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现、当代的独孤及研究
经过清代学者的努力，独孤及越来越进入近世学者的批评视野。尤其是对于独孤及《毘陵集》的研究考证，经岑仲勉、罗联添、傅璇琮、蒋寅、赵望秦、刘鹏等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6年，蒋寅先生的两位硕士刘鹏、李桃校注的《毘陵集校注》出版，可以说在《毘陵集》研究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笔。这为以后的独孤及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资料性基础。然而，文本考证研究与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严重脱节，使得近世的独孤及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误区和问题，下面就独孤及研究的热点、新的增长点与存在问题几个方面来谈一谈近年来独孤及研究的进路。
（一）独孤及研究的热点及问题
独孤及研究的第一大热点即是学界多把他放在“古文运动”中加以考察，肯定独孤及在反骈文方面所做的贡献。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第9卷）、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等。此外，从古文运动来考察独孤及的文学史价值，还出现了一批单篇的学术论文如罗芳芳、方胜的《独孤及与唐代古文运动》、魏丽萍的《论独孤及古文革新理论及影响》等。此类专著和论文数量极其繁多，占据了独孤及研究的大部分，并且多数《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史》都持此种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些作品受胡适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观念的影响，不加分辨地将韩愈的“古文”等同于“散文”，又把韩愈的“散文”简单地等同于具有“文学史进步意义”的“白话文”，从而将韩愈定位为“以散矫骈”的大家。同时又认为，韩愈提倡“古文”不会是空穴来风，势必有前驱的准备与积累。于是独孤及、萧颖士、李华、梁肃等一批文人因为与韩愈同有宗经复古的思想，所以被理所当然地纳入这场“反骈文运动”的前驱队伍中。可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看似严密的逻辑推理，其逻辑起点是成问题的，韩、柳不但亲身创作了大量的骈文，而且“韩柳‘古文’不但不比同时代的骈文‘白话化’，反而更难句读”[42]。如果说韩、柳都未排斥骈文，那么把独孤及等人视为反骈文的先驱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这样的一个研究路数也发生在中国港台及海外学者身上。中国台湾学者罗联添的《独孤及年谱》为之后的独孤及研究扫清了许多障碍，然而，罗联添先生亦是把独孤及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来考察其“上承萧、李，下启梁、韩”的历史地位的。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钱穆先生的《杂记唐代古文运动》和何寄澎的《唐宋古文新探》，等等。日本学者户崎哲彦的《略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第二阶段》，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差异入手，避免了长期以来将他们的文学观念混为一谈的现象，然而，其基本的研究立场还是把独孤及放在骈文的对立面上的。
把独孤及视为反骈文的先驱，是学界长期以来对独孤及的误读，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矫正必须从“根”上，即“古文运动”概念的提法上加以清理。能跳出学界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来考察“古文”的含义和“古文运动”的提法的，有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和朱刚教授的《“古文运动”覆议——研究史和问题点》。这两篇文章皆通过扎实的分析将学界长期的误读揭示开来，但遗憾的是面对横亘学术领域近八十年、已成定评的“古文运动”的提法，他们的努力似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上两篇虽然不是专门讨论独孤及文章的，但其所提供的文学史视角对于我们跳出古文运动的思维定势，正确理解独孤及有很大的帮助。
有些学者的论述虽然未明确提及“古文运动”，但古文运动就像是盘旋在独孤及研究之上的一个潜在的阴影，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从独孤及的文论中断章取义地找到他反对骈文的证据。对于独孤及文论思想研究最权威的著作即是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卷）。当代许多学者的学术论文都可以说是在这卷文学史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与王、顾的观点大同小异。王运熙先生将独孤及以下的说法，作为他正面、直接、明确地抨击骈文的有力证据，进而为证明其反骈文先驱者的地位做立论上的准备：“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检教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然而，仅凭这段话就证明他反对骈偶声律——骈文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通观独孤及所有的文学言论，他从未明确地反对骈偶声律，只是反对内容空洞、过分藻饰罢了。之所以产生对独孤及如此的误读，恐怕是因为先有了“古文运动”的理念，然后理念先行，认为往前追溯，必有前导者，于是将倡导“古文”理论的队伍扩大化了。总而言之，将独孤及视为“古文运动先驱”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然而，王运熙先生的另外一部著作，他晚年编辑整理的《中古文论要义十讲》，通过扎实的材料引证，则向我们证明从东汉直至初唐，甚至贯穿整个唐代，骈俪文学的语言之美一直都是文人评价文学作品所考虑的最重要的艺术特征。王运熙先生的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唐的古文理论提供了一个朴素的生态学视角，进而为我们正确理解盛、中唐之交独孤及的文学主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独孤及研究的第二大热点即是对其各体文章进行分体研究。此方面的论文有魏丽萍的《试论独孤及的奏议文——兼论独孤及古文创作的贡献及地位》和《斫雕复朴，风流自得——论独孤及的序文创作》二文。此外，对独孤及某一类文体的创作特色的研究，还以专章、专节的形式散见于许多唐代文学文体研究的硕、博论文中，如何李的《唐代记体文研究》，胡燕的《盛唐散文研究》，张红运的《唐代诗序研究》，線仲珊的《唐代墓志的文体变革》，张志勇的《唐代颂赞文体研究》、王烨的《唐人赠序研究》，等等。可见，在单项研究方面，独孤及的许多文体都被纳入了研究视域，但是对于独孤及各类文体进行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尚不多见。郭树伟的《独孤及研究》一书专节介绍了独孤及的散文创作，但因为篇幅的限制，作者也只粗略地列出了论说文、传记文、记述文、铭文、赠序文等文体的创作特征，将奏议文、墓志文、祭文等文体都放在论说文、传记中加以论述，显得不够精细。所以，对独孤及《毘陵集》留存下来的诸文体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至今尚未出现。
独孤及研究的第三大热点是对独孤及交游情况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独孤及考证研究的深入，对与独孤及有关的生平、事迹、交往情况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岑仲勉先生的《独孤及系年录》（《唐人行第录·唐集质疑》）研究的基础上，台湾罗联添先生的《独孤及考证》，蒋寅先生的《独孤及文系年补正》在这方面做出的成绩尤为突出。另外，近年来，关于萧颖士、李华、梁肃、权德舆、李嘉祐等文人交游情况的论文相继出现，这些文章中不乏对上述名士与独孤及往来唱和的考证。然而，由于并非以独孤及为原点的交游情况研究，所以也不可能顾及其广大的交友圈子。郭树伟的《独孤及研究》书后附录了独孤及的交游情况。该书作者以独孤及为中心，从独孤及与师生、同学交往，与长官部属交往，与方外之友交往，与同游唱和的友人交往等多个角度系统地将独孤及的交游圈子与交游活动勾勒出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独孤及交游情况进行研究最为完备的作品。上述对独孤及交游情况的研究，有助于使独孤及这位一代文坛盟主的形象更全面地浮出水面，从而更清楚地看到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作用与影响力。
独孤及研究的第四大热点是有关独孤及和《毘陵集》的文献及考证问题。据赵望秦先生《〈毘陵集〉板本考略》一文考，成书于南宋咸淳四年（1268）的《咸淳毗陵志》卷七独孤及传已载“有文集刊于郡斋”，但世罕流传，直到明代吴宽将此集自内府抄出，世间方有传本。即便如此，在赵怀玉亦有生斋刊本问世之前的300年间，《毘陵集》仍只是少数藏书家拥有的秘籍。[43]即便是赵本行世之后，此集通行于世，但论及者仍然不多。《毘陵集》是独孤及去世之后，由梁肃编辑整理的。梁肃先撰《后序》，李舟后撰《集序》，崔祐甫作《神道碑并序》。在李舟的《集序》中，有“遗文三百篇，安定梁肃编为上下帙，分二十卷，作为后序”之语，对比今天所看到的赵怀玉本也是20卷，因此《毘陵集》很可能是唐代少数能以原貌流传下来的文集之一。
对独孤及的系年与考证，岑仲勉先生的《独孤及系年录》（《唐人行第录·唐集质疑》），罗联添先生的《独孤及考证》，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蒋寅先生的《独孤及文系年补正》（《大历诗人研究》下编），陶敏、李一飞、傅璇琮先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先后作了详博精洽的考订和辩证。至此，独孤及的行年和作品系年已颇为完善。2006年，蒋寅先生的两位硕士刘鹏、李桃校注的《毘陵集校注》一书出版，可以说是在《毘陵集》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笔，填补了一项研究的空白。此外又有赵望秦先生的《唐文学家独孤及生平二事祛伪》《〈毘陵集〉板本考略》，刘鹏的《独孤及未任郑县尉补说》《独孤及行年及作品系年》（上）和《独孤及行年及作品系年》（下），卢燕新的《独孤及系年续补》、郭树伟的《唐文学家独孤及生平考证一则》等文，均运用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还原出独孤及的生平真相。还有两篇单篇，是针对著名散文《马退山茅亭记》著作权进行考证的文章，即黄权才的《试论独孤及的美学思想，兼考证其〈马退山茅亭记〉的著作权》和徐翠先的《〈马退山茅亭记〉的作者是独孤及》，对于《马退山茅亭记》长期被混入柳宗元的集子并认为出于柳宗元之手笔进行了订正。由上可见，目前学界对于独孤及生平和《毘陵集》的考证已经颇为翔实。迄今为止，独孤及未任郑县尉、未任吏部员外郎、《马退山茅亭记》的作者是独孤及而非柳宗元等说法已经成为定评，这为以后的独孤及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资料性基础。
关于独孤及文的史料价值，当代学者的研究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赵望秦先生《〈毘陵集〉史料价值述略》一文，搜集了数条《毘陵集》中翔实可靠的记载，分析其史料价值。如《毘陵集》卷十一《唐故特进太子少保郑国李公墓志铭》一文，记载了墓主李遵追随肃宗北上灵武、辅助肃宗自立为帝，后又卷入张皇后、李辅国的政治斗争当中，最终被贬而死的经过。这篇志文对研究唐中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又卷十二《唐故右金吾卫将军河南阎公墓志铭》一文有这样的记载：“迁右卫郎将，知引驾仗。金吾将军李质上殿不解佩刀，公呵下殿陛，请按以法，左右皆震惊，自是环卫加肃。先是，有司以三卫执扇殿陛，登殿引蹿。公奏曰：‘三卫皆趫悍有材力，不当长阶陛迩御座，请以宦者代。’上曰：‘可。’遂为故事。”这条资料对研究唐代宫廷仪卫制度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44]
冻国栋先生的《读独孤及〈吊道殣文〉书后》一文则比较详尽地分析了《毘陵集》卷十九《吊道殣文并序》的史料价值。[45]该祭文序曰：
辛丑岁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已来不书。或谓县官处师旅饥殣之弊，宜穰灾于未然，既将不时赈恤，又苦之以杼轴，故及是。及以为不然，当阳九之厄，阴阳错而灾沴降，天也非人也。于是延陵包佶，作《道殣文》，盖《小雅·云汉》之流。及亦斐然献吊，且告之运命云。
正文又曰：
……北自淮沂，达于海隅。札瘥夭昏，亦既毒痡。匪蹈密网，匪罹雈蒲。
饥馑降丧，沦胥以铺。人生寄世，孰非远客？嗟尔赋命，天年逼迫。
生不糊其口，死不掩其骼。旷野茫茫，僵尸累累。髑髅峥嵘，如堆如坻。
对于此次大旱及大疫，《毘陵集》卷八《唐故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洪州刺史洪吉八州都防御观察处置使平原郡开国公张公（镐）遗爱碑颂并序》亦有所言及：
是岁也（宝应元年），三吴饥，民相食，厉鬼出行，札丧毒痡，淮湖之境，骼胔成岳。
然而，如此被独孤及大书特书的灾难，新、旧《唐书》仅略作提及：“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资治通鉴》亦一笔带过：“江淮大饥，人相食。”
尽管独孤及将此次大旱、大疫归结于“运命”，以近似“愚民”的观点对灾难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作神秘主义的解释，但是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唐史中漏掉的重要内容。第一，独孤及记载大疫之后“死者十七八”，而两《唐书》仅作“死者过半”。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此次瘟疫危害之重、之难于控制。第二，独孤及对灾疫之中百姓乞生的惨状给予了生动的描述。对于灾疫的后果，《资治通鉴》仅作“人相食”。独孤及却写出了此次灾难之史无前例，其中最惨不忍睹之处即是饥饿的本能吞没了人性，求生的欲望消灭了最基本的伦理纲常，“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第三，独孤及记录了此次瘟疫蔓延之广。从“北自淮沂，达于海隅”，“淮湖之境，骼胔成岳”句可知，瘟疫波及的范围不仅是“三吴”之地，还包括北至淮河流域、东至海隅的大片区域。第四，从独孤及所反驳的观点可知，百姓对唐政府可以说是怨声载道。“或谓县官处师旅饥殣之弊，宜禳灾于未然，既将不时赈恤，又苦之以杼轴”句至少为我们透露出三点信息：一是百姓埋怨政府官员在战争之际未能防患于未然；二是唐政府面对这样的灾疫无赈恤之举，灾难面前政府无作为；三是百姓已苦不堪言，朝廷却赋税不减。由此，这场灾难的后果我们可想而知，政府的无作为无疑会加深官民矛盾、对政府的仇恨和不信任；饥饿催生暴民，社会必定盗乱四起，滋长不稳定因素。可以说，《吊道殣文并序》对于我们了解上元二年至宝应元年发生的“《春秋》已来不书”的大旱、大疫，对于我们了解安史乱后唐政府对赈灾的态度和李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保存了生动的史料。
郭树伟博士的《独孤及的“口赋法”是唐代两税法的前期探索的研究》一文，从《毘陵集》卷十八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一文对于舒州人口实际情况的记录入手，分析了独孤及在舒州试行“口赋法”的原因、必要性、遇到的阻挠、受到的诘难和收获的效果；并指出独孤及的改革“和其后杨炎两税法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他的‘口赋法’改革在时间上距两税制改革较近，而且已在一州的范围中取得了实施，因此，它对两税制改革有更直接的先驱作用”[46]。可见，《答杨贲处士书》使我们知道唐两税法并不是横空而出的，此文为我们考察唐两税法的前身形态提供了重要史料。另外，赵望秦先生就此文还看到了，安史乱后户口的流徙变迁所引起的人口密度的重新分布。文中曰：
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
据两唐书载，舒州地区天宝有35353户，与独孤及所记百姓与浮寄户的总数基本相同。而安史乱后，该地的纳税户骤减，浮寄户却骤增的现象，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江淮地区人口的流入、流出提供了重要史料。
当然，独孤及作为一位有20卷文集传世并在唐代有实际影响力的作家，在他身上仍有许多留待我们去揭开的谜底。本书试图在前人考证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点、做出相应的补充，并且力图不仅仅止于问题的揭示，而是针对选取的问题点，并结合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厘析。
（二）独孤及研究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独孤及研究的全面深入，也出现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新的研究趋势。
首先是对独孤及思想构成的研究。在通常意义上，独孤及被看成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但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发现了独孤及思想的复杂性。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郭树伟的两篇文章《唐代古文家独孤及与佛学北宗》《唐代古文家独孤及的道家思想》，此二文俱收入《独孤及研究》一书。这两篇文章通过独孤及洞晓玄经科及第，为高僧作塔铭、与许多诗僧有交往唱和，处处标举宗经、复古、宏道的儒家思想等言行经历，分析了三家思想在独孤及心中的整合性与复杂性，分析得非常细致。另外，四川师范大学杨熙的硕士论文《独孤及散文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三个方面对独孤及文的思想价值进行阐述，在儒、道、佛三家思想之外又对于独孤及的祥瑞思想、忠孝思想、尊祖报本的观念有所阐析，然由于篇幅的限制，尚不能紧密结合独孤及的人生经历、写作实践展开，只是点到为止。作为盛中唐之交由礼乐神学向道德“人学”转向的“新人”，我们如果抛开政治功利主义视角下对独孤及思想和行为的认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儒家知识分子个体，他身上功成身退观念和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都为我们理解盛中唐之交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值得深入厘析，这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加以补充的。
其次是对独孤及诗歌的研究。对独孤及诗的评论历来都不是学界讨论的重点，这可能与独孤及的大部分诗歌个性特色不是很鲜明，比较“平实”有关。也可能是独孤及“比兴宏道”的理想太过迫切，以致对经世致用的“文”的创作更加关心，故他的“文名”也部分地转移了学界对于他的诗歌的注意力。进入21世纪，这方面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加。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辟专章介绍了“作为诗人的独孤及”，该文多着眼于独孤及作诗的主观心态，亦指出了他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倾向，对独孤及诗歌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另外，郭树伟的《沉雄劲健：唐代诗人独孤及诗歌艺术散论》，罗芳芳、方胜的《唐代古文名家独孤及的诗歌创作》，从独孤及诗歌的艺术特色角度进行分析，主要集中于独孤及某一类较有个性特色的诗，虽然分析深入，但难以概括独孤及诗的全貌。故对独孤及诗进行总体的、相对公允的评价，是今后进行独孤及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从宏观上对独孤及整体诗学观念把握得比较深入的是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盛唐诗》，该书在谈到盛唐第三代诗人时，敏锐地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独孤及的诗论中谈到了他对王维的喜爱，而对他的诗友李白、高适则只字未提。特别是独孤及还肯定了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定型上的功绩，这与当时在文坛上另外一位有影响力的复古诗人——元结排斥律体的观念大相径庭。而且与元结不同，独孤及本人也写近体诗。宇文所安虽未在他这一重大发现的基础上深入下去，但却给我们后来的研究以重大的启示。独孤及爱王维，诗却与同时代宗王维的大历十才子的诗的“华俗”之风迥然不同；独孤及与元结的诗都被冠之以“高古”之风，但他却不像元结那样片面地排斥近体；我们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他有意识地寻找大历“华俗”之风和元结“复古”之风之间的平衡点——这亦符合他“比兴”与“声律”兼备的诗学观念。独孤及的大多数诗歌没有太多的个性风采，这也可能正是他在大历十才子与元结复古诗风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结果。
最后是学界越来越倾向于从独孤及具体的文章创作出发，而不是从生硬的学术概念出发还原、考察独孤及文真实的创作情况。如郭树伟的《独孤及研究》，该书第四章主要是把独孤及视为唐代文化史上的“新人”形象加以论述的。该章明确地道出“以独孤及为代表的古文学家并没有特别要反对骈体文，他自己也写了一部分骈体文，他只是反对那些浮华无根的文章，并没有在骈散的形式上刻意地分离区隔”[47]。并以《马退山茅亭记》《琅琊溪述》《慧山寺新泉记》等多部作品提出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物不自美，因人美之”“人实宏道、物不自美”的美学思想为例，建设性地提出“理解唐代古文运动要从古代中国‘人’和‘文’一体观念入手，从人学意义的讨论入手，从文化史角度入手，才能切中肯綮，析理通情”[48]。其实，这里已经隐约地告诉我们，独孤及等人的文章成就与盛中唐之交的“人学”转向是密切相关的，而与采取骈或散的语言形式无涉。然而，稍微有些遗憾的是，虽然指出独孤及等人并不刻意骈散，但作者还是把中唐的“人”与“文”的结合放在“古文运动”（散文运动）的大框架下加以讨论的。如果把独孤文的“人学”转向与天宝至大历年间自然而然地由骈入散（无需任何人为的运动）的散体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则可以看到以人为中心的艺术对于长于叙事性、戏剧化的散文语言方式的表达有多么大的影响，我们亦可以发现从韩愈《毛颖传》《送穷文》、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叙事性文学开拓性进展需要一个多么漫长的文学积累，而这一积累与中国古代文学“人学”的转向有多么息息相关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对独孤及思想、文论、诗文创作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厘析，从当时的文坛领袖到后人的反应冷淡，独孤及思想特征、生活圈子、地位升降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最好地理解当时文坛的通行风尚和后世接受思潮的变化；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就后世对独孤及的研究进行再研究，从他被追捧、被忽略、被误读中发现并解决许多文学史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在唐三百年的文学长河中，独孤及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他身上的“人学”转向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视点，使我们得以窥见整个唐代文学发展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