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与雷纳尔关于“美洲退化”的例外

王晓德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美洲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想象之中，大洋彼岸的大陆充满着令欧洲人无限遐想的异国情调。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以来，欧洲人对美洲的了解主要局限于从新大陆返回到欧洲的冒险家、传教士和观光客等撰写的各类文字。他们的描述多为自己所亲历或目睹耳闻，对欧洲人认识一个真实的美洲比较有参照价值，但他们无疑是站在欧洲文明的立场上来描述美洲的风土人情以及生存环境的，难免把想象夹杂于其中，借此展现出新大陆与旧世界在很多方面具有本质差异与不同，对美洲自然环境和当地人生活方式的赞美也不乏其人。他们的描述多是提供与欧洲有所区别的异域风情，给欧洲人想象美洲留下很大的空间。启蒙运动弘扬“理性”与“科学”，旨在把人们从中世纪的“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是新时代在人类文明地平线上即将冉冉升起的意识形态先声，反映出欧洲文明在迎接新时代到来时远远走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前。这是欧洲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欧洲人固有的优越感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致使“欧洲中心主义”在学界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尚未走出“野蛮”状态的美洲成为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一面镜子。在要求更为公正之新制度产生的呼声中，美洲被一些思想家借用来谴责专制主义在海外之“邪恶”行为的对象。法国学者纪尧姆-托马·雷纳尔神父（Guillaume-Thomas Raynal）1770年出版了《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以下简称《哲学与政治史》），这两种倾向在这部多卷本的著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新大陆的“低劣”既映衬出旧世界的“开明”，满足了欧洲人的文化优越心态，又不可避免地扮演了雷纳尔抨击殖民主义在海外之罪恶的“角色”，让读者对专制制度产生痛恨与抵制情绪。这部著作以法文在荷兰出版之后，即刻在欧洲学术界掀起波澜，不久便被翻译为多种欧洲国家文字出版发行，历经数十年而不衰，几乎每年都有再版和修订版，至于盗版的数量，根本无法统计。《哲学与政治史》对雷纳尔生活之时代欧洲人形成美洲观的影响，很少有论著与之相比。一部学术著作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一方面说明其对美洲的描述与时代的主流思潮相吻合，自然会博得读者的青睐；另一方面却表明在欧洲学界称得上研究美洲的名副其实专家并不是很多。这无疑给《哲学与政治史》“独领风骚”很多年提供了条件，同时成就了雷纳尔在欧美学术界的大名。美国学者达拉斯·欧文认为，就对法国舆论的影响而言，雷纳尔“应该与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齐名或在他们之上”。[1]欧文谈的是启蒙运动期间的情景，这种情景在雷纳尔去世之后很快风光不再。这位曾经在学界风靡一时的名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被后世所遗忘。雷纳尔以《哲学与政治史》遐迩著闻，最终却因这部著作为世人所遗弃。就国内学术界而言，研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直是“热点”之一，但对雷纳尔思想的研究为空白，就连提到雷纳尔之名的相关研究也不多见。对于这种缺憾，本文力图探讨其思想的一个侧面来加以弥补。

从总体上讲，雷纳尔对美洲持否定态度。这是美国革命爆发之前欧洲学界研究美洲的主旋律，追根溯源还是学者们无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设置的樊篱，他们总是用“高高在上”的优越眼光看待非欧洲世界的发展。“美洲退化”便是在这种氛围之下产生的一种贬低新大陆的理论，在当时引起很多欧洲学者的共鸣。雷纳尔开始涉足美洲研究时，这种理论已得到著名博物学家布丰伯爵的系统阐释，荷兰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德波将之进一步发挥。他们对美洲的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大加贬损，对塑造欧洲人的美洲观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雷纳尔全面接受了“美洲退化论”，把这种论说贯穿于《哲学与政治史》之中，似乎以更具说服力的事例来表明恶劣的气候与潮湿的地面等因素是导致新大陆动植物和人发生退化的主要原因。雷纳尔以“退化论”解释美洲各个方面之“低劣”多是拾人牙慧，缺乏原创性。他的“贡献”主要不是在布丰和德波等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深入，而是让更多的欧洲人以为美洲之“退化”乃是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加强了他们脑海中的美洲负面形象。已故的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希恩认为，雷纳尔神父“是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充分利用了其他人的思想，让布丰和德波的主张广为人知”。[2]这种评价不失为卓见。美国革命爆发之后，雷纳尔的美洲观虽无发生根本改变，但却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对美洲本质的认识。美国革命是一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导致与专制完全对立之共和制度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与雷纳尔撰写这本书的主旨不谋而合，自然让他对此前形成的美洲观进行深刻反省。

一些学者批评雷纳尔的美洲观不能自圆其说，对美洲描述的错误漏洞甚多。[3]他们的指责主要是针对雷纳尔对美洲退化的阐释。其实，前后不一致恰恰反映出雷纳尔的一种矛盾心态。雷纳尔无疑赞成布丰爵士构架的“美国退化”体系，又接受了德波关于欧洲移民后裔在相同自然环境之下势必发生退化的观点。这一点在《哲学与政治史》第一版中体现得比较明显。雷纳尔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学者，这部在学界与社会反响很大的著作出版之后，他不断地进行修订，根据局势的变化予以增删。美国学者萨蒙认为，1774年雷纳尔对《哲学与政治史》“进行了较大修订，将其篇幅扩大了近1000页，把某些章节移到新位置，增加了最后一篇第19篇，以把总体结论集中论述。1780年版包括一些新章节，删除了一些章节。关于英属北美的部分重新进行安排，这样第18篇成为对美国革命原因和进展的最新描述”。[4]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雷纳尔不会改变他对美洲退化的总体看法，但在论及北美欧洲移民后裔退化时却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即使对他们身体机能发生退化予以描述，几乎无恶语相加，让读者明显感到还是与土著印第安人的退化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美国革命让雷纳尔颠覆了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后裔的看法，如何描述他们与退化之间的关系，大概令雷纳尔颇费周折。如果他们发生退化，那如何解释由他们发起抵制殖民主义与建立一种更为公平之制度的这场革命呢？如果他们没有发生退化，那岂不是瓦解了《哲学与政治史》构架之学说的基础吗？雷纳尔不会彻底否定他对欧洲移民后裔发生退化的看法，但显然把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移民后裔视为例外，这一点已经在对革命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描述中部分体现出来。美国历史学家纪尧姆·安萨特的研究表明，在雷纳尔看来，“盎格鲁美洲人的殖民事业”证明是“一个完全的例外”。他也注意到雷纳尔在1780年版中“并未从根本上修改美洲退化之说，这样就难免在论述美国时破绽百出，前后矛盾了”。[5]安萨特所言为事实，这是雷纳尔难以摆脱的一个研究“困境”。其实，雷纳尔在修订时也是力求前后一致，尽量不让读者感到他的退化之说突然发生改变。这种考虑在他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描述中表现出来，希望有一个缓和的过渡。国外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很少考虑到这只是雷纳尔为随后论述这个新国家的一种铺垫。这样，雷纳尔谈及美国革命过程，多是就事论事，赞扬的语言居多，不仅看不到退化之语，而且还把扭转美洲退化趋势的使命寄托在这些“盎格鲁美国人”的身上。雷纳尔的美国观是其认识美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他在美国革命之前形成之美洲观的逻辑延伸，很大程度是这种把美洲视为“低劣”之观念的例外或悖逆。美国革命造就了这个脱胎于旧制度的新国家建立，这个过程改变了很多欧洲人对美洲的认识，导致他们重新审视此前形成的美洲观，不过要他们彻底抛弃对美洲或美国的偏见，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同样反映在雷纳尔的思想中，在其美国观里明显体现出来。