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与国际政策：非洲的21世纪替代方案
卡罗·B.汤普森[1]著
王筱稚[2]译
非洲经常被描绘成一片饱受饥饿的大陆。然而本文将分析非洲成为21世纪世界粮食供应者的方法。此外，非洲人正致力于改变当前偏向大规模农业、由少数跨国大企业主导全球食品链的国际农业政策。
关于寻求不同于农业产业化的替代路径的需求，学界已有了相当多的著述，一个简单的概述就足以提醒我们现存农业产业化的通病。产业化农业严重依赖矿物燃料，包括机械运转所需的石油以及化肥、农药中的化学成分。我们在种植的是某种单一农作物的单一品种。全世界的小农户已经培育了超过5000种农作物，但是全球产业化农业的食品链只涉及其中3%的作物。[3]万亩良田种植同一种农作物通常被描述为呈现了富庶与发达的景象。然而，我们常常忽略这种种植方式背后的基因脆弱性，因为大规模种植的同种农作物会吸引大量的害虫供其大快朵颐。这些农田还面临由每季施撒化肥而带来的土壤退化。产业化农业的发展历史记载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小农户则由于欠债被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对农业投入（灌溉、机械种植以及喷洒农药）的规模经济规划证实了土地集中的合理性。在效率与成本节省的名义下，产业化农业“改造”（manufacture）着自然：夷平田地、改变河道、施洒农药和化肥、驾驶昂贵的收割机在农作物茎秆精确等高的位置收割并将农作物捆扎成束。大片的产业化农田就像是一座座由程序精确控制的工厂车间。
所谓的全球化农业投入市场与加工食品市场也给农民带来了许多问题。如表1所示，市场份额的集中程度在几个粮食相关的企业都非常高。
表1 全球市场的集中化
当一个产业如此集中以至于四个卖方可以控制近60%的全球销售时，所谓的“市场”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四家企业互相合作决定研究、生产与价格，与供求的互动关系变得十分遥远。四大企业可以为农民制定农业投入的价格，也可以为消费者制定农产品的价格。他们的主要商业目标是为它们生产的农产品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因此，此种商业模型的理念将农民作为农业投入品的消费者对待。例如，农民被当作种子的购买者，而非育种者。来自这些公司的种子经过了“优化”（improved），会增加农作物产量。然而，研究已经证明试种是培育新品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试种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令人着迷的。我们发现一片农田中基因活动的多变超乎想象，我们先前基于实验室的关于基因工作方式的理解在实际操作田间种群的时候变得非常不足。我们的技术尽管先进，却依旧不足以回答在现实世界中农业生产所遇到的问题。[4]
尽管农民在试种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田野实验，从杂交育种到尝试土壤类型与耐水性，他们经历了种子的性能得以最终确定的一切必要过程，但依旧不是被行业认可的育种者。贬低“农民的种子”的最新表现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UPOV）通过的种子保护法。种子保护法由商界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WIPO）推动执行，它只认可实验室里的育种者，认为他们研制的新品种独特、稳定、统一（Distinct，Uniform，and Stable，DUS），却否认农民通过育种试验栽培新变种的权利。[5]
那些改变、调整并分享种子这种关键生产投入品的农民被商业种子公司看作“糟糕的消费者”。例如，当一个高粱的人工变种作为“改良品种”推入非洲市场时，只有不到10%是被购买的。[6]在南部非洲，大约80%的种子是之前储存的或互相分享的种子。跨国企业将这些储存种子的农民看作“未开发的”市场，想象这些农民能够从卡特尔垄断企业（先锋Pioneer、孟山都Monsanto、先正达 Syngenta等）购买商业化的种子，而非共享农民自己培育的种子。跨国种子企业想为广大市场提供同一个品种，而在社区层面育种者则希望在小范围内培育与分享更多的品种。二者之间的目标相去甚远：一方希望为全球大规模的农民提供同一品种，另一方则希望为一小部分本地农民提供不同的品种（为不同生态环境区域提供不同的生态上更加多样的种子）。南部非洲的农民们依旧在培育不同的种子，拒绝退化成被动的种子消费者，接受由种子企业为他们决定什么是下一个“符合潮流的”（fashionable）农作物品种。
农业生态学
与之相对的是，21世纪的农业趋势是农业生态学。在此只能简单概括这个复杂的系统：农业生态学指的是（在种植农作物之前）首先种植可以给土地补充营养（例如氮）的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农民交叉种植各种农作物以达到最大化灌溉利用率、驱赶害虫、提供需要的荫凉等效果。例如，将高粱与花生在一公顷土地上交叉种植，它们的产量会多于（即“超产”）单独种植半公顷高粱与半公顷花生的产量。[7]农业生态学关注与自然的互动，将生物多样性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目标之一。为达到这一目标，农民注意、尊重并且使用本土关于耕作、授粉、植物互动、种子选择以及水土流失的知识。
本文着重研究南部非洲的社区育种者把农业生态学作为其农业系统的组织与活动。我们的分析反映了他们二十年来在选择及培育种子方面的经验，以及保质保量地供给本地小型种子企业的经历。研究的成果基于社区育种者在农民中创造与维系合作网络的努力（在津巴布韦已有30余年，在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也持续了不同时间），[8]以共同克服挑战，并寻求发展壮大的机会。这种努力不同于媒体所展示的“非洲崛起”，即高耸入云却只惠及少数（而且常常是外来者）的摩天大楼的画面，而是一幅“植根土地的非洲人”的画面，农民们植根田野，根据本土知识与积年累月的经验，发展生物多样性，并组织起来保护种子、践行农民的权利。
基于社区的种子生产
基于社区的种子生产开始于鼓励全民参与，通过参与式植物育种（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PPB）并采用最佳的理念，让农民选择科学证明的最优种子。长期的讨论促进了更多的田野实验，实验者将种子分配到土壤湿度、营养与光照不同的地点进行实验。组织和参与同最终的种子选择与分配一样重要，因为经过分享的知识会呈指数增长，就像一株植物可以繁殖大量种子一样（例如，一株苋菜可以产出大约5万颗种子）。不同的观念既丰富了相关的知识，也促成更多的知识分享。随着参与式植物育种的发展，有时社区会选择两三个育种者专门在田地中较大规模地培育种子，而且往往是在公共土地中。这些选出的育种者是社区中最好的种植者，并为整个社区增加福祉。
基于社区的种子培育的确始于田间，以就地种子贮存为原则，进行本地种植。不同于矿物等其他商品，种子并不会越用越少，反而会越用越多并分享给更多的人。参与式植物育种者也会选择并非原位（即在此田间以外）的种子来贮存，即放置于罐子里储存在温度合适的小屋里，这种小屋就是社区专门指定的种子银行。根据本地知识选择的进行干燥处理过的叶子也与种子存放在一起，起到驱虫的效果。如果一个农民失去了一种农作物，或者想要实验一种新农作物，他可以向种子银行索要种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他需要在收获后用新的种子来替换。这些种子可以自由交换以鼓励知识的分享。那些借过种子的农民可能会培育出新的品种，或者为其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一个更合适的种植环境。
这些社区拥有能力培育足够数量与质量的种子以卖给小型的种子公司（例如，种业公司AgriSeeds）。这些种子被标以高质量的标识，并且在本地和区域市场里销售。这些当地的种子销售量很高，因为它们满足了当地农民对种子品种多而数量小的需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文讨论过的大型跨国种子公司，它们根据规模经济而希望为市场提供品种少而数量多的种子。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大型跨国种子公司提供的种子并不能满足农民应对当地微型气候的需要。能够维系未来粮食所需的生物多样性的是农民培育的非正式种子，而且农民的合作网络抵制来自外界对主要生产投入品的控制。跨国公司与它们的同盟（美国农业部、G8峰会、盖茨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拒绝了农民们提出的路径，因为它暴露了产业化农业的弱点：推广极少数农作物的少数品种（例如，大豆的一两个品种）使得粮食很难抵御旱涝虫病等自然灾害。农民们的育种社区仍然被国际的“农业合作”与“农业发展”论坛排除在外，但农民们已经在改变关于这些议题的论述，并且还在继续努力改变国际农业政策。
国际农业政策转型一：转变概念
最令人困惑的概念就是被随意使用的“小农户”（smallholder），因为这个概念既可以指拥有50～150公顷的农民，也可以指仅拥有一公顷土地的农民。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AGRA）与其盟友[9]用“小农户”指代小型的商业农户，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工具、水资源还有其他的投入品使其既能够快速购买种子与肥料，也能快速地将其产品销售至全球市场。当然，南部非洲的小型商业农户拥有补贴，特别是交通方面的补贴，但是他们出口的主要是经济作物。大型的产业化农业综合企业对只种植1～5公顷的小农户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些农户们无法提供规模经济，他们的农作物“太多样”，他们也可能负担不起所需的化肥。这些农户被称为自给（subsistence）农户，尽管他们并非只为自己的家庭提供食物，还为本地的其他人（尽管可能只是一公里以外的人）提供食物。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强调，小农户（自给农户）正在喂养全球超过80%的人口。[10]南部非洲的种子培育社区的农户是“小农户”，而且他们为“农民”（peasants）这个称呼而感到自豪。这些农民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意图是将他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而将土地集中以供给那些在苛刻的合同下购买企业的种子与投入品的小型商业农户们。那些国际农业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理解这些概念中的混淆之处，根据育种者社区的定义来区分小农户与小型商业农户。
另外，南部非洲的育种者社区正在改变的重要概念是“价值”（value）。他们反对将价值仅看作交换价值，即由那些确定农业投入与产出的跨国公司给予的定义。交换价值通常是指自由市场中的“愿卖愿买”。但是农业投入与农产品的全球市场不同于教科书上的情况。经常的情况是，价格由那些只通过电脑操作就在瞬间完成买进和卖出种子、玉米与棉花的投机商决定。“交换价值”（即价格）反映的是投机贸易而非真实的食品市场的供求情况，当然价格就不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了。
育种者社区所指的价值随着时间以及种子、农作物所在的区域而变化。一个人工基因变种可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它不能带来收益或者可能带来损失。但是对于参与式育种者来说，通过知识的交换分享，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变种中的重要遗传特性能对抗某种新型害虫，也能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对降雨的变化性更加耐受。“时间”改变遗传资源的价值；“新发现”也会改变遗传资源的价值。当一种新用途被发现的时候，不管新的变种是进入全球市场还是保留在当地，它的价值都会增加。“地点”也深刻地影响着价值，因为种子是被培育成针对不同环境的。它们并不提供“规模经济”的效益，除非这些种子是针对某种被控制的环境（“改良的种子”），包括特定数量的水源、肥料与农药。若要使种子的表现如广告所说的一样好，这些“改良的种子”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投以特定数量的农业投入品（肥料与水）。与此相反，针对不同环境的种子则会导致生物多样性，是保障未来粮食安全的关键。当有上百种高粱、小米、水稻与小麦的变种时，粮食产量才能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小农户证明“价值”由时间、新发现以及地点所决定而非由伦敦或者纽约的金融师通过敲击电脑键盘来决定。
国际农业政策转型二：转变衡量标准
小农户一直不同意每公顷产量是衡量一种农作物是否“成功”的唯一指标：他们还考量产量的稳定性、农作物的质地、成熟的变化性、抗虫性以及味道和口感。产业化农业制造出的玉米和大豆不需要有任何的口味，实际上，美国大部分玉米品种是完全没有味道的，因为在加工的过程中生产者会把化学添加剂加入玉米粉和即食谷物中（家乐氏的玉米片之所以有玉米味是因为在麦片的加工过程中加入了化学增味剂）。将提高农作物的每公顷产量置于种子的其他特征之上，抹杀了种子的其他特征的重要性。南部非洲的种子培育社区正致力于制定一种新的衡量标准以挑战“每公顷产量”的唯一标准，即推广“每公顷的营养浓度”（nutrition density）。一个农民一季在一公顷土地上种植20～25种不同的农作物，相比于产业化农业的农田只有一种农作物的一个品种，谁才是更“成功”的农作物种植者是显而易见的。每公顷的营养浓度这一指标注重农作物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因为不同农作物需要的可利用的水资源使用量、成熟期、防虫、吸引授粉媒的方式都不同，在遭遇突然而至的暴雨等自然灾害而损失了一两种农作物时土地依旧可以产出食物。在一公顷土地上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可以减少一切可能的脆弱性：遗传、天气、虫害甚至是当地市场价格。在非洲、南美洲以及亚洲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2014～2016年）是向小农户征集每公顷营养浓度的具体衡量标准。这个具体的标准并非由坐在办公室中的专家和学者决定，而是由那些在田野中的农民来选择每公顷营养浓度这一衡量标准中的具体指标。这一标准的制定来自实践，并且是自下而上的。小农户正在要求那些国际农业政策制定者关注并采用“每公顷营养浓度”作为衡量农业生产成功的标准之一。
这个计划还有一部分会具体衡量小农户自己食用的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预期的结果是，他们的饮食会比大多数食用深加工食物与快餐（高糖、高脂、高盐）的城市居民更具有生物多样性。未来的饮食习惯将是生物多样的食品消费，更注重健康，也更注重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不同地区的不同食品作物将会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饮食需要。住在沙漠里的人并不需要每日食用热带水果，仙人掌就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拓宽资本的含义而非仅狭隘地把现金流或金融资本作为衡量投资的标准，这会改变国际农业政策。小农户总是因为“缺乏现金”而被认为“贫穷”并因此受到贬低。然而，现金是对投资最狭隘的衡量，小农户聪明地采用其他资本形式来改善生产方式与提高农作物产出。自然资本对于粮食生产比现金要更加珍贵，而小农户如前文所述，擅长调动从吸引授粉媒、减缓水流失到增加土壤有机肥力的各种自然资本。他们增加自然资本投资的方式不只交叉种植，还有将种植与动物饲养、养蜂以及养鱼结合起来。不同于产业化农业试图指挥和控制自然、将自然看作有害的做法，小农户计划并利用与自然的互动以改善农业生产。作为现金资本和自然资本的补充，第三种投资的衡量标准是社会资本，指的是例如参与式植物育种这类的活动——可最佳调动可用资源的创新与组织的人类互动。农业是一种可通过参与及分享而改善的集体活动。人力资本作为第四种衡量标准认可人力劳作在农业中的作用，而农业生态学比产业化农业更倾向于人力密集。通常劳动力——不管是家庭单位还是集体模式——是对现金的有效替代，因为田野中的人最清楚他们的工作并可以互相学习。最后，知识资本是第五种投资的衡量标准，而且社区在种子、农作物、气候模式（经常比官方天气预报更加准确）、防虫等本土知识层面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本。
每一个农民，无论是大规模农户还是小农户，总需要更多的现金，但是将金钱作为唯一的投资衡量标准抹杀了其他的资本形式：自然、社会、人力以及知识。小农户正在改变这些投资衡量标准，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cl Nations，FAO）认可的数据，它们是85%世界粮食生产投资的来源。投资引导粮食的未来，因此国际农业政策需要包括全部五种资本的衡量标准（金融、自然、社会、人力与知识），而不是其中一种。如果把五种资本衡量标准列成表格，那么小农户多样化的财富（与安全的不同种类组合相类似）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他们只是“现金贫穷”，在其他方面都是富裕的，且非常富裕。
国际农业政策转型三：促进国际条约签订
在基层田间工作的小农户的经验证明，高高在上的国际政策会怎样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不仅在南部非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小农户的合作网络对于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y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IT PGRFA。以下简称《条约》）与2014年10月刚刚生效的《名古屋议定书》（Nagoya Protocol）都具有关键作用。[11]这两个协议都详细叙述了资源使用与收益共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ABS）的原则，该原则促进了遗传资源获得，同时要求认可交叉育种以及利用基因获得的收益以及收益共享。
企业持续获得植物遗传材料的资源，却不将收益与培育出早期人工变种的个人与机构共享。尽管《条约》中有一个约束企业与个人获得遗传材料后必须将所得利益共享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Standard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MTA），但此协议并没有付诸实施。此协议生效10年之后仍未被执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运作基金。各国政府开始拒绝开放本国基因银行供外部获得遗传材料，并非表示那些政府正式从《条约》中退出，而只是不再开放遗传材料而已。要改变协议“开放”（access）的部分直至同样尊重“收益共享”（benefit sharing），需要完善协议使之不只是纸面上的原则，并变为认可和补贴最初培育出遗传母体材料的机构或个人的实践。这些协议认可小农户几个世纪以来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粮食的遗传财富做出的贡献，并且农户的合作网络正在要求一种新的“最佳实践”，将收益共享作为资源公开的交换条件，实施收益共享原则在开放资源前签订收益共享合同（Benefit Sharing Contracts，BSA），通过并执行物资转让协议（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MTAs）。
虽然《名古屋议定书》主要强调国家间的收益共享，但也同样将“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PIC）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即要求在去除某种遗传资源前必须咨询并得到当地社区的同意。该议定书在政府之外确定了社区参与在决定本地知识使用、本地动植物遗传材料等方面的合法性。它为最初培育人工变种的社区提供了保有其生物多样资源的权利的方法。2009年，津巴布韦政府颁布了《第61号法规》，这部非洲大陆的第一步相关法规，既规范了遗传资源的开放，又规定在消除某种遗传资源时必须征得当地社区的同意。因为这部法律，南部非洲在制定《名古屋议定书》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并且各种工作坊在继续培训人员，研讨其他的非洲政府如何采用津巴布韦这个法律模型。[12]
结论
南部非洲的小农户正在努力改变粮食生产的国际政策。由于他们的生产正在为全球提供80%的粮食，并且他们根据本地知识培育出的新品种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他们有足够的资格全面参与政策转型的讨论。然而，当前制定国际农业政策的过程通常忽略这些南部非洲的农民，并且不经这些育种者的同意而随意取用他们的遗传资源与知识。这种不共享收益的获取方式违背了国际法的规定。
小农户已经取得的重大成果强调了将他们带至会议圆桌与工作坊中的急迫性，他们应当全面参与新国际政策的制定。正如本文所讨论的，南部非洲的小农户提出了新的概念与新的衡量标准，这些概念和标准可以被广泛采纳以理解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粮食生产。农民的合作网络还参与推广两项维系并保护他们的遗传宝库与本土知识的国际条约。对这些条约的全面执行将会认可农民作为创新的育种者，持续将他们的遗传财富通过种子分享出去。因此从很多层面来说，南部非洲的小农户是21世纪维系生物多样性粮食生产的真正领导。
[1]卡罗·B.汤普森（Carol B.Thompson），北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荣休教授。
[2]王筱稚，北京大学2013届毕业生，就学期间多次赴非做志愿者、实习生，现在美国创业。
[3]ETC Group，“Who Will Feed Us？ Questions for Food/Climate Negotiators in Rome and Copenhagen”，Communique，Issue 102，November 2009，p.8.
[4]Richard Jefferson，“Science as Social Enterprise-the Cambia BiOS Initiative”，Innovations：Technology，Governance and Globalization 1，no.4（2007），pp.17-18.
[5]UPOV（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of December 2，1961，as revised at Geneva on November 10，1972，on October 23，1978，and on March 19，1991 in Geneva，Switzerland.
[6]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AGRA），Africa Agriculture Status Report-Focus on Staple Crops，Nairobi：AGRA，2013，p.63.
[7]Miguel Altieri，“Agroecology，Small Farms，and Food Sovereignty”，Monthly Review 61，no.3，2009，p.5.
[8]非洲在定期（一年数次）举办工作坊与信息共享会议的小农户宣传组织数量众多，因此不全部列举。在此列出的几个网络都已经有15年以上与农民社区合作的经验。有些是在特定国家内部的，有些是区域化的，还有一些横跨整个非洲大陆。Participatory Ecological Land Use Management（PELUM，http：//www.pelumrd.org/index.html，该网络包含230个成员机构）；Regional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Network（RAEIN-Africa，www.raein-africa.org，该网络的总部位于南非）；Réseau des Organizations Paysanneset de Producteurs d'Afrique de l'Quest（ROPPA，http：//www.roppa.info/？lang=en）；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Farmers' Forum（ESAFF，http：//www.esaff.org，成员分布在12个国家）；African Biodiversity Network（ABN，http：//www.africanbiodiversity.org/content/home，该网络包含36个成员机构）；Tanzania Alliance for Biodiversity（TABIO，http：//envaya.org/tabio，它是一个拥有15个成员机构的全国性网络）。Communi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ust（CTDT，www.ctdt.co.zw）该网络在南部非洲地区的三个国家都有办公室）。
[9]Rajiv Shah在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之前曾在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担任多个领导职务，而美国的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资助AGRA的粮食生产方式。世界银行也共同资助AGRA的项目。一个直接对非洲的影响是，新非洲伙伴关系（NEPAD）项目开始实施的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主要接受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以引导“战略性的农业投资”。
[10]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Towards a Green Economy-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DTI/1353.GE，2011.
[11]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Rome：FAO，2004（http：//www.planttreaty.org/content/texts-treaty-official-versions，accessed 5，August 2014）.“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ir Utilization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Montreal：Secretariat on the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2011（http：//www.cbd.int/abs/doc/protocol/nagoya-protocol-en.pdf，accessed 2，February 2015）.
[12]Chishakwe，Nyasha and Regis Mafuratidze，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and th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ir Use（ABS），Trainers' Manual， Harare：Southern Africa Biodiversity Policy Initiativ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