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欧美与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

马可·波罗改变了中世纪乃至当代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其影响无比深远。自14世纪《寰宇记》（即《马可·波罗游记》）付梓以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马可·波罗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然而，马可·波罗及《寰宇记》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即马可·波罗学则是19世纪以来的事。西方学者以此为平台，大家辈出且成果斐然。例如，著名的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1820—1889）、英国学者穆尔（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2]和法国东方学者考狄埃（Henri Cordier，1849—1925）等。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自晚清映堂居士[3]1874年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的研究已有120 余年的历史了。其中，余世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是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可·波罗研究状况的著述，20世纪80年代前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论作大多收录于此。1988年，余世雄又出版了《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4]，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全面论述马可·波罗的学术著作。该书八章，分别论述了马可·波罗来华的时代背景，旅行中国的始末，《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的元初中国状况、中国历史名城，《游记》的外文版本、中文译著，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以及《游记》的影响。研究马可·波罗的代表人物杨志玖先生将其毕生的研究成果收集在《马可·波罗在中国》[5]一书中出版，成为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扛鼎之作。中西方学界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尽管有先后，但所研究的问题却有诸多相通之处。

第一，有关《游记》真实性的讨论。这是马可·波罗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讨论其他问题的根本前提。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游记》中记载的东方情况基本是准确的，但因有渲染、漏写、误记等失实之处，不少学者对他是否到过中国仍持审慎乃至否定的态度。例如，1965年，德国学者傅海波曾对此提出质疑[6]，但其后来的态度发生转变，并对下面提到的吴芳思（Frances Wood）错误引用他的论文提出批评[7]。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则在《马可·波罗在中国？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8]一文中提出马可·波罗只到过中国北方的观点。1982年4月14日，英国学者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在《泰晤士报·中国增刊》发表了《探险家的足迹》一文，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进行全面否定。他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从那里的波斯或土耳其商人那里得知中国的情况。中国学者王育民等也曾提出过类似质疑。[9]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10]集此前的怀疑与否定论者之大成。

对于怀疑甚至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观点，中国著名学者杨志玖和黄时鉴都曾撰文予以有力的回应。杨先生曾先后发表《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的回答》《马可·波罗与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马可·波罗所记远道节日与刑制》等重要文章[11]，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了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杨先生撰《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12]就马可·波罗是否懂汉语、是否做过扬州总管等问题进行了考辨。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并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和《元代缠足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13]三篇文章专门就吴芳思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三个主要依据，即《游记》中没有提到万里长城、茶和缠足逐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尤其能说明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古代文献史料，是杨志玖先生从《永乐大典》卷19418“站”字韵引《经世大典》站赤中检出的一条珍贵史料：

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圣旨：勿与之！

这是迄今所见唯一可与马可·波罗所记相印证的汉文史料。为此，杨先生写出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他的导师、我国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〇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〇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14]

能够印证《游记》真实性的另一份珍贵史料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主持撰修的《史集》，书中这样记载道：

在阿巴哈耳城中，遇到了火者及一群使者，他们曾奉阿鲁浑汗之命前往合汗处，请求合汗赐予大不鲁罕[哈敦]亲族[中的一个姑娘]，以承袭其位[指大不鲁罕哈敦的王后之位]。他们带来了阔阔真哈敦及其他为帝王们所重视的中国南北方[所产]的珍稀物。合赞汗在那里停驻下来，与阔阔真哈敦结婚。[15]

除了以上两条珍贵的史料外，李宝柱教授在杨志玖先生发现的同书同卷中，又找到了从未被人发现的一条马可·波罗出使伊利汗国的史料：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尚书省定拟廪给司，久馆使臣分例，令通政院、兵部一同分拣起数，行移合属，依例□给。廪给司□八起：一拜八千户子母二人。一阿鲁浑大王下使臣寄住马，奉圣旨赐亡宋宫女朱氲氲等三人，及从者一名；一回回太医也薛哈钦四人；一熬沙糖倒兀等二十七名；一海都大王位下小云赤二人；一蒙古生员三十名……一缅人撒蛮答速等一百四十人。住□：一回回阴阳人阿伦一名；一开硬弓八里弯一名。[16]

据李宝柱分析，阿鲁浑大王的使臣（这里虽然没有具体的名字），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四月二十五日之前，就已经到达元大都，而且还被奉旨赐予了朱氲氲等三名亡宋宫女，外加一名从者，同时都享受寄住期间赐予官马使用的待遇。这三名阿鲁浑的使者必定是马可·波罗记载的阿鲁浑王派遣到元庭的使者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因为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290）离华的三年期间，阿鲁浑大王处并未再派其他使臣来华。这使得王育民教授所说使臣为“大汗”忽必烈所派的观点不攻自破。马可·波罗不可能从当时的官方记载中得知这一信息，也不可能从传闻中得知这一信息，只能是来自亲耳所闻。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马可·波罗的确曾经来华，的确曾经与阿鲁浑的使臣相伴回国。李宝柱教授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分析再次有力佐证了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的真实性。

另外，国外很多学者尽管提出《游记》的某些不实之处，但它没有重大的年代和地理错误，总体上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基本信息是准确的，因此大都承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事实。如英国著名的马可·波罗学者亨利·裕尔著《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事之书》[17]、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注》[18]及其与穆尔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19]，意大利学者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20]都持肯定的观点，澳大利亚蒙古学及元史学家罗依果（Igorde Rachewiltz）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论文中，亦称赞马可·波罗书中记述中国事物之详细而精确，并说“赖有马可·波罗，才有欧洲第一次获得有关远东地区的可靠消息”[21]。美国的柯立夫（F.W.Cleaves）《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22]、约翰·克里奇利（John Critchley）《马可·波罗的书》，对《游记》的F本、作者、马可·波罗时代的作家和《游记》的读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根本上也是对马可·波罗来华持肯定态度。[23]

约翰·拉纳（John Larner）的《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24]、斯蒂芬G.豪（Stephen G.Haw）的《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忽必烈帝国的一个威尼斯人所看到的》[25]等著作都表达了对马可·波罗来华事实的认可。大卫·雅各比（David Jacoby）的论文《马可·波罗、亲属以及游记记载的一些新视角》[26]多角度全方位地使用新研究成果来论证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2013年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中，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书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十分准确的。他就至今被学界忽略的重要课题，即《游记》中对当时元代的货币、食盐以及税收体制等做了大量且详细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没有马可·波罗如此详尽的讲述。这些看起来“冷门”的知识足以说明是他的独家报道。[27]我们应该看马可·波罗记载了什么，而不是看他没有记载什么。现代人不能对古人苛全求备，应抱有同情和理解。

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对该问题的争论必将有利于推进马可·波罗学的研究。目前，虽然有关波罗来华的真实性仍在争论之中，但是，我们认为肯定论者的研究更值得重视，这也是本课题开展深入研究的立足根本和研究基础。

第二，《游记》的版本问题。迄今，《游记》各种版本达200 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抄本和早期刊本有：鲁思蒂谦最初写作使用的中古法、意混合语的F本，因该抄本于1824年由法国地理学会作为《旅行记与回忆录文集》的第一集刊印出版，所以F本又被称为“地理学会本”。FG本，即1865年法国学者颇节（Jean Pierre Guillome Pauthier）汇校的中世纪法国宫廷的五种抄本，译成现代法语，并用东方史料进行注解，出版《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活》，中文译为《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全书》；后由法裔华籍的沙海昂（Antonie J.H.Charignon）为其增加了元史史料并出版了新法语译本。冯承钧先生将这个本子翻译并增补，1935年出版，定名为《马可波罗行纪》。亨利·裕尔根据颇节和意大利地理学家剌木学（Giovani Battista Ramusio，1458—1557）的注本，用了更为丰富的东方史料补订完善，于1871年以“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事之书”为名出版。后法国考狄埃为其增加了一卷注释和附录，于1920年再次重印，成为19世纪博学的不朽巨著。较古老的有托斯堪纳语的T本、意大利威尼斯方言的 V 本，波罗纳多明我修士皮皮诺（Francis Pipino of Bologna，1270—1328）将其翻译成拉丁语的P本；1559年意大利地理学家剌木学修订的意大利译本即 R 本。据很多学者推测，剌木学很有可能接触过《游记》的原稿，因此 R 本价值很高。

还有一部重要的古代抄本是18世纪的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才拉达（Francesco Xaverio de Zelada，1717—1801）拥有的1470年左右出版的拉丁文本。1938年，英国学者穆尔和法国学者伯希和根据此本，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即被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以最古老的书名命名）。这是迄今最完整、最权威的本子。伯希和曾花费巨大心血为《游记》做注，以《马可·波罗注》为名出版，此书征引详备，多为学者重视。中国有关《游记》的汉文译本大致有7种，蒙文译本有2种，最早的中文译著是1913年魏易翻译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当时名气颇大，但有不少错误。[28]张星烺译的《马哥孛罗游记》[29]、李季译的《马可·波罗游记》[30]、上文提到的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纪》[31]等。其中较为权威的译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冯承钧翻译的沙海昂注本，较新的是党宝海对其新的注解[32]，使其得到进一步完善。

总体看来，对于《游记》基本文献的翻译与整理工作，中国学界尚有很多工作要做。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完备的中译本问世。最近得知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在着手组织国内外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游记》版本的校订和整理工作，以期国内最权威的版本在未来的几年面世，这将是学界一大喜事。

第三，有关马可·波罗身份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曾出现过法国学者颇节主张的“枢密副使”说，认为马可·波罗即阿合马事件中元世祖任命讨伐叛乱者的枢密副使孛罗，亨利·裕尔、张星烺从之。但《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117《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只是“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罢了。伯希和与冯承钧也反对此说。“扬州总管说”，映堂居士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中说，博罗玛格“曾为扬州总管”，这是在我国提出扬州总管说的第一人。屠寄在所著《蒙兀儿史记·马可保罗传》中也用这种说法。冯承钧在译本序言中亦持其说。张星烺先生译亨利·裕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时称马可·波罗为“扬州宣慰使”。[33]迄今均被晚近学者的研究所否定。蔡美彪提出了较具创新的观点。他认为，马可·波罗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从事商业的经历，并多次奉命出使，是元朝常见的“斡脱”商人。[34]另据李治安的研究，马可·波罗并非正式使臣，而是斡脱商人兼宫廷侍从。[35]上述观点的陈述反映了学界对马可·波罗身份的学术探索的基本走向。

第四，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程和所经重点城市。该问题主要涉及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云南、杭州、两都和其他地区。陈得芝分别就马可·波罗出使云南、奉使扬州与杭州，以及出使印度与离开中国三个部分，考察了他奉使的真实性。[36]石坚军利用裕尔、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与元史相对照，对马可·波罗旅行云南（认为马可·波罗出使云南时间应为1281—1282年）、孟加拉（认为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孟加拉，只是道听途说了此地）以及上都的旅行路线进行了考证。[37]杭州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重点记载城市。向达的《元代马哥孛罗所见之杭州》[38]对杭州大火、街道等考证甚详，是早期研究的代表作；鲍志成《马可·波罗与天城》[39]则是系统考察马可·波罗杭州之行的著作。在2010年11月杭州召开的“元代杭州研究论坛”上，黄时鉴利用欧洲古地图，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对西方人300 多年制图史观念的影响。600 多年前古地图上有西湖，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杭州篇幅占1/15。从13、14世纪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在蒙古人向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的武力拓展而形成的世界新格局中，尤其是在海洋体系里，杭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的一个中心。[40]

方国瑜与林超民合著的《〈马可·波罗行记〉 云南史地丛考》[41]独辟蹊径，以翔实的材料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云南与东南亚，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张宁《〈马可·波罗《游记》〉 中的元大都》对马可·波罗所记述的大都城址、宫阙与苑囿、交通贸易、居民风俗和宗教信仰做了详尽的研究。蔡美彪《马可·波罗归途记事析疑》[42]一文，对《游记》中有关归途记事的真伪问题做了辨析，包括马可归途身份、阔阔真公主和“蛮子国王的女儿”、马可在波斯及奉使英法辨伪等。显然，上述研究涉及广泛，各有侧重，对我们开展综合性研究大有裨益。

第五，对《游记》中所记相关时间和语言、地名的考证。杨志玖的《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读柯立夫教授的 〈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43]对马可·波罗离华和到达波斯的时间做了考证。他认为马可·波罗一行离华的时间是1291年初，到达波斯的时间为1293年2月间。彭海的《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44]认定马可·波罗在当地的滞留时间应在1282年到1285年。余志群的《马可·波罗行迹扬州方志考》[45]在《扬州府志》和《[康熙]扬州府志》中找到了马可·波罗曾在扬州为官的事实，并提出“火者”是马可·波罗的职官名。黄时鉴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46]一文中对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离开中国、抵达波斯等几个重要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蔡美彪的《马可·波罗所记阿合马事件中的Cenchu Vanchu》[47]一文中引用汉文记载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对照，认为是千户、万户的对音。另外，邵循正在《历史与语言——附论 〈马可·波罗游记〉 的史料价值》[48]一文中对《游记》中的语言及相关问题做了研究，对澄清学者的误解及推动研究的深入多有帮助。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49]有些教皇、大汗以及传教士的珍贵书信和《游记》的资料。前辈学者与年轻学者的考订精审，为我们深入探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在其他领域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游记》中的宗教问题，包括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甚至是藏传佛教等。龙达瑞的《〈马可·波罗游记〉 中所涉及的宗教问题研究》[50]对《游记》中描写的儒释道三教的记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2000年8月16—20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及香港教育学院共同举办的“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在会议上，刘迎胜教授的《关于马薛里吉思》[51]一文认为马可所述马薛里吉思老家薛迷思贤的教堂及所见镇江之聂斯脱里寺与同期汉籍相吻合；邱树森教授的《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穆斯林》研究了马可笔下的伊斯兰教，马可对阿合马事件及赛典赤家族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回回人”政治地位之一斑；日本学者乙坂智子的《马可·波罗书中所述藏传佛教》以考察喇嘛教僧人法事及“神迹”为主题，认为喇嘛教可依靠法事，通过显示大汗周围的“神迹”以表现其神秘伟大，是儒学外的一种来自非汉族文化的统治工具。[52]

由以上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真实性、身份、相关行程、地名人名考释等问题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前辈学者的研究多是参照马可·波罗书的记述与中国史料印证，借此考证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宗教以及风土民情等状况。这些研究多属实证的、微观的研究，而较少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如马可·波罗来华正处于成吉思汗开创的“全球化”肇始的历史大背景，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游记》对中世纪东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作用，东西方人员及文化的互动交往，西方对东方形象的塑造等，因而仍有借助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必要。这些也是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西方学术界出现一些立意新、观念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开阔了思路。中国部分学者在逐渐克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等同于认识、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的问题，研究中国“自我”的同时，不再陷入“他人等于地狱”的境地。如周宁编著《契丹传奇——中国的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53]和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54]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的实际有真实的一面，也有难免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者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

目前，部分西方学者也已将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将视野扩展到观念和认知领域之中。例如，约翰·拉纳的著作《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55]认为，马可·波罗肯定到过“契丹”（北中国）和杭州，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描述则是依靠后来的拼凑和修补而成的。他和合著者鲁思蒂谦夸大了他在蒙古朝廷的地位和南方中国的游历，他很可能只是一个小官，或许是盐业部门的管理者。他是从蒙古人的视角和观念来写游记的，持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该书重点强调《游记》在地理大发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对于西方人观念的影响。托马斯·阿尔森（Thomas Allsen）在对约翰·拉纳《马可·波罗的文化世界》[56]的书评中，提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是以一个蒙古人的“视角”来观察元帝国。他对那个时代的东方记述反映了一个复杂的、两个或三个维度的文化世界。而引起这么多文化碰撞的元帝国自身是一个由欧洲人航海探险带来碰撞的前奏和刺激。吴芳思的《中国的魅力：从马可·波罗到巴拉德》[57]指出，马可·波罗结合事实和虚构，建构了一幅异地情调的浪漫图像。阿卡巴里、苏珊·康克林主编的《马可·波罗与东西之间的遭遇》[58]论文集是2002年加拿大多伦多“马可·波罗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的成果，展示了当今西方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马可·波罗与其经历传奇、中世纪与近当代对马可·波罗的接受和马可·波罗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影响。此书以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所带来的东西方交流与碰撞为主题，探讨当今东西方不应采取二元对立的视角，而应采用马可·波罗时代文化碰撞时的“双目”观察（binocular vision）。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等编写的《意大利与中国》[59]展开了这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国家两千余年交往的历史画卷，马可·波罗时代的部分列为一章。尽管它以拉丁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为主，但因时间跨度很大，都是“对那些较为突出和最有趣的事例加以叙述”，因而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马可·波罗时代的中意文化交流的全貌。在前无资鉴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尽力挖掘原始资料、考古文物，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将其做得扎实饱满、丰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