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但是学界对“农民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而且，随着农民工现象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随着农民工成为一个屡见不鲜的研究话题，“农民工”这个词语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性词语，关于农民工的很多研究也就跳过“概念界定”环节而直奔主题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的界定问题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关于农民工性质的想当然的本体论假设是经验研究的最根本内容，因为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选择（Bourdieu et al.，1991；Archer，1995）。

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的界定并不统一。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界定方式。首先是产业界定。比如，吴海峰（2009）认为，在从传统农业色彩浓重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会逐步脱离乡村土地，转变为准产业工人（农民工），并进而转变为正式产业工人。何美金和郑英隆（2007）也认为，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者形态。其次是身份界定。沈立人（2005）认为农民工是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人群。注重农民工身份的界定方式更多地强调农民工具有农业户口，但是他们从事非农业活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刘传江，2004；Cai and Chan，2009）。最后是行为界定。围绕其行为特征，关注其打工生活，农民工往往被称为“打工者”（工友之家，2013；王颖，2005）。但是，具有价值诉求的研究者往往从价值的层面上区别“农民工”、“打工者”和“新工人”等词语的社会影响，而没有将“打工”作为其行为特征来对农民工进行客观界定（比如，吕途，2012；汪勇，2007）。

由于大量的第二代农民工几乎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中国工运研究所，201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2009），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农民工的身份界定超越了户口所界定的范围（Zhan，2011；黄锟，2011），所以产业界定和身份界定已经不足以全面描述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了。为了更好地描述我国农民工的共同特征，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以其行为特征为基础，并综合身份界定和产业界定的元素而进行界定。如此，农民工可以被界定为以其特有的“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劳动者群体；所谓打工就是离开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权的农村村落，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来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以劳动换取工资以满足生活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打工生活方式产生了农民工不良的（甚至是恶劣的）生活状态。他们要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尤其是传统节假日和农忙期间（Wang，2005），需要回农村与家庭团聚或从事短暂的农业活动；在城市中，他们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需要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长时间工作，但是他们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居民（Wang et al.，2002；Hannan，2008）；他们的工作既不安全，也不稳定，甚至要频繁地变换工作（Chan，2010b）；虽然他们的工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很少有完全的劳动合同（Lee，2007；Meng and Chris，2010），没有完全享有包括医疗保险、就业保险、工伤保险、退休金等在内的福利待遇和社会服务（Zhan，2011；Meng and Manning，2010）；他们居住在狭小的宿舍或民房中，而且很多人必须和其他家庭成员分离（吕途，2013）。此外，他们恶劣的生活状态还带来了诸多心理问题，比如精神衰弱（Mou et al.，2011；Qiu et al.，2011）。总而言之，农民工构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尤其是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Solinger，1999；Fan，2002；Lee and Meng，2010；Taylo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