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写中国文明发展史，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上就书写中国文明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了初步阐述。书写中国文明史，是一项既伟大又艰巨的文化工程，涉及理论建构、观点梳理、材料判断、信息处理、文字表述等众多问题。做好这项文化工程，既需要政府支持、体制保障，更需要哲学人文社会科研工作者有崇高的传承民族文化的理想、严谨的学术考证功夫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以下试从观念与方法等方面，就如何书写好中国文明史简略谈几点建议。

1.重新发现、重新估价传世文献中的重要历史信息

中国有重历史、重文献记载的优良传统。有关中国文明史的古代文献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关键是需要从观念上超越传统思维，在方法上突破前人的束缚，能在常见资料中发现重要历史信息，从而做出新的判断和评价。许多重要的理论突破，往往是在对常见文献的重新发现中完成的。例如，《国语·楚语下》《山海经·大荒西经》《尚书·吕刑》中所载颛顼“绝地天通”的故事，过去，学术界只把它当作神话宗教资料看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敏锐地从中看到了其中所透露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信息：“神话中的绝地天通并不是真正把天地完全隔绝”，“这个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通天地的各种手段的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7

又如《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一则夏代初年“铸鼎象物”的神话故事；《墨子·耕柱》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史记·武帝本纪》《汉书·郊祀志》等也有详述。这说明，“铸鼎象物”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并非虚言。我们曾从语源分析入手，指出“铸鼎象物”的“物”不是现在的“事物”“物件”义，其原始本义是指神灵图腾。夏代初年，禹、启父子通过各种斗争，已取得了中原地区部落联盟共主的地位。所谓“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指的是夏族作为部落联盟共主，命令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族将其领地中的青铜材料与他们所崇奉的神灵图像一并贡纳给夏族共主；夏族共主就用这些各地贡奉上来的青铜材料铸造成九鼎，并将各联盟氏族提供的神灵图像也铸在九鼎上。这样九鼎便成了各族神权、族权与政权联合的象征，而夏族又通过掌握九鼎而掌握了各族的神权、族权与政权，自然是联盟共主了。以前是各血缘族团自己祭祀自己的神灵图腾，现在则通过九鼎，由夏族盟主来主持，共同祭祀联盟各族的神灵图腾了。此即《墨子·耕柱》所谓“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又使巫师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结果“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左传》宣公三年所谓“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8

如果说，颛顼“绝地天通”神话反映了颛顼利用宗教巫术，实现了部族血缘内的神权、族权与政权的结合，完成了部族内公共权力的建立，象征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那么，“铸鼎象物”神话，反映了禹、启利用宗教巫术，实现了以夏族为共主的各血缘部落联盟的神权、族权与政权的结合，完成了各血缘部落的联盟而以夏族为联盟共主的公共权力的建立，象征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开始。

颛顼“绝地天通”与禹、启“铸鼎象物”两则神话故事，正是前述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以血缘管理的延续为特征，以表明中国文明起源发展“新陈纠葛”连续性路径的具体反映。以前，我们只把它们当作神话看待，实在是辜负了创作流传这两则神话的先民们的良苦用心。如今，我们揭示了其中所隐含的文明史秘密，自然是重大突破，意义深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充分利用考古新资料，印证甚至补充文明史的重大问题

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和敦煌经卷遗书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传统观念与方法。1917年，王国维先生利用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史记·殷本纪》，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族先公先王世系大致可信，并补充纠正了其中个别世系之误。1925年，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课程，提出其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同年，他还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认为“古来新学问，大多由于新发见”。时隔五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灼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王国维、陈寅恪时代，史学界正盛行疑古思潮。王国维用甲骨卜辞证明商代的真实存在，继而又用叔夷钟等青铜铭文推断夏代也是可信的，其影响十分深远。时光又过去了九十多年，新的考古材料不断问世。我们正处于考古大发现的时代。考古学已为我们建立了从五帝时代直至夏商周的文化序列，又为我们具体分析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实物图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为我们多学科综合探索中国文明史创造了条件。中国文明史的全新面貌都是考古学所带来的。可以说，离开考古学就无法书写新的中国文明史。

考古学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又一个窗口，让我们不断有新的惊喜。例如，青铜器与甲骨片上的数字卦，不仅仅是《周易》学、经学史问题，实际上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精神思维，需要做特别总结。又如，郭店楚简中许多与思想精神有关的字，“仁”“勇”“逊”“德”“畏”“喜”等，都从“心”，正好与春秋战国时期精神觉醒，强调内心修养的理性运动相一致。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总结的儒家仁学“心理原则”，余英时先生总结的战国“轴心”文明的“内向超越”。如此等等，都需要做全面总结，以体现中华文明史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

3.认真总结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成功经验和已有成果

近百年来，虽然中国文明史研究深受西方模式影响，存在许多套用图解西方理论、概念与术语的弊病；但毕竟还是有一批优秀学者，在思想上坚守民族精神，学养上精通中西，实践中能自觉活用西方理论，具体分析中国实际，对中国文明史做出了新的阐述与理论概括。由于有了民族精神的灵魂，有中国材料的基础，又有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因此，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既能避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隔膜，又能超越中国传统学者的狭隘，既能展示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体现世界的眼光。这种研究成果，虽不多，也还没有成系统，但弥足珍贵，需要及时总结，作为我们全面书写中国文明史的标本范例。

例如，前述侯外庐先生从社会形态学角度，张光直先生从考古学角度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又如，苏秉琦先生以考古区系类型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中华文明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新见，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一由氏族社会到文明起源到早期发展再到成熟发展的阶段性演进的分析，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文化体系，李伯谦先生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等等，都是构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优秀成果。

还有一些哲学家、历史学家的精深概括，也需要及时吸收。如李泽厚先生的系列著作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史中的“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儒法互补”的总结，以及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余英时先生系列著作中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向超越”“四次突破”“士商互动”的概括，等等。这些都特别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