 林剑鸣编译《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35] 郑雅坤：《谈我国古代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56～63页。
[136] 李更旺：《古书史中竹木制书写材料考析》，《文献》1986年第1期，第242～247页。
[137] 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74页。
[138]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校注》，胡平生、马月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9] 李零：《三种不同含义的“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第4～14页。
[140] 李零：《简帛的形制与使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第4～11页。
[141] 张冬冬先生的文章对简牍的名称、形制、制作、书写、字体、修改、写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未对战国令书的制作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参见张冬冬《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12。
[142] 刘光裕先生认为殷周册命的专用简册为“一长一短，两编”，而且不论西周还是东周，册命的原件都是简书，不是金文。参见刘光裕《商周简册考释——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11页。
[143]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
[144] 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145] 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中华书局，2006。
[146] 该书在第一章“册命礼仪”第四节“金文所见西周册命礼仪”中，归纳了册命金文内容的结构——时间地点、册命礼仪、册命内容、受命礼仪、作器铭识，并勾勒出册命金文之文样；第二章“册命时间地点”第一节“册命纪时”分析了西周册命文书在书写时间上的问题，如年月日纪法、纪年现象、纪月现象等等；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分析了册命文书的用词问题，如任命用词、职司用词、职事用词等。参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
[14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第118页；宁全红：《“三重证据法”的反思》，《法律史评论》2011年第00期，第66～80页。
[148] 参见魏建震《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纪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80周年而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29～134页。
[149] 参见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2009年7月，第420～433页。
[150]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2～3页。
[151] 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25页。
[152] 参见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31～140页；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16～133页；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51～162页。
[153]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08页。
[154]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35页。
[155]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5页。
[156]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八，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0～161页
[157]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2页。
[158] （梁）刘勰撰《文心雕龙》卷四，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1959，第149页。
[159] 参见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115～121页。
[160]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1页。
[161]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0页。
[162]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8页。
[163]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9页。
[164] 参见吴家国《谈谈培根归纳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3期，第11～23页；陈益升《培根与归纳法》，《东岳论丛》1982年第1期，第28、35～42页；褚平《应当如何看待归纳法》，《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第46～53页；许占君《培根的科学归纳法述评》，《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S1期，第56～60页；肖德武《从归纳法的兴衰看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8～32页；董文俊、熊志勇《评培根“科学归纳法”的理论地位》，《求索》2009年第9期，第91～93页。
[165]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13页。
[166]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55页。按：另可参见该书第457页《秦骃玉牍乙》。
[167] 参见何向东《逻辑学概论》，重庆出版社，1985，第131～267页；宋文坚主编《逻辑学》，人民出版社，1998，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