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助教化之创作宗旨

作为礼教的代名词，名教本身包含着教化的要求。但因名教爱情剧是在明清之际产生的，因此剧作在描写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时，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末个性解放思潮及《牡丹亭》等进步剧作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这点可从一些剧作的男女主人公通过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予以证明，也可从个别剧中父母对儿女的自由恋爱持赞同态度来加以解释。但是从剧作自身的基本思想立场而言，其落脚点却在于教化，或者说宣扬封建忠孝节义思想。

《锦笺记》者，记梅、柳伉俪之终始也。岂谭风月、资䜩笑而已哉。抱真先生愤世破情，特为是以垂闺范耳。其曰世谊亲昵，惩结义也；曰词笺召衅，禁工文也；曰慕德耀、感乞儿，谓内言外言毋出入也。游观当戒，何论僧尼寺庵，即家园难免窥觇；眼色易牵，宁独淫僧狂客，即性女亦自垂情。兼以三姑六婆，奸诡万状，捷如姚江，严如帅府，且为笼络透漏，况其他乎。若夫励操全盟，割爱忘妒，捐躯代选，安分辞荣，节义两全，讵不称美。而自衒自售之妇，徒取杀身辱名，观者莫不惕然哉。此先生作记意也。[1]

在此序中，作者明确指出剧作家的写作目的应是关注世道人心，以求能有助于教化，激发人之忠孝节义之心，而加强女子的闺范教育是需要特殊强调的。必须教育妇女们珍惜名节，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不与男子攀亲认故，不游走街市，不将闺中笔墨传与外人，不与三姑六婆交往，不妒忌，不争名利，能够舍生取义。坚决反对戏曲创作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欣赏要求而去展现男女的悲欢离合、邂逅佳话。至于剧中所描写的风月谈资、风流韵事，都是作者应予以批判的对象。因为按照作者的看法，这些都容易让男女之间产生私情，从而做出悖礼乱德、败坏名节之事。

传奇之与填词家有异乎？曰：有。词以摹情，传奇以谕俗，意亦颇主劝惩，固三百篇之支裔也。自忠孝节烈一变而为柔情曼声，而侠骨刚肠化同绕指。议者不无诲淫之虑，而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苏学士亦以贻讥。二者聚讼，余有以平之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好色不淫，怨诽不乱，兼风雅而为骚。即仿遗骚而为歌曲，斯莫尚矣。昔人以《西厢》化工，《琵琶》画工，二书至今几与贝叶同珍，兰台同寿。而命意各殊，俱臻绝顶。如《琵琶》之绘真妇孝子固已。崔张会冥，妖艳绝世，而李秃翁读之，以为是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际，乃始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信斯言也。是将与香草怀君，笙醴悟主同一思致。噫，安在柔情曼声而不足以扬忠孝、旌节烈也哉。[2]

这里作者不仅明确说戏曲的主要目的在于谕俗、教化，而且还从儒家的乐教观点出发，具体阐释戏曲的教化原则与途径。针对一般人认为传奇多写男女爱情，因而容易诲淫诲盗的忧虑，他认为戏曲是《诗骚》的自然演变结果。由于《诗骚》都具有通过男女之情来反映忠孝节义、推行社会教化的功用，因此戏曲也具备通过男女之情来宣传忠孝节义、推行社会教化的积极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守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好色不淫，怨悱不乱的基本原则。只要戏曲满足上述要求，那么男女之情、柔情曼声传达给人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男女之情，而是通过男女之情所表现出的忠孝节义等。而人们在欣赏戏曲时，所接收到的也不仅是戏曲本身的声容与情节故事之美，还有戏曲所传达的忠孝节义观念等。

《南华》一编，最幻之书也。晋人一尘，至幻之态也。琼岛仙侣，洞箫吹月，朝折扶桑，暮宴瑶池，极幻之谈也。瞿昙优钵，驯象骑狮，幡盖飘飖，雨花缤纷，尽幻之象也。其所谓神道而设教者，天龙八部，牛鬼蛇神，刀山油镬，汤鼎铁锯，堕之则入无间，升之则上九天，羽节导迎，仙真侍卫。谓幻乎，恐报施之理有之；谓有乎，则又惝恍而不可执也。总之皆所以示教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圣人出，悯斯世斯民之愚蒙举世尽梦也。故以身立范，而又著为《五经》《四子》之书，以醒世而启迷焉。故天下群然而知向也。知纲常名教之为重，则群趋于臣忠、子孝、弟悌、友信之一途，知诗书礼乐之可遵，斯共习于仁义道德之一说。世道由此，乃有纪纲；政治由此，乃有法度。人性乃有大奸大佞、乱臣贼子之是务去。所以兵刑靖而国势昌，和气流行而天休滋至也。虽幻也有不幻者存焉，天下事未可尽以戏观也。此吾名教之说也。[3]

作者通过戏曲是现实的文学表现这一特点来阐释戏曲的教化作用。《庄子》、魏晋玄言、佛书等都有借寓言或通过譬喻来说理、教化的传统。儒家圣人及其著作则从自身出发，以身作则来唤醒民众，宣扬仁义道德、忠孝信悌，批判大奸大恶，以图通过礼乐教化实现天下太平、和气流行的社会局面。戏曲则将二者结合了起来，采用佛道幻化的说理形式，阐释着孔孟忠孝节义的治世道理。所以戏曲所反映的不是男女爱情的幻的形式，而是由幻的形式所承载的忠孝节义观念，人们通过欣赏戏曲所获得的也不是虚幻的、热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男女之情，而是通过情节、人物、情感所展现的忠孝节义观念及行为。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并非是戏曲家本人的观点，而是为剧本作序跋之人的认识。尽管他们的观点相对集中且具有代表性，所阐释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剧作家本人，但毕竟不是剧作家自己的话语，因此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名教爱情剧的创作宗旨时，更应重视作家自己的观点。

【北后庭花】（小生）您道一家儿享荣华，是那桩，都只是长春子的担当。道您肮脏世界隔天堂，特兀的咱同来下降。您休认仙家道理不寻常，左右是人家的比方。则要您为臣的忠与良，为子的孝着爹与娘，为夫的柔与刚，为妇的端与庄，为兄的和与光。能者纳祉与祥，不能者罹灾与殃。[4]

这里单本明确地说自己写作《蕉帕记》的目的是要让人严格遵循封建五伦十义的伦理道德要求，做到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顺，兄友弟恭，朋友诚信。由于五伦十义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最核心部分，因此只要五伦和谐就必然会形成教化大行、天下安宁的局面，而遵守五伦十义的人也能因此获得福祉与吉祥。而不能遵守、违背伦理道德者自然就会受到处罚，灾难临头。

【春云怨】堪嗟世事，但罄竹南山，无从屈指。文官爱钱，武官爱命，空自百年养士。虏骑纵横，满朝震恐，天下无一人义士。克剥民脂，奸蒙圣听，今古皆如此。若读《鸳鸯绦》院本，要识尽忠尽孝，劝惩俱至。广智、广谋、张小二，造意设机，图财致命。奈世上，于今半是张氏两眸，杨生一第，天公分定焉尔。[5]

作者对文官只知作奸犯科，剥削百姓，中饱私囊的丑恶嘴脸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也对武官爱命，从而不能抵御外敌入侵的懦弱无能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由此出发，作者直接点明《鸳鸯绦》的创作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戏曲教化来改变这种腐败、堕落的现实，教育人们尽忠尽孝，向善惩恶，从而出现“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理想太平社会。

如果说《鸳鸯绦》是从君臣父子的忠孝角度进行教化，那么李渔的《凰求凤》则把教化的对象放在了追求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男女身上，体现的是夫妇的伦理道德要求。它要求男女在选择配偶时，必须严格遵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决不可为满足自己的邪淫之心，亵渎他人妻女，从而做出干犯名教，自毁或败坏他人名节的丑恶行为。

【余文】淫邪有报今方信，妻妾外莫生别衅，做一部不道学的传奇劝化人。[6]

结合作者及其朋友、后人对名教爱情剧创作宗旨的论述，可知此类剧本尽管存在反封建的积极因素，但却没能从根本上走出封建教化的范围，所以将有助教化作为其根本特征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