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旅陇诗人研究
陇右地区既是炎黄文化的故土，又是周秦民族的发祥地，有着灿烂的远古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陇右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兴盛。东汉时期，陇右地区已出现王符、秦嘉、徐淑、赵壹等著名文士。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诗人傅玄、阴铿也在诗歌形式变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唐代是陇右文学的鼎盛期，李益、权德舆、牛僧孺、王仁裕、牛峤、牛希济、梁肃、李翱、李公佐等是陇右作家中的佼佼者。盛唐时期，随着唐王朝的国力强盛，不断向外开疆拓土，许多文士也投笔从戎，远登陇首和塞外地区，如王维、高适、王昌龄、岑参等。也有一些诗人曾漫游苦旅，辗转陇上，如杜甫、李商隐等。他们亲身经历了陇右大地奇异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成为中国古代边塞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陇右”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区，与现在甘肃省所辖地域略有不同。秦朝建立后，甘肃境内设陇西、北地两郡。西汉初年，沿袭秦制，甘肃除了原来的陇西、北地两郡之外，汉武帝时又设立了敦煌、武威、张掖、酒泉这河西四郡。唐初对州、郡、县加以改革，全国共设10道。甘肃属陇右道，辖境“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1]。包括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地区。元朝建立后，始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甘肃行中书省辖黄河以西七路二州。明代设立布政使司，陕西布政使司所辖地区包括今陕西全境、甘肃嘉峪关以东各地、宁夏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大部、青海湖以东部分。清朝康熙年间设甘肃布政使司，移驻兰州，辖今甘肃、宁夏全境及新疆、青海部分地区。光绪十年（1884）分出新疆。1929年，民国政府又从甘肃分出青海和宁夏两省区。由此可见，清代甘肃布政使司所辖地区与唐代陇右道基本一致，包括现在甘肃全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部分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我们探讨清代旅陇诗人，也主要指曾经仕宦、从军、漫游、流放、讲学于这些地区的外省籍诗人。
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丝绸之路也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从陆路变为海路。陇右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和土地的过度开垦也不再富饶，生态环境逐渐变得恶劣，再加上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陇右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而南方很多地区以前是蛮荒之地，经过几百年的开垦和发展之后，不但自然环境有了极大改善，经济和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明代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曾云：
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蹙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2]
明清时期，南方士人大多把陇右地区视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愚昧闭塞的边关塞外，他们将为官陇右视为畏途，朝廷也将一些所谓“罪臣”贬谪到陇右。例如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解缙曾被贬河州，著名政治家郭登、岳正、杨继盛等也曾被贬陇右。清朝乾隆年间，随着新疆地区的进一步统一，朝廷的贬官大多流放新疆。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昀因包庇亲家卢见曾而触怒乾隆皇帝，被贬往新疆伊犁赎罪。嘉庆年间，著名诗人洪亮吉因上书批评朝政，也被嘉庆帝贬官伊犁。著名诗人祁韵士在嘉庆年间因宝泉局库亏铜案发，被牵连治罪，遣戍伊犁。著名地理学家徐松因奸人陷害，也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流放伊犁。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正直的官员如林则徐、邓廷祯、张荫桓、裴景福等也被贬往新疆。
清代也有许多外地士人为了立功边疆或者漫游塞外，曾经涉足陇右。例如阎尔梅、李渔、梁份、李楷、王文治、杨鸾、周京、谭嗣同、宋伯鲁等曾漫游河陇；李念慈、查嗣瑮、杨揆、王曾翼、左宗棠、萧雄、施补华等曾从军塞外。而清代任职陇右的外省籍诗人更是指不胜屈，著名者有蒋薫、许珌、宋琬、牛运震、王文治、阎介年、毕沅、杨芳灿、姚颐、顾光旭、董平章、唐仲冕、童槐、祁韵士、董琴虞、祁寯藻、许承尧、俞明震等。他们都写下了许多各具风采、脍炙人口的陇右作品，为陇右文学增光添彩。
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学界对古代陇右诗人的研究较为冷漠，而对于外省籍著名旅陇诗人，也大多将目光集聚在王维、岑参、杜甫、李商隐等唐代著名诗人身上，对于清代许多著名的旅陇诗人及其作品，研究文章更是寥寥无几。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李鼎文先生撰写了《许孙荃歌咏凉州的诗篇》《洪亮吉的〈凉州城南与天山别放歌〉》《谈俞明震的〈宿凉州〉诗》等论文，深入讨论了这几位著名诗人的凉州诗作，开启了明清时期旅陇诗人研究的先河。后来王秉钧先生等出版了《历代咏陇诗选》，也曾选录了宋琬、许孙荃、汪漋、谭嗣同、许承尧等许多旅陇诗人的陇上诗作。龚喜平先生《甘肃历代文学作品与历代咏陇篇章简论》一文以宏通的视角深入论述了甘肃历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和历代旅陇诗人及其咏陇诗作，进一步引发了学界探讨历代旅陇诗人的兴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清代的旅陇诗人，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如谭湘《俞明震在台湾和在甘肃》、李家训《裴景福及其〈河海昆仑录〉》、陈冠英等《清风良吏、桂冠诗人——宋琬生平事迹考述》、朱瑜章《李渔河西之行及其诗作考释》、梁芬《许承尧生平与学术概述》等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明清时期许多旅陇诗人的生平事迹、陇上游踪、陇上创作及诗文成就等，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他们的陇上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以前的研究中，对于清代外省籍旅陇诗人的研究还仅限于个别诗人和个别作品的解读，虽然对于我们准确了解诗人生平和创作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尚付阙如，对于他们在陇右的仕宦、交游、创作心态、创作新变等还没有系统研究。本书将在这些方面全面开拓，从地域文化学、文化心理学、文艺生态学等角度切入，对清代旅陇诗人进行深入研究，对他们的陇右经历、创作心态、文化特征、风格变化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探讨，为古代文学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旅居陇右的外省籍著名诗人及其文学创作，以及他们的陇上行踪及创作新变，兼及源远流长的陇右文化和奇异独特的陇右山川对旅陇诗人的影响。因此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一是分析清代旅居陇右的外省籍著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他们的陇上行踪及交游情况。二是运用文化心理学和文艺生态学理论，深入研究清代旅陇诗人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新变。三是运用文化地理学理论，多角度阐释清代旅陇诗人的创作新变与诗人的本土文化、陇右文化的内在联系，探索地域文化的交融对旅陇诗人创作的内在影响。由此可以形成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清代旅陇诗人的独特人生经历与陇上游踪
有清一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远处西北的陇右地区被许多人看作落后闭塞的蛮荒之地，许多外地士人将出仕或行旅陇右看作人生畏途。很多人都是因为贬官或者流放才来到陇原大地，因此他们的陇右之行包含了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如洪亮吉、林则徐、张荫桓、裴景福等先后因为得罪朝廷或者触怒权奸而被贬往西北，他们在谪居或行经陇右之时，一方面为含冤受屈、流放边塞而心怀忧愤；另一方面也为陇右丰厚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和质朴的民情所激发，写下了许多珍贵的纪实之篇，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
（二）清代旅陇诗人的创作心态
唐代的旅陇诗人，大多是因为从军边塞或者出使西域，或者游幕陇首，他们都对国家的强盛和自身的理想充满无比的自信，其作品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清代的许多旅陇诗人却因朝政黑暗而贬官西北，即使那些正常调任陇右的官员，也怀着一种不情愿的心态来到陇右，因此他们的创作也带有一种忧愁和抑郁的情绪，而陇右山川的苦寒荒凉以及文化教育的落后也让他们心情悲凉。但是很多诗人还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改善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又用无限欣喜的心情将其变化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另外，明末清初，许多外地遗民诗人曾经亲登陇首，考察陇右的地理形势，希望有所作为，尤以梁份、阎尔梅为代表，他们的创作不但有亡国的痛苦，也有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在清代旅陇诗人中别具品格。
（三）旅陇诗人的陇上创作与清代边塞诗的繁荣
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尤其在盛唐时期，随着许多文士的从军边塞，抒写边塞风光和战斗生活的边塞诗空前繁荣，而关于陇右地区的边塞诗作也层出不穷，成为中国边塞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清代，随着许多官员贬官西北，任职陇右，还有许多文士漫游塞上，涉足陇首，也留下了许多歌咏陇右的边塞诗歌。另外，清代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西北地区战事不断，许多旅陇诗人如杨揆、杨芳灿、牛运震等曾经亲身经历过战斗，他们曾经用诗笔记录了当时激烈的战斗生活。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沿海一带，战乱频仍，许多爱国志士如林则徐、邓廷祯、张荫桓、裴景福等曾被贬往新疆，途经陇首，他们在陇右也留下了许多反映国家战乱的爱国诗篇。这些优秀的篇章正是清代陇右边塞诗歌的杰作。
（四）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旅陇诗人创作的新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自然形势、文化传统和人情风俗多有不同，《诗经》有十五国风，不同地区的诗歌风格迥然不同。但是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不同地方的文化也在加速交流和融和，王国维先生就曾认为《楚辞》是南北文化融合的成功典范。清代许多外地诗人来到陇右以后，首先带来了其本土文化，他们也不断地受陇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他们的创作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并存的风格特征。这也是清代值得重视的一个文化现象。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首先运用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文艺生态学的批评方法，分析清代旅陇诗人的生平经历、创作特色、地域风格、创作心态与审美情趣等问题，切入角度不同，认识自然有异。其次，宏观研究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先从宏观层面总体把握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以及陇右文化与旅陇诗人的诗歌创作、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然后从微观层面以个案为考察对象具体探讨陇右经历对诗人心态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使宏观的理论概括趋于系统化，认识更为全面透彻。再次，文史互证法。本书的研究既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意义，因此，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非常切合本书的研究。最后，文献考辨和实际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与旅陇诗人相关的书籍资料较多，与其密切联系的民间传说和金石文字亦复不少，通过实际考察搜集相关的民间传说和金石文字，与文本资料互相印证，能解决许多学术难题。
研究陇右古代文学，进而关注历代外省籍旅陇诗人，对于弘扬本土文化，探讨本地文化和文学的古今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通过外省籍诗人的陇上诗作，还可以看到祖国各地不同的文化渊源以及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祖国各地的文化特征、教育状况、文学观念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近年来一直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最近中央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见国家对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对陇右地区拥有的得天独厚又无限广阔的地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研究清代外省籍著名旅陇诗人的创作，尤其通过外省籍旅陇诗人的创作进一步分析陇右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成果可以为各级政府了解陇右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便利，为他们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为把西北地区建设成繁荣富强、文明开放的现代化社会做出贡献。
二 清代旅陇诗人与陇右文化的繁荣
随着外地许多著名文士任职陇右、从军塞外、漫游河陇，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在陇右恪尽职守，发展生产，而且兴办学校，提倡教育，促进了陇右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
（一） 清代旅陇诗人积极兴建书院
古代书院是培养士人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国家的人才储备库，更是文化兴盛的标志。陇右地区的书院在宋元时期不太发达，明代有了一定的发展，清代陇右书院一度兴盛。据陈尚敏考证，清代甘肃有书院103所，其中有10所为重建、重修前代书院，新建书院有93所之多。[3]清代甘肃书院的兴盛有许多客观原因，一是清王朝“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清王朝建立之后，对儒家文化特别重视，也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笼络人才，因此特别重视各地书院的建设，许多书院都是地方大吏倡导建立。例如甘肃著名的兰山书院就是雍正年间甘肃巡抚许容奉旨建立。在兰山书院的带动下，各府州县书院亦蓬勃发展，秦维岳《建修五泉书院碑记》云：“雍正年间，命各省城设立书院，甘肃兰山书院因建焉，自是府州县俱仿行之。”[4]二是旅陇诗人看到陇右文化教育的落后，希望通过书院的建设改善教育状况。乾隆年间，牛运震在秦安任知县之时，捐俸设陇川书院。其《创置书院详文》云：“秦邑地处边陲，俗安荒陋。权文公风华已邈，谁扬丝纶之篇；胡中丞雅韵空存，莫续鸟鼠之集。亦有聪明之子，庸师误而口耳徒烦；非无隽颖之才，古法闇而体裁更紊……卑职偶值公馀，进兹士类。搴南郡之绛帐，敷演缥缃；聚郑国之青衿，研求钦镂。殳除草昧，明示轨途。庄诵六经，阐圣贤之窍奥；备陈诸史，观古今之纷繁。李杜诗篇，韩欧文字，莫不条加指示，缕为敷陈。”[5]杨芳灿在任伏羌知县和灵州知州之时，也重新修建了朱圉书院和奎文书院。他在《示朱圉书院诸生》中说：“西郛旧讲席，规模具堂库。……后起赖有人，前徽尚堪企。教督吾所司，颓废谁之耻。况际隆平时，文治越前轨。风骚崇雅正，词章戒淫靡。……伫见春风中，粲粲盈桃李。宛转陈苦词，非同束湿使。敬矣青云客，勉旃天下士。”[6]在这些旅陇官员和当地士绅的资助下，陇右建立了许多著名书院，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光绪九年（1883），总督谭钟麟、学政陆廷黻在省会兰州建立求古书院，和兰山书院成为甘肃著名的省级大书院，成为全省士子肄业之处。兰山、求古两书院成为全省书院的龙头，陕甘分闱后，历次乡试中式者中，两书院几占其半。甘肃乡试定额40名，两书院每隔三年将会产生将近20名举人。左宗棠奉调陕甘总督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鼓励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据不完全统计，左氏在任期间，先后新建书院15所，原有书院在兵事中毁去的，或年久失修废置的，此刻也先后修复，共计18所。
（二） 清代旅陇诗人大力提倡教育
外地诗人来到陇右之后，他们特别热心陇右的教育工作，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宋琬来到陇右之后，他觉得要彻底改变这里贫困落后的面貌，还要促进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当然在那时的最佳方式就是兴办学校，鼓励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他在《西雍校士录序》中曾回顾了历史上秦、陇大地涌现的杰出人才，也慨叹清初由于战乱和灾荒，陇右大地文化榛芜的现实，希望朋友秦才管（字尾仙）借主持陕西乡试的机会，鼓扬风雅，提携后生，为秦陇大地培养出国家有用的人才。宋琬自己也兼任陇右学政，注意提携后进，培养人才。他的门下聚集了许多卓有才华的陇右后学，如兰州李嘉木、秦安胡汝荐、陇西何永昭、秦州张惠之、冯虞卿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诗艺，钻研学问，其乐融融。陇右各地纷纷建立书院之后，还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任山长，让陇右士人读书向学的风气非常浓厚。牛运震创修陇川书院之后，秦安学风翕然一变，而且在乡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秦安县已行过地方事宜禀各宪文》云：“到任后，设立书院。延请名师，资助膏火，时加考课。又择其资性敏异，有志向学者，吴墱、胡鏊、路植亭、张绍谱等十余人，处之内署，面加提名，亲定甲乙，比年以来，文艺精进，幽异英矫，颇称不凡。去年陕西甲子乡试，吴墱、路植亭二人，连中高等，一县诸生徒更知鼓舞。”[7]清末民初陇右学者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正编》曾云：“故官（牛运震）宰秦安时，兵燹之馀，人文弇陋。秦安又僻处万山中，士不知书，近二十年无登乡榜者。故官首葺学宫，创立陇川书院于县署东侧，奖提后进。七年之中，英俊翘楚腾声誉，掇科名，骎骎乎人文之盛，称‘陇右邹鲁’。所造就若吴进士墱，胡贡士釴，孝廉路植亭、张辉谱、张梦熊，类皆邃于左学，穿插经史，出入秦汉；或蔚为文章，发为德业，卓然一时，名声半天下……”[8]可见牛运震对秦安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兰山书院曾经聘请著名学者浙江胡烍，江苏盛元珍，山东牛运震，陕西孙景烈、刘绍攽，山西祁韵士以及本省籍著名学者吴镇、张美如、吴可读、张澍、秦维岳等先后任山长，陇右士子负笈从游，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诗人。牛运震主讲兰山书院之时，甘、凉、陕之士俱来从学，书院人才济济，风雅超迈前代。牛运震《皋兰书院同学录序》云：“皇帝乾隆十四年，余自平番罢官，主书院讲政。维时，从游肄业者，七十又四人。其第：则选贡诸生，及应童子试者。其籍：则东至空同，西极流沙，凡八府、三州之人士咸在焉。其年：则少者自成童以上，长者年拟其师也。”[9]其弟子中不乏英隽之士，而孙俌、赵思清、吴镇、刘楷、宋绍仁、江为式、江得符等最为著名。《皋兰县志》对牛运震为甘肃的文化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曾有过中肯的评价：“兰山书院，甘肃全省之书院也。设在皋兰，故以兰山名。自初设至今，所延院长凡十余人，率皆名宿。其最著者……滋阳牛运震……肄业成诸科名者，指不胜屈。而文行并著，亦复有人。”[10]
杨芳灿重修朱圉书院之后，曾邀请表兄顾斆愉任讲席，修建奎文书院之后，又邀请郭楷、李华春等任山长，促进了甘谷、银川等地的文化教育发展。求古书院的历任山长也大多为当时陇上名宿：王作枢，同治甲戌（1874）翰林。赵文源，光绪庚辰（1880）进士。刘永亨，光绪丁丑（1877）翰林。刘光祖，光绪丙戌（1886）进士。著名学者、教育家刘尔炘为其学生。俞明震在辛亥年五月到甘肃任后，面对甘陇“民生朴啬，憔悴山林；陶穴以居，汲泉而饮”的生活情态，“公愀然不怡，穆然深思。绸缪兴学，颁布科条……自夏徂秋，勤劳夙夜”[11]。韩定山在《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一文中记述了一则有关俞明震的趣事：
存古学堂成立不久，浙江俞恪士（明震）先生来做甘肃提学使，俞先生是海内知名的学者，也是主张立宪，接近革命的人物。到甘肃来，很想做一番事业。有一天他召集省垣职教人员讲话，谈到了读经问题。他说：科举废了，学生需要学习科学，死板地读经实在没有必要，尤其小学儿童，他是才出土的幼芽，要他们学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岂不是太难。将来旧式的读经，尤其是小学的读经，必得改变。这一席话传到刘先生的耳朵内，认为这是离经叛道，是对存古二字的侮辱，立地张贴出大幅招帖，邀请兰州教育界人士到左公祠听讲。届时刘先生登台讲话，大大反对废经不读，揎拳抵掌，声色俱厉……刘先生这一讲演弄得俞恪士啼笑皆非。后来俞先生另开了一次会，做了柔和的解答。不久天水张育生先生到兰，又做了调处，并选印了一部分俞先生所写的明儒学案评，刘先生看到他们在学术上有相同的见解，才把肝火平静下来 [12]。
韩定山的文章记载的这则趣事，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俞明震、刘尔炘两人严谨的学术品格和处事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俞明震较为开明的教育思想。
（三） 清代旅陇诗人重修或修建了许多陇右名贤祠堂和文化古迹，促进了陇右文化的繁荣
宋琬任陇右兵备道之时，曾经多次拜祭成县杜甫草堂，并和知县欧阳碱重修草堂，他还作了《祭杜少陵草堂文》。顺治十二年（1655），宋琬集兰州肃王府《淳化阁帖》，陕西碑林中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以及与二王笔法相同的晋字，精选杜甫陇右诗六十首，请兰州擅长钩摹之技的张正言、张正心合而刻之，是为著名的《秦州杜诗石刻》，诗妙字妙，谓之“二妙”，又称“二绝”。次年工程完工，碑立玉泉观李杜祠即大雅堂，另外复制《秦州杂诗》部分立巡道公署。宋琬还写了《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后》记述其事，其中写道：
夫陇山以西，天下之僻壤也。山川荒陋，冠盖罕臻，荐绅之士，自非官于其地者，莫不信宿而去，驱其车惟恐不速。自先生客秦以来，而后风俗景物，每每见于篇什。今世之相去又千有余祀矣，地经屡震，陵谷变迁，诗所载隗嚣宫、南郭寺、东柯、盐井之地，秦父老犹能言之。及问以西枝、寒峡、石龛、铁堂诸胜，则茫然不能举其处，盖其刬削磨减于荆榛也久矣。爰构一亭，列石于其壁，庶使后人之来此者，按籍而知遗迹之所在。即不必来此，而西州风土一展卷而知在仇池、二陇间，犹读之《秦风》而览《车辚》《板屋》之章，宁仅怀古卧游之助云尔哉？是区区之意也夫。[13]
宋琬倾心血做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一方面为了纪念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另一方面也为陇右大地增色，增加这里的文化积淀。牛运震任徽县知县的时候，重修了徽县杜工部祠及吴将军庙，并置祀田，以奖励忠义，匡正风俗。其《栗亭川杜工部祠堂记》云：“乾隆六年运震摄符是邑，按部之暇，控骖栗亭，穆然子美之高风，肃造堂室。瞻拜遗像，葺其缭垣，置守祠二户，并购田十亩，以供春秋享祀之事。”[14]其《徽县寄兖郡亲友书》亦云：“吴将军，杜拾遗祀田，以此修置，必徽之人劝进于古义，靡然于响仁义之事，殆亦风俗之一助也。”[15]杨芳灿任灵州知州之时，曾奉命和张汝骧分途勘察甘肃境内之古长城，遍经固原、花马池、宁州、平番诸地，详细查看了甘肃各地古长城遗迹存留情况，并绘图以献朝廷。杨芳灿还写了《长城考》一书，是研究甘肃古代长城的珍贵资料。
清代许多旅陇诗人在陇右的时候，除了留下大量的咏陇诗作之外，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洪亮吉被贬新疆，行经陇右之时，一路上有许多陇右士人向他索求墨宝，洪亮吉挥毫泼墨，曾经给肃州知州李景玉，士人徐应鹏，举人王储英、韩成宪等人书写篆字柱帖十余幅。林则徐途经兰州之时，受到了兰州官吏士绅的热情接待，许多人向他索求书法作品，他来者不拒，为兰州士人写了许多对联、匾额、扇面。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初五日，林则徐“自辰至酉，手不停挥，而笔墨事仍未能了”，初六夜，“复补书各处纸幅，终夕未寝”（《林则徐日记》）[16]。兰州民间至今多藏有他的书法作品，视若拱璧。他还为雄踞金城关之上的金山寺，题写“绥靖边陲”匾额，为名山胜水增色不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谭嗣同曾随父谭继洵居住甘肃布政使署，布政使署有后花园曾名望园、若己有园，谭继洵到任后整修一新，题名“憩园”，园中亭台楼阁相连，鱼池花木，盛极一时。谭嗣同在读书练武之余，常常流连其中，触景生情，题写联语，吟诗描绘，留下了不少名句佳作。题“四照厅”云：“人影镜中，被一片花光围住；霜花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题“天香厅”云：“鸠妇雨添二月翠，鼠姑风裹一亭香”；题“夕佳楼”云：“夕阳山色横危槛，夜雨河声上小楼”[17]。这些名联佳句也为陇上园林增色不少，成为诗坛佳话。
综上所述，清代外省籍著名诗人来到陇右之后，一方面积极修建书院，兴办教育；另一方面歌咏陇右山水，弘扬陇右文化，不但改变了陇右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而且促进了陇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陇右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人们珍视。
[1]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页。
[2]归允肃：《归宫詹集》卷二，清光绪刊本。
[3]陈尚敏：《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4]升允：《甘肃新通志》卷三五五，《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3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5]牛运震：《牛空山先生文集》卷五，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六年（1801）校本。
[6]杨绪容、靳建明点校：《杨芳灿集·诗钞》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7]牛运震：《牛空山先生文集·宦稿》卷十二，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六年（1801）校本。
[8]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
[9]牛运震：《牛空山先生文集》卷四，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六年（1801）校本。
[10]张国常：《皋兰县志》，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11]陈诗《觚庵诗跋》，俞明震著，马亚中点校：《觚庵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12]《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2页。
[13]宋琬著，辛鸿义、赵家斌点校：《宋琬全集·重刻安雅堂文集》卷二，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73页。
[14]牛运震：《牛空山先生文集》卷五，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六年校本。
[15]牛运震：《牛空山先生文集》卷一，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六年校本。
[16]《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5页。
[17]谭嗣同：《石菊隐庐笔识》思篇四十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