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的独孤及研究

中国古代的独孤及研究包括对独孤及文学史地位、宗经复古思想、艺术追求与艺术风格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诗文研究为一大宗。而在诗文研究中，又以文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在文的研究中，又以清代学者为研究重镇，研究成效也最为显著。

（一）唐、五代的独孤及评论

由于更接近于自己的时代，唐、五代学者对于独孤及的评论大抵能代表时人对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估。而从时人对独孤及的认同上，我们亦可看出在贞元、元和年间士人们的价值取舍和审美趋向。

唐、五代的独孤及评论主要着眼于对其宗经、复古思想的强调。崔祐甫在《独孤公神道碑铭》中说，独孤及“遍览五经，观其大意，不为章句学”[1]。梁肃在《独孤公行状》中亦有相似的话，称其“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2]。梁肃的《〈毘陵集〉后序》说得更加详细，“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义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3]这些都是对独孤及宗经思想的概括。独孤及的“宗经”思想如此突出，又如此引起关注，可见，他是十分理性地、自知地将儒家经典融会为自己为人、为文的灵魂的。

李舟在《独孤常州集序》中回忆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吾友兰陵萧茂挺、赵郡李遐叔、长乐贾幼几，洎所知河南独孤至之，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4]权德舆在《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公谥议》中，称独孤及“立言遣辞，有古风格”[5]。五代王定保的《旧唐书·韩愈传》这样说道：“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6]这又是对独孤及复古思想的概括。从独孤及备受“儒林推重”的状况可以看出，他提倡复古并不是形单影只，周围是聚集着一批拥护者的。他的宗经复古思想至少代表了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心声和思想动态，无疑，独孤及是这批士人中的佼佼者。

与思想上宗经复古的评价相伴而生的是唐、五代学者对其艺术追求与文章风格的两点认定：一是肯定他对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的自觉遵守。崔祐甫在《神道碑铭》一文中说：“常州之文，究其元本，质取其深，艳从其损。”梁肃在《〈毘陵集〉后序》中说：“肃仰公犹师，每申之以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可见，按独孤及“取正”之文的标准，荀子、孟子、屈原、宋玉都是或偏于质或偏于文的。而远学“六籍”，近学“两汉”是独孤及在“文质彬彬”的儒家审美框架下主动的艺术追求。二是肯定他文章创作的儒家致用精神。崔祐甫《神道碑铭》云：“公之文章，大抵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用，故论议最长。”梁肃《〈毗陵休〉后序》说其“论文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权德舆《谥议》亦称其文“辩论裁正，昭德塞远”。这种求真务实、积极用世、长于论议、褒贬讽谕的精神显然是与先秦儒家的社会观、伦理观一脉相承的。

从独孤及的宗经复古思想以及在宗经复古的框架下所折射出的艺术追求与文章风格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他的生命底色，亦是他自己和他同时代许多文人努力构建的一种人生姿态。唐、五代士人对这种人生姿态倍加关注，想必又是与当时世风衰敝、时风颓丧，迫切要求士人挺身而出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人生使命有着密切关联。

（二）宋、元、明、清的独孤及诗研究

从现今可查的资料来看，最早从宏观上概括独孤及诗歌特色的是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有意思的是，无论唐人多么推崇独孤及的创作，但未有一篇单论独孤及诗歌的作品。可见，独孤及同时代的人还是把他作为“以文名家”的文章家来看待的，故他的“诗名”被掩盖在“文名”之下，他的诗歌就很少进入唐人的视野了。再者，唐代诗人成就卓著者多不胜数，独孤及尽管不乏优秀的诗篇，但无论是在创作数量上还是在作品质量上，都不具备吸引唐人视线的能量，故他的诗歌论者寥寥也就不难理解了。

纵观古代独孤及的诗歌评论，主要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对具体诗歌的评价。宋代刘克庄《后村集》全文引入独孤及的《观海》诗，并评此诗“虽高雅未及陈拾遗，然气魄雄浑与岑参、高适相上下”[7]。明陆时雍《唐诗镜》用“语气凝重”“气厚”“风趣最饶”[8]等语，明代钟惺《唐诗归》又以“古”“孤远”“清奥而远”“气味窈然、音响亦奥”[9]等语来评价入选集中的独孤诗。可见，“气势雄浑”“意境深远”基本上是后人对独孤及诗歌优秀篇什的一个共识。清代学者对于独孤及诗《早发龙沮馆寄东海徐司仓郑司户》的关注，体现了清人对“诗法”进行规律性总结的兴趣，而独孤及的这首诗正是一个鲜明的个案。清人李兆元的《律诗拗体》称此诗“全以古调入律者”[10]。费经虞《雅伦》评此诗“以古奥出之”[11]。而清吴乔则将此诗并入“七律未离古诗气派者”[12]之列。这里，不仅从作诗技法上指出该诗兼“七律”与“七古”两种笔墨，而且从风格上亦一语道破独孤及此诗的不同流俗之处，即有意地打破律诗的纤丽整饬，注入一股劲健清旷之气。从清人的发现可见，独孤及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腐儒”，在诗歌艺术方面，他是敢于做出大胆的创新与尝试的。

二是对独孤及诗总体艺术特色的把握。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评独孤及的诗“格调高古，风尘迥绝”[13]。清代乔亿在《剑溪说诗》中说：“萧功曹颖士、李员外华、独孤常州及诗，皆以格胜，不欲与流辈争妍。”[14]无论是辛文房所说的“格高”还是乔亿所说的“格胜”，都是从迥异于“流辈”而言的。按，大历文风浮靡夸艳，独孤及又对于六朝沿袭下来的“枝对叶比，拳拳守之”的形式主义十分反感，故可看出他正是以艺术表现上的超群卓绝来表达对时风的不屑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钟惺在《唐诗归》中对独孤诗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他说：“少不喜此君诗，冗累处甚不好看，故所选止此，然其高处已似元道州矣。……使此君止传数诗，亦盛唐好手。”[15]这里既切中了独孤诗的要害，其诗确有冗沓芜杂的毛病。但称其高处“已似元道州”，则是看到了独孤之“高古”与元结复古诗风的共通之处。

以上是中国古代独孤及诗研究的两大基本路数，而这两大路数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无论是对具体某首诗的评论，还是对独孤诗的总体把握，最终都归于“高古”诗风的定评上。然而，这种定评又轻易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可以称为独孤及“高古”诗风的诗歌，不仅包括他的“古体”，还包括像《早发龙沮馆》这样的“以古调入律”的“律体”。和元结排斥律体不同，独孤及不仅创作律诗，还创造性地参与了“以古入律”的律体改良实践。所以，独孤及所追求的“古”与元结所要求的“古”在标准与尺度上绝对是有差别的。我们经常笼统地将独孤及归为“复古”作家的行列，而忽略了他不反近体的创作态度，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走出的误区。

（三）宋、元、明、清的独孤及文研究

似乎从《毘陵集》问世之日起，这部巨作就很难逃离为后人忽略的历史运命。它就好比是抛入大海里的一粒石子儿，在晚唐、宋元之际略引起了小小的涟漪，随后即尘封于茫茫的书海里，静寂无声。直到明人吴宽（1435—1504）将其抄出于内府，《毘陵集》文字的真貌才重新浮出水面，但也只有少数热心的藏书家和学者才有机会一睹此集的真颜。所以，宋、元、明时期虽然对独孤及文创作有星星点点的评论，但数量上实在有限。这些评论或是唐人说法的原话复制，或在提及唐文发展史时将独孤及一笔带过，或集中在对其《直谏表》《吴季札论》等少数篇章的政治性、伦理性研究上，整体研究的开拓性不强。如《新唐书》《唐才子传》均称独孤及为文“必彰明善恶，长于议论”。比之唐人崔祐甫的说法，实质上并无发展。再如《唐文粹》的作者姚铉对独孤文做出了高度评价，称“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16]但独孤及也只是列举的一群作家名字中毫无个性的一个而已。再如，北宋石介针对《吴季札论》中独孤及对季札让国的批评，加以极力反驳。他说：“与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与其全一国将坠之绪，孰若救万世篡弑之祸。”[17]明人湛若水评《直谏表》一文时说：“独孤及悯时哀穷上疏，极言欲其急思所以救之之术，可谓尽忠于代宗者也。至读剥肤及髓，茹毒饮痛之言，则为之掩卷太息流涕，不忍复观之矣！”[18]这些都是对独孤及单篇文章进行的评论，不多以赘举。

直到清人赵怀玉（1747—1823）以明吴宽抄本为底本的亦有生斋刊本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问世，独孤及文才愈来愈多地被清代批评家所重。与前代或浮泛或单一的讨论不同，清代学者多将其文放在唐代文学史的大格局中进行考察、对比和辩论，故而此时的独孤及文研究也呈现出深入之势。下文仅就清人独孤及文研究的热点及问题进行分析整理，以便更清晰地复现出清人的研究路数与心态。

1.独孤及与韩愈师承关系的讨论

面对尘封已久，又刚刚重现天日的《毘陵集》，清代批评家首要的任务即是将此集还原于历史，评估其文学成就，并做出精恰的文学史定位。为了更方便地言说自我或他人，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个公认的参照系作为言说过程的价值标尺，否则，这种言说会因缺少可靠的价值支撑而不为人信服。由于独孤及所处的时代与韩愈接近，从身份上来看独孤氏又是韩愈老师（梁肃）的老师，特别是他们又都秉有强烈的宗经复古思想。所以，一旦还原于历史，对于独孤及的评论就很难不受在清人眼里已有定评、以文冠绝中唐的古文家韩愈的左右。于是，韩愈与独孤及、韩文与独孤文的关系即成了清代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标举独孤及、梁肃、韩愈三人一脉相承的关系，进而称赞独孤及。例如，清人赵怀玉在他的《重刻独孤宪公〈毘陵集〉序》一文中，向不熟悉《毘陵集》的读者推介独孤及时说：“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学者仰之。不知昌黎固出安定（梁肃）之门，安定实受洛阳（独孤及）之业。公则悬然天得，蔚为文宗，大江千里始滥觞于巴岷，黄河九曲肇发源于星宿。”[19]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赵怀玉的营销之术，他指出独孤文与韩文实乃“源”与“流”的关系，不能单单看到韩文之如“大江千里”般深阔博大，如“黄河九曲”般曲折变化，就忽略了他所获得的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韩文并非是横空出世，其师梁肃、师之师独孤及的肇始之功实不可没。赵怀玉的分析颇有历史感，避免了孤立地看问题的狭窄与偏见。但他在自己新校刊的版本序中如此抬举独孤及，未免有借韩愈来炒作独孤及，以扩大独孤及的知名度之嫌。

第二种情况是认同独孤及与韩愈的师承关系，并在此前提下指出独孤文与韩文的“差距”。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毘陵集〉提要》由清代著名大才子纪昀主笔，在此文中他先称许了独孤及等人“斫雕为朴”的创作功绩，然后又说：“《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案此据晁氏《读书志》所引。特风气初开，明而未融耳。”[20]按，《唐实录》的这部分内容已经散失，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引仅一笔带过，未具体展开韩愈何时、何地、如何谈起或如何学习了独孤文，也未谈及独孤文对韩愈的影响程度，据此便确信书中所言，似乎纯属一厢情愿。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恐怕还是为独孤及作为韩愈的先声“风气初开”的筚路蓝缕之功做注脚。而从“风气初开，明而未融”的说法可见，纪氏在肯定独孤文的开拓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与后来居上的韩、柳相比，其创作还是有差距的。清张文虎在《十八家文选序》中说：“……独孤（及）、梁（肃）、权（德舆）规模粗具而犹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经，下参史汉，错综变化冠绝百世，要其学出安定（梁肃）而实渊源于毗陵（独孤及），则未尝无所因也。”[21]此处不仅道出独孤文与韩文的渊源关系，亦指出了二人为文的“差距”，并对独孤及等人仍抱有过于“肥重”的骈俪余风进行了有保留的批评，认为与“冠绝百世”的韩文相比，韩愈诸先辈的创作要逊色得多。清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初编》言：“独孤及文质相辅能，以气胜而稍窘边幅，未能弘毅。《唐实录》称昌黎学独孤及，能自得师。……但昌黎才力弘大，远过其师。”[22]此处，王氏对独孤及文进行了有保留的称许。和《〈毘陵集〉提要》的作者一样，他亦确信《唐实录》所言属实。但紧接着又话锋一转，指出韩文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愈之才力远胜过其“私塾之师”。虽然这两则评论都隐约地指出了独孤文创作上的不足，但可以看到研究者的基本立场都在于肯定独孤文的奠基作用。此外，对独孤及进行有保留的评价的作品还有清姚鼐的《惜抱轩书录》（卷四）[23]、清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卷五）[24]、清蔡世远的《古文雅正》（卷四）[25]等。其中清王士祯《跋独孤常州集》说得最为详尽：“予按皇甫湜《谕业》一篇历评唐人文章，称独孤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颠倒溪壑，今读其文殊不尽然。大抵序记犹沿唐习，碑版叙事稍见情实，《仙掌》《函谷》二铭、《瑯邪溪述》、《马退山茅亭记》、《风后八阵图记》是其杰作……”[26]很显然，王士祯认为，皇甫湜对独孤文的总体风格做出了过高的，并不符合实际的评价。而他自己只是将独孤及的少数几篇文章列为杰作，并很有保留地肯定了其碑版类文章的创作。当然，王士祯得出的结论较皇甫湜的说法来得更加客观。然而称其“序记犹沿唐习”，则没有看到独孤及序文、记述文创作中迥异于唐习的“新元素”，而正是这一“新元素”使得独孤及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显得格外重要。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五章会有详细的论述。

第三，也是最通常的一种情况是，在评价韩愈之文的时候，列举出韩愈所师承的一系列先辈，诸如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权德舆、梁肃等。而独孤及就是这一连串姓名当中毫无个性的一个。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王士祯《带经堂集》“跋孙可之皮袭美二则”[27]、“金素公问学集序”[28]，清李元度《天岳馆文钞》“气机”条[29]，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所载《复李叔则书》[30]，清嵇璜《续通志》[31]，清王之绩《铁立文起》[32]等，此处概不赘述。

由此可见，当清代学者把独孤及还原到唐代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时，很难避开时代稍后而有“文起八代之衰”之称的韩愈。但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心态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侧重。他们或是借用独孤及与韩愈的师承关系，来抬高独孤及的文学史地位；或是以韩愈为参照，指出独孤文与韩文的“差距”；或是将独孤及作为说明韩文之集大成的一个陪衬和附属品。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以韩愈为参照来考察独孤及文的价值，固然有助于对独孤文的文学成就做出相应的历史评价，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人的研究思路，使得独孤及从未被作为一个特殊的、生动的个体出现在清人的视野当中。

第二，清代大多数学者都确信韩愈师从过独孤及，这个结论的得出恐怕过于轻率，当然，这也是“以韩愈来定位独孤及”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有人提出质疑，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事之，而韩不与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于韩之师也。”[33]盛中唐之交以至宋代，是非常看重文学团体的，韩愈似乎并未有意地向已逝先师独孤及靠拢，韩愈的后学者众，亦未有人提及韩愈为文受独孤及的影响。宋人的《新唐书·独孤及传》在列举独孤及的追随者时亦未提及韩愈，宋人推崇韩愈备至，不应该对韩愈的师承关系如此疏忽。故如刘熙载所言，称韩愈学独孤之文，实在证据不足。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唐实录》所言为实，韩愈的确学习了独孤的文章，但其影响的程度恐怕并不足以一提。《旧唐书》的作者对韩愈为文“标新立异”颇多微词，韩愈自己也说要“自树立，不因循”。故韩文之于独孤文，师承的部分恐怕很少，“欲自振于一代”的倾向可能更多。

2.“唐文之变”与独孤及的文学史定位

“唐文三变”说首倡于梁肃，清代学者继续沿用此种说法，并在梁肃提出的“三变”基础上再作文章。梁肃在《赵郡李君前集序》中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其道益炽。”[34]梁肃的这段话与其是说唐文的三次大变革，不如说是唐文在革新齐梁遗风过程中一次变革所包含的三个波澜壮阔的推进，其结果是“其道益炽”！而这里的“道”即是矫正齐梁之“华而无根”的“儒道”！梁肃把独孤及、李华等人放在了变革齐梁、恢复儒道最后一浪的浪尖儿上，可见对前贤师辈的推崇。

梁肃、陆贽等人执掌文坛的时代，韩愈刚刚崭露头角，尚未大显身手。故梁肃的论述也不可能扩及韩愈。宋人的《新唐书》则结实地把韩愈放在了第三变中。而清人再回视“唐文三变”说的时候，由于与所论的时代拉开了“距离”，故又出现许多值得玩味的新看法。比如清姜宸英在《湛园札记》中这样说道：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其道益炽。韩退之，肃所取士。是时韩、柳之文未行，故以萧、李之徒当之，至韩、柳文盛，而无三变之论矣。[35]

姜宸英几乎一字不落地复制了梁肃的话，最后又添上一句，直截了当地说明一旦韩、柳出世，之前几代人的努力都变得不值一提了。可见，独孤文在梁肃的时代被推崇备至，而后人却报以冷淡，实在是由于其后辈韩、柳的光环遮盖了独孤氏曾经的辉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蒋湘南对于“唐文三变”的论述，视角颇为独特。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蒋氏的意思，其文引入如下：

……是以六经之语有奇有偶，文不寙而道大光也，三代以后之文或毗于阳，或毗于阴，升降之枢转自唐人。唐以后之文，主奇毗于阳而道欹，此欧、苏、曾、王之派所以久而愈漓；唐以前之文主偶，毗于阴而道忸，此潘、陆、徐、庾之派所以浮而难守。唐之文凡三变，初则王、杨、卢、骆沿六朝之格而燕许为大宗，继则元、梁、独孤牵东汉之绪，而萧、李为最雄。至昌黎韩先生出，约六经之旨，然后炳焉与三代同风。[36]

首先，他认为三代之前的文章，有骈有散、有奇有偶、有文有道。而三代之后的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则各有偏失了：唐以前的文章偏于文、偏于骈；唐以后的文章偏于道、偏于散，都不如三代之文不刻意骈散、有骈有散、骈散结合。基于这样一个理论构架，蒋氏对唐代文章每一“变”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第一变：四杰、张说、苏颋等人仍沿六朝之格，毗于阴，偏于骈，偏于文，失于道；第二变：元结、梁肃、独孤及、萧颖士、李华等人乃牵东汉之绪，相比第一变，他们复古的脚步走得更远了，而且他们的复古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前人之过“骈”。而到了第三变，韩愈的文章，复古之路走得彻底了，直与三代同风！这才真正做到像六经之语一样不刻意骈散、有骈有散、文道兼备。而韩愈时代骈与散、文与道的平衡一旦打破，就又走向了与六朝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了。宋欧、苏、曾、王的文章就有些矫枉过正，偏于散、偏于道，而失之于文了。

蒋湘南对唐宋文发展的理论框架不一定严谨，但站在“尊韩”的立场上，他对韩愈与三代之文的理解却别具一格，那就是他并未把韩愈定位为散文大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浅儒但震其（韩愈）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37]这都在说明韩愈所倡的“古文”并不必须排斥六朝的“骈文”。

通过分析蒋湘南的“唐文三变”说，可以看到：一、站在“尊韩”的立场上，独孤及等人的文章创作被看成是韩文复古的一个前期准备，从这个角度上看，独孤及乃是“韩文复古的先驱”。二、独孤及等“第二变”的人物与韩愈等“第三变”的人物都力图以复古来矫正骈文，却从未试图废弃骈文，所以独孤及又可以看成是韩愈文道相配、骈散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一个前驱。

蒋湘南的观点并不是清人的主流观点，清陈绍箕的《鉴古斋日记》这样说道：“独孤及、梁肃始变为散文而未成，韩昌黎继之而开古文一派，古文始于昌黎，盛于欧苏，此亦因骈文之积弊有不能不变者。”[38]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有“唐古文不始于韩柳”条，说：“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39]清王玉树《经史札记》中“唐古文非倡自昌黎”条，说法与赵翼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但文末“但未自开生面耳”句却更明确地改成了“然则独孤及者为有唐文路之前驱，实昌黎先声之嚆矢也”[40]。无论是陈绍箕所说的“古文始于昌黎”还是赵翼、王玉树所说的“不始于昌黎”，本质的差别仅在于独孤及等人的“变骈为散”是否成功，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韩文之变即“驱骈复散”之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独孤及等人与其说是“韩愈古文的先驱”，不如更具体地说是“韩愈散文的先驱”。

把“古文”简单地理解为“散文”，并定独孤及为“唐古（散）文的先驱”自清代始，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直到胡适提出了“古文运动”的概念。受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影响，“古文运动”成了“从六朝隋唐骈文向宋元白话文转变时的一种‘过渡’或者‘革命’”，那么顺理成章地，独孤及又被定为“古文运动”（反骈文运动）的先驱了。

以上都是站在“尊韩”立场上考察独孤及先驱地位的，也有从“贬韩”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比如，清宋翔凤《过庭录》引裴度《寄李翱书》一文，文后有宋氏对裴文的评论。裴度在他的文中批评了韩愈、李翱等人的文风，宋氏则认为，裴度的批评切中了韩、李之要害，他称：“裴之论文可云备矣，其于昌黎之文独致贬辞，则以摹古太甚，矫时过当，如樊述之险怪无理……”这里的“时文”指的是“骈文”，“矫时过当”即是矫正骈文，反而矫枉过正的意思。然后，宋氏又说：“唐之初叶，王、杨、卢、骆四杰竞兴，然犹循徐、庾之遗，则振陈、隋逸响，华美则有余，典重则不足；张说、苏颋操笔朝廷，制作宏钜，可以消荡淫靡，黼黻隆平，唐之文斯为极盛。如杨炎、独孤及、权德舆、常衮之俦皆足方轨，齐足同驰康庄……”[41]可见，宋氏不喜欢独孤及后辈韩愈的“摹古太甚”，亦不欣赏张说之前“四杰”循六朝之格，他认为，唐文最辉煌的时期乃是“燕许大手笔”之追求文质相配的时代。而对比张说稍后登上文坛的独孤及等一批作家，宋氏认为，他们的文章是按着燕、许铺平的道路健康发展的。可见，站在贬低韩愈的立场上，宋氏将独孤及等人的创作划归为更接近于文质彬彬的燕、许之阵营，而韩愈却被从这个第一流作家的阵营中划除出去了——当然，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他们各自的创作实际，在清代实属少数。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人热衷于把独孤及放在“唐文之变”中进行考察，由于批评家们对韩愈的看法不同，独孤及的地位也随之升降沉浮。或是从宗韩的角度，认为韩文光华万丈，而独孤及不值一提；或是认为独孤及是韩愈古文的有力先驱（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认为独孤及是韩愈文章文质相配、骈散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一个前驱；二是认为独孤及是韩愈散文的前驱）；或是从贬韩的立场上，认为独孤及的文章更接近于“文质彬彬”，地位要超过韩愈。

清代学者关于独孤及的这些大相径庭的论述乃至南辕北辙的结论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却不能使我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清人对独孤的评价，总是与对韩愈的评价相呼应。那么，一旦对韩文的理解有误，对独孤之文的理解也就可能有误，这也是从韩愈入手定位独孤及的危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