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校从教，夯实基础

1975年10月，在陕西中医学院75届毕业大会上我意外地被宣布留校了。一心立志于毕业后回家乡做个好中医的我一时茫然，凭自己的“半桶水”中医水平，怎能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尊师大医呢？这是现实对我的严峻考验。在留校后，当年11月我被借调到西安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医教队，分配到岐山益店教学基地给刚入学的78届5班讲授中医课。对我来讲，这真是赶着鸭子上架！我只有认真备课，编写教案。没有办公桌，医疗队给每位教师发个小马扎，我伏在床上备课，常熬到夜里12点后，第二天给同学们“热蒸现卖”。在课堂上，每当看到同学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我不禁惶恐不已，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充实自己，研习中医，吃透教材，强记教案，梳理逻辑，琢磨如何表达才能将授课内容讲得更好，以不误人子弟。当时基本上是下午隔日上课，上午在益店医院或村医疗站看病带学生，周围村里的乡民听说是西安医学院来的大夫看病，患者应接不暇。在日渐获得中医临床疗效的同时，我探索中医的兴趣与信心得到了不断提高。

1976年3月，我结束在西安医学院开门办学带教工作，回到了陕西中医学院。当年7月恰逢唐山大地震，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接来了一批地震伤员，医院专门成立唐山病区，我被抽调到该病区从事伤员的医疗护理工作。在重伤员中有10多个是截瘫患者，普遍出现褥疮，医院于是成立了褥疮攻关小组，我是组员之一。当时听说汉中市3201医院治褥疮疗效好，李堪印老师和我就被派往汉中取经。3201医院采用的主要是用疮面植皮、轻者护理勤翻身的方法。学习回来后我们将所学经验在本院推广，采用邮票式植皮，但成活率很低。王树梓教授说我是学中医的，让我能否试着用中医方法治疗。我查阅了大量中医外科文献，筛选出象皮（当时未找到象皮，因而未用）、乳香、铜绿、血竭制成褥疮散，对疮面清疮祛腐后先用黄柏、苦参洗剂清洗疮面，再撒上褥疮散，并口服当归补血汤托疮生肌，疗效非常好，受到王教授的赞赏，他让我留在外科病房工作直到1977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5年制大学生入校。陕西中医学院与其他中医学院一样，对师资队伍进行考试，根据考试结果个别调整岗位，并举办脱产师资培训班、派出进修学习等加强师资培养建设，当时称为“回炉培养”。我被分配到中药方剂教研室，教研室主任聂伯纯随即派我去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进修。白天我随78届本科生听梁颂铭、洛和生老师授课，下午、晚上则借来大量教学参考资料，学习琢磨老师的教学方法，充实编写教案。教研室每周三下午举行教学研究活动，培养青年教师，我也荣幸地被纳入培养。在参加培养性试讲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难点的阐述、内容的取舍、表达的逻辑性及语速、板书等方面的悉心指导。梁主任还专门派一位博学多才、纵横古今中医的张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张老师60岁开外，一般不来教研室，但很好客，我常去他家请教问题。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水肿用逐水剂的利弊与时机问题，他引用张景岳的一句话“温补即所以化气，气化而痊愈者，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暂愈者，愈出勉强”，告诉我理解了这句话问题就解决了。后来我在《景岳全书·杂证谟·肿胀》中找到了这句话，竟一字不差，于是感叹前辈们深厚的中医功底，并激励自己深研中医典籍的决心。进修期间适逢广州中医学院举办的第二期青年教师“四大经典”师资培训班开课，我听了其中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及日语等课程，对中医理论体系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此次师资培训班配备的教师都是学校的顶级教师，其中有几位老师讲课的艺术感染力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开放政策的实施，中药方剂教研室几位有海外关系的老师准备出国，导致师资紧张。教研室梁主任给我安排了中医专业78级本科26学时大班讲课任务。为了完成此项工作，我每晚都会将第二天要讲的课一遍遍试讲、反复琢磨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讲课竟一炮打响，在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组织的评教评学活动中，学生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此次讲课为我之后讲好中医课开了个好头。

1979年6月底我进修结束，8月又参加了陕西中医学院第二期师资培训班，这次师资培训班可以说使我对中医的系统性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学习内容仍是“四大经典”，上课的老师是引领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发展的“三驾马车”傅贞亮、张学文、杜雨茂老师，以及其他名师。他们的授课从系统阐释原文开始，旁通博论，使我真正学到了中医的精髓。老师们要求严格，每节课布置作业、讨论问题，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古代哲学层面理解中医的文化背景，这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中医学内涵相关的学术问题。老师们要求学经典要背诵原文，深刻理解并善于结合临床，我们照此而学，逐渐对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遵老师言，整日在经典中遨游爬疏，中医理论大有长进。现在回想起来，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慨。学校给我的这个平台，使我有了不断超越自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