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中国理论、中国概念，全面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发展史

大家都以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之一而自豪。实际上，中国古文明的独立起源方式与西方古文明大不相同，中国古文明的发展过程也与西方古文明有许多相异之处。西方的文明理论、史学理论不能套用于中国古代文明史，但可以作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揭示中国的特色。

例如，西方学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的研究，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判断文明起源的四项物质标准，即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建筑。中国古代文明多源并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概括为六大文明起源区，遍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1以这四项标准对照中国六大文明起源区，黄河流域大致相合，其他区域则不能完全对应。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黄河以外地区的文明起源。事实上，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其典型的宗教礼仪建筑与精美绝伦的玉器，足以表明当时的社会已分化成不同的阶层，氏族公共权力已高度集中，其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地区，而且这些代表神权、族权、兵权的玉器，在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其他文明区也都具备。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独有物质要素，为世界上其他独立起源的古文明所不可比拟。因此，牟永抗、曲石、吴汝祚、林华东、安志敏等考古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即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的新判断2，以区别于西方的古代文明。

在古代文献上，早在东汉时期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记载风胡子论古史时就已提到了玉器时代：

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以铁为兵，……此铁亦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这“以石为兵”的神农、赫胥之时，是原始时代，而“以玉为兵”的黄帝之时，正是五帝文明起源阶段。其“玉器”不是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往往制作成内圆外方以象征天地的玉琮，作为巫师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或制作成斧斤形以象征权力的玉钺，作为酋长发号施令的凭证等。此即所谓“夫玉亦神物，又遇圣主使然”之意。“以铜为兵”的禹穴之时，指的是夏商周青铜时代，这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以铁为兵”之时则是秦汉以后的铁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成熟发展阶段。这石、玉、铜、铁四个发展阶段，与中国近百年来现代考古发掘所揭示的物质证据正相吻合。这应该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事实。

这一历史事实与西方古代社会相比，多出了一个“玉器时代”，而这又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因此，称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在概念上正可以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称西方古文明起源于“城市革命”相区别。这对构建中国自己的文明起源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指出：“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了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的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3

以上是从考古学角度说明建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必要性。我们再从社会学角度看，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相关理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等西方社会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分析，总结出文明起源在社会形态上必然出现两个变化：其一是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其二是平等社会变成阶层社会，因而出现了管理这阶层社会的公共权力。以这两点来对照中国，可以发现，中国文明起源后的社会状态，只出现了第二种情况，即公共权力；而第一种情况，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却没有发生。中国从五帝时代开始了文明起源，而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模式依然延续下来。直到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还是血缘管理。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前后经历了近三千年时间，占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在这漫长的文明时期，公共权力一直在血缘管理的框架内发挥作用，而且还发挥得相当和谐、有效。这不能不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的地缘管理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秦汉以后才实施的，所以我们称秦汉以后才是中国的成熟文明发展阶段。然而，虽然秦汉以后全国的王权统治是地缘的，但在中央政府的王权传承仍然表现为父子孙世袭的血缘制，所谓一朝即一姓，如汉代为刘姓王朝，唐代为李姓王朝，宋代为赵姓王朝，明代为朱姓王朝，等等。这种地缘管理与血缘管理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成熟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特征所在。

根据中国文明起源后血缘管理依然延续的特点，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称这是中国文明起源“新陈纠葛”的路径。公共权力是“新”出现的，而血缘管理是原始氏族社会旧有的，是“陈”的，但在文明社会里保留下来了，与“新”的公共权力结合，所以说是“新陈纠葛”。这实际上是一种“维新的模式”。西方文明起源后，公共权力是“新”的，地缘管理是“陈”的，而原来的平等社会、血缘管理都没有了，所以侯外庐先生称西方的文明起源是“新陈代谢”的路径，是一种“革新的模式”。4张光直先生则从考古学角度称中国文明起源的这种特点为“连续性的”，而西方的文明起源则是“破裂性的”。5

必须指出的是，前面讨论的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是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但这个过渡阶段经历得特别长，占了中国的五帝文明起源一千年左右的时间，这恰好与社会形态上表现为“新陈纠葛”的“维新渐进”路径相一致。西方文明直接从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经历时间短，因而表现为“新陈代谢”的“革新激进”的路径。中国文明在经历了一千年文明起源之后，又经历了两千年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这也是在西方文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延续了血缘管理。这一点很重要，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血缘管理，造成了五帝至夏商周漫长的巫史传统、发达的原始宗教以及世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以诸子学派的繁荣为代表的“轴心”文明，秦汉以后出现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相融合的绵延发展的成熟文明，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科学分析、全面总结、理论概括上述中国文明的特色现象，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早在1946年，侯外庐先生就已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提出上述东西方文明起源路径不同的卓见。张光直先生的《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也于1986年发表在《九州学刊》上。牟永抗等先生的“玉器时代说”也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提出。中国文明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起源、发展规律，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所不曾有过的。然而，这么重要而且明显的事实却不能通过教科书走进大学讲堂，更不用说在中小学教学中普及推广了，以致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特点茫然不知。这不能不说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令人痛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观念上，我们还没有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中心的束缚，对民族历史文化缺乏自觉自信。其次，管理体制上有问题。从事前沿研究的一流专家最有资格编写教材，但他们没有时间，而实际编教材的人大多不是学科研究一线的专家，他们自己都还没有深入研究，哪能吸收前沿科研成果，编出优秀的教材？

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史，还有许多深层次、系统性的工作要做。例如，为什么中国文明的起源会在物质上表现为玉器作为公共权力的象征，而在社会管理结构上又表现为血缘系统的延续、扩大？这应该从中国特殊的地理、气候、资源条件与农耕生产方式中寻找答案。又如，中华文明在五帝时代多源并起后，至夏商周三代为什么会向中原集中？这当中，东夷古文化、良渚古文化、红山古文化对中原王官礼制文化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再如，按照西方的理论定义，“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而中国的文字发明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是为了与神灵的沟通，是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及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字一直与王权政治结合。文字在中国多民族融合过程中，在中国文明的绵延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埃及古文明的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古文明的楔形文字、印度古文明的印章文字、地中海克里特古文明的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都因其文明的中断而中断了。只有中国的汉字随着文明的起源而产生，一直使用至今，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值得总结。

情况还要复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美洲的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欧洲的希腊人、罗马人为研究对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在摩尔根基础上，增加了欧洲的克尔特人与德意志人的材料。但这些古典文化演进理论都没有涉及古代中国的材料。以前的中国史学论著都套用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与概念，现在看来都有些不妥。按照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部落联盟”成员必须来自同一氏族、同一血缘，但中国五帝时代晚期的部落联盟则是不同氏族、不同血缘的联合，最典型的是东夷部落与中原华夏部落的联盟禅让政权。又按照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民族”是出现文明的前提，必须是不同氏族、不同血缘混同居住在同一领地。中国夏商周早期文明已有许多“民族”政权的特征，但各氏族、血缘仍然各自分居在不同领地。考虑到这些尴尬情况，有学者开始使用怀特《文化的进化》、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弗里德《政治社会的进化》等新文化演进理论作品中的“酋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五帝文明起源时期。“酋邦”理论虽然可以解决“部落联盟”“民族”等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如“酋邦”理论强调社会组织的血缘性、阶层性、和谐性与酋长首领的权威性，等等，都可以解释五帝时代晚期的社会现象，但“酋邦”理论强调酋长职位的世袭性又与中国不合。“尧舜禹时期的二权政府，其各部落酋长以及联盟体中的二头首长，都是选举产生的，所谓‘禅让制’而非世袭制。世袭制是从夏代开始的。就这一点看，似乎应将我国的酋邦制的下限延伸到夏代乃至商代。但是也不行。因为夏代已开始使用军队、监狱、刑罚等暴力机器了。这是国家的特点，已超越酋邦的范围了。由此可见，酋邦理论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6

总之，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文明理论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史的书写必须扎根于中国自己的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做综合分析，哲学思考，然后总结出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理论、文明概念与文明术语，梳理出中国自己的文明发展史。而且，这个文明发展史应该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以显示其独特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