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聚落考古的印证

在现代考古发现的宁绍平原及钱塘江北岸的古遗址中，海侵留下的自然环境遗存与人类活动的印证大量存在。

一 小黄山遗址

位于嵊州市甘霖镇上灶村的小黄村，属曹娥江上游长乐江宽广的河谷平原地带。这里依山傍水，距今10000—8000年前，当时的原始先民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定居生活，并且从发现的稻属植物硅酸体看，其时已开始栽培或利用水稻了。[13]水稻生产必须有良好的水利灌溉条件，说明这里的河网水系十分发达，史前的农业文明已经显示。

二 跨湖桥文化遗址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村的湘湖之滨，地面高程4.2—4.8米，距今8000—7000年前。2002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期挖掘，发掘最大的收获当属发现了一条独木舟。测定距今年代为8000—7000年前，堪称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而又最长的独木舟出土。[14]而此独木舟的发现说明早在距今8000—7000年以前的宁绍平原，曾是河湖交织之地，舟楫应是远古越人主要的交通工具，此时越人用舟的技术已较为成熟，当然，其开创用舟楫的历史应远早于此年代。

此外，在跨湖桥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存，其中发现的石器锛被认为用来挖制独木舟，也有人认为这是“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15]。跨湖桥遗址是浙江境内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知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三 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该平原西起萧山，东抵镇海、鄞县，南靠会稽、四明山和天台诸山，北薄于海；呈东西长、南北窄状，面积约4824平方公里。根据考证，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理地貌应属丘陵山地与沼泽平原交接地带，这个遗址应是第三次海侵高峰时，越人流散过程中南撤的最后一处居住点。遗址附近不但有着大片淡水的湖塘、沼泽平原，而且距离河口海岸边也并不太远。河姆渡第四层底部的高层与今日的海平面相近或稍低0.5米，当时的海平面比今日之海平面低2—3米。

由于发掘范围和环境的局限，在遗址中未发现系统完整的水利工程遗址，但我们可从当时人们的活动和不完整的遗址中找到和发现河姆渡人的原始水利及其对相关事物的影响。

（一）稻谷与农灌

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栽培稻谷遗址出土，其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水稻种植，必然有农田水利灌溉，《淮南子·说山训》认为：“稻生于水。”“稻作农业需要有明确的田块和田埂，田块内必须保持水平，否则秧苗就会受旱或被淹。还必须有灌排设施，旱了有水浇灌，淹了可以排渍。”[16]此说明河姆渡文化中应已有当时水稻种植的渠、沟等简易灌排水利的存在。

（二）最早的海塘

《浙江通史》认为：距今6555—5850年间的皇天畈海侵开始以后，海水的不断上涨，致使“河姆渡人”居住的村落和田地逐渐为海水吞没，之后又渐次为海侵时的沉积物所覆盖，从而构成第四文化层。在皇天畈海侵逼近村落之初，河姆渡人不甘心离开自己的家园，使用大小石块进行回填筑堤建坝，借以抵御海水的侵袭，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造成一些遗物和回填的石块与海水沉积物相掺混的现象，形成第三文化层。[17]但由于抗御自然的能力有限，难以抵挡浩浩上涨汹涌进犯的海水，河姆渡人最后迁到了四明山麓去生活居住。可以认为河姆渡人实施大小石块回填阻止海水侵袭的简易堤坝工程，即是当时小规模的阻挡海水的建筑物，是最早的海塘。这充分显示了河姆渡人与自然抗争的决心、能力和智慧。

（三）造船及航运技能

河姆渡人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是钱塘江以南地区背山临海的湖沼地带。这里的气候暖湿、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海洋和内河均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内容和生活依赖之一。于是“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便是大自然启导河姆渡人创造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

在河姆渡第四文化层中，1973年第一期考古中发现了一件似是木桨船的木器。1977年第二期考古中又发现6支木船桨。[18]在鲻山遗址第九文化层中发现了独木舟遗骸。此外，还发现了以当时独木舟为模型的陶舟。可见，舟楫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要求。

在新石器时期的宁绍平原发现的跨湖桥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舟楫发现说明了以下几点：其一，古代宁绍平原水网非常发达；其二，这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标志之一，表明人们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活动范围扩大；其三，沟通了部落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生产发展，并对越族之后的水利、水运、生活方式和军事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凿井汲水

井，《说文解字》:“八家一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凡井之属，皆从井。”《周易》孔颖达疏记：“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19]徐光启《农政全书》称井为：

池穴出水也。《说文》曰：清也。故《易》曰：井冽寒泉食。甃之以石，则洁而不泥。汲之以器，则养而不穷。井之功大矣。按《周书》云：黄帝穿井。又《世本》云：伯益作井。尧民凿井而饮。汤旱，伊尹教民田头凿井以溉田，今之桔槔是也。此皆人力之井也。若夫岩穴泉窦，流而不穷，汲而不竭，此天然之井也。皆可灌溉田亩，水利之中所不可阙者。

以上说明井属重要水利设施，起源甚早，既可作为饮用水，又可以灌溉。

水井的发明使用，是随着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中不但发现了一口木结构的水井遗迹，并且所利用的桩木、圆木筑井方法，具有高超的木工制作技术。[20]河姆渡人所凿之井必有多处，之所以在水资源丰富、河网沼泽众多之地还要凿井取水，应该考虑到：其一，当时河姆渡地带的水塘多呈自然状态，蓄洪灌溉能力不强；其二，当时沿海如遇大潮海水会倒灌入平原，山洪暴发时则平原潴成一片泥泞之水，大旱时河塘又易干涸，会造成局部性淡水资源缺失；其三，凿井主要用于饮用水，部分也用于灌溉。河姆渡人发明和使用水井，对当时人类社会的演变所带来的进步和影响是巨大和不可估量的。从水利角度而言，是采用人工技术对地下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就施工制作技术而言，对之后越国水闸、堤坝建筑也是重要的技术基础积累。

（五）干栏式建筑

作为人类遮风避雨、寝食所安的居住之地，干栏建筑结构既适应自然环境，又是劳动和人智慧创造的产物，亦为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发现有多处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层保存最为完好和内容丰富。诸如柱洞、柱础、圆柱、方柱、圆木、桩木、地龙骨、横梁、木板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桩木大多下部削尖打入地下30—150厘米，木板比地面抬高80—100厘米，系平铺在干栏式建筑小梁上作地板用，可以掀开，从室内投下垃圾等物。“河姆渡这种以桩木为支架，上面设大梁、小梁（地板龙骨），以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座，再在上面立柱、架屋梁及叉手长椽（人字木）构成的房屋应属于干栏式建筑。”[21]这种干栏式结构的木屋建筑从越地地下水位高、多雨水及潮湿的自然地理环境看，有着显著的居住优势。首先，这种建筑可以防潮湿，使河姆渡人能实际居住在相对干燥的环境中，避免湿热带给人类的危害；其次，人字形的屋顶既有利于四角柱较为均衡地分担沉重屋顶负荷，又有利于下雨时排水和平时通风；最后，地板高于地面，也有利于防止越地较多生长的蛇虫之类爬入屋内对人造成危害。

河姆渡人的这种干栏式建筑结构，是越族祖先在特定的水环境中创造的居住建筑产物。主要是江南多雨潮湿地区有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建筑形式，或为我国传统木建筑的起源。

（六）鸟图腾崇拜

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22],“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河姆渡文化是越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河姆渡先民崇拜鸟是其原始崇拜的一个显明的特征。遗址出土的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蝶形器，堪称其精美的鸟图腾代表。画面上是一对形态栩栩如生的巨鸟，鸟长着利喙长尾，表情丰富，充满生机与活力，昂首奋翼向上。显示出雄健与伟力。双鸟中有一似熊熊烈焰腾升的火球，犹如旭日东升。双鸟朝阳反映了当时人们崇拜鸟之顺应自然的神奇之力，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欣欣向荣的原始思想。这说明河姆渡人对“鸟”有着特别的感情与爱好，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图腾崇拜。[23]图腾是指同一氏族的人所奉为祖先、保护者及团结的标志的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它是初民社会的一个重要而又普遍的现象。[24]河姆渡人之所以以鸟为图腾崇拜，从生活环境的角度而言或与海侵和大洪水有关。因为当人们在自然造成的水患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制约之时，人们会看到只有那搏击长空的雄鹰，迎着朝阳，自由飞翔，俯视那茫茫的洪海，显示出了超越自然力控制的力量。鸟又有一种“神示”的感应，如吴越之地流传甚广的一首《百鸟朝凤》歌：“四月蔷薇处处开，布谷常把公婆唤，鹪鹩号称巧妇鸟，鹁鸪叫来雨水多。”[25]越地传说中又有“鸟耘之瑞”的传说，因为凡是鸟群聚或觅食之处，必是水草丰美之地，人们跟随种地必然会收获成功。

四 良渚文化遗址中的水利工程[26]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余姚区良渚、瓶窑两镇地域内，总面积42平方公里。良渚文化遗址虽在钱塘江北岸，然良渚文化同属于大越文化的一部分；钱塘江两岸地形地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良渚文化发生在卷转虫海侵与海退时期。

（一）5000年前良渚地貌水环境

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良渚地区的地貌景观是：

北翼有火山喷出岩构成的大遮山丘陵，绵亘于今德清与余杭之间，主峰大遮山，海拔高483米。丘陵西与莫干山南翼诸丘陵相连。从梯子山、中和山等东迤，在主峰以东又有百亩山、上和山诸峰，从今余杭南山林场直抵西塘河西缘。丘陵中的不少峰峦如中和山、王家山、青龙冈、东明山等，均超过海拔300米，200米以上的峰峦则连绵不断。大遮山丘陵以南，分布着一片山体和高度都较小的大雄山丘陵，也是一片火山岩丘陵。主峰大雄山，海拔高178米；此外还有朱家山、大观山、崇福山等。在这两列丘陵间的沼泽平原上，则分布着许多孤丘，最高的如马山超过300米，獐山超过200米。超过100米的就更多，这类孤丘，在海进时期原来就是孤岛。山体较大的孤丘，海进时期也可能有良渚人居住。还有更多在100米以下的……构成了这片沼泽平原的特殊地貌景观，而且在沼泽平原的开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7]

在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地区的水环境有如下特点。

其一，沼泽遍布，洪潮频仍。海平面应逐渐趋于下降并稳定，但感潮河段和沼泽地并存，一般的湖泊在洪水季是湖泊，在枯水季则是沼泽。土地盐渍化，淡水资源缺乏。此外就是潮汛和台风期潮汐更会上溯侵入，造成灾害。值得注意的是，今良渚塘山坝边有村名“后潮湾村”，莫原所始，按照地名的演变特点，这里在历史上应是潮水出没之地。

其二，地势低洼。根据地貌变化，其时的平原地带，地面高程至少应比今日低3米，今高程多在黄海2.5—4米。

其三，东苕溪东南注。当时“源出天目山，经临安、余杭的东苕溪古河道，曾经杭州东郊注入杭州湾。余杭镇附近的东苕溪直角拐转，即是袭夺湾；由余杭经宝塔山、仓前至祥符的古河道，即是袭夺后残留的断头河”[28]。

（二）环境对良渚发展影响

已经发现良渚以莫角山为中心的遗址点有135处以上，包括古城、墓葬、祭坛、村落、防御工程、礼制地、水利设施、码头、航运设施、作坊等类型，其体量和内容，彰显了良渚文化在史前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程度和地位。良渚文化以独特的文化状况和高度品位的水平，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如前所述，至卷转虫海侵时的良渚地区是一种丘陵、孤丘和湖沼的自然环境，人们开始渐进式地由山丘向山麓地带开拓发展。其部族的活动中心按照山地—山麓—平原（海退之后的滩涂地区、河口三角洲地区）的顺序发展。此时“气候之变化促使水稻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经济之命脉，仅靠原有的居住地周边的小块耕地无法满足人口的需求，因此，原先很少涉足的低洼地都必须开发出来，因为这些区域恰恰是水稻的合适作业区”[29]。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适应新的自然环境，逐步以稻作农业代替渔猎采集。其间在崧泽末、良渚初期，考古专家发现了稻作农业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

考古还发现“崧泽末、良渚早中期新的遗址呈爆发型增长”[30]。说明其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已使人口迅速增长，垦区也随之扩大。又从良渚遗址的分布看，早期的遗址多在山麓冲积扇地带，而在之后新开发基地基本上在低地。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应是当时人们的综合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

有资料显示，在良渚中晚期气候逐渐变冷，已出现了不利于稻作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31]其时年平均气温为12.98—13.36摄氏度，比今低2.2—2.7摄氏度；年均降水量为1100—1264毫米，比今少140—300毫米。又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中晚期存在海平面上升的现象，海水上升使这一地区自然排洪能力下降，洪涝灾害易发。[32]海水上升当然是一个应考虑的因素，而更应考虑此时期由于苕溪古河道东南出受阻，改北出，穿越良渚之地，便出现其地难以容纳浩大的东苕溪来水情况。目前的资料显示东苕溪瓶窑以上的集雨面积为1408平方公里，河长80.1公里。[33]因此，这里的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水灾陡然增多。这种状况会有一个很长的调整过程，也必定影响良渚人的生存与发展，或就是后来良渚人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

（三）良渚塘坝工程遗存

自然环境演变，海侵起落，河流改道，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水工程。目前发现的良渚塘坝，位于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34]，就区域位置看可分为三部分。

1.上坝堤塘

（1）位置和规模。

上坝位于大遮山之西丘陵的谷口位置，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6处。其又可分为东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和西秋坞、石坞、蜜蜂弄两组。上坝坝顶海拔高程（黄海，下同）一般为35—40米。因谷口一般较狭窄，故坝体长度在50—200米间，大多为100米左右。坝体下部厚度几十米或近100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坝体，并未把之上集雨面积在山谷形成的主溪流完全截断。现场考察发现在东坝部分老虎岭和周家畈坝体是存在的，而老虎岭和岗公岭之山岙间海拔高程多为11—13米，宽度约为200米，现场考察中又发现老虎岭—岗公岭直接流经的彭公溪溪流古河道清晰可见，其中所经（在老虎岭—岗公岭之下约100米处）最狭窄之地的山谷东西宽仅为约40米，东端东西向有一组最高点海拔高程分别为27米、49米、54.7米的自然山体；西端则为一最高点海拔高程为50米的自然山体。上游集雨面积约为6平方公里，如要建坝也应在此位置，但现场考察，主溪流通过处无筑坝痕迹，为自然山体。也或在东端27米、49米、54.7米自然山体处会有人工筑坝建独立小山塘。

同样，在西坝区秋湖头、石岭之间的坝体也可见遗存，至今依然蓄着不少水，已成为当地灌溉和旅游之用；而其上白鹤溪流经的主流河道所经的秋湖头和周家畈之间的堤坝遗存则几乎是不存在的，上游集雨面积约5.5平方公里。[35]其上游位于今白鹤溪骑坑村的小型奇坑水库，于1967年10月动工，1980年6月竣工。黏土心墙混合坝（2004年增加干砌块石护坡），坝高25米。集雨面积3.41平方公里，总库容119.74万立方米，兴利库容96.92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250亩。之下的古河道也是沿着山麓盘绕而下。[36]

可以肯定如果当时分别在白鹤溪和彭公溪所经的主流溪之间建有塘坝，理论上至今会留有遗存。既然现场暂时还未发现确凿的证据，似说明良渚时期所建的塘坝，在技术上未能在山地拦截较大溪流建成小型以上水库。应是当时只控制了一些支流蓄水，集雨面积很小，蓄水量一般应在10万立方米以下，多为山塘类。为了取水灌溉下游农田等，上坝各处还要通过堰坝控制，总蓄水量不会超过50万立方米。

（2）年代。

目前考古已测定的部分坝体最早年代在距今5100年前。分析建坝年代主要在海侵高峰期（距今约6000年）和海退期间（距今约5000年），应是良渚早期的堤坝工程。

（3）功能。

卷转虫海侵使得近海山地曾为良渚人主要的生活、生产区（当时部族居住的变动性是较大的），潮汐出没尚在此以下。因此，这里的堤坝主要是为蓄淡和灌溉之用，因为如果良渚人要在近海山地生产、生活，就必须有长年不断的淡水可供，蓄淡是必要条件。还应该看到的是，如果仅是蓄水5万—10万立方米，何以要建如此高大（宽100米、长100米）的塘坝？良渚附近山上有许多“坞”，如童家坞、钱家坞、两水坞、东篁坞、西施坞等，如上坝偏西的三个坝各自对应着一个带“坞”的地名，即秋坞、石坞、姚坞（姚坞的坝已毁于修路）。关于“坞”的解释[37]，其一，“土堡，小城”；其二，“四面高中间低的谷地，如山坳叫山坞”。《辞海》解释与此类似：“构筑在村落外围作为屏障的土堡。”与它密切相关的一个词是“坞壁”。历史时期的坞壁，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在我国分布甚广，历史久远，如河南禹州具茨山、山东肥城石坞山寨等地。大型的坞壁（也叫坞堡）相当于村落，有的旁侧另附田圃、池塘。今日藏在密林深处的旅游点石坞，依稀可辨古代坞壁气象。所以上坝的功能不仅是蓄水灌溉，也不仅是后代可能存在过的“坞壁”，可能早在良渚时期就有部落城堡工事的作用。

2.下坝堤塘

下坝从现状总体看，长十余公里，形成东西向的闭合圈，其内区域略呈三角形，西部宽阔而东部略显狭窄。下坝在目前发现的良渚塘坝中处于主体和核心地位。

（1）位置和规模。

位于大遮山以南，分别由自然山体“孤丘连坝”和人工山前长堤“塘山坝”组成。

①孤丘连坝。位于上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上，由西到东分别有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成线，坝顶海拔在10米左右。坝长视孤丘的间距而定，在35—360米间不等，连坝总长约5公里，人工坝体长度不超过1/5。其内是一片低洼之地，海拔高程多在2.5—3.5米之间，面积约3平方公里，是较理想的蓄水之地。

②塘山坝。原称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北侧约2公里处，北靠大遮山，距离山脚100—200米，全长约5公里，基本呈东西走向，地处山麓与平原交界地带，从西到东可将其分成三段。西段为矩形单层坝结构。中段为南北双堤结构，北堤和南堤间距20—30米，并保持同步转折，形成渠道结构；北堤堤顶海拔高程在15—20米，南堤略低，堤顶海拔高程为12—15米。“渠道”底部海拔高程为7—8米。双堤以东为塘山坝东段，为单坝结构，基本呈直线状分布，连接到罗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组密集分布的土墩（部分为山丘）。以上塘山坝宽度在20—50米之间，呈北坡缓、南坡较陡状。塘山坝南侧则有筑坝取土时留下的断断续续的护塘河。

随着考证的深入还发现这段塘山坝至山麓以内地面海拔高程多在10—15米之间，更有多处在海拔20米以上，也就是与“孤丘连坝”之内的2—3米的地面海拔高程相差在10米以上，不能成为同一蓄水之所。此外，在大遮山北山麓山脚的小冲积扇地带，多有蓄水1万立方米的小山塘，沿山棋布。

以上堤坝多与山丘相连，由人工堆积而成，看似大致相连，其实“孤丘连坝”和“塘山坝”有明显不同。

其一，所处位置。前者基本是自然山体之间的连接；后者则是在一片山麓台地上连成的人工坝体。

其二，坝的高程。前者海拔高程一般在10米，其内地面海拔高程一般为2.5—3.5米；后者海拔高程12—15米，其内地面高程也多在海拔10—15米之间。

其三，蓄水类型。前者在其内可形成沼泽湖泊水库，蓄水量较大；后者主要是护塘河、小山塘及南北向的自然河流。

其四，集雨面积。前者明显比后者大。

以上两坝比较相同的是坝之外（南）的地面海拔高程多类同，多为2.5—4米，如果通过堰坝控制实施农种或其他自流灌溉用水，应都是便利的。

（2）年代。

考古认为塘山坝在1996年、1997年、2002年、2008年、2010年经过多次发掘，有确凿的地层学依据证实其为良渚时期遗迹。测定为距今5000年左右。笔者认为应略迟于上坝年代，主要是基于“山地—山麓—平原”开发顺序的渐进考虑。又据对后潮湾村开挖段坝下原始基层土取样[38]，据测定为海相沉积粉砂土，属碱性土。说明在未筑坝时这里确实为海潮直薄进出之地。

（3）功能。

首先需说明以下内容。

其一，“下坝”蓄水量是有限的，受制于上游大遮山及坝以内的集雨面积和来水的多少。据水文部门估算，“下坝”以上的集雨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按多年平均年降水1300毫米、径流系数0.4计，年来水量约为1500万立方米。现存水库除奇坑水库外，另在大遮山有一座小型的康门水库（坑门水库）,1958年10月动工，1960年2月建成。坝型为黄泥心墙坝，坝高17.30米。集雨面积仅为4.65平方公里，兴利库容97.61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316亩。[39]因此“下坝”的蓄水能力不能过分夸大。当时的蓄水主要在其内的湖沼、河道及护塘河之内。按复蓄系数2，湖沼水面3平方公里，水深2米计，孤丘连坝之内蓄水在500万—600万立方米之间；塘山坝之内的护塘河（按长5000米、宽20米、深2米）、河道、小水塘（十余处）蓄水量为100万—150万立方米。下坝内的正常蓄水量有650万—750万立方米。

其二，“下坝”内水位的控制及与外围河道的连通主要靠堰坝（泄水或取水建筑物）。无论是水库泄洪还是对外引水灌溉都必须有堰坝。在良渚时期的水工技术不大可能建有较高水平的溢洪道。因此，应以自然古河道加低平的堰坝控制蓄水为主。在堤坝未筑时这里存在着多条古河道。建坝后主要会在原水道流经处形成多条堰坝，既能控制正常水位，为下游提供自流水源，又能在汛期溢洪，还能阻挡下游海潮上溯。满足以上条件的堰顶高程有一个合理范围，最低一般不会低于海拔2米，同时最高也不会超过海拔5米（孤丘连坝之过水堰坝）或10米（塘山坝之过水堰坝）。

今存的古河道主要是：从“上坝”白鹤溪、彭公溪流经彭北溪到毛元岭出口至东苕溪的河道；由“双堤”桥头村，经大滩村到东苕溪的河道；由康门水库通往东苕溪的河道。建堰坝的另一位置应主要在堤坝山麓的山岙间，如“孤丘连坝”中康村和低田畈村两山岙间应为古堰坝所在地，又如整条塘山坝又有“九段岗（九个缺口）”[40]之说。这些缺口，无疑是堰坝的首选坝址。

其三，“下坝”不能形成对良渚古城的保护。缺少“下坝”为古城防御洪水的依据证明，即使后来改道后的苕溪也在“下坝”与古城之间。但古城建立后，通过堰坝及古河道有为城内河道提供淡水资源的功能，如毛元岭出口河道。

基于上述距今约5000年前良渚之地的地理、水文环境条件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尤为稻作生产所需，将下坝定性为：所建成的“下坝”严格意义上是在山麓与平原交界地带、多层地形区建成的早期良渚人聚落围垦区，可视为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围垦塘坝之一。

主要功能为对外挡潮拒咸，保护其内的人民生命、生产安全，其内蓄淡灌溉，包括自流灌溉和人力提水灌溉，也可为之外的平原地区开发提供部分生产、生活用水。

按山麓线10米等高线计，保护区范围约为8.5平方公里，又可分为“孤丘连坝”和“塘山坝”两块。前者以蓄水为主；后者可能是生产、生活区。以此推测，这里或许是“平原版”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良渚人聚集活动中心，也就可能存在“山麓版”的良渚古城。

至于双堤，在其上应是以人居为主的活动区，此外还有公共活动场地功能。塘山坝中心位置，尤为宽大平整，有东西向河道贯穿其中。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双堤今所处的村名为“河中村”[41]，似也与古村落有关。

3.古城城墙堤塘

（1）位置和规模。

良渚古城（莫角山），俗称“古上顶”。位于“下坝”以下，直线距离最短约3公里。此古城城墙呈“正（南北）方向圆角长方形，南北纵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总面积290万平方米”[42]。古城城墙底部宽度大多为40—60米，最宽处100多米。“城墙一般底部先铺一层20厘米的青胶泥，再在上面铺设石块基础面，然后用黄土堆筑成墙体。”

（2）年代。

只有在良渚文明相对发展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建立城市。因此，良渚古城应是建于下坝系统略后的工程。

（3）功能。

从水利工程的角度分析，此城墙有着防洪、挡潮的作用。此外，古城还有环城河、城内河道、水城门等水系和设施。部分遗迹尚存，诸如城墙西、北、东三面都发现有内外壕沟，宽度20—40米不等。城墙西、南两面还发现有内壕沟，北城墙内侧现有数十米的河道，也可能是良渚时期的内壕沟。考古者多称良渚时期交通以水运为主，城墙基础铺有一层数量可观的块石，据说是通过护城河和竹筏取自远处的山谷地带。城内城外水网密布，河密率超30%，水门在6处以上，因此也可称良渚古城是中国最早的水城之一。

（四）价值意义

第一，海侵不但使钱塘江两岸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变迁，而且对这里史前的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决定兴衰的作用。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山地（上坝）—山麓（下坝）—平原（城墙与城河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变化发展，遵循着自然的演变和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规律。

第二，良渚山地的上坝出现在良渚早期，控制范围有限，主要溪流白鹤溪和彭公溪没有被拦截成水库。

下坝出现在良渚的全盛期，为围垦工程。主要功能随着自然环境与人类需要而变化：一个时期主要是挡潮、防洪、蓄淡，保护塘内的农田、人口、聚落安全；另一个时期主要是为下游农业垦种提供灌溉用水，或为良渚古城以及航运等供水。当然，还应有渔业养殖等功能。这里有了继河姆渡之后的海塘，有了堤防，有了大坝、水库，有了相应的取水、泄水建筑。

良渚古城是中国最早的水城。城墙有着防洪、挡潮、防卫等作用。此外，古城还有环城河、城内河道、水城门等水系和设施，可用于航运。这里还有了人工运河。

第三，良渚古堤坝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上古时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水利工程遗址。特别是水利工程体系的规划布局思想、解决堰坝溢洪等问题的能力，以及鲤鱼山、老虎岭等地发现的草裹泥、草裹黄泥（或黄土）筑坝工艺等，充分显示了良渚古代文明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组织能力，也反映了水利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钱塘江两岸的地貌、历史地理演变、人类改造自然活动有着诸多相似性，良渚、河姆渡、富中大塘，同是大越治水，可互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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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2].参见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陈桥驿主编《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46页。

[3].参见陈桥驿《越文化研究四题》，车越乔主编《越文化实勘研究论文集（1）》，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页。

[4].金普森、陈剩勇主编，徐建春著：《浙江通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5].韩曾萃、戴泽蘅、李光炳等：《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绪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韩曾萃、戴泽蘅、李光炳等：《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7].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7页。

[8].参见邱志荣《绍兴三江新考》,《中国鉴湖·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9].参见盛鸿郎、邱志荣《坡塘轶闻》《南池寻考》,《中国水利报》1992年10月7日第4版，1992年7月4日第4版。

[10].参见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林华东著《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11].（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12].（汉）袁康、（汉）吴平辑录：《越绝书》卷8，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3].参见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第1版。

[14].参见徐峰等《中国第一舟完整再现》,《杭州日报》2002年11月26日第3版。

[15].林华东：《越人向台湾及太平洋岛屿的文化拓展》,《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6].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17].参见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林华东著《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18].参见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林华东著《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19].《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0页。

[20].参见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林华东著《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1].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林华东著：《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22].钱振民点校：《搜神记·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06年第2版，第107页。

[23].参见林华东《试论河姆渡文化与古越族的关系》，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24].参见陈国强《神秘的图腾·序言》，高明强《神秘的图腾》，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5].钟伟今、朱郭副主编：《湖州民间文学选》，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26].参见邱志荣、张卫东、茹静文《良渚文化遗址水利工程的考证与研究》,《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邱志荣《话说良渚遗址水利》,《中国水利》2017年第2期。

[27].陈桥驿：《论良渚文化的基础研究》,《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71页。

[28].韩曾萃、戴泽蘅、李光炳等：《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29].王宁远：《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西泠印社2010年版，第35页。

[30].王宁远：《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西泠印社2010年版，第40页。

[31].参见张瑞虎《江苏苏州绰墩遗址孢粉记录与太湖地区的古环境》,《古生物学报》2005年第2期；丁金龙、萧家仪《绰墩遗址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1。

[32].参见陈杰《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环境考古学考察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年第4期。

[33].参见浙江省水利厅编《浙江省河流简明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4].除特别注明外，相关数据主要参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十大田野考古新发现申报材料《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王宁远先生的支持，并提供资料。

[35].现场考察时在河谷西侧山根下新发现一截20世纪70年代被扒平的堤根，当地老乡称之为“风塘头”，意为山谷里的“挡风墙”，据说原来宽3—4米、高1—2米，目测长约50米，至于是不是良渚时期建筑，有待进一步考证。

[36].参见余杭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余杭水利志》，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4页。

[37].参见《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8页。

[38].由现场考古人员帮助提供，并由绍兴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检测中心土工试验，“2016年4月12号报告”。

[39].参见余杭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余杭水利志》，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9页。

[40].赵晔：《良渚文明的圣地》，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41].赵晔：《良渚文明的圣地》，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42].赵晔：《良渚文明的圣地》，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