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府深造，步入岐黄

1972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选送进入陕西中医学院中医专业学习，终于圆了我学中医的大学梦。因为“文革”而荒芜了6年的校园迎来了莘莘学子。教师与学生们的热情都非常高，缺少教材，教师们边讲课边编写补充讲义；校舍不够，学员们课余搬运砖瓦建楼。我从内心里珍惜这次进大学深造的机会。我们这级学生进校后首先补3个月的文化课；暑期到延安军训拉练，去秦岭涝浴采药、认药，基本掌握了七八十种中草药的形态特征与功效主治；1972年8月底开始学习专业课。

开学后一段时间，学员中出现了学中医好还是学西医好的争论，影响到专业思想的巩固，不少有医疗工作经历的人说学医应该学西医，那时各县尚未成立中医院，学中医英雄无用武之地。当时年级主任在班务会上的一席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讲道：“西医看病是靠仪器，检查做了一大堆还未必能搞清什么病。中医看病靠三个指头，脉一把就能搞定你是什么病，你看中医神奇不神奇。”我决心对中医的神奇的探个究竟。

那时的教育方案是在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指示精神下制定的，学制缩短后课程之间衔接跨度大，有些课吃夹生饭，仅凭课堂所学难以系统掌握医学知识。为此，我课堂上认真听讲，勤于记笔记，下课后及时梳理出知识要点，反复记忆、思考、领悟中医理论与临床联系的问题，弄不明白的就请教老师，好在那时老师上完课后每晚都要去教室给学生辅导答疑，向老师请教很方便。同学们回宿舍讨论最多的是课程知识的问题，迫切地追求知识只为一个目的：将来能独当一面，胜任医疗工作。

给我们上课的中医老师都是中医世家出身，医道之精令我敬佩不已，怎样才能像他们那样成为中医大家是我思考的问题，经向老师们取经得知，他们都有从小背诵中医，练就中医童子功的经历。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借来了《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濒湖脉诀》及老师发的《内经选读》辅导册子早晚背诵，晚上躺在床上背着背着就进入了梦乡。这是我背诵中医补练童子功的“加餐”。随着对中医兴趣的不断提高，课外背书已不能满足我对中医知识的追求，我与班长冯仁杰和另外几个同学自发成立刻蜡版印医籍小组。由于当时很多中医书籍买不到，在图书馆借书每次只有两周时间要按期归还，我们便将老师推荐的中医小册子，抄写刻蜡版、油印装订。我刻板的是秦伯未《谦斋医学讲稿》，刻了几个通宵，我抽烟的不良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刻蜡版抄书是对中医知识记忆最深刻的方法，刻板小组也将课外的抄书刻印称为“加餐”，晚饭后班长在教室通知几个人“加餐去”，我们就心领神会地出了教室，每本印10余册，视为最珍贵的礼物送与最要好的同学学习。后来其他同学知道了此事，索要书的人多了，刻蜡版印书的“加餐”也停止了。另外，那时学生与老师间的走动交流很普遍，我差不多每1～2周去同乡王正宇、张志华老师家一次，向他们请教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受益匪浅，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联系。通过课程学习与课外“加餐”、请教，我在医学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的基础上，不断勾画出中医的理论体系与临床辨证思维方法，但离全面掌握中医深奥的理论还相差甚远。

那时的教育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制定的教学计划在结束基础课进入专业课程学习时，由临床各科老师组成医教工作组带学生下基层医院“开门办学”。我们班为期一学期的“开门办学”是在兴平145医院与建筑公司医院，上午随带教老师进入医院各科室看病，下午集中上临床课，及早地对临床常见病产生了感性认识，授课老师结合临床问题讲授课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下课回到宿舍后，同学们常为一个所见的典型病例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周休日，有比较熟悉的患者要求我给诊病开方，我大胆地给开了药方，有些竟然疗效还不错，这更增加了我的临床自信心。自“开门办学”之后，每次回到家乡，我就大胆应诊患者，到家里求诊的乡亲越来越多，我就去大队医疗站看病，到毕业时家乡的患者已求诊不绝。三年半的大学学习，客观地讲，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我是比较努力的，也是比较善于思考的，掌握了中西医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学会了在中医的临床疗效中领悟辨证施治，这也为我后来善于从学术层面思考临床疗效问题奠基定了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