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革文学的潮起潮落
文学史已经基本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改革文学肇始于蒋子龙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的《乔厂长上任记》。其实，在此之前，《鸭绿江》1979年第1期发表的熙高的《一矿之长》，无论在主题内容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与《乔厂长上任记》都是一致的，甚至在情节上也比较相似。“走资派”丁海川获得“解放”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建设之中。他以献身精神与领导才能拯救濒临破产的铁矿，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矿区生产停滞的局面。在丁海川身边有石敢那样的老战友老搭档乔伯元，也有冀申那样的一心谋私干扰改革之人吴立。可以说丁海川与乔光朴在形象、性格、际遇与作为上，差别甚微。但是，《一矿之长》却显然没有取得《乔厂长上任记》那样的传播效果与文学史地位，甚至被淹没在了改革文学潮流之中。这里有《人民文学》与《鸭绿江》两本杂志不同影响力的关系，也与《乔厂长上任记》因被天津市委及其机关报《天津日报》批判反而起到的宣传效果相关。虽然纠缠于哪一篇小说是改革文学的开端并没有意义，但是重新发现《一矿之长》这样的作品，可以使我们对改革文学进程有更完整的把握。同时，我们由熙高的小说也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文学并不是对政治路线的图解。1979年年初发表的作品，其酝酿写作时间，不会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年底。所以改革文学显然不是“极左”语境下文学“写中心”的另外一种翻版。
如果说文学潮流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任何文学的命名都应该具有历史范畴，所以改革文学的发展进程也不可能具有开放性，有发端、兴盛就必然会有衰落。我们认为改革文学自1979年肇始，到1985年大体走完了阶段性历程。1985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间节点，向形式层面探索的先锋文学、向文化层面掘进的寻根文学兴起，迅速改变了新时期文学的面貌。改革文学“一家独大”的格局由此被颠覆，事实上这也宣告了改革文学的发展告一段落。陈思和指出：“到1985年之后……描写改革已经很少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性。其实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来看，‘改革文学’已无法涵盖许多新的现象，或者说，对社会改革敏感和表现已经融入作家们的一般人生观念和艺术想象之中，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则已经结束。”[46]黄发有认为：“‘改革文学’的时间范围应当限定在1979年到1985年之间。”[47]虽然1985年之后，依然会有改革题材作品问世，像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等等，但是它们与《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20世纪90年代也有一批作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改革的作品，被称为‘新改革小说’……这一时期的改革小说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既有一定的继承性，但也有很大不同。”[48]这种不同体现在创作指向、传播广度与社会效应等各个层面上，而且前者虽然依旧还可以称为改革文学，但是已经不再具备时代共名的特性。
改革文学从1979年兴起到1985年走向衰落，大体上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基本上能够体现这一文学潮流与社会转型、现实改革运动之间的契合。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性作品的改革文学在起步阶段，比较明确地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僵化意味着死亡，改革则能带来民族新生。然而，改与不改的纠缠却是这一阶段改革文学的主题。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并没有对体制改革给予明确，经济发展被赋予了合理性却并不意味着可以触动现行的制度与政策，也就是说改革尚未取得合法性。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改革文学，必然面对经济发展的欲望与改革不被认可之间的矛盾，改与不改也就自然会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东西。这一时期，在作家的笔下，即使披坚执锐的改革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改革事业就此一片坦途，被中断而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改革小说大都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比如《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龙种》等作品中，作家对于改革者及其改革的成败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作家的艺术技巧或叙事模式使然，而是由于改与不改尚属于一个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乔厂长上任记》《男人的风格》等城市、工业题材作品，对于改革的表达能够取得合法性，是因为作家在小说中表达了不触及根本制度、路线就能够盘活经济的可能。与此相对，农村的改革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对现行体制“零敲碎打”的调整，而是要颠覆集体生产为个人化经营，是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且在僵化的意识观念中，集体经济形式又与社会主义直接相关，革新制度便意味着改变社会性质，这又牵扯到意识形态问题。在此背景下，改与不改就会对直面农村变革的改革文学形成更为巨大的困扰。这样的矛盾也会在文本中构成强烈的冲突，甚至会使身处旋涡之中的改革者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赵镢头的遗嘱》中的赵镢头。这一时期的农村改革题材小说基本上都呈现出一种惨烈的色彩。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鲁彦周的《彩虹坪》、叶辛的《基石》，这些小说均围绕改与不改来结构小说，正面描写两种观念、势力的剧烈冲突。在对意识形态认识僵化的年代，改革者往往不是在对抗保守的势力、顽固的观念，而是在对抗整个时代，这无疑使他们的改革事业显得相当悲壮。因为关于改革与否的文学表达，契合了大众对于时代的思考，而使改革文学迅速被接受并成为民族想象改革的主要载体。
改革是一场波及整个社会的运动，这不仅是变革普遍性的体现，也意味着改革要面对来自各个层面的阻力与挑战，而社会转型期本身就加重了这场变革的难度。当关于推进改革的政策决议出台之后，改革与否的争议很自然便解决了，于是纠缠改革的主要矛盾随之发生了变化，改革开始正视自身所面对的重重阻碍。改革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展现改革负重前行为核心主题的，体现出了转型期社会变革的曲折与艰难。张洁以“沉重的翅膀”来命名她的长篇小说，其象征意义非常明显，民族新生的起飞翅膀是带着沉重的负担的，也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进程无法如想象那般顺风顺水。坚定改革必胜的信心，高扬对民族未来的理想，这是改革文学的基本特质，也是获得大众认可的要素之一。然而如果改革文学罔顾具体的社会时代环境，那么自然会失去以真实性为根本的生命力，而且书写变革之难也是改革文学赢得时代认同的重要原因。“就对改革时代的历史把握而言，改革文学最深刻之处是对横亘在现实关系中的那层厚重的、障碍改革前行的历史沉积物的挖掘，对‘艰难的起飞’主题的揭示。”[49]新时期的社会转型是在“文革”所造成的烂摊子基础上起步的，与经济濒临崩溃相应的是政治思维僵化、文化发展停滞，以及理想的沦丧与信仰的真空。如果说改革是一场现代化运动，那么涤荡这些与现代化所格格不入的东西，也自然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改革文学中这些带有负向意义的势力、观念也是建构小说冲突所不可或缺的。作家身处转型时代，他们敏锐地观察捕捉现实中对改革构成负向拖拽的东西，并以文学化的方式加以展现，在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民族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反思。
但凡改革文学都会有关于“沉重的翅膀”的表达，只不过在以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为代表性作品的这个书写阶段，对这一主题的揭示更为着力，比如蒋子龙在《拜年》中反思传统的风俗习惯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柯云路《新星》对于官僚主义的质疑；陆文夫《围墙》对“懒政”与“枪打出头鸟”的批判；张一弓《瓜园里的风波》对不受监管的公权力的抨击，等等。在改革文学中，无论是官僚主义还是保守思想，都要由具体的人来展现，通过对观念保守且满身私欲之人的刻画，作家实现了对改革对立面最生动的揭示。“那些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以及与旧体制唇齿相依的旧传统、旧意识、旧习惯势力、旧伦理道德，它们都不是与人游离、独立存在的，人们不可能像对待一双穿烂了的臭袜子一样脱下来扔进垃圾箱，它们的物质载体是活生生的人。当这些人的利益被侵犯时，他们会反抗、撕打、咬啮或动用种种的心计、手段、法术。”[50]无论是《耿耿难眠》中的董乃鑫、《生活变奏曲》中的刘志伟、还是《花园街五号》中的丁晓、《燕赵悲歌》中的李峰，他们的存在不仅有代表性，而且也具有普遍性，改革也因为人性的难以快速改变而更为艰难。在此改革文学也提出了一个具有历时性的问题，即如何用制度约束人性恶、约束干部、约束权力。这是改革也是民族现代化所必须直面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文学具备当下性意义。
改革文学深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作家不再过度纠缠改革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冲突，而是把改革作为一环放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加以审视，在肯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探究它对于传统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念的影响。第三阶段的改革文学明显带有文化上的反思意味，这是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体现，也表明了作家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对于社会改革的呼应来自于作家对历史潮流与民族心理的准确把握，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认定改革是正确的取向，反对改革的任何举措与主张都是错误的，这使得他们先天获得了一种道德优越感与对错的裁判权。这种权力很容易使作家对于人物事件做简单粗暴的评判，从而忽视现实的复杂性。以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周克芹的《晚霞》为代表性作品的这一阶段的改革文学，不仅淡化了改革与保守两种势力、观念的矛盾冲突，而且作家不再扮演正确与否的裁判者，这使文本呈现出多元而开放的形态。改革毕竟有其具体的历史场域，“文革”后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变动，那么传统道德伦理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势必短兵相接。对这样一种冲突，任何轻易的道德判断或历史判断都可能过于武断与偏颇，善恶两分的评价方式在此并不适用。《鲁班的子孙》生动地诠释了因为剧烈的社会转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无法兼容。传统道德伦理充满情义，但解决不了生存困境；现代商品经济的追求，又往往会丢弃良心道义，这是很难寻找到平衡点的两难选择。作家正是通过建构这样的无法兼容的选择困境来表达对于改革的认知。显而易见，改革文学已经摒弃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建构模式，而且所塑造的主人公也不再是一呼百应的改革明星，最终的指向也从道路选择上升为一种文化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文学开始向文学回归，毕竟作家的独特性在于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而对于相应问题的解决，他们并不比普通读者高明多少。
改革文学从为改革进程“鼓与呼”转向关注文学自身建构，开始注重叙事技巧、艺术风格与美学品质，体现了作家自觉突破藩篱扩展着改革文学的视野。然而吊诡的是，改革文学在深化之后却失去了改革文学作为生命的理想气质。作品的审美指向重了，作家开始注意叙事技巧，体现在叙事上，从艺术形象的外貌刻画趋向人物深层心理的展示，这样一来文学的社会效应追求自然就被降低了。也就是说，把改革文学只当作文学来经营是不行的，因为它的种姓特征偏重于社会功用，罔顾这一特质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改革文学追求的核心价值。
与1979年以来的兴盛相比，1985年的改革文学呈现出明显的落潮态势。虽然改革题材的小说还在接连问世，但是已经罕有作品能像《乔厂长上任记》《新星》那样产生强烈的社会轰动。大凡物之存在，多盛极而衰，改革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发展到1985年，基本上实现了它之于社会转型与文学面貌更新的价值。黄发有认为：“‘改革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潮流在1985年之前完成了其历史任务。”[51]我们看改革文学的落潮，或者说改革文学被读者大众所厌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它兴起源自各方合力一样。首先是社会现实的剧烈演进，到1985年，不仅改与不改不再是问题，而且改革的道路方向都已经大致确定，剩下的只不过是政策方针的推广实践而已。对于改革文学来说，致使其兴盛的那个社会境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大众不再需要通过文学来了解社会，也不需要用文学来抒发自己的渴望，文学再也无法使他们有共鸣感了。这是改革文学落潮的外部原因之一。其次与文学整体的发展态势相关。“文革”后的文化荒芜、精神食粮缺乏使文学备受推崇，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然而随着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艺得到了长足进步，群众能够各取所需；而且商品经济的潮流像政治运动一样重新裹挟了大众，对物质的欲望已经可以取代精神慰藉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也就自然地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与十足的魅力，由社会中心重归边缘。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近七百种文学期刊订数普遍下降，一九八四年文学期刊发行总数近三亿三千万册，一九八五年降至二亿零四千多万册。目前文学期刊的订数继续呈下降趋势，有些刊物订数下降至一、二千份。”[52]落潮是文学的整体性现象，也是社会回归理性的一种体现，改革文学的衰落是大势所趋。改革题材文学社会反响减弱和读者市场的缩小是与整个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并不是改革题材文学所独有的现象。另外，改革文学潮流到1985年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在读者出现审美疲劳之际恰逢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的兴起，陌生而新鲜的文学样式迅速“抢班夺权”而成为主潮。
改革文学潮流的衰落除了外部原因，其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对它持续制造轰动效应构成了障碍。改革文学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了几种模式，比如“改革加恋爱”模式、“清官”模式、“父子冲突”模式等。但凡一种文学潮流势必会生成几种比较常见的叙事套路，这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偷懒而完全沿袭这些模式的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必然受到局限，作品的构思跳不出既成的框框。缪俊杰认为：“从文学创作自身来说，我们有些改革文学陷入困境，不为读者欢迎，往往是因为作家的思维方式陈旧，审美视野狭窄和表现技巧低劣。”[53]对于既成模式的普遍性借鉴也就形成了可怕的模式化问题。模式化使改革文学陷入了简单的重复之中，“这些模式的存在，不仅影响着改革者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兴趣。”[54]当文学不再具备读者需要的陌生化与新鲜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文学失去了吸引受众的魅力，被后者抛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改革文学的模式化现象是被评论者诟病最多的地方。模式化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作家投机取巧，试图“多快好省”地赶上改革文学“畅销”的大好“商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脱离社会生活，对变革的现实是陌生的。但凡优秀的改革文学作品，其作者都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像蒋子龙、柯云路、程树榛、水运宪等人，他们往往都来自工矿车间等生产一线。然而当改革文学成为“热门”之后，一些作家虽然没有现实经验，却还要赶时髦，所以也就只能想象改革，凭借他们的阅读体验、对读者阅读心理的揣摩，以及对现实一星半点的认识来建构叙事。这样的改革文学难以超越既往的创作，陷入模式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1] 郑杭生、郭星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几点思考》，《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10页。
[3] 朱平：《从改革到转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 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72页。
[5] 张宪文：《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6] 韩庆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7] 刘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我见》，《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425页。
[10] 秦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17日第16版。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
[12]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13] 陈祖芬：《活力》，《当代》1981年第6期。
[14] 董大中：《从顾荣的形象塑造看〈新星〉的成就和不足》，《山西日报》1985年2月7日第7版。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18]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19]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1] 张岩泉：《社会转型与文学媚俗》，《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22]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文艺报》1980年第7期。
[23] 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0日第16版。
[24] 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25]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26] 金健人：《“改革文学”的改革》，《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
[27] 谭好哲：《从文学的本质看改革文学》，《文史哲》1988年第1期。
[28] 阎纲：《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页。
[29] 《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30] 张炯：《论“改革文学”及其深化》，《福建文学》1987年第9期。
[31] 李达三：《中国当代文学史略》，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3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33] 与蒋子龙有同样际遇的作家并不少，如《新星》的作者柯云路，《祸起萧墙》的作者水运宪，《春天变奏曲》的作者程树榛，《赵镢头的遗嘱》的作者张一弓，等等。
[34] 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0日第16版。
[35] 彭子良：《从激情的宣泄到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
[36]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37] 张炯：《论“改革文学”及其深化》，《福建文学》1987年第9期。
[38] 董大中：《从顾荣的形象塑造看〈新星〉的成就和不足》，《山西日报》1985年2月7日第7版。
[39] 周克芹、谌容、刘心武等：《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经验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40] 张炯：《论“改革文学”及其深化》，《福建文学》1987年第9期。
[41] 彭子良：《从激情的宣泄到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
[42] 黄平、金理、杨庆祥：《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4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44] 代表性文章有宗杰：《改革的浪潮与文学的探索》，《人民日报》1984年7月2日第7版；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任记〉》，《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第3版；李希凡：《一个农村开拓者的典型形象——读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5日第7版；童大林：《及时反映当前的变革生活——读长篇小说〈改革者〉》，《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9日第5版，等等。
[45] 例如《人民日报》曾刊载推介《各领风骚》这部改革小说集的文章，不仅大致介绍了小说集的作品篇目，而且极力地肯定其价值：“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透视了各条战线各个阶层发生的新的变化，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矛盾、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揭示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复杂性及深刻的历史意义……这些作品给人以鼓舞，也引人深思。”见文品《反映改革的小说集〈各领风骚〉》，《人民日报》1984年7月2日第7版。
[46]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47] 黄发有：《“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天涯》2008年第5期。
[48] 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49] 滕云：《青春作赋 壮岁长歌——从一代作家的蝉蜕看新时期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50] 金健人：《“改革文学”的改革》，《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
[51] 黄发有：《“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天涯》2008年第5期。
[52] 刘明睿：《“〈新星〉热”引起的思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53] 缪俊杰：《期望用更多的心血浇灌这片热土》，《文艺报》1987年7月25日第8版。
[54] 张树骅、陈宝云：《当代文学5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