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献军2006年考进湖南师大做了我的硕士研究生，2009年毕业后又考上我的博士研究生，连续6年的相处，对其印象很深刻。

凡我的学生入学第一课，我必定给他们立下一条规矩：研究古典文学，应以文献作为基础，以文本为主，切忌泛泛而论。所以一切文献，一定要阅读原著储备第一手资料，不允许二手资料的拼接补凑。献军可算是最肯下这种笨功夫的学生了。他为人笃实沉稳，责任心极强，视野也很开阔，在笨功夫和勤思考的双重努力下，形成了他文献研究功底扎实而思维又极活跃的特色。这在他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已体现出来，而他的博士论文《唐洞庭湖诗和太湖诗比较研究》更以其对两湖唐诗的相关创作、历史与地理的结合，编年、图表、正史、笔记的引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对相关学术史的深切了解和借鉴，对相关文化的论析等全面而剀切之长，获得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肯定和褒扬，此论文作为专著《唐代两湖流域诗歌比较研究》于2013年出版。2012年献军毕业后任教于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仍不时有新作问世。此次在献军新书出版前，我得以先睹书稿，深有感触。

唐代湖湘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但文学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落后地区文学高度繁荣的一个典范。而自屈原、贾谊被贬入湘以后的巨大文学成就所形成的贬谪文学传统，到唐代已被发扬光大至极盛，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昌龄、李白、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更引人瞩目。就创作主体而言，唐代湖湘文人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湖湘客籍文人，包括宋之问、沈佺期、张说、赵冬曦、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贾至、元结、郎士元、皎然、戴叔伦、戎昱、韩愈、吕温、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李涉、张祜、马戴、李商隐、罗隐、韩偓、杜荀鹤、吕岩等；另一个是本土文人，包括李群玉、刘蜕、胡曾、齐己等。从整体而言，无论是创作主体人数还是作品质量，湖湘客籍文人都超过了湖湘本土文人。在唐代，能代表湖湘文学成就的，主要还是湖湘客籍文人的创作。

为了研究好这个群体，有必要对这个群体做一些基础性工作。黄仁生教授等已整理出版了《唐代湘人诗文集》和《唐宋人寓湘诗文集》，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此之前，献军在读硕士阶段就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写下了《张说湖湘诗文系年》《刘长卿湖湘诗系年考辨》《刘禹锡湖湘诗歌系年辨正》等论文。参加工作后，献军仍以较大热情关注这一领域，又陆陆续续积累了六七篇文章，合起来有二十多万字，编订起来就成了《唐代湖湘客籍文人年谱》一书。综观书稿，我以为有不少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该书注重从文本的角度寻找资料。给作家编年谱，难度较大。特别是一些普通作家，正史中甚至没有记载，仅在笔记、野史、小说中有记录，材料的可信度不高，很多材料无法直接用作编订年谱。面对这种困难，献军抓住了关键，从作家作品入手，寻找编订年谱最可信的资料。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时间、地名和人名，都不轻易放过，且一一详加考订，并结合相关史料、笔记，较准确地勾勒出了作家的主要生平经历。给作家编年谱，文献资料的辨伪和辑佚工作至关重要，这一点也是献军极为注重的。如在编写《贾至年谱》时，除《全唐文》《全唐诗》中保存不少贾至作品外，献军又从《唐大诏令集》等书中辑出不少作品，同时又对《全唐文》中贾至的不少作品进行了辨伪，剔除了多篇伪作，从而保证了年谱资料的全面性和可信度。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献军在年谱编订工作上的另一个突破是注重所搜集资料的广泛性。古人编年谱，注重语言的简洁性，年谱只能看出人物一生的主要活动；今人编年谱，则编得十分繁复，大多把与谱主同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文人活动纳入其中，但不管是否与谱主有关系、关系有多大。献军则把那些与谱主关系不大的历史事件和文人活动基本剔除，紧紧围绕谱主来写。但他在撰写年谱过程中，又十分注重资料搜罗的广泛性，凡谱主游历的地方，都会结合作品说明该地的山川、物产、民情、风俗等，与谱主相关的人物，也有较详细的介绍。

其次，该书很注重年谱编订的现实价值。献军自读硕士以来就着手湖湘文化的研究，受湖湘文化“经世”思想影响较深，这也体现在本书的编撰上。且不说本书对唐代湖湘文学研究者的价值，对于地域文化的建设者而言，参考价值也较大。他力图确定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地点和背景，还结合方志甚至实地考察，明确这些诗文在今天行政地理上的分布情况。无疑，如在当今的地域文化建设中涉及到这些作家，参考献军之作也许就能避免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偏颇甚至失误。

再次，书的结构编排也颇具特色。正文共收录文章九篇，囊括了主要的湖湘客籍文人。这些文章中，有的以年谱的形式出现，如《贾至年谱》《戎昱年谱》，因为谱主的主要文学成就产生于湖湘地区；有的仅对谱主湖湘经历及其诗文进行了系年，因为湖湘诗文仅能代表其部分文学成就，这些文人整体成就较大，如取其全谱，一人就能成一本书，故仅取其局部，如《张说湖湘诗文系年》《杜甫湖湘诗文系年》《刘长卿湖湘诗文系年》《吕温湖湘诗文系年》等。还有的作家在湖湘地区留下了大量作品，但同时有关这些作家的年谱、作品编年较多，为避免重复，献军仅对各家诗文系年有歧义的篇章进行考辨，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刘禹锡湖湘诗歌系年辨正》《柳宗元湖湘诗歌系年考辨》等；另外，还有两篇不属于诗文系年，但关系到对湖湘诗文的理解，该书则以附录的形式将其收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献军书稿以《唐代湖湘客籍文人年谱》为名，从书名基本可以断定，他以后还将继续从事唐代文人年谱工作研究，相信不久后，《唐代湖湘本土文人年谱》也将面世，如果能在此二书基础上编订《唐代湖湘文学编年》，对唐代湖湘文学研究者而言，则善莫大焉。

我素不善为序，只因献军从我六年治学，我虽非名师，献军却是我的“高徒”，亦深知其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稿之中的甘苦。尤其在当今学风浮躁的学界，献军的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实有纠正时弊的作用与价值。又忆及十五年前，我的博士生导师邓乔彬先生在拙著《姜夔与南宋文化》序中曾以《礼记·学记》中的“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来褒我之“善学”，我则愧不敢受。今以此语转赠献军，倒觉恰如其分：他之善学，确使我深感逸而功倍，又何勤而怨之有？

权以为序，谨借此表达我的欣慰和期待！

赵晓岚

2016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